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为人论文,正统论文,人到论文,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文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4)07-073-15 理性人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基础的分析性概念。但是，到底这个概念的实质内容包括哪些，或者说，其最关键的(没有了它该概念就无法得以保持)因素是什么，一直以来都有争议。从目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实践来看，理性人主要针对的是个体在给定的手段-目的框架内的算计，这种算计以个体的效用函数、偏好等给定为前提。绝大多数新古典理论家都认为，最大化概念的内核是“一致性”(即：能够要更多的时候不会要更少以及在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上不自相矛盾)。至于说个体的偏好、效用函数到底是什么内容，这些都是在具体的例子中经验地确定的，它们可能会随着不同的个体最大化计算场景的变化而变化，但不影响作为最大化的内核的“一致性”始终得以保持、并由此影响经济学基于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来处理很多问题。 新古典的形式化的最大化理性人对于如何做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Albert(2012)称主流的、模型演绎的做经济学的方式为“模型柏拉图主义”：一方面，它导致了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日益沦为与现实无涉的自说自话的智力游戏，无法导出有现实相关性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经济学日益从社会科学中孤立出来、失去了与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应有的联系或接洽，变得越来越不像一门社会科学而更像是应用数学系的一个分支(Buchanan，1987)。在此背景下，不仅经济学本身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人们也开始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反思。经济学到底是应该从其他学科领域大力输入各种关于个体行为的经验知识，使经济学一开始就建立在所谓的跨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还是基于对经济学自身学科定位的反思来明晰自己和其他相邻学科的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相互渗透、合作？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最大化概念目前被认为遭遇到了来自于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的经验证据的强烈质疑。虽然类似的质疑早就存在，①但在过去萨缪尔森式的强调形式化逻辑的新古典范式主导的局面下，这样的经验质疑总的说来是受到排斥、压抑的。现在时过境迁，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自闭倾向以及在面对经验现实问题的无能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似乎潮流开始偏转，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提出的各种挑战开始得到更多的接纳，②虽然对这些挑战本身目前也存在着诸多的质疑。 本文将对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的、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概念的批评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围绕“经济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个体行为作为基础”这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包括经济学自身的学科定位(应该)是什么、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应该如何对个体行为的现实性这个问题产生影响、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应该是怎样的等等。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是，思想领域的任何挑战本质上都是挑战者和被挑战者之间对话，任何试图对于在位的主导理论发起进攻的努力都必须建立在对它所意图解决的问题、所存在的局限性等有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建立在最大程度地对它所具有的价值的认可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对话，最终的目的并非是简单地用一派理论取代另一派理论、一种潮流替代另一种潮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使那些隐含在过去的理论中的、不自觉的思想意识成为自觉，从而使人们逐渐地能够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其所需要的理论抽象应该如何等这些最基础性的问题在认识上有所收敛。 二、基于理性人概念的经济学实践及针对理性人概念的批评：简要回顾 (一)基于最大化理性概念的经济学实践 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取自日常用语，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有很大的不精确性和弹性。理性人概念也是如此。虽然上个世纪大多数时候主导经济学实践的理性人概念是用形式化的、最大化模型表示的，并且大量的批评针对的也是这个套路的经济学，但实际上这并非新古典经济学实践的全部(如果新古典经济学被理解成基于某种意义上的个体最大化、而不是只有可形式化表达的最大化而发展出来的研究纲领的话)。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对于经济学中假定的现实性予以了更大重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个概念。凯恩斯、赫希曼、科斯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empirically plausible)的假设，如个体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倾向于更多地持有货币或黄金、个体不是纯粹的自私自利的、个体有获得社会声望的动机等等。虽然如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者一样，很多情况下研究者会假定个体是自私的(即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个体只在乎货币收益等，但这和认为新古典理论家就在本体论上认定人就是自私的、就是只考虑纯粹的货币利益的等，还是有差距的。 我把这类从经验的、常识化的理性人概念出发而进行的研究归入新古典实践的外围。对这类研究，没有人会反对说其关于个体行为的假定需要和经验证据相一致。但问题在于，什么叫做和经验证据一致？例如，公共选择理论假定个体是自私的，难道这要求说我们必须有每个人在公共岗位上都是自私的经验证据？显然不是。又如，自私是否意味着只追求金钱、只考虑短期利益、对于社会地位或其他非金钱利益不在于？显然也不是。相信任何一个在公共选择领域进行经验研究的人都不会拒绝在必要的时候将个体动机由单纯的追求金钱利益改变成其他的更富有社会性的利益诉求。且这方面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科斯(1982；1984；1988)多次强调说，经济学应该从现实中的人出发，现实中的人是怎样就怎样。但问题仍然是，无论怎样强调从现实从发，终究需要聚焦到现实的某个方面才能进行表达——这也就是在抽象了，而一旦问题到达这个层次，还是涉及到“何为合理的抽象”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虽然经济学内部人们屡次针对“假定的不现实性”展开了批评，但只有弗里德曼(1953)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直面了此问题，虽然人们对他的主张也充满了争议。③ 处于新古典实践内核的是基于最大化的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研究。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动机、计算能力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处于新古典经济学最内核的、基于完美竞争条件的假定从最大化理性人模型对帕累托最优福利结果的推导，到经典的萨缪尔森(1953)的要素均等化模型、索罗(1956)的经济增长模型、阿克罗夫的柠檬模型(1970)、克鲁格曼(1980)关于产业内分工的模型以及主流的博弈模型等都属于此类，在其中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帮助演绎推理(阿罗自己在将个体刻画为逻辑一贯的排序者、并从此出发来推导社会效用函数时也是这样的)。在这些模型中，形式化的最大化模型确实可以说是去动机化的、与影响个体行为的各种经验因素无关的。对于这类研究，去指责其模型不现实似乎是说不通的，④虽然不排除说我们可以像阿尔伯特那样怀疑这些模型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现实。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形式化模型都是上面的类型，也有隐含地将个体的动机或偏好等的经验信息引进来进行推理的。西蒙(1986)就以贝克尔等对于个体行为基于最大化模型的解释为例，表明新古典的最大化模型实质上主要依靠的是各种经验性的辅助假定来进行推理的，并指责说这些经验性的辅助假定如个体的效用函数形式、个体的稳定偏好等没有经受经验的检验。西蒙指出的这一点在阿罗(1986)那里也得到了一定的呼应。阿罗也意识到，最大化的逻辑是一回事，为了使这个逻辑能够发挥作用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是必须结合各种经验的假定的。不过，同样地，对于这些模型简单地以“不现实性”为名对它们进行责难依然是轻率的，因为如弗里德曼(1953)所言，“描述上的真实”不等同于“分析上的相关”；任何一个对象或现象都存在不止一种的描述，所谓的描述上的真实是操作上无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分析上相关的抽象，而这从来都不可能脱离了所要解决的问题而给出答案。例如，至少在很多的时候假定企业就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对于手头的问题来说就已经算是足够有效的了。 总的说来，围绕最大化思想展开的新古典实践是多样化的：有的处于更逻辑的、与现实中个体如何行为的经验不那么相关的层面，有的则确实有赖于对现实中个体的行为做出合理的假定。这些实践中的理性人假定具有不同的实质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或在何种意义上可指责为不现实、并因此影响了因此推演出来的经济分析的结论，这仍然需要我们做更精细的分类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涉及到的有关基础层次的方法论问题——如：什么是合适的抽象？如何判断？——进行反思。 (二)对最大化理性人概念的批评 以上是关于基于理性人概念的经济学实践的简要介绍。总的说来，虽然这些实践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但关于什么是理性人的实质规定性，至少从这些实践来看，并没有达到完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不过，不需要首先对此达成一致，批评者们就已经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新古典的理性人概念的不满了。这些不满，集中在理性人概念的非现实性上。从Veblen(1898)到Simon(1985、1986)，从Sen(1973、1977)到V.Smith(2003)，思想风格迥异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了其中。这些批评沉淀到今天，总的说来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能力维度和动机维度。前者主要针对单纯的个体决策的情形中个体是否有能力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最优，后者针对的实际上是个体心智的社会性，包括个体是利己还是利他动机、是否有建立声誉的动机、是否对公正有偏好等。 目前，有的批评重点在前者，有的可能在后者。例如，西蒙的有限理性或程序理性假说针对的就是前者，而丝毫不涉及后者。如西蒙(1986)说：“如果我们承认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都是严重地受到限制的，那么，我们必须区分真实的世界和行为者眼中的世界以及行为对它的推理。……我们必须构建关于决策的过程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不仅必须包括推理的过程，而且包括使行为者对于问题的主观呈现得以产生的过程。”可以想象，一旦开始要求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予以现实的刻画以及精准的预测，必然会要求知道除传统分析中人们关注的手段-目的之外的影响个体行为的诸多因素：从个体的心理、到认知、到文化、行为惯性乃至神经构造等。 实际上，不管是西蒙还是今天的行为经济学家都主张，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这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学的任务——文章后面对此会提出质疑)，经济学需要结合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以及更普遍的、关于人的心理的生理基础的科学)的知识以打开个体行为的黑箱。例如Camerer等(2005)就说，“大脑演化的方式对于理解人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接近于一个世纪的隔绝之后，经济学开始输入心理学的洞见。……一些重要的洞见一定会要么直接来自于神经科学，要么，神经科学会重塑我们对于什么是心理学的认识，后者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学。”在这些人看来，虽然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理论仍待发展，但“经济学的发展不应被其他人类科学的进步所挟持。”在他们的想象中，神经科学有可能会“指向支撑经济决策行为的完全不同构造(constructs)，”这些构造可能替代今天主流的最大化构造或成本-收益构造。目前，“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正方兴未艾，它专门对个体在做出经济决策时的头脑活动进行分析。例如，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里讲到的“通感”(empathy)现在就正式进入了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一些人如Kirman & Teschl(2010)等正试图将个体在人际间的策略与个体的脑神经活动建立联系。 针对个体行为动机的批评来自很多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关注人的行为的社会性特征的经济学家。例如Sen(1977)中肯地指出，“纯粹的经济人差不多是社会白痴”，“显示性偏好的方法忽视了人是社会动物、他的选择不会机械地仅仅受缚于他的偏好”(1973)。他进一步认为像同情心、承诺等个体行为现象是不能由最大化模型或行为的一致性模型来解释。Sen的做法比较像老套的经济学家，他最终的目标是以一种更为普遍的公理化方法来替代目前的、被他认为不能说明个体行为的社会性特征的对于个体行为的萨缪尔森式的公理化刻画。与Sen完全不同，很多行为经济学家、实验经济学家是通过诉诸经验证据——主要来自于实验——来对(他们所认为的)新古典的狭隘的自利假定进行批驳。例如，Fehr & Schmidt(1999、2007)等人是从实验经济学中的最后通牒实验得出的证据出发，认为个体具有各种的“社会性偏好”，如对公正的偏好(inequality aversion)、对顾及他人利益的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并认为这些偏好是个体表现出利他性或其他倾社会的行为的原因。还有一些人如Bowles & Gintis(2003)强调了个体的各种倾社会情感(prosocial emotions)，认为它们是个体的采取合作行为的原因：“倾社会情感是促使个体采取合作行为的生理的、心理的反应。……一些倾社会情感如羞耻、罪恶感、通感、对社会制裁的敏感会促使得个体采取建设性的社会互动行为，另外一些如对违规者进行惩罚的冲动会减少搭便车行为。” 不过，同对于个体决策行为的理论化一样，虽然行为经济学家、实验经济学家们确实收集到了无数的个体行为社会性的证据，并且认识到，如果个体行为不是具有这些社会性倾向，社会中大量观察到的合作现象会是难以解释的，但到底对这些事实如何进行理论化，却远非清楚。总体而言，承认新古典的原子式的个体最大化模型和现实中的个体行为差距很大以及不能用于说明经济学特别关注的合作现象、并且用各种证据来让大家相信此是一回事，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模型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离后者的目标现在依然很远。 三、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行为经济学家知道如何对个体行为进行理论化吗 (一)没有在那里的、不涉及抽象的“事实”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一直强调，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棱镜之下的事实；在认识论的范畴内没有所谓的“在那里”的、独立于任何的理论棱镜的“事实”。受到波普尔的影响，弗里德曼(1953)也说：“理论是我们感知‘事实’的方式，没有理论我们不能感知到‘事实’”。这里，我要说的是，在元理论——也就是涉及到学科分科的理论——层次的“事实”一定是理论渗透的了(theory-laden)，这个层次的“事实”反映的是一个学科基础性的抽象；此学科的基础性“事实”或抽象一定不同于彼学科；没有所有学科都通用的、不涉及任何抽象的、就在那里的“事实”。 例如，同样是一个人侵犯了另外一个人，它既可能是犯罪学上的事实，也可能是心理学上的事实，这取决于不同的认知目的：如果当下的目的对个体进行定罪量刑，那么，它属于前者，而如果是为了理解个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那么，它属于后者。又如，个体在决策时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这既可以作为营销学中的事实，也可以作为心理学的事实；前者不会关注个体为什么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它只关心如何利用这样的事实来更好的实现营销的目的，后者则恰恰关心这个影响机制是怎么发生的等。 目前几乎所有针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都基于这个听起来在理、但实际上根本经不住推敲的指控基础上，即：新古典的最大化理性人是不现实的。这个指控如果成立，意味着存在着在那里的、不涉及任何抽象的、可以适用于所有与人的行为有关的学科的抽象。实际上，不管是早期的主张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的西蒙，还是现代行为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卡尼曼、Camerer等在很多地方的表述都给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所有和人的行为有关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学、决策科学等需要有统一的人的行为理论，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和其他学科中的人应该一致。这是非常荒唐的。 (二)经济学长期以来被混同于决策科学、行为理论 经济学建筑在个体行为的基础上，而个体行为、决策不可避免地又会涉及个体的心理、认知局限、文化约束等。很多时候，经济学给人感觉是和个体决策、行为的理论直接打通的，似乎，来自于心理学、决策科学、行为理论等关于个体行为或决策的经验知识都是自动的与经济学相关的，或者说，就是经济学本身，因此，都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所必须吸纳的。目前所有声称要为经济学奠定更为现实的基础的主张差不多都是这么认为的。 例如，最早提倡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的先驱人物西蒙(1959)是这样讲的：“大体上讲，经济学可以被定义为描绘和预测多种经济人的行为的科学，典型的是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如果经济学能够发现可证实的以及已经被证实的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总结，那么，经验总结在关于人类行为的更普遍的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致力于得到这样的理论)中一定有其位置。”与西蒙的说法类似的还有如：“如果经济学是关于人们如何决策的，那么，即便没有越来越多的关于异常人类行为的证据，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由心理学的理论以及经验研究来加以完善，如果它要能够有用的话。”(Morgan，1978) 如果说很多人确实是不区分经济学和个体决策科学的话，那么，目前很多经济学家则是通过含糊地对经济学下定义的方式而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那些关于个体如何行为的经验知识都是和经济学的分析需要相关的。例如Rabin(1998)说，“因为心理学系统地探索人的判断、行为、福利，它可以告诉我们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关于人的重要事实”。似乎，在Rabin看来，经济学中的个体模型和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体事实两者是出于同样的认知目的，前者是否正确是需要由后者来进行评判的。⑤类似的，Camerer(1999)也说，“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个体以及集体性的制度如企业、市场如何进行资源配置的，所以，个体行为的心理应该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对其有所帮助。”更甚者，卡尼曼(1994)说，效用概念应该锚定在个体对于结果的快乐体验上，个体的选择有时不一定能够使得他实现他相实现的快乐结果(也因为这些“事实”，他认为，在政策上有时对个体采取“父爱主义”的做法可以提升个体的快乐)。按照卡尼曼的理解，经济学还应关注个体是如何生产快乐的(传统上经济学仅仅关注个体表现出来的市场行为、并由个体的选择推断个体对于不同状态的偏好)，而为了帮助个体更好地生产快乐，我们需要心理学提供的认识以及基于此的政策干预。 总之，所有这些都给人这样的印象：个体行为的现实性对于经济学这个学科来讲，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知目的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或者说，经济学由于本来就是研究个体行为、个体决策的，所以，没有必要强调“与经济学分析相关的个体行为模型”。似乎，一个人不用首先明白经济学到底是要干什么，他也依然可以到经济学这个行当来大讲特讲所谓的更为现实的个体行为模型。按照这样的理解，现实性的问题就成了一个独立于经济学这门学科要求的问题，而经济学要做的，无非是将其他领域的成果引入进来、使得个体决策的黑箱不断地被打开，⑥而不需要在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之间进行甄别。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尼曼(2003)自己的话很能说明此：“理性主体模型是我们的虚拟假设的起点和主要源泉，但是特维斯基和我把我们的研究看成主要是对心理学的贡献，其对于经济学的可能贡献只是它们带来的次一级的好处……”也就是说，心理学家进入经济学领域，他们所做的，并非基于经济学自身的问题导向来考虑如何利用心理学中的成果，而直接就是心理学本身，无非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心理学所带来的关于个体行为的心理的经验知识是和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相关的，后者有必要将他们的成果考虑进来并做出修正等。 (三)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主流：非此即彼抑或一脉相承？ 怎么看待目前各种意图引入其他学科的(尤其是心理学的)知识为经济学奠定更为现实的基础的努力？它们和它们意图针对的新古典的最大化理论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又有何关系？表面上看，行为经济学是对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的重大偏离：后者强调形式化逻辑、理论普遍性和简洁型，前者强调和直接的现实的一致、对各种非形式化表达的理论更为接纳；就经济学和那些关于个体行为的学科(典型的如心理学)的关系而言，后者是积极的殖民(因此有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前者是被动地输入而不是主动地对基于经济学的需求对来自于这些学科的知识进行梳理和整合；后者给人的印象是社会科学可以只需要经济学、经济学用其理性选择的方法可以统辖其他的社会科学，而前者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学如果不能首先立足于其他的关于个体如何行为的学科的知识，它自身甚至都是不可能的。⑦但这看起来处于两极的做法却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共同的认识基础之上，那就是，都是把经济学当成是解释与预测的科学、都强调对个体行为的预测、都没有能够严格地区分经济学和个体行为科学。实际上，正是因为行为经济学理论同他们批评的新古典理论一样，都是理所当然地把经济学当成是一门需要对个体行为进行精细的解释和精准预测的学科，所以，才指责过去的去心理化、去过程化的逻辑模型不够现实、需要更多地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刻画人的行为。就此而言，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更像是新古典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尽管行为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理论可能对于两者共享的“范式基因”并不自觉。⑧ 两者共享的“范式基因”也决定了在更具体的层面，不管是最大化模型，还是用来解释正统最大化模型所不能解释的反常行为现象的行为经济学理论，最终都是想基于一定的概念框架来使观察到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无非是，行为经济学会更灵活地依靠来自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来构建这样的框架，而传统的框架因为不接纳其他学科的知识所以显得僵硬而缺乏弹性。当然，目前的情况是，行为经济学家们对于到底是应该把最大化模型不能解释的行为直接当成是反常的、非理性的、并且作为应该被纠偏的来对待，还是最终要把它们用理论来解释掉(explain away)并不清楚。例如大多数的行为经济学家典型的如Richard Thaler(1996)是似乎坚持前者的，也因为此，他指责新古典理论说“不管特定的经济行为看起来如何奇怪，一些经济学家总是能够建构一个对其的理性解释”。但是，正如Rachlin，H.(1995)指出的那样，行为理论最终的目的是要将反常现象解释掉，因此，行为经济学如果想要发展普遍的、关于个体行为的模型的话，最终它不会和新古典的最大化模型有任何区别。同样不清楚的还包括到底是基于过去的最大化理论还是整个地考虑用其他的理论来对各种所谓的“异常行为”(behavior anomalies)进行解释。实际上，今天各种的行为经济学概念，包括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处置效应(dispositional effect)、原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到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双曲线折扣(hyperbolic discounting)、提示效应(cues)、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等给人的感觉是无数多的标签贴在了无数多的具体现象之上，而这些林林总总的行为现象之所以专门贴标签来加以研究，仅仅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涉及到了“与标准的模型的预测不相符的行。”(Mullainathan and Thaler，2001) 现在行为理论家由于并没有直面如何整合行为经济学带来的各种经验证据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对此很多非常混乱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同一个作者也会在不同的地方对这样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表述。⑨例如，Camerer和Loewenstein(2004)认为，行为经济学的发现仅仅要求经济学家“对标准范式的假定进行修正以容纳现实的心理。通常这些偏离并不是很激进的因为这样的修正不影响经济学方法的核心”，因此，行为经济学“并不意味着对新古典方法的全盘拒绝”。在更早的文章里，Camerer(1999)也说，过去心理学的发现主要是能够以简单的、形式化的语言加以表达的心理学原理或构架，它们为将有限理性用对经济学家来说熟悉的方式予以模型化提供了铺垫。但是，Camerer等(2005)又明确表示，行为经济学可能需要突破现在的经济学对于个体行为的模型化套路。 总体而言，新古典正统和现在的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的、强调为经济学奠定现实性基础的做法就像连续谱系上的两极：新古典过于强调理论的普遍性，而牺牲了理论对于现实分析的有效性；现在的新潮流则强调现实性，而似乎不在意牺牲理论的普遍性。不过，从长期来看，正如Fudenberg，D.(2006)富有洞见的指出的那样，各种繁杂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必须整合、以达到更高程度的普遍性，而不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个行为现象导致一个行为理论出现。⑩ 四、关于经济学的学科规定性的讨论 (一)现代经济学模糊了经济学的学科规定性 普遍性和现实性似乎是一对显而易见的矛盾，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经济学面临的深层次困难实际上是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身规定性的缺乏的问题。不管是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来的学科孤立、自闭以及妄自尊大(典型表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还是今天经济学表现出的愿意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的极为谦恭的态度，都是这个问题的折射，因为在自身缺乏规定性的情况下自身的越界或者被动地接受其他学科的输入都是不可避免的(缺乏规定性在英文中是undisciplined，是学科discipline的反面)。(11) 经济学自身的规定性是指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题聚焦点(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是以此为前提)。到底是聚焦在个体行为、动机上面还是在社会性的制度安排上，这对于经济学来说一直不够清楚。在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那里大体而言，聚焦点是系统性地在后者而不是前者上的，(12)这也是因此我们很难在斯密那里看到对于个体能力维度的讨论(这种讨论却是在新古典理论中常常发生的)。动机的问题，虽然在斯密那里也提到了，但是，我们很难认为斯密是把它纯粹地作为独立于个体所在的社会运行体制的存在来处理的。而且，我们也感觉到，斯密的分析所基于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好像也并不精细、谈不上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至多只能说是富有洞见力的常识化判断，(13)但这并不影响斯密对人际合作秩序为什么可能(它使经济学有了其力图解释的典范性经验现象而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也就是说，虽然人性、人的行为也会影响观察到的社会秩序现象，但是，从一开始经济学却是着眼于社会制度对于人性、人的行为的引导，这种引导产生的社会效果是超出个体自身狭隘的利益视界或个体对于自身利益的认识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到了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之为经济学的这样的特定的问题聚焦完全丧失，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学变成了一门社会工程学，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由过去的超越任何人的意图、视界、认识的秩序形成问题变成了一个给定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由此，经济学和个体行为的学科变得严重混淆，个体的认知能力、动机等都因为这样的问题切换而变得自动地分析上相关了。确实，随意翻阅很多论文、书籍，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把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视为是和个体的理性决策问题当成是性质上没有区别的，甚至直接就是后者。(14)太多的人根本意识不到像所谓的“消费经济学”中的“经济学”一词实际上是在理性决策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毫无关系。当经济学被消解为“理性决策理论”，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的、要求为经济学提供更为现实性的基础的呼声可以来得如此地直截了当、而不需要附加任何额外的论证。 经济学规定性的丧失、它和研究个体如何行为的经验科学的混淆以及经济学把自己彻底地沦为关于对个体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的科学，这是三位一体的。反过来，如果经济学坚持自己应有的规定性，那么，经济学就必须和研究个体如何行为的经验科学划清界限，并且让经济学的任务还原为“为理解和改善经济系统的运作提供认识支撑”。目前总的说来普遍的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学导致的经济学规定性的丧失是缺乏自觉的。很多经济学家只是本能地感觉到，经济学不应该关注个体策略，而应该关注个体策略背后的社会制度条件。不过，可喜的是，在行为经济学越来越将经济学改造成行为理论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内部开始对经济学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应该如何和个体行为的有关理论区分开有所自觉了。例如，针对要求将个体的行为建立在神经科学基础上的主张，Gul & Pesendorfer(2008)就中肯地指出：“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抽象”，“经济学和心理学针对不同的问题，利用不同的抽象，处理不同类型的经验证据。神经科学的证据不能对经济学的模型构成反驳因为后者并不就人脑的生理做出假定以及导出结论……神经经济学家从心理学的抽象和问题出发来重新解释经济学的模型，以为它们是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神经经济学是治疗性的：它力图改善个体的决策……与之对照，经济学分析具有不同目标的个体的决策如何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相互作用”，“目前神经经济学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隐含地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经济学和心理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都是针对同样的问题，差别仅仅在于所提供的答案的不同。” 当然，这样的自觉刚刚开始，但却是值得肯定和重视。(15)从长期来看，经济学的进步一定不是一种理论或潮流代替另一种理论或潮流那么简单，而是在理论范式之间的竞争中人们对于经济学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应该以什么样的抽象为基础等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 (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内生性质 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是一群在生活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相互依存的人们自己的问题，是内生于自主性的个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样的问题既不是某种可以脱离开一群人的生活世界而被客观定义的；同时，它在性质上还不同于个体所面对的问题，后者是自我指涉的(或内包的)而没有一个主体间的客观的维度。如同自利和利他的概念一样，虽然两者看似对称，但由于利他的概念只在主体间有意义，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自我定义性质的自利，而是必然涉及到只与人际间可验证的客观维度(指：利他只能由对于一般性的社会规则的遵循而推断)。 以所谓公地的悲剧为例。在一个人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语境，这样的问题只能出现在一群人相互作用的语境。当人们找到相互协调的办法、从而使各自都能够从有限的资源中得到净利益时，公地的悲剧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样的问题由其性质决定就不是根据某种客观化的物理事实可以客观地求解的，而是一群人自身能否找到办法——指某些人际协调的制度安排——使大家都各得其所的问题。对此，布坎南(1979：208)有很好的表述： 我们并不通过产生唯一的一个“答案”来“求解”社会秩序的问题，不管涉及到的经验技巧多么复杂。这里没有需要被确立起来客观的“真理”。社会秩序的“问题”是人们永恒地面对的问题，这些人认识到他们必须生活在一起，并且为了这样他们必须自我施加社会规则、社会制度。 这样的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科学家面对无主体性的科学对象物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后者是纯粹科学的认识问题，解释和预测以及控制此时都是完全一致的，无非是着重的因果关系的方向不同而已。但是，经济学所要提供的认识却不是以预测和控制为目的，而是为一群自主性的个体组成的社会——这些人当然是有各种缺陷的，组成的社会也是——解决自身的问题提供帮助。对于人的各种缺陷的认识，不是为了直接去矫正它们，也不是为了去预测人的行为，更不是为由另外一个更高级的智慧来取代个体决策提供理由，而是为了帮助人们找到能够容纳这些缺陷的、合适的(即能够导致可欲的后果的)制度安排：“经济学家的科学专长可以用于对不同制度约束会产生什么后果进行预测。相关的问题不是通过集体行动使这样或那样的结果状态就位。相反，真正问题是，这样或那样的制度约束如何可以导致一个可欲的秩序结果的产生？”(Buchanan 1991)简言之，经济学解决的是复数的、结构化的(因而不能还原为任何单一个体)人群所面对的问题，涉及到的是如何通过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而使问题得以解决(表现为：大家集体接受某种更好的制度安排，从而使得大家从一个不那么好的均衡跃迁到更好的均衡上)。 社会学家Albert(2012)注意到，“新古典的理论经济学很奇怪地用非社会的方法来解决社会性的问题”。(16)这个局面到今天并没有改变。行为经济学家总是在讲个体行为的非理性或有偏(偏离最优)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地使社会层次的经济后果偏离了某种意义上的最优。似乎，社会就是从个人到更多的人而已，而不是由于更多的人导致了新的结构的生成以及不同于个人决策性质的问题的出现(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个局部，一个社会也确实存在着这种纯粹的类似于个体决策的问题，只不过涉及到的人在数量上更多)。当然，行为经济学家的这种做法也是和新古典理论一脉相承的，后者看似在讲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但实际上是把这样的问题理解为给定问题的求解，而经济学就是从个体的所谓最优行为直接推导出社会最优。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最优行为和行为有偏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如同市场有效和市场失灵一样，总之，和行为经济学一样共享了“从个体行为本身的理性(或优化)推导出社会理性(效率)”的范式密码。 五、结论与展望 经济学是一门基于对个体行为的精准预测而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学科吗？我们只有首先回答了“人是什么？”“人的行为是怎样的”才能为经济学奠定科学的基础吗？如果对它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无疑可以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从理性人发展到行为人是一个进步，是经济学朝向更科学的方向的必然。而这也意味着，虽然行为经济学看似是对新古典理论的挑战，但就把经济学当成一门上述意义上的解释和预测科学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它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发展的逻辑使然。 不过，经济学真的就是一门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吗？经济学的科学性真的有赖于对个体行为进行精准预测吗？经济学所关注的社会层次的规律性的现象是来自于个体行为本身的规律性，还是来自于个体所在的社会环境的特征？像这些问题，对它们的回答一定不会是毫不含糊的。那些挥舞着“不现实性”的大棒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家似乎并不想在这样的困难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更愿意轻松地以“不现实性”为借口为自己要做的收集各种人如何行为的经验证据的工作扫除障碍。 新古典理论的自闭倾向早已遭人诟病，去过程化、去动机化并且和社会性的制度不接洽的理性演绎模型确实可能需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但问题是，以更经验的行为人替代理性人就是出路吗？没有人会反对经济学建立更强健的经验基础之上，但到底更强健的经验基础意味着什么，这绝非直接诉诸在那里的经验现实就可以将这样的问题消解掉的。有必要将行为经济学对于新古典正统的挑战看成是一场经济学内部的对话的展开，其最终的目的不应简单地是一种经济学替代另一种经济学、新的潮流取代旧的潮流，而应该是使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应有的学科定位、经济学和其他相邻学科尤其是人的行为的理论之间的界限、什么是适合于经济学的任务的关于人的抽象等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 ①关于假定的现实性的方法论争论，在上个世纪30年代-50年代已经将诸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如罗宾逊夫人、马克鲁普、弗里德曼等——卷入其中。最后结果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强调理论作为非现实的、抽象的逻辑构造的主张占了上风，现实主义对于主流理论的挑战不了了之。 ②按照Maital(2004：2)的说法，“2002年卡尼曼获得诺奖，这意味着行为理论正式成了主流。” ③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的核心是：我们无法直接对理论的假定进行经验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是看从其假定出发的逻辑蕴含——也就是预测——是否和经验一致。弗里德曼的思想深受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就“理论中的假定的现实性不在于和直接感知到的经验(directly perceived experience)进行比对意义上的一致”而言，应该说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值得今天的行为经济学们学习的。当然，不得不承认，就弗里德曼把“如何抽象”这个问题简单化约为“预测的有效性”而言，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科学影响的结果。 ④Krugman(1998)明确地认为，理性人模型在经济学中就是用来进行逻辑推演的，并因此认为那些对其进行指责的人是因为没有理解它所起的作用。 ⑤Rabin(1998)在要求经济学的假定中将心理学的发现考虑进来时倒是时不时地使用了“相关的”一词，但他似乎把哪些心理学事实算是“relevant to economics”或者说“economically relevant”当成直截了当的，而从未见他专门就什么是“相关的”进行论述。 ⑥很久以来在经济学界就到处都充斥着类似于这样的说法：“传统经济学理论面对着越来越严峻的来自于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挑战。……我们需要打开决策的黑箱，提出全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模型工具。”(Rubinstein，2003) ⑦Glaeser，E.L.(2004)称这种影响是one-sided。Camerer(1999)认为行为经济学是要用“心理学来帮助经济学”(use psychology to inform economics)。 ⑧多少有些悖论的是，60年前弗里德曼对于预测的强调本意是为了捍卫经济学理论或假说的抽象性、从而对当时那种要求理论假定具有直观上的描述准确性(directly perceived descriptive accuracy of the assumptions)的观点进行反击，但现在行为经济学家们几乎是基于同样的信条对新古典的基础性假定提出挑战，并认为有必要代之以(从其他的行为理论的角度看)描述上更为真实的个体行为模型。 ⑨Etzioni(2011)专门指出了这一点。 ⑩Glaeser，E.L.(2004)认为大多数行为经济学的统一的线索是“情景主义”(situationalism)，即个体基于对非常局部的影响环境的觉察或感知而决策，而不是根据长期效用。他以预期理论、心理账户、双曲折现、暗示理论以及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表现等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我对此比较认同，但不知道行为经济学家是否也认同此观点。 (11)Glaeser，E.L.(2004)称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为“错乱的、反复无常的”(schizophrenic)，称现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为“单方面的作用”(one-sided interaction)，即前者是净输入者。 (12)按照布坎南(1991)的说法，“亚当·斯密的整个努力可以被认为是论证使‘法和制度’被塑造得来使得个体的自利能够导致对所有人有利的结果产生。” (13)不过行为经济学家并不这样看斯密。例如，Camerer(1999)认为，早期的经济学思想充满了心理学的洞见，并引用斯密在《国富论》中那段著名的话“人们不是从面包师……而是从那些人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切期待自己的午餐”以及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人们对于其他人利益的关心来表明此。 (14)前面引用过的西蒙(1959)的那段话是其典型。要知道，西蒙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15)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内部，我们会看到一些零散的关于对于“经济学中的个体假定是为了最终指向对社会制度的分析、因此它和心理学中的个体模型会不一样”的表述，如Mayerson(1999)，但远不系统，也没有达到能够真正对新古典理论目前用来作为分析的基础的完全理性的最大化模型提供无可辩驳的捍卫的程度。 (16)Albert(1979)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deficiency)。老制度主义者凡伯伦(1898)也类似地认为，新古典理论是用机械的、牛顿式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标签：行为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理性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基础心理学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行为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