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无产阶级由“自在”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而奋斗——论一次劳大前后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涵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夏论文,工运论文,无产阶级论文,阶级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07)05-0063-05
一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与特点，决定着中国无产阶级具有文化水平较低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较浓的弱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因此，建党时期的工人运动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与进行马克思主义通俗宣传。通过识字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是启发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入门。1920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时，亲自给工人夜学授课，“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史。他解释‘工人’二字联起来就是‘天’字，生动地阐明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的道理。”[1](P479)其二、阐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这是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关键。上海共产党发起小组创办的《劳动界》一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私有财产，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制造出来的货物，一部分作为下次再行制造的资料，一部分作为社会的财产，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大家享用。这时候大家都要做工，都能得饭吃得衣穿”。这是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2]其三、批评封建帮会意识，组建阶级性质的工会。封建宗法家族意识是工人群众认识与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思想障碍，而且这些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依靠封建帮会性质的工会组织而继续毒害工人。那些“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觉悟的工人呵！赶快自己另外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呵！”[3]1920年10月3日，上海共产党发起小组筹备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会议由筹备会书记李中为临时主席。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本会的宗旨在“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为“要达到这个宗旨，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持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他希望机器工人“大大地联络，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工会”，[4]使工会成为无产阶级的组织。
上述特点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思想斗争、组织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但在当时，这种统一的斗争刚刚开始，需要进一步总结斗争经验而作更为深入具体的理论阐述。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理论任务。邓中夏作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历史地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二
邓中夏于1894年10月5日（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村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7年夏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新学理。他给自己取笔名“大壑”，即要像峡谷那样容纳各种新知识和新学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8年5月，邓中夏参与组织北大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罢课斗争和全国性的学生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12月，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和几位同学利用暑假到唐山矿区了解矿山工人生活劳动状况。翌年1月，参与创刊《国民》杂志，任编辑干事，拟订该刊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5]并在该刊上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和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3月22日，又参与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求“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6]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学。邓中夏在5月3日的北大学生大会上愤慨表示：“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7](P13)他积极参与“五四”反帝爱国游行，并负责北大学生干事会文书股工作，编《五七》报，随后又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宣传股主任。从5月5日起，他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连续进行十多天演讲，亲自讲演《青岛外交失败史》、《国事真不可谈吗》等题目。5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起通过湖南学联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斗争，以支援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邓中夏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1919年10月，邓中夏组织一批爱国学生采取“工读互助”和“新村生活”的方式学习讨论当时的社会新思潮，但以失败而结束。[8](P66)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收集、翻译、学习、讨论等方式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区别。[9]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邓中夏率领平民教育演讲团赶到长辛店，向工人演讲，并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号召：从今以后，我们要“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我们大家要联络起来，把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迫我们呢？我们的劳工朋友呵！快快起来”。1920年9月，邓中夏参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回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途中，经过波涛汹涌的洞庭湖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慨然赋诗一首：《过洞庭》“问将为何世？共产均平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10]立志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同年11月7日，北京共产党发起小组决定创办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邓中夏负责具体编辑责任。他拟订办刊宗旨：“劳动者要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作为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11](P2)
1921年1月1日，邓中夏主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免费招收学生，分为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夜班为工人。他对长驻教员王铮（北京共产党发起小组成员）等说道：“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目的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认识字，有了文化，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接受新思想”。并且要求他们根据工人劳动、生活情况编写新的平民识字课本。[12](P262)邓中夏经常来劳动补习学校讲课，以通俗的语言，生活的事例，向工人群众讲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常识。各地共产党发起小组的刊物也都在这个学校出现。
4月中旬，邓中夏又受北京共产党发起小组委托赶到长辛店，决定在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之上创办长辛店工会，并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时成立。6月初，再次赶到长辛店，组织领导工人群众将资本家的“员司工会”打垮。通过这次斗争，邓中夏认识到纯洁工会组织的重要性，经过讨论协商，他将长辛店工会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并且规定俱乐部只要工人，不要工头、员工和路警；俱乐部由11名工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领导，它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三
邓中夏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紧紧抓住工人群众较为浓厚的农民阶级的思想意识问题，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艰苦的理论与实践工作。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和科学组织的统一。
一般说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能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也只能从斗争中理解和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由于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绝大部分是从破产农民而来，封建宗法家族意识和自由散漫习气是其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大阻碍，导致他们无法形成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组织形式是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行会“使雇工和学徒觉得业主的事业和营利，就是自己的事业和营利似的。”帮口可以对外团结一致，但“实际上这些同乡帮口，都只是大小绅士的工具”。秘密结社具有极其严密的组织纪律，而且往往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但“他们的群众，要变成首领互相械斗的炮灰和谋利的工具”。[13](P425-426)
第一次劳动大会召开之时，“大会代表成分非常复杂，就其大者而言，有共产党派，有国民党派，有无政府派，有毫无信仰的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14](P480)这种状况说明组织工作比思想工作更为重要。陈独秀为此提出了一般的组织原则：劳动组织系统有三种，即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地方的组织。他期望通过组织形式而使劳动者“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共产党”。[15]邓中夏则在《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中更为具体地提出以产业联合为主，并以职业联合向产业过渡；以及在各地工团联合会的基础之上建立全国总工会的两项原则。他说：“工人阶级争斗力的强弱，全视工会组织法之良窳而定。比如工会是由一种职业的工人所组成，则罢工运动每至一行业的工人陷于孤立，而容易失败。产业组合则不然。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职业的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争斗力就异常雄厚了。故我们组织工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但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的各种职业工人，则仍不妨沿用职业组合以为着手之起点”。同时，“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合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了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并且，“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之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16](P9、10)第一次劳动大会通过邓中夏的提案，并任命他为书记部主任。此后，中国工人运动就按照现代工会组织原则组织阶级性质的工会，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思想和组织转折。
其二、坚持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斗争的统一。
工人阶级真正组织起来是第一步，是在阶级斗争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这个阶级斗争就必然要由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第一次劳动大会之后，邓中夏就开始领导劳动立法运动。他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向国会提出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他向工人群众明确说道：“国际的资本主义不打倒，军阀也难打倒，而我们劳动立法上的幸福，也实享受。”[17](P18)所以，争取劳动立法的斗争，实际上是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斗争，而不是改良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要使工人群众明白：经济斗争是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提高社会地位的斗争。如果只搞经济斗争，“工人最容易被引到工团主义，只过问经济的要求，忘记了政治的奋斗，结果是工人运动于中国革命完全不相干涉，这却是一重危险。”[18](P48)但是，不做经济斗争又会脱离工人群众。“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所以‘社会革命’、‘劳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口号，唱得呱呱叫。其实这类口号不仅是压迫阶级之吐舌而惊，就是劳动阶级亦是闻之掩耳而走。”我们“应把从前那样大而无当的口号暂时收藏起来，把目前切实有用的口号代之，方于实际有益。”但是，“经济斗争如不先得到政治的自由，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等，何能顺利的达到目的。请看这几年内所有的工会解散与罢工的失败，那次不是受了政治的压迫。”当然，即使军阀政府答应劳动立法的内容，工人阶级也不能改变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奴役境况。工人阶级只有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待“政治革命成功了，独立的自由的真民主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特殊问题才能有相当的解决。所以现在做劳动运动，应视文化之提高和政治之宣传为唯一的工作。”[19](P67-68)即以无产阶级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政治宣传的中心。后来，他在1926年3月31日举行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第一百次会议上，以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的身份致《训词》，明确地提出：“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将来中国工人政府的先声。”[20]
其三、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既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也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成熟。陈独秀在领导中国早期工人运动斗争中，也曾提出过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按照现代产业工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正确主张，但始终没有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高度上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陈独秀就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幼弱”。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少数。”[21]从而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者的信心。这也说明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历史高度上看工人阶级的自我改造问题是多么的重要。
邓中夏从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中，提出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和科学组织的统一、坚持参加经济斗、政治斗争直至夺取政权的斗争的统一，归根结底就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历史高度上看待工人阶级的自我改造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只能是在民主革命的斗争实际中进行。所以，“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他愤慨地批评那种对工人阶级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他说：“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故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因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残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解决些。”但是，“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22](P42-43)我们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平时心理尽管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尽管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然而一到战时（罢工），他们的眼里却清清楚楚认识资本主义了，他们的心里却完完全全表示出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了。”所以，“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23](P100-101)
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觉悟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过程。正是因为如此，邓中夏向第二次劳动大会提出：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第一步，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争取政权以进行社会革命；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才能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等。第二次劳动大会接受邓中夏的有关提案，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由“自为阶级”向“自在阶级”转变的正确道路。邓中夏的理论贡献不仅当时是杰出的，而且对后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人运动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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