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反倾向斗争论断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论断论文,倾向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问题的基本判断和作出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正确处理社会各种矛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会全面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
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判断和所作出的论断，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开展反倾向斗争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更是他对切身实践经历深刻认识的结果。
建党以来，在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我们党走过了极其险峻复杂的历程，积累了极为宝贵的认识和经验。主要是：“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其共同的认识论根源是主观同客观相分裂，理论同实践相脱离；开展反倾向斗争的根本策略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同时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曾多次开展反倾向斗争，也取得了某些积极成果。但是，由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由于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某些思想方式、工作方式，经验主义地处理和平建设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于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复杂多变形势的影响，在反倾向斗争中我们走过了长达20年的弯路。使我们的反倾向斗争陷入了一个“怪圈”：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运动——激化社会矛盾——再搞政治运动——再激化社会矛盾，由此循环往复，欲罢不能，难以自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则是这个怪圈的总反映，总暴露。对阶级斗争局势的错误估量，导致对反倾向斗争目标的误判，加之于过火的斗争方式的运用，使得反倾向斗争一开始就具有了敌我性质，并且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理论上的偏差又带来实践上的严重后果。以这种错误理论为基础产生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反过来又驱使人们更加狂热地去搞所谓的反倾向斗争，并且是“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从而使阶级斗争继续扩大化。这样相互交错作用的恶性循环，使得反倾向斗争一再陷入歧途，阶级斗争扩大化愈演愈烈，在理论上也越加背离正确的轨道。
我们之所以在反倾向斗争实践中一再失足，其原因有三：一是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的只是带有某种阶级性质的社会矛盾，当作了尖锐对立的、不可调合的阶级斗争；二是把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产生的分歧和不同意见，当作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有关理论原则教条化、绝对化。这样的反倾向斗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首先，以阶级斗争为纲，挤掉了经济建设。党的注意力，人民群众的主要精力去抓那些没完没了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运动，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既削弱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追求。其次，人为的阶级斗争加政治运动，伤害了大批的干部、群众，损害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危害了社会安定，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隔膜和紧张，实际上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同时，年复一年的动乱纷争，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直接损害了人民民主专政机构，为极少数坏人乘机一售其奸提供了机会。
某些问题，往往要等到历史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才能使人们了解、认识事物的各个方面及其联系。对反倾向斗争实践的认识和总结，使邓小平作出了如下判断：①经常搞运动，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②搞群众运动容易犯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③用搞运动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而且还可能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搞运动的办法不符合人们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和党内斗争的规律。④反腐败，反对自由化，反“左”，防止和平演变，这是长期的任务，不是短时搞个群众运动所能奏效的。他的结论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解决人们的思想倾向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靠发展（经济增长，政治民主），靠制度，靠纪律，靠教育。
邓小平从来没有否认过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存在着“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而且，他始终关注反倾向斗争的开展。问题在于，他是如何通过辩证思维判断和把握反倾向斗争重点的。
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邓小平一贯主张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然而他从来不是两者平分秋色，而是有伯仲之分。尽管他有时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过着重解决右的倾向问题，但在总体上他把握的重点一直是防止“左”。在这方面他有许多深刻的论断。将邓小平对“左”的剖析评价归结起来就是：“左”是一股习惯势力；“左”的历史长，根子深，改过来不容易；“左”带有革命色彩，能吓唬人；“左”同右一样，也可以丧送社会主义；右和“左”互为帮手。总之，反倾向斗争的重点应该放在防止“左”上。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第一，“左”的危险主要在党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党的状况。把党建设好，把党内的事情办好，只要党是团结的，中国就能站住脚，社会主义的旗帜就不会倒。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左”的一套东西在我们党内有长期发展的历史，并且有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的活动市场和社会基础。一方面，革命者容易犯“左”的错误，加之长期以来一直宣传“左”的错误是方法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因而形成了“左”比右好的顽强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左”贴着革命的标签，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使得一些觉悟不高的群众容易受到蛊惑和煽动，易于接受“政治运动”“政治大批判”之类的斗争方式，形成巨大的破坏力。相比而言，右比“左”较好防备。因为右主要存在于外部，阵线公开、分明，比较容易识别，如果发生右的动乱，也好采取断然措施。
第二，“左”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一些领导层的思想中，对于全局，对于未来影响甚大。相对而言，右的倾向和情绪主要存在于青年人中，存在于一些大学生中及少数知识分子中。如果这种“左”的倾向得不到解决，那么右的危险倾向就更难以根除。这样，就会有一天，从“左”和右两个方面丧送社会主义事业。作为革命战略家的邓小平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尖锐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其意在于立足当前，着眼未来，首先避免中国再一次陷入“左”的泥潭，进而避免右的乘虚而入。应该说，这一策略思想是极富远见的。
第三，“左”是右滋生的条件和温床。总的看，右的威胁主要来自外部，而我们内部存在的“左”，恰是右的帮手。现在我们更加清晰了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思路即防止了“左”，就巩固了党，就稳定了国家，就团结了人民，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有了抵御右的进攻的力量和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防止了“左”也就抵御了右。这正是邓小平为什么始终把防止“左”作为反倾向斗争的重点，显然他认为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是“左”的危险。这的确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是他为什么一再地、不厌其烦地强调主要防止“左”的真谛所在。
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论断的作出，基于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责任感，但同时也发自于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和伟大爱国者的忧患意识。
搞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领会邓小平反倾向斗争论断的要旨，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深刻认识邓小平论断的意义，不可能不分析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联系。分析邓小平的晚年忧患意识也不能不追溯他与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联系。
应该指出，邓小平作出的关于反倾向斗争的论断是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否定。这一点毫无疑义。但同样毫无疑义的是，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论断却仍然是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逻辑延伸。这不矛盾吗？不矛盾。
历史是现实发展的基础，现实是历史发展的扬弃。的确，毛泽东晚年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之中。但是，他晚年忧患意识中确有极其珍贵的合理内核，那就是，他极为关注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心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前途，所以他一再叮嘱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然而，他的主要武器却是诉诸群众运动，诉诸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他的策略展开竟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政治运动，公开论战）”，斗争重点则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产生于冷战时期的毛泽东政治运动观，虽然曾一度使反修防修口号迅速普及，使得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面前展现出对抗到底的态势，对和平演变的进攻起到了某种震慑作用，但总体上说其实践结果是不成功的，分散了国人搞经济建设的精力，伤了国家和民族的元气，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晚年邓小平所处的时代与毛泽东晚年所处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冷战结束，由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转入和平与发展时期。“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和巨大的考验。邓小平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发出“要忧国、忧民、忧党”的呐喊，要我们的党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觉，防止“亡国”“变颜色”的结局，这应该看作是他晚年忧患意识的凝结。即使在退下来以后也仍然关心着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一九九二年，他毅然长途奔波，巡视南方，发表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大局的极为重要的谈话，其中就包括了关于反倾向斗争重点的论断。
邓小平批判地汲取了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中的合理内核，同时剔除了其中沾染的“左”的思想尘垢，继承了他的反和平演变战略思想，制定了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有别于毛泽东的实施策略和政策。他对反倾向斗争作出的论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他一方面象毛泽东一样，不怕压、不怕鬼、不信邪，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而另一方面，他则强调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的根本着眼点是：中国要站住脚，社会主义要站住脚，马克思要站住脚，必须立足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惟此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胜利。他的主要武器是诉诸改革开放，诉诸发展经济。他的至理名言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由此，我们就清楚了邓小平设计的中国发展“三步走”战略的伟大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发展的经济战略，同时也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
邓小平作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是我们开展反倾向斗争的指导方针，也是实施反和平演变战略的策略武器。主要防止“左”，就是要防止以“左”乱党，以“左”乱国，以“左”乱民，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社会主义的旗帜胜利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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