劳动超越资本可能吗
——哈特和奈格里的一种解答
彭小伟
摘 要 ：与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之路径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开辟出一条以“共同性”为体征的生命政治路径，设计出了以另类现代性为导向的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即为了打败现代性并且超越反现代性，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考察劳动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何以自主创造共同财富，进而实现对资本的超越。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的伦理计划是“可行的”，其可行的标志是“新的人性”之诞生，那么，其政治计划则是“可能的”，其可能的前提是“民主社会”的达成。然而，这一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资本主义何时终结仍然充满着悬疑，而资本的狂欢已然拉开了序幕。因此，探索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仍然在路上。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深入发掘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
关键词 ：生命政治劳动 资本 共同性 哈特 奈格里 马克思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类本质，是人的自由意志外化的过程，也是人区别于他物的基本特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的这种特质被剥夺了。随着新兴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自由自觉的劳动与人类渐行渐远。在资本的控制下，劳动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自由自觉的本色，取而代之的是奴役、侮辱和压迫。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雇佣工人，其劳动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雇主，工人沦为了资本的奴隶。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忍受痛苦。工人沦为只剩下劳动力的一具肉体，且此一仅存的劳动力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雇佣工人沦为机器。因此，如何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恢复劳动的人的类本质，构成了本文的问题域。对此，我们尝试从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中去寻找答案。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资本主义体系主要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构成，其中，劳动可以分为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奈格里将其称为“生命政治劳动”，以区别于物质劳动，尽管其自身也包含物质劳动)。如果说资本是维系资本主义正常运行的“逻格斯”(logos)，那么，劳动则是冲破资本运行逻辑的“努斯”(nous)；进一步地，如果说作为逻格斯的物质劳动已经被资本所牢牢掌控、成为维护资本逻辑的“卫士”，那么，非物质劳动则是劳动唯一的努斯维度，是反抗资本的“革命者”。在此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以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作为超越资本逻辑的突破口，是非常有创见的。据此，他们提出了独具创建的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序言第2-3页。 与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之路径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开辟一条以共同性为体征的生命政治路径，设计了以另类现代性为导向的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即为了打败现代性并且超越反现代性，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考察劳动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何以自主创造共同财富，进而实现对资本的超越。
2.3.2 密度对红花经济收益的影响 从种植密度来看，种植密度（x）与利润（y）呈二次抛物线相关，将种植密度（x）作为自变量，利润（y）作为因变量，其回归方程为y=-1 306.5x2+24 108x-75 804，R2=0.993 5。对回归方程求偏导并令其为零，得到获最大利润的种植密度为9.2万株/hm2，此时的利润为35 406元/hm2。
一、从抽象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
黑格尔最早使用了“抽象劳动”的概念。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注]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0页。 由于劳动分工的产生和机器化大生产的应用，雇佣工人的劳动由原来的手工技艺逐渐转变为无聊的重复的单一劳动，劳动越来越抽象化。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抽象劳动是指丧失了技艺的雇佣工人的劳动。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使用了“抽象劳动”的概念，它是与价值相对应的。马克思说：“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是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而存在的。以使用价值为结果的劳动属于具体劳动。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则属于特殊的抽象劳动，这种劳动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属于无差别的一般劳动，它只有量的差别，却无质的区分。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划分，马克思以抽象劳动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假象，使得看似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还原为对立的、矛盾状态之中。劳动作为活的主体何以摆脱资本的控制、进而还原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吗？换言之，劳动何以超越资本？是马克思要解决的理论难题。
对此，马克思采取了一种“釜底抽薪”的解决方式。在他看来，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魔鬼”，而作为“魔术师”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无法驾驭由自身创造出来的“魔鬼”了。因此，要想瓦解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必须从资本入手。而产生资本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因而解决的方式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但是，在一些人看来，“现代人无法采用，至少短时期内无法采用马克思的这种解决方式。因为采用了这种解决方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放弃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这是现代社会所无法接受的。”[注] 王庆丰：《资本的界限——现代社会的合理行边界》，《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 面对这一困境，哈特和奈格里开辟了一条新的解决路径，即从自治主义的视角创制出一种新劳动范式——非物质劳动。
由于腐化的空间既腐化共同性，又滋生共同性，所以出走的空间路径只能是在三者之间选择最小的恶。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将出走的重心放在了腐化的对象之上，亦即选择与腐化主体相对应的四条出走路径：一是从债务人中出走。颠覆现有的债务关系，推翻由金融或货币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构建由社会关联为建基的全新的社会关系。二是从被媒介的人中出走。人们主动拒绝媒介，远离媒介，以一种营地生活(encampment)的方式进行交往，建立新的网络关系。通过自主学习不断生产新的知识，从而产生新的真理。三是从被监控的人中出走。对此，出走的方式是使自己“变得不可见”，这并非逃往另一个空旷的地方，并非彻底消失，而是人们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因为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关系，其强大是建基于被控制者对这种权力关系的接受和恐惧。因此，“只有当认清了自己的能力之后，你才可能真正地拒绝或逃逸。那些生活在监控权力重压下的人往往把自己当成是毫无力量的侏儒，他们浪费了其身上所拥有的强大的力量。”所以，出走的方式就是使自己变得不可见，只有这样才能拒绝监控，从监控中逃离。四是从被代表人中出走。这一出走的前提是建立在前述三种出走条件成熟的基础之上的。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当金融债务关系被转变为真正的社会关联，当单一者在生产体系中真正地相互作用起来，当对安全的欲望不再与恐惧相连，也就是说，当上述三种主体形式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具备民主行动能力的主体也就会开始出现。”[注] 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岛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也就是说，一旦生命政治劳动关系确立，拒绝代表制的生命政治主体也相应地生成了，他们已经具备了民主行动的能力，拥有足够的力量从被代表的人中出走。这就是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计划。
如果说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活动(包括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那么哈特和奈格里所界定的非物质劳动则是一种生产智力、语言和情感等具有生命权力的劳动。他们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中首次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智能化的情感性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劳动、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注] M.Hardt and A.Negri,Empire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10.。在随后出版的著作《帝国》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融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活动，二是生产具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性功能的符号和文化产品(包括生产思想、规范、语言、形象等)的非物质劳动，三是涉及情感的生产和控制的情感经济或服务业。”[注] M.Hardt and A.Negri,Empire ,Cambridge:Hard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93.在此，哈特和奈格里对这一概念的称谓表示不满意，认为也许将其称之为“生命政治劳动”更符合他们的本意，因为这一概念意指的是既生产物质产品又生产社会关系甚至社会生活本身。最终，他们在《诸众》中将非物质劳动的类型精炼为两种：“一是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景像及其他产品的‘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另一是‘情感劳动’。”[注] M.Hardt and A.Negri,Empire ,Cambridge:Hard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93.
与传统的商品生产不同，生命政治劳动不是为主体生产客体，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哈特和奈格里指出：“作为一个最高主权权威，生命权力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强行推行自己的规定与秩序。而生命政治生产则内在于社会之中，并通过劳动的合作形式创生着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注]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94.生命政治劳动不仅是生产物质的劳动，更是生产非物质的劳动。其中，身体的生产尤为突出。这是生命政治劳动的主体性维度，即在反抗资本的过程中确认自身、生产自身，也是生命政治背景下劳动技术构成的第一个趋势。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过程中非物质生产(生命政治生产)处于霸气地位或主导地位，物质性商品的生产越来越依赖于非物质因素。社会经济正在转变，作为不变资本的生命体成为转变的核心，而生命形式的生产也成为附加值的基础。
就腐化的对象而言，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共同性被资本腐化为四种主体形式，即债务人(the indebted)、被媒介化的人(the mediatized)、被监控的人(the securitized)和被代表的人(the represented)。债务人形式主要是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发生较大的转变，即由原来劳动生产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即利润剥削)转向表面上看似更为“合理的”租金剥削，利润强力变为租金强力，其表现形式是地租、房贷和分期付款等。他们指出：“被债务所困扰绝非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它能使生活充满负罪感。渐渐地，对那些不拥有足以享受生活的手段的人来说，活动及创造的愉悦会转变为噩梦。生活被卖给了它的敌人。”[注] 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岛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这就是被腐化了的债务人的形象描述。所谓被媒介化的人，是指当今社会中无聊的信息铺天盖地，从而扼杀了人们建构有用信息的创造力。人们被动地接收大量的无用信息，从而削弱了自由思想的能力。“人们越是沉溺于网络上铺天盖地、良莠不齐的信息，这些网络信息的自身能量就会越大，它们控制或左右你思想的能力也就会越大。”因此，过剩的媒介信息使得行动主体碎片化，在此环境中生活的主体便成了被媒介化的人；被监控的人是指时刻身处监控状态之下，一旦离开监控则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不仅是一个被监控的客体，还是施行监控的主体。而且，我们不仅对监控的权力产生恐惧，也对未知的威胁感到恐惧，哈特和奈格里称这种恐惧为“普遍性社会恐惧”(a generalized)。换言之，“所有的被监控者都处于对时刻监视着自己的他人及统治权力的双重恐惧之中。”[注] 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岛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这是被监控的人之显著特征。而所谓被代表人，哈特和奈格里将其理解为主体维度上顺从和腐败的集中体现。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金钱及财富的作用，人们已经无法真正联系起来并建构出一种组织，来支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运动。这不仅表现在只有富人才能进入被选举者的行列，被选举出来的代理人也往往会进一步使自己变富，而且，选举出来的代理人还会通过控制媒体来建构出所谓的政治正当性。”[注] 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岛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代表者由于媒介的作用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理解力，从而使得被代表者无法获得真正参与政治行动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并非制度执行力的问题，而是制度自身存在的先天缺陷，即把控制者与被控制者、执权者与大众隔离开来。
因此，与生命权力相反，生命政治具有“事件”的特征，即作为生命政治事件，自由主体“从外部而来”的反抗扰乱了权力的规范系统，破坏了现有的秩序。同时，这种反抗所创生的断裂在新主体的生产中获得构建。因为，一方面，事件具有创造性。言语(la parole)作为事件，介入并扰乱了语言(la langue)，在扩充了后者的同时使其成为一种语言创造。在生命政治语境下，“言语超越语言的创造性扰乱成为事件的特征，而这个事件，通过生命规范与形式的积累，以及主体化的力量，介入主体性领域，实现了新的主体性的生产。”由事件的创造性所产生的断裂是创生真理标准的源泉。另一方面，事件还具有奇异性。它“由强力意志所驱使，证明了永恒的真理性；事件，以及激发事件的主体性，构建了历史，并赋予历史以意义，这就取代了将历史视为由确定原因所决定的线性进步进程的观点”[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译序第6页，第36页，第38页。 。与福柯从事件的内部出发强调自由与权力的关联不同，哈特和奈格里更加强调的是自由从事件的外部对权力的颠倒，他们将生命的生产视为对权力的反抗、创生和自由的行动。因此，生命政治劳动直接地表现为对资本控制的拒绝、反抗和超越。
对于“生命政治劳动”这一概念，学界争议较大。肖恩·塞耶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正确地指认了后工业社会中劳动形式发生的彻底变化，但是，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还是“生命政治劳动”，其所提出的新劳动范式的范畴在理解社会变化中并未提供多少帮助。因为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注] 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与塞耶斯相同，齐泽克也认为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并无新意，未能超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他们误解了马克思，对马克思的分析未能作出正确的理解。[注] 罗岗：《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如果说塞耶斯和齐泽克等人的批判对于《帝国》是有效的，那么这一批判相对于《大同世界》而言则完全失效了。因为在《大同世界》中，“哈特和奈格里创造性地借用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提出了‘生命政治劳动的技术构成’概念——谁在生产、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生产，这涉及生产的主客体以及生产方式。”[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译序第6页，第36页，第38页。 在他们看来，在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劳动的形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非物质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劳动力成为劳动主力军；流动性的劳动力日益增多。最终，“社会关系的生产”取代了“物质商品的生产”，成了生命政治生产的重心，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界消失了。因此，在生命政治的背景下，劳动戴上了“政治性”的枷锁，成为资本奴役的对象。
此外，生命政治劳动还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亦即生命政治背景下劳动技术构成的另外两个趋势。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生命政治劳动新背景下，马克思所关注的两个“时间分化”开始消解，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分化越来越模糊。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变成了共时关系；同样地，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相重合。劳动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日益模糊，劳动的技术构成出现了女性化趋势：女性在雇佣劳动市场上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无法明确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已然失效。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我们不能再通过时间的可计量单位去衡量资本的增殖及其占有，而应该关注“看似例外于线性时间性的同时性”。与之前资本与劳动的非对称、非共时的时间性(资本主义的时间性植根于当下，而无产阶级的时间性则指向未来)不同，生命政治劳动与资本处于同一个时间领域之中。因此，“今天我们已不能再将革命视为处于未来的、与我们相分离的事件，革命必须立足当下，这是一种‘逾越性’的当下，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包含了未来。革命运动与资本主义控制处于同样的时间领域中，其既处于后者之内又与后者相对抗的位置通过出走行动而得以体现，为诸众对抗资本主义统治的例外性提供了逾越性的生产力。”[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PC机上还可以提供比智能手机丰富的控制功能和更人性化的人机界面，通过Internet访问农产品服务器上的视频信息：一方面可以实时监控农产品长势与营养需求，提供及时决策；另一方面可供农业专家系统对自然灾害防御，农作物病虫害分析，农产品后期可视化溯源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生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厂或某一独立场所，而是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因此，生命政治劳动的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都市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首要场所。由于移民的压力，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劳工移民的女性比例不断提高，劳动的“女性化”特征愈加明显，种族偏见和冲突日益凸显，加上资本强加于生命政治劳动之上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生命政治劳动的空间维度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在没有边界的不稳定的劳动世界中，传统的领导大众的先锋代表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呈“扁平状”的劳动主体性网络。因此，出于维护秩序及统治的需要，资本必须重构社会劳动的空间维度，重建层次分明的社会等级，从而保持劳动力的贫穷和不稳定。
但是，当穷人以及被剥削者想要夺回大都市的时间和空间时，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就激化了。是劳动摆脱资本，自行组织生产、创造共同财富，还是资本重构等级关系、转换剥削模式、继续维持资本的运行逻辑？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对“劳动共同性”的争夺。
但是，面对生命政治背景下劳动有机构成的变化，资本也相应地转变了其剥削劳动的模式。与其说是剥削，不如说是剥夺。后者与前者的不同在于资本置身事外，亦即资本由原来的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模式转变为更为隐蔽的在生产过程之外对劳动力及其劳动产品的剥夺。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基础进行剥夺，使劳动者深陷劳动共同性之可能性的贫困、劳动时间的贫困以及劳动空间的贫困之中。首先，资本对生命政治劳动的非物质因素私有化，例如教育、文化、艺术等，资本试图牢牢地支配着这些非物质因素，使其在资本的逻辑内运行；其次，资本将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和生活时间的边界模糊化，休息时离不开工作，生活中免不了工作。工作时间包括了休息和生活时间，劳动者身处全天工作(待命)状态；最后，资本的自由性及流动性使得劳动者的流动充满了限制和风险，劳动者因为不稳定的就业岗位而变得更加难以组织，劳动者呈现出碎片化和单向度化，从而导致劳动对资本的反抗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 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成果进行剥夺，例如劳动产品、劳动技术、生产专利等，资本以价值的形式使其私有化。因此，劳动共同性在这一私有化的进程中被腐化了。
二、劳动共同性，对资本的一种超越
共同性是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它主要有双重内涵：一是涉及物质世界的共同财富，例如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整个自然界等；二是涉及与劳动直接相关的动态的对象，既包括劳动产品又包括未来的生产资料，例如共享的地球、语言和社会习俗等。其中，对共同性的第二重内涵即劳动共同性的理解，是理解资本对生命政治劳动剥削新形式的关键。
就腐化的场所而言，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通过管控和占有等对共同性进行私有化，从而形成了腐化共同性的三个关键机构：家庭、企业和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首先，家庭是性别规范的机器，它通过强加的家长等级制和性别规范腐化了共同性，使得尝试另类性别表达的意愿受到压制甚至惩罚。其表面上虚假的家族观念必然催生极端的自恋感和个人主义。家庭对私有财产的积累和转移也严重腐化了共同性。其次，与家庭的腐化相似，企业中的协作关系也建基于严格的等级制，使得尝试逃脱家庭腐化的人们误闯进了企业“敞开的怀抱”，依然身处强力的控制之下。人们在家庭和企业之间游离，只是在此两者之间选择“较小的恶”，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社会空间。最后，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与家庭和企业一样，在极权主义国家之中，共同性也必须屈服于等级制的各种制约，使得许多可能性受到排斥。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家庭、企业和国家是腐化共同性的关键机构，同时也是滋生共同性的核心机构，因为腐化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滋生，就像自由与权力的共存状况一样。
在水利普查档案工作开展前，要熟悉和掌握一般档案工作方法，尊重档案学的普遍规律。认真分析水利普查的任务和目标，熟悉档案普查的工作流程，了解普查的工作方法与资料获取的手段，根据普查工作不同阶段采取不同工作方式，结合水利工作的自然、社会和工程特点，在关键点与关键环节上与普查人员紧密配合协调，争取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中采用走出去的方式不断改进档案工作，以适应水利普查对档案工作的要求。
然而，基于资本对劳动所施加的强权，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表现出先天的“不妥协”，劳动共同性对资本也进行着生命式的反抗。这正是哈特和奈格里所强调的“自由的公理”，即“权力只能施加在自由主体之上，因此这些主体的造反并非后于权力，而是先于权力，是他们的自由表达；作为行使自由的造反不仅先于权力，而且预示了权力在作出回应时所采取的形式”[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第86页，第87页，第112页。 。在生命政治生产语境下，资本生产的空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工厂不再是生产的主要场所，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工人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远远不够了，要冲破资本的逻辑，只能通过生命政治劳动来完成。“我们所关注的是宪定秩序的断裂，这种断裂因为生产者对生产关系的拒绝以及对推翻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的组织而产生。事实上，构成我们著作首要起点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传统将革命过程理解为主要发生在经济生产领域内的行动。今天，甚至对想要忠于这些传统的那些人来说，革命行动的视角也要放在更大的视野内来进行理解，即生命政治的视角。”[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第86页，第87页，第112页。 这是生命政治劳动的理性视角，同时也是其超越资本的前提。
生命政治理性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理性服务于生命；二是技术服务于生态；三是资本服务于共同性。对此，哈特和奈格里颠倒了这三个任务的顺序，从而发现了劳动共同性超越资本的路径，即“只有对共同产品进行社会性占有，才可能有经济增殖；只有共同性筹划直接控制技术，生活世界及自然环境的再生产才有其可能；只有服务于诸众的共同自由，理性才能作为共同性制度的一种机制进行运作。”[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第134页，第167页。 在他们看来，只有如此，劳动才能摆脱资本的控制，自行创造出共有财富，进而实现对资本的超越。对此，他们进行了“战略性探索”，即结合社会学的超然视角和政治性目的考察工人的条件及关系；施行非政治行动的但却完全介入社会共同结构的伦理实践；借鉴福柯的“装置机制”将共同性的集体性生产理解为对劳动与资本力量关系的一种介入，从而颠覆资本的主导权力，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在此意义上，“知识的战略性生产直接意味着主体性的另类生存模式。装置的机制不仅从知识过程延伸到了主体性的生产，向共同性的构成开放，同时也内在于历史和生命，并且参与到使前两者革命化的过程中去。生命政治理性就通过装置和共同性之间的某种本体论呼应而得到定义。”[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第86页，第87页，第112页。 如此一来，在伦理实践的意义上，劳动超越资本得以可能。
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并未停留于伦理计划上的实践，他们进一步从政治计划的视角探索了生命政治劳动超越资本的路径——“出走(exodus)”。所谓出走，是建立在共同性的基础之上的(即既能进入共同性，亦能利用共同性)，“是通过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过程。因此，出走不是拒绝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而是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在他们看来，出走并非消极的“逃离”，而是一种“黑奴逃亡(maroonage)”。后者是集体主动摆脱强力的控制，并建构起自治的共同体，即“逃奴堡(quilombo)”。与黑奴逃亡不同的是，出走并非必然走向别处，而是“可以寻找一种逃逸路线，同时停留在原地，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模式”。[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第86页，第87页，第112页。 之所以选择出走，是因为劳动共同性被资本所腐化，主要体现在资本对劳动场所和劳动主体的腐化。
对此，哈特和奈格里用了两个寓言来阐释共同性的腐化和生产的区别。其中，蜜蜂采蜜与花朵授粉所昭示的爱是静止的、腐化的。表面看来，蜜蜂与花朵的联姻是天作之合，双方在“合作”中各取所需、成全了对方，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正如资本与劳动的合作一样)。但是，尽管蜜蜂生产了蜂蜜，花朵生产了果实，但是，这只是同一性的重复，因为蜜蜂的授粉有着明确的“动机”和“利益”。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同一性和统一化阻碍了共同性的创生。相反，黄蜂与兰花之爱则彰显了共同性的生产。当黄蜂从一朵兰花飞到另一朵兰花时，授粉就在这种“准交配”中完成了。与蜜蜂不同的是，黄蜂的行为是完全出于欲望，纯粹是为了乐子，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强迫它去“授粉”。它也不生产任何东西，如果说有，那就是生产其自身。这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所寻求的“真爱”(亦即共同性)，这种爱基于主体性的生产和奇异性的相遇。因为，“兰花并没有像植物学家所说的那样模仿黄蜂或者试图去欺骗它。兰花是生成-黄蜂(成为黄蜂的性器官)，黄蜂是生成-兰花(成为兰花再生产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相遇和交往的核心就在于这两种生成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组合，一个黄蜂-兰花机器。”[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第134页，第167页。 尽管黄蜂和兰花不像蜜蜂和花朵一样生产蜂蜜和果实，他们只创造了快感和美感，属于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和审美主义者，但是，“黄蜂和兰花的互动并不一定要生产有形的商品，而我们要关注的乃是非物质的无形产品。在它们爱的奇异性相遇中，新的组合创生了，其表现为每一种奇异性在共同性中的持续变形。也就是说，黄蜂-兰花之爱是激发生命政治经济的主体性生产的典范。”[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第134页，第167页。 这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所倡导的生命政治劳动的本质，亦即其伦理计划，意在打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劳动共同性是此新人性的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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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柯的生命权力相同，生命政治中的自由主体是在权力的压制下生成的(这种权力通过管理他们的身体、生产能力等而得以运作)，其反抗依附于所对抗的权力。不同的是，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作为权力的他者，反抗是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即既反抗权力，又在寻求摆脱该权力的“自治”。因此，为了区别两种生命权力，他们采纳了“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这对概念。前者是掌控生命的权力，后者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译序第6页，第36页，第38页。 他们认为，生命政治不仅是局部化的生命的生产性力量所产生的感受和语言、自我和他人关系所产生的新的范式，也是新的主体性的创生。这既是反抗，也是去主体化。他们认为，这样既揭示了权力如何围绕着主体而运作，又阐发了另类主体生产的潜能所在，因为自由和反抗是使用权力的前提(在福柯看来，权力只能施加在自由主体身上，因此，这些主体才是自由的)。
合作型学习风格者喜欢和同学一起进行小组或全班活动，在共同学习过程中更容易记住所学内容，而小组活动等则对学习者学习和理解新知识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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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方面，新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要重视培养和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并要将理论知识的传授和生活实践相结合，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小学信息技术教学更加需要学生具备实践操作能力。创新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可以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基础上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对于学生的发展和教学改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他们看来，其政治计划能否实现，亦即超越资本的劳动是否可能，取决于出走能否取得成功。而出走成功的标志在于诸众的形成和民主社会的达成。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如果我们认为诸众已然形成，并且不仅肃清了等级制和现有社会的腐败，还能够管理共同性的杂多性，让他们自由平等地相互协作，简言之，民主社会已然达成，那么，这些也许真的就足够了。果真如此的话，也许摧毁权力结构的起义事件就足够了，压迫枷锁下的完美人类社会就会自动地生长出来。”然而，决定政治计划能否实现的出走真的能够成功吗？答案是不确定的。哈特和奈格里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下的人性还远算不上完美。我们都身陷当下权力形式的身份、等级制和腐化之中，并且也是同谋的一员。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革命不只是释放，也是解放；不只是毁灭事件，也是漫长持久的改造过程，并最终创造出新的人性”[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4页，序言第6页。 。由是观之，哈特和奈格里对其精心策划的政治计划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其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出走能否成功，而这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其计划进行反思：是资本主义走向了终结，还是资本的狂欢？
三、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资本的狂欢？
如果说就哈特和奈格里的伦理计划而言，超越资本的劳动是“可以”实现的，其实现的标志是“新的人性”之形成，那么，就其政治计划而言，超越资本的劳动是“可能”实现的，其实现的标志为“民主社会”的达成。换言之，与其伦理计划不同，其政治计划仅存在实现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实践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其计划本身就存在缺憾，未能对当下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作周详的考量。
首先，“剥夺剥夺者”何以可能？换言之，私有财产何以通过来源于社会的租金获得作为市民社会财富的剩余价值？生命政治劳动以何种方式生产出共有财富？如果仅仅停留于“号召式”的革命宣传而未能使之付诸实践，那么民主社会的达成将永远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迈出了这一步，克服虚无主义现象学并且开启诸众的生产性与创造性进程。正是这些进程将我们的世界革命化，并建构一个诸众共享的大同世界。我们不仅要阐发事件，也要引火燎原。”[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4页，序言第6页。 尽管哈特和奈格里表明了自身的立场及奋斗目标，但是，其政治计划难以避免“折衷主义”的嫌疑，甚至让人觉得其计划是在重走黑格尔的老路，而这却是马克思早已扬弃的路径。“当黑格尔以斯密式的财富积累来论证国家超越市民社会的合理性时，不过是以‘折衷主义’的方式将‘共同财富’通过地产转移到虚假普遍性的地主阶级手中。正是对地产的批判和对工业的认知，推动马克思走出了古典哲学的‘共有财富’幻像，走向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注] 周嘉昕：《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共有财富〉争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对此，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未能进行很好的说明，或其理论在此方面未能令人信服。尤其在革命斗争方面，其所谓的扁平的革命斗争方式，即他们倡导的平行开展种族斗争、性别斗争与阶级斗争，实在令人生疑。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就历史经验而言，相对于种族斗争和性别斗争，阶级斗争具有不可置疑的优先性。据此，如何处理这种不对等的斗争方式，无疑对其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其次，生产与生活的边界能否消除？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分际何在？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由于资本的剥削方式发生了转变，使得劳动者身陷“时间贫困”之中，原来的生活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分界已经模糊化。劳动者处于全天(待命)生产状态，因此，对于劳动者而言，生产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就是生产。对于哈特和奈格里而言，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存在着劳动范式和交往范式的对立。为了克服这一对立，他们直接将交往与生产相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是指从事着物质生产的个人之间以及执行着一定经济功能的社会或国家之间所进行的物质交往，因而生产和交往之间是相互联接的；而哈特和奈格里的交往是不具有社会性的孤立个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进行的交往，然而，这种交往的现实性是一个令人生疑的问题。”[注] 周洪军：《生命政治：以个体生命为对象的政治形态》，《哲学研究》2014年第10期。 同时，他们忽视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别，仅仅从具体劳动的视角去探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对此，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观之，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抽象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具体劳动并不创造价值。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立足抽象劳动分析基础之上的劳动价值论，而仅仅关注具体劳动，具体说来，……哈特和奈格里则是从非物质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现代形式入手，讨论具体劳动展开的‘共同性’及其创造‘共有财富’世界的可能。但是，具体劳动并不创造价值，也自然构不成剥削、统治的主要场域”[注] 孙亮：《创造“共有财富”世界的前提与重塑生产劳动的逻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由此可见，哈特和奈格里模糊了生产与生活、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别，而这一区别，是分析资本与劳动之关联的前提。这也使得生命政治劳动的概念容易产生模糊化的理解，从而成为人们冲击其生命政治理论的有效窗口。
最后，作为生命政治的劳动何以掌控或共享作为抽象权力的金融资本？与传统的资本形态不同，金融资本具有更为抽象的权力，其增殖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由传统的货币-商品-货币( G—W—G′)转变为货币-货币(G—G′)。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金融资本，可以不依赖于实体经济而实现自身的增殖。当下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由“信息技术革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共同构成，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表现形式，表现出三大发展趋势：“第一，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第二，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金融资本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物化关系放大到了极致，从而也把‘资本拜物教’放大到了极致。第三，金融资本越来越独立化和抽象化。当代金融业不少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众多的金融衍生品使金融资本的自身独立增殖成为可能。同时，金融资本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信息化的行业，这也使得货币的炒作表现为符号或数字的游戏。”[注] 王庆丰：《金融资本批判——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当代效应及其逻辑理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对于当下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生命政治劳动在实现对资本的超越之后，是自行创造共有财富与金融资本保持“平行发展”的轨迹，还是与金融资本共同发展，共享财富？对此，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未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面对种种质疑，哈特和奈格的辩护非常巧妙：“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凭借我们的出离式抵抗是否可能导向对统治权力的颠覆，但我们依然要不断地出离，不断地抵抗和拒绝。这样一来，最起码在事实层面已经没有证据来检验他们观点的可靠性了：即使最终毫无效果，也不能证明其观点是错的。而在理论逻辑层面，他们早已明示了其观点的建构性，而非逻辑决定性或描述性，因此，没有什么逻辑上的把柄能够揭示其观点的缺陷性。”[注] 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岛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尽管如此，就现实层面而言，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计划还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资本主义何时终结仍然充满着悬疑，而资本的狂欢已然拉开了序幕。因此，探索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仍然在路上。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深入发掘和努力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探索历程中不断吸收多元的和面向事情本身的理论，才能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从而创造出“共有财富”，实现大同！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编号：18ZDA015)。
[收稿日期 ]2019-01-24
[作者简介 ]彭小伟，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 广东梅州 514015
(责任编辑：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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