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跨境传播中的西方误读——基于2002-2011西方媒体文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语论文,误读论文,文本论文,跨境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提升，国人愈发觉得“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性。电影既是工业又是艺术，既能体现国家硬实力，又能体现国家软实力。然而，作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华语电影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如何？他们是怎样被误读的？这种误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均是本文拟将探讨的。 东方和西方，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虽不断增进了解，融合互通，但它们依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相互间存在差异，所以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①华语电影跨境传播中，西方评论家因本土文化框架的作用，对华语电影以选择、加工、改造、伪装、创造等方式进行接受从而形成误读。这些误读总体上讲都是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有意或无意误读。其中无意误读是指西方评论家理解华语电影文本这种“异域”文化的时候，会受其文化背景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主体的个人，他自己是不清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误读；而有意误读则不同，他虽然也受文化背景影响，但文本解读者是清楚这种理解偏差的，这种误读是有意识的。西方知识分子在有意曲解中国影片的同时，甚至还想方设法地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牵扯进去，并对之加以阐发和演绎。 (一)无意误读 张英进教授在提及西方人评论华语电影时曾提到，“每当西方(或西化的)批评家一味只用西方的思维方法‘加工处理’非西方的文化‘原材料’，他(她)们自然会面临跨文化研究中的危险”。②换句话说，西方评论家如果从西方文化常规、偏好出发来解读华语电影，往往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文化误读。而在2002-2011期间，这种误读尤以西方人因所偏好的精神分析所支配为显著。 西方学者受精神分析对性问题特别关注的影响，因此，他们在观看华语电影时也往往是带着“性”的有色眼镜来欣赏的。如霍华德·舒曼(Howard Schumann)这么理解《和你在一起》中“小春”和“莉莉”的关系，“小春迷恋莉莉(陈红饰)，莉莉是他在火车站遇见的一位善良妓女”。③美国第一影评人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也说，“难以识别莉莉具体的职业是什么，我通过网络搜索并且发现她是一个‘具有金子般善良内心的妓女’”。④但作为中国观众，我们无法确切地将女主角“莉莉”解读为一个妓女，顶多也只能将其看成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交际花。在解读田壮壮所拍摄的《小城之春》时，有西方学者认为，“田壮壮版比费穆版更清新，并且其明显呈现出‘礼言’的性无能是受心理影响的”。⑤但无论是费穆版还是田壮壮版，中国观众均无法明显看出导演将“礼言”界定为“性无能”，影片只提及他得了肺结核。影片着重表现的是“爱”，而非西方学者所关注的“性”。从“性”的角度对华语影片进行解读的还有《十面埋伏》。玛丽·安约翰森(Mary Ann Johanson)认为，“事实上，电影充满着性，不是身体动作，而是激情和欲望”。⑥《华盛顿邮报》的斯蒂芬·亨特(Stephen Hunter)认为“观看《十面埋伏》的经历不像是去看一部影片而更像是去一个真正精湛的妓院。所有可能的、形式多样的放纵都是快乐的，它令你痴迷心醉”。⑦《纽约时报》的马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在《美丽新趋势》一文中就《2046》谈论道，王家卫沉迷于远离相机女性倾斜的形象，紧身的旗袍，轻轻摆动的臀部。刻意追求角色出现的方式，如窗帘如何遮住脸，衣服如何凸显身体曲线等。西方人比较热衷于从性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电影。甚至《孔子》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马修·特纳(Matthew Turner)对《孔子》如此评论道，“影片一个最大缺点就是有太多的字幕，但几位演员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如扮演孔子得意门生颜回的任泉以及饰演孔子美丽小妾的周迅都给《孔子》增色不少”。马修·特纳(Matthew Turner)此处将“南子”误读为“孔子的小妾”。但胡玫导演的《孔子》并没有清晰地这么界定这层关系，影片只是呈现了“南子”对“孔子”有隐约的仰慕之情。西方评论家的这种误读，张英进在对克里斯·贝瑞(Chris Berry)对孙瑜导演的《大路》两位女主角的关系作出别出心裁的分析时也提及：“克里斯·贝瑞无视《大路》的集体主题，认为影片是一部‘净化的’文本，首先通过女性的‘色情’形象诱发观众的‘性冲动’，然后将性冲动‘净化’成对‘革命的激情'”⑧。克里斯·贝瑞(Chris Berry)的这种解读给我们勾勒出了西方评论家在理解华语电影文本时其背后所支撑的理论基础，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本能论。在本能论中弗洛伊德强调得最多的是“性本能”，认为性本能是无意识的基础和核心，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最终基因。 (二)有意误读 西方知识分子对华语电影的解读除了存在无意误读之外，还普遍存在着一种有意误读，时而曲解时而演绎。他们解读中国电影不局限于美学或艺术层面，还或多或少、若隐若现地与中国政治、历史相联系，并阐发自己的观点。在演绎当中不仅曲解了中国的电影艺术也曲解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如下笔者就从西方评论家乐于对华语电影和文化进行曲解和演绎几个方面来分别论述。 1.拐卖人口 在2002-2011这十年期间，西方网络媒体就“拐卖人口”、“堕胎和弃婴”问题对华语电影进行集中评论的影片有《盲山》和《苹果》。克里斯·尼尔森(Chris Neilson)对《盲山》评论道，“虽然《盲山》描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封闭山村的故事，但在当代中国一些偏远山区拐卖人口的事情仍会发生，甚至还有歧视妇女的行为，如堕胎、杀婴等，甚至相当普遍地把大量农村妇女转移到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⑨V.A.穆塞托(V.A.MUSETTO)也说，“尽管被审查，李杨依然试图描述，在中国贩卖人口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⑩虽然《盲山》只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而非纪录片。但西方评论家无疑将其当作纪录片来看待，特别是将影片中的贩卖妇女、弃婴等现象认定为中国普遍存在的现实。这种看法同样出现在对《苹果》的评论中。克里斯托弗·朗(Christopher Long)认为，“正如我们在最近中国影片中所看到的，在中国一切都是可以出卖的，包括足浴场按摩女和刚出生的婴儿”。(11)如果说《盲山》和《苹果》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映射了中国当代现实，西方评论家做出如此评论尚能理解。但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对《赵氏孤儿》中的弃婴的读解则明显有误。他认为：“《赵氏孤儿》着重描述一个儿童和两个年长男人的故事。这是有特殊含义的，因为在限制出生率的中国，父母为了生男孩常在出生前鉴定婴儿性别以让女婴流产。虽然影片中没有特别声明这点，但另一方面，整个电影是关于这个话题”。(12)《赵氏孤儿》讲述的是程婴弃子救孤，忍辱负重帮助赵氏孤儿报仇雪恨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中也有弃婴的情节，但怎么也不是罗杰·艾伯特所认为的因重男轻女心理而遗弃孩子。 2.西藏问题 西方评论家倾向于就影片牵强附会地解读中国历史。其中西藏问题无疑最能吸引西方人的目光，成为他们对中国历史解读的最佳锚点。 韦德·梅杰(Wade Major)对《可可西里》评论道，“影片真正的潜台词涉及中国1950年吞并西藏，特别是中国的概念已伤害了可可西里地区，而这种概念是该地区人们以往所不希望的”。(13)罗杰·艾伯特在其个人博客上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可可西里》是一部华语电影吗？这问题很难回答。其试图描绘出一幅中国占领西藏的正面形象？或可理解为一种比喻：保护西藏以防中国盗窃，正如保护藏羚羊以防偷猎一样？”(14)詹姆斯·伯拉迪尼(James Berardinelli)则评论道，“《可可西里》是一种亲中国式的宣传(中国政府最终将可可西里指定为动物保护区)，伴随中国占领西藏，旨在呈现‘善’的一面”。(15) 3.政治与宗教 政治与宗教是西方人对中国一直感兴趣的话题。在观影活动中，他们必然也会将这种兴趣投射于影片评论中。斯蒂芬·亨特(Stephen Hunter)对《英雄》评论道，影片纵然蔚为壮观，然而，在结尾处则透露出了一个暴君信条：“为了做一个煎蛋饼，必须打碎一些蛋，纵然人们不会对这些普通蛋予以太多的关注。这就是秦王的理由，同时这也是所有大坏蛋们的理由：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特别是近代的秦王，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杀了3800万至6700万的人”。(16) 大卫·克里斯韦尔(David Criswell)对《金陵十三钗》持如下观点，“这个故事反映的是为了贵族的牺牲，但这种牺牲并不令人感到它是高尚的，因为导演并没有在这部影片里宣扬宗教，灵性和上帝，尽管故事场景是在一个天主教堂！”(17)克里斯韦尔谈完电影主题后，继续阐发他的观点，“这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政府残酷镇压宗教，且对电影进行严密的审查”。 笔者从无意误读和有意误读两个方面，举例呈现了西方知识分子在评论华语电影时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这种误读现象对于深入了解西方人对华语电影，中国历史甚至中国文化的态度有较强的参考意义。西方人为何有这种误读？为何这么说？为何对华语电影中的性、政治、宗教、西藏等问题给予较高的关注热度？也许从接受美学和形象学等角度来分析可以解开这些疑团。 (一)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足的理论体系。它与实证主义对作品的外部研究和形式主义对作品的内部研究都有所不同，“其注重文学的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影响研究。他们既不是将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作品同作者和现实的关系上，也不是放在本文的语言、结构、功能上，而是放在读者的接受上”。(18)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对本文的接受就是对本文的再创造，也是文学和艺术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电影不是由电影创作者独自生产出来的，而是与观众和影评人共同创造的。接受美学与一般的文艺理论相反，它强调读者的欣赏和批评是第一性的，而作品本身则是第二性的。“接受美学其实是读者学，是研究读者的积极的能动作用的科学”。(19)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作品的理解要受“期待视野”所影响。“期待视野”是指以往经验所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这种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读者诠释出来的意义。西方知识分子对华语电影的评论必然离不开其“期待视野”所支配。西方评论家对华语电影的描述可以无所不为，也会代表各式各样的观点，并呈现许多怪异、极具原创性甚至偏离常轨(如上所述的性、宗教等)的现象。但是到最后，这些评论最终会服务于一种先在结构。正如萨义德所说，“很明显地，诸如情感、习惯、传统、关系与价值这些不科学的干扰，都是任何诠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位诠释者都是读者，而且根本不存在所谓中立、不具价值判断的读者”。(20)达尼E.巴洛(Tani E.Barlow)和唐纳德M.洛(Donald M.Lowe)也曾就西方人为何如此乐此不疲地关注华语电影中的“性”而解释道，“我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观看性，因为我们是后弗洛伊德”。(21) (二)形象学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研究形象的学问。“不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对所有可称之为‘形象’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representation)”。(22)“形象学研究的是‘他者’(the other)的形象，也就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23)。按照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Jean-Marc Moura)的见解，形象学“研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异国”，它是“关于异国的幻想史”。它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它不仅研究“游记这些原始材料”，而且更主要的是研究“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者直接描写异国，或者涉及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对某一外国的总体认识。(24)本文顺着莫哈的思路，并进一步延伸，将研究的材料扩展到西方网络媒体中对华语电影的评论。 法国著名的形象学家巴柔认为，“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representation)”。(25)虽然巴柔此处谈的是异国形象，但对于本论文所讨论的西方对华语电影的误读，这一道理也非常适合。巴柔还认为，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因而，西方人对华语电影的解读和评论投射了其自身的意识、欲望和观念。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对华语电影中所涉及的性、宗教、西藏问题、政治等(其实这些问题华语电影中也未必涉及，只是西方评论家尽力将其牵扯进来，如《金陵十三钗》的宗教问题)的热切关注，正可以解释为这种解读“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此相比的此在的意识”(26)。对西方评论家来说，华语电影成为了他们欲望的领地，因巴柔曾明确指出：“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文学)这些形象创造者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27) 法国形象学代表人物保尔·利科曾指出，形象理论的变化范围可按两条相反的轴来定位，第一根轴为主体轴，主体要么迷惑要么是批判；第二根轴为客体轴，客体要么是在场要么是缺席。无疑，就华语电影的西方接受而言，主体为西方影评人，客体为华语电影。保尔·利科认为，在主体轴的一端，当批判意识为零时，形象与现实想混，且被视为现实；在主体轴的另一端，批判意识完全自觉地与想象拉开距离。想象就是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工具。(28)就主体轴而言，西方评论家对华语电影的误读可归咎于保尔·利科所认为的批判意识为零的状态，即纯粹是一种迷恋(对华语电影中的性、西藏问题、宗教问题的迷恋)，西方影评人将华语电影形象与现实相混，且被视为现实(如拐卖人口、堕胎与弃婴)。就客体轴来讲，客体在场的时候，形象是一种痕迹，是一种再现；客体缺席的时候，形象是一种他者的构思、梦幻和虚构。在西方评述的华语电影中，就客体轴而言，此种情况比较复杂，华语电影本身是在场的，但西方评论家热衷评论电影中所反映的事物有可能是缺席的，因此从这层关系来说，西方的华语电影形象既有痕迹的成分，也有梦幻和构思的成分。 “人们原有的‘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如何对另一种文化进行选择、切割，然后又决定他将如何对其加以认知和解释”。(29)跨文化传播这种现象则更为明显。对东西方文化而言，我们应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加强双方的互动交流，以更深地认识和理解对方，从而弥补因误读带来的鸿沟。华语电影的跨境传播无疑是一种最为有效的形式。2002-2011这十年，西方评论家对华语电影存在着不少误读现象，客观上，这种误读现象无法避免。既然无法避免，对于西方评论家的这种误读现象我们也不必忧心忡忡。西方评论家针对华语电影的评论也许千奇百怪，甚至不着边际，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需明白的是“不仅仅要研究文本所言说的，还要研究文本没有说出的：不仅要辨认出文本中明晰的结构，还要辨认出暗含的结构”，(30)因为评论具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西方人对华语电影的解读和评论表面上是表达了他们对华语电影的看法，深层次上则恰好投射出了其自身的意识、欲望和观念。 ①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67页。 ②[美]张英进《重思跨文化研究：西方华语电影研究中的权威、权力及差异问题》，《电影艺术》，1996(2). ③H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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