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社会福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源于历史积淀、区位优势差异和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长久以来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一直较为明显。因此，如何缩小区域间差距、并以此提升综合国力，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后，中国相继实施了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和均衡协调统筹发展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演化中呈现出复杂的变动态势。在上述背景下，国内外有关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非常活跃，从表现、特征、原因等多个层面得出了富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多注重区域经济增长数量的衡量，较少涉及增长质量的核算。而由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可知，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差异时，质量的差异可能比数量的差距更为关键。
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广泛，但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我们认为，如果从宏观经济视角来审视福利，则广义社会福利应聚焦于3个层面，即有关收入、消费及分配的物质财富；包含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社会保障；涉及社会环境、家庭氛围、政府行为、自然条件等的生活环境。从这3个层面考察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则自然形成了以下分析逻辑：区域发展差异涉及经济增长的“量扩”与福利“质升”两大方面；其中，区域福利水平的差异实际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多寡、社会保障的健全程度及生活环境的好坏；而区域增长水平不仅自身存在差异，同时作为社会福利递进的原始驱动力，又推动了上述福利3个层面差距的形成。鉴于此，对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对揭示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与实践价值。
目前，有关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向：一是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总体关系的界定。如收入与幸福、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等(Cummins，2000；Carol，2007；黄有光，2002；朱建芳、杨晓兰，2009)。研究结果表明，一定范围内，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同步上升；但在收入或增长水平超过一定程度后，幸福和收入、快乐和金钱、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二是福利的某一项或几项特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这一方向大致可细分为三类：(1)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Barro(2000)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经济发展阶段而异，发达国家是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负向关系。陆铭等(2005)认为，控制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实现平等与增长的协调发展。(2)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Jie Zhang(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保障能够促进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不明显。林治芬(2002)认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明显，甚至比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还要大。(3)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庄子银、邹薇(2003)认为，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提高公共支出效率，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诸大建等(2010)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以人类发展指数(HDI)表征的福利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贡献，且政府提供持续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提高中国福利水平的根本保障。
由此看来，现有福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3个问题：一是用“幸福”、“快乐”、“生活质量”等描述社会福利时，多注重主观社会福利感的研究，不易获得真实的数据。二是多数研究只关注某一方面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指标的客观性较强，但研究面较窄，且方法和结论复杂多样，难以对福利和经济增长的总体关系做出系统判断。三是未能很好地将福利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用于解释区域差异，同时，很少涉及在四大区域及省域层面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基于此，本文欲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扩展研究。首先，按照广义社会福利的内涵，构建一个较为科学、完善的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从而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区域发展差异进行初步衡量；其次，运用相关实证方法测算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借此探讨区域发展差异的表现及成因。
二、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1.社会福利指标体系
在充分考虑研究的全面性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福利概念的解读，对已有相关研究所列指标进行筛选和完善而最终构建。其中失业、养老、医疗保险覆盖率借鉴了贾智莲等(2010)的计算方法，市场化指数则来源于樊纲等(2010)的研究结果。指标具体涵盖三层，包括3个一级因子，12个二级因子，38个三级因子。
2.经济增长指标体系
选用通常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3个指标，为与社会福利指标体系相对应，也分成三层，包括3个三级因子。上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数据说明
受数据可得性所限，本研究时序为2003-2009年，构建了31个省份7年的面板数据。实际上这一时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较明显的经济波动期，同时又是社会福利改革开始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因此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4-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分省统计年鉴等。部分缺失数据经推算而得。最终采用原始样本数据8897个，辅助样本数据1209个，总计10106个数据。
三、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指数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三标度层次分析法(李新运等，1998)确定指标权重。计算步骤为：(1)设定主观判断矩阵；(2)设定感觉判断矩阵；(3)构造客观判断矩阵；(4)确定指标权重值①。
(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三)综合指数的计算
对经标准化处理过的数据及相应指标权重进行逐级加权求和，即可得31个省份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综合水平，分别以社会福利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数表示。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四)结果分析
1.时间序列对比
第一，从各省分别来看，就社会福利指数而言，除北京、黑龙江、福建有轻微波动外，其余各省均稳步上升；就经济增长指数而言，除山西省呈波动下降趋势外，其余各省均波动上升，且大多数省份2008年较2007年明显下降，2009年又普遍回升。
第二，为分析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全国总体变动趋势，分别求得全部省份各年度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指数的均值(计算结果见表2，变动趋势见图1)。从全国均值的时间序列来看，2003-2009年，社会福利水平稳步提升，从0.44上升至0.54；而经济增长水平波动上升，其中2008年有明显下降趋势，2009年又逐渐升高。
综上可知，2003-2009年，全国和各省的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呈现相同变动趋势，即社会福利水平不断增长，经济增长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就经济增长而言，由原始数据可知，近几年各省人均GDP和GDP总量均呈快速上升趋势，图而经济增长指数的波动主要源于GDP增速的波动。2008年GDP增速减缓进而经济增长指数显著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经济逐渐复苏，这一指数也得以回升。而社会福利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表明其并未受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进一步来看，由图2可知，社会福利水平持续上升，可以由其所涵盖的物质财富、社会保障和生活环境指数三方面的稳步上升加以解释。但相对而言，生活环境水平最高，物质财富水平其次，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这表明，切实解决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是今后持续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关键。此外，物质财富的上升幅度最大，表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城乡分配的公平化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快速上升做出了较大贡献。
图1 福利指数、增长指数全国均值
图2 社会福利指数分解
2.截面数据对比
对各省社会福利指数、经济增长指数分别求7年均值，可分析福利和增长水平的省域差异。为更清晰地展示计算结果，本文应用Mapinfo软件绘制出中国省域社会福利指数、经济增长指数的GIS空间分布图(见图3、图4)。
首先，从社会福利水平看，东部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落差较大：上海、北京、天津居于全国前列，河北、海南两省较低，其余五省相对较高。东北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均较高，且较为平稳。中部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一般，但也较为集中。西部地区的福利水平，内蒙古最高，宁夏、青海、新疆次之，其余八省落后于全国其他省区。可见，东、西部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省际差异较大，而东北、中部地区在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呈现趋同状态(见图3)②。
其次，从经济增长水平看，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长水平逐次递减，且各区域增长中心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区域内其他省份相比均较高，如东部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天津、北京，东北的辽宁，中部的河南，西部的四川、陕西、重庆、广西。上述结果还表明，东、西部地区区域内的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见图4)。
图3 中国省域社会福利水平分布
注：由于台湾省不在本文研究对象之列，故以底色显示。下同。
图4 中国省域经济增长水平分布
此外，可以对社会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的空间差异做出综合评判。一方面，对各省社会福利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数的7年均值按照四大区域范围分别求均值，则可得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社会福利指数的均值分别是0.564、0.524、0.464、0.428；经济增长指数的均值分别为0.375、0.259、0.234、0.199。因此，从四大区域来看，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都符合一般所认同的由东至西逐次递减规律，同时可知两指数的差距也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另一方面，从省域来看，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及由二者差距构成的区域差异特征更为复杂：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省份，其社会福利水平并不高，而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省份的社会福利水平又相对较高。例如，东部的广东省，经济增长水平居全国首位，而其社会福利水平仅为全国第十；中部的河南省，经济增长水平在中部最高，而其社会福利水平在中部列倒数第二；西部的四川、陕西、重庆、广西，符合西部经济增长中心的定位，但社会福利水平均较为落后，而经济增长水平相对较低的宁夏、新疆、青海，则有较高的福利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各区域二者的差距悬殊。因此，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发展差异的特征，下面将基于社会福利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数的面板数据，进一步拓展二者相互关系的研究。
四、耦合分析
一般而言，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二者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似乎较难判断。因此，如果暂不考虑二者的因果关系，而将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视为一个交互体中的两个系统，应用非参数检验的“耦合法”进行分析，则不仅能够明确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还能预测福利和增长水平的未来耦合趋势，从而能对二者关系的改善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耦合机制的解析
物理学中的“耦合”原理涵盖了两个方面：“协调”和“发展”。“协调”是指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发展”则指系统各自的演化进程，“协调”与“发展”相互交织，即为“耦合”。
有关耦合度的计算模型较多，经适用程度比对，本文选用以下模型(廖重斌，1999)：
图5 协调、发展、耦合
假设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各自发展水平由综合指数f(x)、g(y)分别标识。式(1)中，C为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T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或称发展度；D为耦合度。下面将结合图5阐述耦合机制。
首先，按照“协调”的内涵，f(x)、g(y)的离差越小，协调度C值就越高；当f(x)=g(y)时，达到最优协调度1。因此，若以f(x)、g(y)分别作为横纵坐标轴，可用斜率为1的直线(45°线)表示协调度为1的所有点的集合。其次，参照无差异曲线的构造思路，可将一簇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作为发展度的无差异曲线系。每条曲线上各点的发展度相同，曲线离原点越远，其所代表的发展度越高。最后，作为“协调”与“发展”的综合结果，耦合度可用协调度和发展度的交集表示，即图5中任一点均表示一个相应的耦合度。图5中，点M与N共处45°线上，表示协调度均为1，但点N处于更高的发展度无差异曲线上，因而点N的耦合度必然高于M的耦合度。
图5显示了协调、发展与耦合的内在关系，即耦合度的概略含义，进一步可通过图6明确表示耦合的演进过程。假设在时间t内，f(x)、g(y)都呈上升趋势。那么，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可由图6中的C曲线表示。按照前文定义，协调度与f(x)、g(y)的离差(即相应曲线的间距)呈现相反的变动特征。因此，曲线交点M、N处协调度
、
相等(均为1)；协调度在M点之前不断上升，在N点之后逐渐下降；MN之间则相应呈现先减后增趋势。另外，耦合度的发展趋势可由图6中的D曲线表示。从图6中可知N点耦合度高于M点，则耦合度必从
上升至
。但由于耦合度取决于协调度和发展度的相对变化，故较难确定其在M、N点间的变动趋势，因此随机设定M、N 间D曲线如图6所示。
图6 耦合演进趋势
(二)福利、增长的耦合趋势
为考察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及其区域差异，以下将采用上述“耦合”思路进行分析。将增长和福利视为两个交互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由前文已求得的经济增长指数和社会福利指数分别标识，记为f(x)、g(y)。为获得如图6的耦合趋势，需明确f(x)、g(y)的相对高低及f(x)、g(y)的相互变动关系等特征。
1.f(x)、g(y)的相对高低
由指数分析可知，从时间序列看，社会福利水平高于经济增长水平(见图1)，截面数据也呈现相同的特征(见图3、图4)。为进一步明确截面数据的对比特征，绘制各省福利和增长指数均值的折线图，如图7所示。由图7可知，各省福利指数的均值均高于增长指数的均值。综上可知，在耦合趋势图中，现阶段f(x)曲线应高于g(y)曲线。
2.f(x)、g(y)相互变动关系
按照前文所述增长指数的波动态势，假设经济增长水平不断上升，但上升幅度将逐渐减缓，即可得增长曲线。因此在绘制耦合趋势图时，重点考察福利随增长的变动趋势。分别绘制全国和各区域福利与增长指数的散点图，如图8所示，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图7 福利指数、增长指数各省均值
第一，福利随增长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初步分析可知，全国、各区域的散点图均可拟合成二项式曲线③：全国：y=-0.5682
+0.9358x+0.2855；东部：y=-0.6909+0.9358x+0.3195；中部：y=-0.6155+0.7616x+03159；西部：y=-0.8099+0.922x+0.281；东北：y=-0.6323+0.7764x+0.3678。由此可知，当前中国整体的福利水平将随着增长水平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而二项式曲线平滑递减的趋势也意味着存在福利的拐点。
第二，各区域的福利拐点不同，且到达拐点时，福利低于增长水平。计算可得各区域的拐点为：东部(0.677，0.636)，中部(0.619，0.551)，西部(0.569，0.543)，东北(0.614，0.606)。这表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分别在其增长指数达到0.677、0.619、0.569、0.614时出现福利的拐点。这一点与各区域当前发展情况相一致，东部本身增长水平最高，增长能力也相对较强，因而其福利拐点处的增长水平最高，同理，中部、东北次之，西部最低。从各区域拐点处可知另一重要结论，即虽然当前福利水平均高于增长水平，但到达拐点时，福利水平却都低于相应的增长水平。
第三，各区域当前均未到达拐点。东部、东北、中部、西部2009年经济增长水平的均值分别为0.456、0.327、0.310、0.244，均低于福利拐点处的增长水平。同时，由表2可知，2009年各区域增长水平最高的省区，其增长水平也低于相应拐点处的增长水平。
图8 全国和区域福利与增长散点图
图9 福利增长耦合趋势
由以上几点可大致预测中国福利与增长的耦合趋势图，如图9所示。即增长呈上升趋势，但上升趋势逐渐减缓，而福利随增长的变动呈先增后减趋势；当前福利水平高于增长，但拐点H处福利水平低于增长，故二者存在一个交点G；交点处福利与增长相等，即协调度达到最高值1。
此外，以交点G和拐点H为界，可将该变动趋势划分为A、B、C 3个阶段。现阶段中国各省的福利水平均高于增长水平，故应处于耦合度逐渐上升的A阶段。可以预知，在B阶段，随着协调度逐渐下降，耦合度上升趋势将减缓；在C阶段，随着福利水平越过拐点，且协调度继续下降，福利和增长的耦合度也将逐渐下降。
以上对中国福利和增长的耦合情况作出了初步判断与预测，而对耦合度进行定量测度将有助于深入理解福利和增长的耦合特征。
(三)耦合度的计算
“耦合”是指系统之间通过交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实际上，“耦合”包含两大类情况：系统之间配合得当，为良性耦合或协调发展类型；反之为恶性耦合或失调衰退类型。耦合度的大小标志着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强弱，具体判断标准如表3所示(吴文恒等，2006)。
运用式(1)(式中α、β均取0.5)，可求得2003-2009年全国各省福利和增长的耦合度(见表4)。由表4可知，2003-2009年，除山西外，其余各省福利与增长的耦合度都呈波动上升趋势，仅在2008年略有下降，2009年又止跌回升。各年度耦合度的全国均值也呈现相同趋势。表明中国近几年的福利和增长的耦合度确实处于上升期(即图9中的A阶段)。以下将进一步分析各区域耦合度所处的类型。
为明确福利与增长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对各省耦合度求7年均值，并绘制出中国省域福利与增长耦合度的分布图。观察图10，并结合表3可知，耦合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东部地区，除海南省濒临失调衰退外，其余各省均实现了福利与增长的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中上海、江苏、广东达到中级协调发展；山东、北京、浙江、天津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型；福建、河北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
第二，东北和中部地区大都实现了福利与增长的勉强协调发展。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及安徽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辽宁正好达到初级协调发展；而山西则濒临失调衰退。
图10 中国省域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度分布
第三，西部各省大都属于濒临失调衰退类型。其中内蒙古达到了初级协调发展；四川、陕西、重庆勉强协调发展；其余均濒临失调衰退。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发展情况不容乐观：21个省份的福利与增长关系处于可接受区间，但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从勉强协调到中级协调不等；10个省份处于不可接受区间，濒临失调衰退。
(四)优化耦合类型
上述结论意味着虽然现阶段中国福利和增长的耦合度不断上升，但耦合绝对水平较低。
观察图5，当前中国福利水平高于增长水平，即现阶段耦合度均落在图5中45°线的上方。因此，若保持福利水平不变，则提高增长水平，就能提高耦合度(如P向M点移动)。但若保持增长水平不变，则降低福利水平方可提高耦合度。显然，第二种方式不可取。实际计算结果也表明现阶段经济增长在改善二者的耦合关系时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具体而言，各省耦合存在4种情况：(1)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均较高，二者耦合度也较高。如东部的上海、江苏、北京、天津、山东、浙江，西部的内蒙古和东北的辽宁。(2)福利水平高于增长水平，但福利与增长的相对差距较小，二者耦合度相对较高。如中部的河南，西部的四川、陕西、重庆。(3)福利水平高于增长水平，但福利与增长的相对差距较大，二者耦合度相对较低。如东部的海南，东北的吉林、黑龙江，西部的宁夏、青海、新疆。(4)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均较低，二者耦合度也较低。如西部的西藏、云南、甘肃、贵州。第一和第四种情况较易理解，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可用图5中Q、P 点进行解释。P、Q点发展度相同；与P点相比，Q点增长水平相对较高，即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差值相对较低；而Q点耦合度高于P点。因此，当福利水平高于增长水平时，相对提高增长水平有助于优化二者的耦合类型。如图9所示，在当前的耦合态势下，处于A阶段时可通过稳定福利水平，提高增长水平来提升二者的耦合度。然而，一旦进入B阶段，耦合度上升趋势就将减缓。从表4可知，当前已有一些省份的协调度接近于1，这些省份的耦合度上升趋势将减缓。尤其是，随着增长水平不断上升，福利逐渐达到拐点，则将进入C阶段，二者的耦合度将不断下降。
鉴于此，如想持续推动福利和增长互促式发展，关键在于防止二者进入C阶段。由前文分析可知，若构造如图6的耦合趋势，则福利和增长有望协调共进，且二者的耦合关系也能逐步向优质协调类型转变。如图11所示，若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等因素的驱动下得以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逐渐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并通过经济增长有效带动福利水平的提升，则二者将呈现互促式的耦合演进趋势。二者的耦合度依次为
…，不断上升，最终必然能够转变为优质协调类型。
图11 福利增长理想耦合趋势
综上所述，各省可制定与自身当前福利、增长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政策，从而优化各自福利和增长的耦合类型，逐步实现福利和增长的协调共进。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福利和增长水平均较高，需防范福利拐点的到来对二者耦合关系的抑制，因此应积极探索如图11所示的福利和增长持续演进的模式。东北地区福利水平较高，但增长水平仍较低，现阶段应在稳定其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有效提升其经济增长水平。中、西部地区的福利和增长水平均较低，距福利拐点处仍有较长的时间，因此现阶段应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能力，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并推动福利均等化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江苏、山东、天津和内蒙古的福利增长协调度较高，近阶段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从而阻碍二者的耦合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各省应密切关注福利水平上升趋势减缓对二者协调关系的抑制，先行探索福利与增长互促共进的发展模式，不仅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还能为其他区域提供有益借鉴。
总之，由于各区域均存在福利拐点，则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指引下，今后各区域应结合自身发展特征与比较优势，在拉动经济增长水平的同时，密切关注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动，以增长促福利，以福利带增长，不断优化二者的耦合模式，以使二者可持续地渐进提升。
五、结论
本文采用2003-2009年省域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变动特征，由此对近期区域发展差异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规律做出新的解释。
首先，无论是经济增长、社会福利，还是二者的耦合程度，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并未显现出明确的“俱乐部收敛”特征，省际差异则更为明显。这意味着今后一段时间，有效缩小区域间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差异，依旧任重而道远。
其次，各区域的社会福利水平均存在相应的拐点，但目前尚未达到各自的拐点。同时，当前各区域增长水平及增长能力存在差异，因而到达各自拐点的速度也将不同。此外，各区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推迟或避免福利拐点的到来，从而有效推动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
再次，现阶段各区域福利和增长的耦合度处于不断上升期，但耦合的绝对水平较低。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协调度的下降及福利拐点的到来，未来二者的耦合趋势不容乐观。因此，探索福利与增长互促共进的发展模式是各区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与核心之所在。
总体来看，切实建立以人为本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助于尽快实现各省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也有助于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进而深化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未列出各矩阵及权重计算结果。
②本文遵循中国统计年鉴，划分四大区域为：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③前文计算过程表明历年山西省及2003年吉林省的数据可视为奇异值，故此处拟合曲线时剔除了相应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