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使团对太平战事的探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论文,使团论文,幕府论文,日本论文,战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幕末日本对太平天国的关注
太平天国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并使1840年以降西方殖民主义者与清廷的关系发生复杂的格局变化，而且其影响也涉及正处在开国之际的日本。江户幕府密切关注的西邻中国发生的大事变，继鸦片战争之后，便是太平天国与清朝间的战争（简称“太平战事”），这与日本自身的国情大有干系。
幕末日本阶级矛盾尖锐化，文化至天保年间（1804—1843）爆发“百性一揆”（百姓揭竿而起）达320余次，1837 年由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1793—1837年）领导的大阪贫民起义规模最巨，造成强烈社会震撼。（注：1590—1867年间，日本共发生农民暴动2809次，平均每年10.1次，而1861—1867年间，平均每年27.8次，见青木虹二：《百姓一揆的年次研究》，新生社，1960年版，第13—18页。）距此不过十余年，从清国传来太平天国起事消息，日本民间流传，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大盐平八郎养子格之助转世，可见日本人是把日中两国先后发生的民众暴动互相比拟的。
幕末负责财政及海防、外交事务的臣僚川路圣谟（1801—1868）在所著《游艺园随笔》中认为，大盐平八郎起事兵败，与养子格之助一同“焚身自杀”的说法并不可靠，因现场所见估计是大盐父子的尸体，“面部等已烧毁，疑事也”。有关大盐平八郎的终局，日本民间传说纷纭，有渡边华山的大盐登上美国船之说。有大盐乘船去竹岛（日本和朝鲜海域交界处的岛屿，朝鲜称“独岛”），渡海赴朝鲜之说。有秋筱昭足碑文载大盐“避迹欧罗巴”之说。更广泛流传的故事则是，大盐并未去欧洲，而停留在中国内地，一说称大盐在长崎与中国人周云山（后名冯云山）相遇，并和他同渡清国；另一说，洪秀全、冯云山遇“东海伟人”，得其指教，而这“东海伟人”正是大盐平八郎；另外，更有大盐的养子格之助演化为洪秀全的故事。凡此种种，当然是无根之谈，却反映了日本民众对大盐平八郎的怀念，由怀念进而将大盐平八郎起事与太平天国联系在一起，使大盐故事得有续篇。这种英雄死而不亡，变身为新英雄的民间传说，在日本不乏其例，如相传源平之争时勇猛善战的武将源义经（1159—1189）战死后，变身为蒙古天骄成吉思汗（1162—1227），征服中亚和东亚；而大盐平八郎经由义子格之助变身为洪秀全，是变身故事的又一例子。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增田涉（1903—1977）分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民众心态说：
这种对不幸英雄人物的同情与爱惜也使大盐平八郎在大陆上再生，成为席卷中国大陆十五六省的英雄，使其养子格之助登上“天王”之位，组织成英雄变身谈。（注：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既然日本人如此重视太平天国，并将其与日本十多年前发生的民众暴动交织在一起，江户幕府当然要格外留意这场发生在近邻的大规模农民战争。
有关太平天国起事的消息，较早是1852年（清咸丰二年，日本嘉永五年）冬，由“唐风传书”，经长崎奉行呈递到江户幕府的。这一“唐风传书”由两艘唐船的船主（分别为江星畲和杨少棠）提供，其关于太平天国起事的叙述，多影响模糊之词，如称“广西贼匪其首姓朱，余党凌十八等烧香聚众”，内有“谋臣洪大全”、“伪臣洪秀全”等。而所述进军路线为广西—湖南—湖北，则符合实际。这份“唐风传书”又说，“于十一月间唐船开驾之时闻得，湖北紧要地方名汉口，亦径失守，不知的确，然而果然汉口失所，更易蔓延别处”，这一消息也是真实的。（注：《海防续汇议》卷7所收《清国骚乱话》。）总之， 驶抵长崎的中国船只，带来了太平天国起事消息，其间虽然有不确的误传，却毕竟报道了这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基本动向。
另一“风传书”则把太平天国的首领说成是广西省浔州府高（桂）平县木炭商人朱天德，据称，朱为明朝后裔，起事后以“天德”为年号。（注：《续太平年表》嘉永六年条。）类似的说法不断从中国传至日本，一时之间，江户幕府和日本民间都以为，太平天国是一次由“明之皇孙”发动的复明运动，首领为朱姓，主将为洪姓。1853年（嘉永六年）从朝鲜传来北京将要陷落的消息，（注：《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三，引《高丽环杂记》。）这可能与当时太平军北伐，林凤祥（1825—1855）、李开芳（1826—1855）部攻入直隶有关。同年的“和兰风说书”与“别段风说书”载有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北京即将陷落的消息、清朝向朝鲜请求救兵的消息。1854年7 月（嘉永六年六月）编写的《清国骚乱话》则指出北京陷落、咸丰皇帝逃往朝鲜纯系讹言，南京被夺是事实，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胜败未定。这是一种比较准确的报道和推断。1853年2月（安政元年一月）， 时任露使应接挂的川路圣谟访问露舰（俄国军舰）“巴鲁拉达号”，询问北京是否被夺，清帝是否逃亡鞑靼？显然是企图澄清此类传说。
1853年3月（嘉永六年二月）日本“荣力丸”船员文太因海难， 飘流至上海乍浦一带，逗留一年半，1854年8 月（安政元年七月）方返回日本，文太耳闻目睹了太平天国真实情状，学正堀熙明据其谈话，编述《荣力丸漂流记谈》二卷，其中纠正了“朱天德为首”的误说，但仍认为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反清复明，并对清朝的腐败和割地赔款多有批评，又赞扬太平军纪律严明，不施暴政，受到民众欢迎。
概言之，嘉永—安政间传入日本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消息，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日本人更关切双方胜负可能给日本带来何种影响，太平军占领北京是否会引起日本民众的仿效性反应。总之，“明清合战”“于本邦利与不利”，是江户幕府最关心的问题。重视海防的岛津淡路守（1809—1858）于1853年9月（嘉永六年八月）提出， 清国动乱的余波可能到达日本，沿海各处应加强防范。（注：《海防续汇议》卷2，收《岛津侯议》。）
1854年8月（安政元年七月），间断了一年多的中国航船两艘， 再度从上海乍浦来到长崎，一艘名“丰利船”，一艘名“源丰船”，江星畲、杨少棠两船主带来《粤匪大略》一书，立即被长崎奉行递呈江户幕府。该书纠正太平天国是明裔复国的误说，又描述道，太平军攻入南京后，“满洲城杀戮再惨，男妇幼孩不留一人，百姓尚可偷生，高大房屋均为公馆，男人当差，或担水，或扛抬物件，女人关闭一室，虽夫妇不能见一面”（注：转引自《幕末日本人的有关太平天国知识》，《明治文化史论丛》第476页。）。对太平军在南京屠戮满城， 及太平天国辖区的军事共产生活有所表现。文中称太平天国为“贼”、“贼匪”、“逆匪”、“长发贼”、“长毛贼”。经幕府翻刻传播，《粤匪大略》一类站在清廷立场，介绍并评析太平天国的书籍，得以在日本流行，其观点也为日本多数官民接受。 1862 年乘“千岁丸”访沪诸藩士无一例外都对太平天国怀着敌意，其纪行文，均以“长毛贼”称太平天国，认为其“以邪教惑溺愚民，酿成大乱，灾及十省”，表明访沪藩士们在日本国内已经形成明确的太平天国否定观，经上海行，这种观念又得到强化和发展。
如果说，在19世纪40年代，开国前夕的日本，只有幕府执政者和少数知识精英关注鸦片战争，民间对此所知尚少，那么，进至50年代及60年代初，开国的日本社会各阶层都对西邻中国爆发的太平战事发生兴趣，从幕府、诸藩到民间，都搜求太平战事消息，并且已不满足于由中国进口的文献。自1854年（安政元年）以降，日本人编撰出版了一批取材太平天国的“军谈”书刊，如《清明军谈》、《外邦太平记》、《清明合战记》、《云南新话》等等，还不断继续了解太平天国新动向。1862年（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前往清军与太平军交锋前线上海的幕府使节团，理所当然地负有就近观察战争实态，并搜集有关文献材料的使命。
使节团随行的藩士中，某些人（如高杉晋作）此时正酝酿在日本采取具体行动抵御西洋人侵略，并反抗幕府镇压，故希望在上海观战，取得实战经验，因此每闻炮声则欣喜异常。长州藩士高杉晋作6月4日（五月七日）的日记写道：
或云，是当长发贼袭支那之炮声，予乃以为，此言信，则予亦可得观实战，心私喜焉。（注：《游清五录·上海淹留日录》。）
6月7日（五月十日）的日记又写道，听说太平军已到了上海三里外之地，“官人闻之大警，予却喜焉”。（注：《游清五录·上海淹留日录》。）这都是高杉急欲取得真切战争经验的心情流露。他回国后组建奇兵队以抗英，后来又以奇兵队同幕府作战，均与这次上海行的战争体验有一定关系。
隐身为“千岁丸”水手的萨摩藩武士五代友厚也对太平天国战事兴趣浓厚，五代本人没有留下相关文字，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记述了五代私自一人到上海郊区观战的过程。其他如中牟田仓之助、名仓予何人、日比野辉宽、峰洁等藩士也注目太平战事，或实地观操，考察新式枪炮，或向行伍者调查，口问笔录。他们的上海纪行文字中，关于太平战事的比重颇大。
二 搜集太平战事文献
据高杉晋作的《外情探索录》所载，藩士们在上海搜集的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数量可观，计有《金陵癸申摭谈》（张秀民、王会庵编）、《粤匪纪略》（同治本）、《盾鼻随闻录》（苏州汪堃撰，清咸丰九年抄本）等，均为站在清方立场记述太平天国的书刊。此外，还有《天理要论》、《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天命诏旨书》、《资政新编》等太平天国方面的文献。高杉晋作在《外情探索录》中注明，《天理要论》、《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天命诏旨书》、《资政新编》及《盾鼻随闻录》均为“中牟田所写之书”（指中牟田抄写之书）。（注：《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这可能是因为，太平天国文献在清方统治区属于禁书，《盾鼻随闻录》虽是清军随营襄办文案的汪堃所写，但因不实诬词多， 而被两江总督何桂清（1816 —1862）下令毁板。日本藩士们通过特殊渠道觅得这些书市上不易购买的文本，抄写后原书奉还，抄本携回日本。
由于日本自19世纪50年代初即广为搜集太平天国书刊，故来沪藩士们尽力发掘在日本没有见过的材料。涪松藩士名仓予何人7月1日（六月五日）的日记写道：
初五日，天晴，看《粤匪记略》，详记长毛贼起事之所以，及掳掠之形势等。此书当时绝版，此日馆内之唐人张云为余托人取来生柏树，赠余此书，此乃前日余谓吾邦无柏树，故渠为余如此安排也。”（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122、122、189、164 、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名仓在7月2日（六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晡后，徘徊于小东门外诸街坊，过书坊见珍书《金陵癸申摭歌》（此书记述长毛贼形势及广中年中之事）。（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122、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可见藩士们搜求太平天国文献用力之勤。
太平军攻克浙江湖州后，一些太平天国的文告随之传入上海，佐贺藩士纳富介次郎便得到一份，他在纪行文中全文抄录，并记述其过程：
长毛贼攻陷湖州时，张贴告示，清人抄写给我，内容如下：
出示安民事。本师承奉主命，师兵伐暴，志在扫荡贪官污吏，并勿扰害良民。所在当地土匪，乘机抢夺劫奸淫妇女，被累之家许即赴辕申报，立提大兵，剿灭枭首，示众以复地方。尔等居民各案本业，所在恶官蠹役逃匿，隐避善良之家，立即赴辕首命。如果藏匿不报，察出一体同罪，为此示。仰该处军民人等，知悉各邑藏欠之后，惨被贪官勒扰害难延。是以奉主命，一应赋税□（脱银字——引者）粮，全行蠲免。可应在案人犯，概行赦归田野，商贾仍旧往来，店铺不得闭歇。所在土恶势豪，向为不法之徒，速宜改过，着该地方，
仝耆老，到辕所给免究。自示之后，仍为不法，察出重办，其各凛毋违，特示。（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名仓予何人还得见《建天京于金陵论》一文，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镌，名仓说：“是长发中人定京议论”，特录以备考。（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122、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访沪的本藩士们一方面出入书坊，遍访有关太平天国的各类文献，另一方面又广为了解清朝的军政大势，实地考察驻防上海的清军和英法联军的状态，并从有直接见闻的人们那里探询在平战事。
三 侧面访询太平天国情状
访问上海的日本使节团对太平战事的了解是全方位的，虽然他们无法前往太平天国辖区直接考察，却努力地向上海官绅民众作间接探询。
大村藩士峰洁6月15日（五月十八日）记载， 这一天是“太阳日”，休息，大家登陆散步，峰洁与水手五代友厚、商人永井屋喜代助等造访中国商人周兰。周兰告知，有各种新书，明天可以送到船上来，峰洁便问：
现今长毛贼状陈书有之乎？
答曰：无人倣出。英国之新闻纸有毛长话。（注：《船中日录》，《集成》第11卷，第20页。）
可见，在上海市面书坊难以买到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刊，而英国人办的报纸时常刊登关于太平天国的消息，如藩士们从《上海新报》所获不少。
纳富介次郎探听到太平天国的一些情况：
长毛贼起初打着反清复明的名义，但现在完全奉行天主教，以此来让愚民们服从它，不从者诛杀无论。（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纳富还摘录《粤匪纪略》关于东王杨秀清（1820—1856）的经历，并特别详述一个作诗嘲骂杨秀清的书生的故事。（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 168页。）
高杉晋作关于太平天国有一段总体性记述：
长发贼起始于道光二十九年，贼初将杨秀清，杨秀清死为天王代。杨秀清死，贼击贼，致自灭。贼信耶稣者有也。江南元帅曾氏英名。贼徒主英王。（注：《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
所记虽有不确处（如太平天国起事于咸丰元年，此称道光二十九年，但大体属实，尤其是“贼击贼，致自灭”（指“杨韦内乱”）之说，切中要害。
由于太平天国系朱明后裔的传说在日本流行甚广，访沪日本藩士多次询及此点。如高须藩士日比野辉宽问许霍生，太平天国“传闻明末之人，然否？”许霍生的答复十分明确：
本在广西，乃开凿煤山之乡人，非大明朱氏之苗裔。（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122、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日比野还就太平天国将领情况，询问许霍生——
欢成：贼将为何人？
许霍生：忠王、英王。
欢成：其为人何如？
许霍生：忠王乃笑里藏刀，英王如项羽一般拙燥。（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122、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如果抛开语言的侮蔑性，许氏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性格的概括是准确的：忠王足智多谋，英王粗豪勇武。
日比野在与华翼纶交谈时还涉及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
欢成：贼首设神位，祭天惑众，果然乎？
华翼纶：贼首洪秀全广西人，其设神祭天，名称天主。然不过借此以愚众，非若西人之有天主教也。（注：《集成》第1卷，第38、37 、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这位华翼纶，任金匮知县，曾与太平军多次交战，日本藩士当然希望从他那里打听实战情形——
欢成：闻得兄频与贼战。
华翼纶：约有四十余次。
欢成：贼锋强弱如何，且用何等阵法？
华翼纶：贼惟掳良民为兵，并无阵法。弟率乡民，惟以截堵抄包为战。因乡间皆水田桥梁杂出，不能如平原布阵。
……
欢成：兄顷日与贼战，帅乡民若干？
华翼纶：帅乡民七万。
欢成：贼兵约若干？死伤约若干？
华翼纶：贼兵亦有三四万，死伤百余人。（注：《集成》第1 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日本使节团抵达上海的6月2日（五月五日）的前三天，太平军攻克浙北太湖之滨的湖州。这是一场太平军与清军间的重要战役。自1862年1月，李秀成部即围攻湖州，清道员后升布政使衔福建粮储道赵景贤（？—1863）办团守卫。后湖州合围，城内粮尽，赵景贤将兵权授千总熊得胜，熊约降于太平军，5月30日（五月二日）破城，熊降、赵被俘。 湖州距上海不远，又处太湖水系上游，从湖州经太湖、苏州河可直下上海，因此，湖州陷落对上海震动甚巨。峰洁的《船中日录》6月6日（五月九日）写道：
今日闻，南京长毛贼已抵达上海近郊。此前，距上海百余里的湖城被其围攻，昼夜攻打，城主防御失术，守城将士多被打死，现在城已陷落。故长毛势愈盛，向上海攻来。（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122、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日比野辉宽则获悉湖州围城战的一些具体情节：
晡下闻得，当月初，湖城为贼所陷，其时城中鼠雀都被吃尽，一斤肉大钱一千文还无处可买，兵民饿死者数万。城主赵公计穷力尽，遂殉难，之后兵民犹决死守城。贼匪对城中云：“湖地我只以赵公一人为敌，今赵公死，我百姓非敌人，尔等何必相仇抵抗？”后守军城门洞开迎降，未伤杀一人。（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 、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日比野还专门申明，所记皆“近日事”，为《盾笔随闻录》等书所未记载。可见，藩士们除文献外，还尤其注意于最新消息，口碑材料的搜集，其内容虽有不准确处（如赵景贤开城后被俘，次年被杀，而此传说是开城前赵已“殉难”），但关于湖州之役是提供了有价值的细节。
日比野同商人春舲的笔语，则涉及太平天国首都及地方建制——
春舲：现长毛改名天京。苏州改名苏福省。（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 、168页。）
当春舲讲到，自己的仆从去年被太平军俘虏，在南京见过洪秀全，后又去过太平军占领的江西、杭州等处，月前方从苏州逃至上海，日比野大感兴趣，连问：“欲与从者笔语，可乎？”春舲答曰：“彼不知一丁字。”笔语要求方作罢论。（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日比野又询问太平军占领的州县名，春舲详列江宁府、苏州府等12府名及所辖72县名。（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 、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四 注目军火交易状况
日本幕府使团考察太平战事，尤其注目于太平军使用新式枪炮的来源问题。如日比野在与春舲交谈中，专门了解这些府县商民与太平军之间的军火走私贸易情形——
欢成：其州县之民为何事？
春舲：现长毛窝内做贸易，须得法兵全去方安。故我今日动身，亦带二人去也。
欢成：何畏法之甚乎！弟闻之慨叹。
欢成：上海之人尚往贼之窝内贸易乎？
春舲：现百姓与长毛亦贸易。剃头者长毛见之尽去，在上海做贸易不妨。上海至长毛窝内做贸易，胆小每商船十只，用法二人押船，每天英洋四元。（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这里提供了清方辖区与太平天国辖区间的民间贸易情况。看来，当时商人往返于敌对双方，颇能牟利，故不惜冒险。日比野的《赘肬录》写道：
听说奸商平日在宁波用军需器械与贼匪搞交易，获得厚利。西洋士兵得知，夺了奸商的一条船，船里有两个西洋人，马上将其抓住，查看船内，有八十四箱洋枪，十一万五十匣子弹，有大量手枪、刀剑。到了上海，在英国领事馆审讯。这也太甚了。清国官吏为什么不审讯呢？呜呼怪哉。（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这些记述，提供了几点值得注意的情况：一、商人向太平军偷运大量西洋枪支弹药，以获厚利；二、有西洋人参与武器贩运买卖；三、这类案件由英国领事馆审讯；四、商船驶往太平军辖区，由法国军人押送，法兵索取报酬颇高。这既表明贪利的洋兵深深卷入军火交易，并为驶往“敌占区”的商船护航，同时又表明太平军对洋枪洋炮的渴求，并从此类走私活动中获得枪支弹药不少。这与李鸿章的说法相吻合：“贼中多用洋枪，力可及远，皆牛芒（流氓）鬼子，广东、宁波商船转运者，无法禁止。”“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牛芒鬼子满船购运，以获大利。”（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这里的“牛芒鬼子”即指从事武器走私的洋人。当时曾在一只船上搜出的单据显示，1862年4月间， 一上海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发。（注：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972页。）日本藩士当年在上海耳闻的武器走私情形与这些记载相互照应。
太平军在与“洋枪队—常胜军”及英法联军作战时，领略了洋枪洋炮威力，诚如《李秀成自述》所说，洋枪洋炮“太太利（厉）害，百发百中”（注：转引《清史资料》第5册，第141页。），掌握新式武器的西洋军队成为太平军的重大威胁，日比野专门就此询问许霍生——
欢成：长毛畏英乎，畏法乎？
许霍生：英法兵所到之地，贼皆畏。法有落地开火之炮，贼尤畏之，故名振而不敢进攻上海。（注：《集成》第1卷，第38、37、 173 —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高杉晋作与大南门卫士阮松讨论练兵之事，也涉及太平军畏惧西洋火器问题——
阮松云：“向者请英佛兵防长毛贼，近日又使我兵卒学西洋兵铳，因贼惧不能近。”由此言，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强坚可知也。（注：《游清五录·上海淹留日录》。）
太平军数次围攻上海，功败垂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无疑是重要因素。英法军队是当时装备最先进的武装力量，英法联军及洋枪队一常胜军投入对太平军的战斗，使战力天平倾向于清方，太平军固然英勇抗击西方干涉军，但其中世纪装备毕竟无法抵挡洋枪洋炮。日本使节团在上海耳闻目睹了这一军事现实。
五 太平天国否定论及其对近代日本的影响
太平天国能否夺取天下，是日本藩士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日比野与春舲笔语便论及于此——
欢成：长毛唯贪利乎？将有大望乎？
春舲：吾国“国”字中间，均写“或”字，唯长毛俱写“王”字，系自称为王之故。吾友谢炳曾做《金陵摭谈》书一本，上面俱有。（注：《集成》第1卷，第38、37、173—174、76、165、166、166—167、68、69、163、168页。）
春舲在这里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并非图一时之利的股匪，而有夺取天下的雄心。
峰洁与在籍县令马铨讨论过同一问题——
问曰：十八省中贼匪何处最酸烈？
铨曰：南京。
又问曰：逆匪有可灭之期乎？
答曰：此天数也。（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122、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身为朝廷命官的马铨竟将朝廷与太平天国间斗争的胜败付之“天数”，可见当时的军政形势尚在未定之秋，官僚层也抱观望态度。倒是日本藩士从正统意识出发，力陈所谓“顺逆”之理，峰洁当场批评马铨说：
虽曰天数，能治人事，则有挽回天运之理矣，且天之所佑在顺而不在逆也。（注：《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121— 122 、122、189、164、173、16、33页。以下简称《集成》。）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素有“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传统，有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的惯例，所以每当夺权斗争形势不明朗之际，人们（包括士人）往往持观望态度。而日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制，“革命”被视作叛逆。因此，1862年沪上日中两国士子交谈，日本藩士否定太平天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比中国儒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国内舆论是视太平天国为“逆贼”的，故访沪藩士皆以“长毛贼”、“贼匪”称太平军。他们所到的上海又是清方辖区，藩士们接触的官民，都带着强烈的反太平天国情绪，这自然对藩士们有重大影响。高杉晋作与儒生顾麟交谈，顾氏称：
弟自旧冬避长毛贼至此，今春三月家室已被焚烧，家中书籍金石图画一并而空，惨难言状。（注：《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高杉晋作闻之，“潸然落泪”（注：《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
日比野辉宽则记录中国士人许霍生对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的评论：
此本跳（梁）小丑，礼貌不知，渠意欲削槽（漕）粮，缘县令不准，从此聚蚁，掳（掠）纵火，种种造恶。各处所遇百姓，皆遭荼毒，有不能逃者，皆被鞭饬，少女污淫，富者重捐。若此则人众地广，而害更大也。（注：《没鼻笔语》，《集成》第1卷，第164页。）
许霍生所讲李秀成、陈王成的起事经历，大体属实，而对太平军充满攻击之词。
日本藩士的见闻所及，无不在清方氛围之内，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印象是：暴虐无理，杀人无算，破坏社会生产力，摧残传统文化，导致外国势力入侵，等等。 这与出入太平天国境域的英国人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1840—1873）的情况颇不相同，因而日本藩士的纪行文论及太平天国，其立场、观点、感情，与同情太平天国事业的呤唎所撰《天平天国之真象》（1864）、《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866）大相径庭。受到高杉晋作等访沪藩士的影响，幕末志士大多对太平天国恶感增强，如被推尊为“维新先躯”的久坂玄瑞说：
近年中国大半被邪教披靡，周孔之道落到那样地步，真是可怜。（注：《解腕痴言》，野史台编《维新史料》。）
在农民占优势的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其近代化进程没有像西欧那样呈现市民革命形态，而是以农民的土地诉求为底流，中国爆发太平天国革命，朝鲜爆发甲午农民战争（东学农民战争）便是激烈表现。日本虽然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样强烈，却因掌握社会变革枢纽的武士阶层的选择，避开了大规模农民战争等全国性下层暴力反叛运动，走上改良的维新之路，这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颇有干系。
日本的幕末维新和明治维新，采取拥戴天皇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试图以较轻微的震撼，谋求社会转型，其办法是藉助天皇的权威，井然有序地实现社会进步。这种选择的根据是：天皇及天皇为首的朝廷是日本民族的精神依托。正如高杉晋作所说：
天下益衰，诸侯益惧，唯一可依赖者，天朝而已。（注：《东行先生遗文书翰》，第15页。）此处“天朝”，指天皇代表的朝廷，与幕府形成对应关系。幕末维新志士的这种选择，当然是日本自身历史条件（如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天皇—幕府”二元政治结构）的产物，但幕末形成的“太平天国否定观”，即对于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恐惧，也在这种抉择中起了点化作用。以访沪藩士为例，他们在上海对太平战事的观察和体验，集中到一点，便是认为农民战争必将导致内乱、并加剧西洋人入侵造成的外乱，使得国将不国。高杉晋作在长崎逗留时，从美国传教士威廉那里获悉，美国发生南北战争，双方胜负未决。而“支那亦然，此节强贼纷起，南方尽为所占，同美利坚的南北战争相似，但比美利坚的情况更复杂的是，支那还有外乱，美利坚仅有内乱。”（注：《游清五录·长崎淹留杂录》。）高杉指出：
我从传教士介绍的情况中推察，外患、内乱并作，是最值得忧惧的，……而内乱比外患更可怕。（注：《东行先生遗文·日记及手录》第87页。）
中牟田仓之助关于农民战争将导致内乱，外患并发，有更具体的分析——
长毛贼信仰耶稣教，又多用外国器械，大炮也是学洋人的（英国人说是美国人给与的，或说是英国私下给与的）。英吉利虽然帮助清朝防御长毛贼，但耶稣教私下向长毛贼提供好器械。长毛贼以推翻清朝、夺取政权为目标。长毛贼又信仰耶稣教，英吉利由自己的利益和宗教信仰出发，对于太平天国和清朝间夺取天下，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其策略尚难以定论。（注：《子爵中牟田仓之助》引述。）
这一分析的要领是，太平天国与洋人既然宗教信仰相似，便有相互结合的可能，如此，便内乱、外乱交织一片。这正是日本最须防范的。
“千岁丸”访沪见闻传回日本，对幕末志士影响不小，久坂玄瑞于1862年9月（文久二年八月）撰《角腕痴言》， 便从中国的太平战事引申到对日本局势的预测——
夷狄吞噬掠夺，贪得无厌……英佛干戈恣意指向皇国，这与支那长发贼威势甚炽颇有关系。万一长发贼与英佛相结合，英佛必然寇犯我国。（注：野史台编《维新史料》。）
从高杉、中牟田、久坂等人的言论可以清楚看出，发生在西邻中国的太平战事，给日本维新志士的教训是：力避下层民众暴动，以杜绝社会动乱，尤其是谨防内乱、外患并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新志士虽有种种个人冒死犯难的暗杀行为，却不发动下层民众起事，而走上一条依靠天皇权威、自上而下、有秩序的变革路线。应当说，访沪藩士进一步强化的“太平天国否定论”，对于这一路线的择定是起了作用的。
有些学者认为，太平军起事，对高杉晋作回日本组建“人民武装”——奇兵队有所启发，此说含义不确，笔者不敢苟同。太平天国在高杉晋作等访沪藩士眼里，是一次负面意义的暴乱，高杉决不会将自己组建的奇兵队与太平军相比拟。从逻辑上看，高杉组织与“正兵”（藩军）相对应的由下层武士和庶民编练而成的“奇兵”，很可能受到中国的湘军，淮军这类由乡绅领导的民间团练武装的启发。1863年6 月（文久三年五月），长州被法、美舰队攻击，长州藩主束手无策，急招赋闲家中的高杉晋作，高杉献策曰：“当今之时，食肉之士不堪用事。吾以为应招募身强力壮者另外组织一支军队。”（注：转引古川熏《高杉晋作の一生》，新人物往来社1978年版，第180页。 ）这便是与藩国正规部队“正兵”相对的“奇兵”。其组织原则，一为“匹夫之志不可夺”，“招募有志者”，“不论藩士、陪臣、轻卒，一视同仁”；二为设日记（功劳簿），赏罚分明；三为队法“不拘西洋式或日本式，各得其用，以能接战为宜”（注：《东行先生遗文·书翰》，第106—107页。）。这些行之有效的组军办法，都与高杉上海行的见闻相关，从募兵原则到战法原则，都与淮勇暗合。在上海观操、闻战，增加了高杉晋作等藩士的实际军事知识，尤其是高杉在上海目睹了英法联军的后膛枪炮，对这些新式武器及现代战术有了切身感受，认识到个人武技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已相当有限，从而放弃对传统武士的迷信。这对他日后组织由下层武士、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注：奇兵队员身分不明者占10%，藩士占44%，农民占38%，神社职员占4%。）， 以取代全由武士组成的“正兵”（潘军），无疑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