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母语者英语形态加工、形式加工的分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工论文,汉语论文,母语论文,英语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汉语母语者在习得英语语法的过程中，在产出如例（1）a这样的句子时，经常会丢失屈折词缀“-s”或“-es”，变成例（1）b，但一般不会说出例（1）c这样的句子（Dulay & Burt 1974;Bailey et al.1974;常辉和李锡江2009）。
（1）a.Sam often drinks beer.
b.*Sam often drink beer.
c.*Sam drinks often beer.
例（1）b这种屈折词缀丢失的错误，是形态错误，而例（1）c这种外在语序上的错误，是句法形式错误。
汉语母语者在进行英语学习时，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屈折词缀丢失的形态错误而不会出现语序错乱的句法形式错误，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在理论研究上，Beard（1987，1995）提出了“深层句法—表层形态分离假说”，该假说认为，语言形态系统与句法系统的关系只是单向的，丰富的形态能导致句法移位，但形态贫乏的语言中照样可以有句法移位，形态和句法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Lardiere（2000）在讨论功能语类特征在形式上的映射时，把深层句法特征称为形式特征（formal feature），把表征形态特征简化为形态特征（morphological feature），①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们常常把Beard的假说称为形式—形态的“分离假说”（Separation Hypothesis）。
在行为层面研究上，Lardiere（1998a，1998b）跟踪研究了中国儿童Patty学英语的情况达八年半之久，从Patty那儿收集的语料是她在自然环境中讲的英语。在Patty说的英语中，动词的屈折变化数量远低于一般研究中得到的标准，在调查中发现，在需要使用过去时的限定性句子中，Patty实际使用过去时的比率很低，在整个八年半的时间里大约只占34%。然而，数据显示，Patty的中介语语法已经具有了功能语类的正确特征，在Patty的话语中，主格代词总是充当限定性句子的主语，宾格代词总是用在需要宾格的地方，包括在非限定分句中，也就是说Patty产生的话语中代词格的分布是绝对正确的，她没有出现句法形式上的错误。
理论研究和行为研究说明二语者的形态加工和形式加工是可分的，那么二语者的形态加工、形式加工在大脑中是由相同的脑神经机制负责还是由不同的脑神经机制负责？这受到了二语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关注。
在二语加工的神经电生理学研究上，很多研究者关注形态错误加工的研究（Ojima et al.2005; Tokowicz & Mac Whinney 2005; Rossi et al.2006; Hahne et al.2006; Osterhout et al.2006;Chen et al.2007; Keating 2009；Gillon-Dowens et al.2010; Foucart et al.2012），这与被试所掌握的两种语言都具有形态有关。也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句法形式错误加工的研究（Weber-Fox & Neville 1996；Hahne & Friederici 2001；Hahne 2001; Rossi et al.2006; Steinhauer et al.2006; Bowden et al.2007）。少有研究者在同一个实验中进行形态和形式两个层面的研究（Rossi et al.2006）。②在研究结论上，Steinhauer et al.（2009）综合了前人的形式加工和形态加工研究，认为只要二语熟练程度够高，形态错误和形式错误会表现出相同的脑电成分，形态加工和形式加工有着相同的脑神经机制。
最近的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母语的不同对二语的加工有着很大的影响（Mac Whinney 1997; Tokowicz& Mac Whinney 2005; Osterhout et al.2006），如果被试的母语和二语相似程度很高，那么二语的形式加工、句法加工与母语加工会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在之前的研究中，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一般都属于印欧语系语言，形态比较丰富，结构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所以研究者往往得到了二语的形态加工和形式加工有着相同神经机制的结论（van Hell＆Tokowicz 2010）。
汉语是缺乏形态变化③的语言，研究汉语母语者英语形态加工、形式加工的情况对丰富二语的神经电生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ERP手段进行汉语母语者形态加工、形式加工的对比研究。在具体的实验方法上，将形态正确句、形态错误句进行对比得到汉语母语者形态加工的相关脑电成分，将形式正确句、形式错误句进行对比得到汉语母语者形式加工的相关脑电成分，然后根据这两类加工的脑电成分进行分析、对比、讨论，说明汉语母语者英语形态加工、形式加工的关系——是具有相同的脑加工机制还是具有分离的脑加工机制，进而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2 ERP实验
2.1被试
20位被试（年龄19—24岁，其中包括9名男性），身体健康，根据爱丁堡用手测试量表（Oldfield 1971），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所有被试视力正常或矫正后正常，无任何精神和神经疾病史，自愿参与本实验，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和实验协议，实验结束后适当付酬。母语为汉语、第二语言为英语（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12岁左右开始接受英语课堂教育），在英语阅读熟练度量表（Li et al.2006）测试中自我评估均分为4.5（1分最低，7分最高）。所有被试均为在校理工科专业类大学生。④本研究经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语言与认知神经科学江苏省重点实验室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2.2实验语料
选取80个英语句子作为材料，句子结构为“S-Adv（often）-V+INFL-Obj”。⑤对这80个句子进行20人的可接受度调查，分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其中有2份问卷为无效问卷被排除。最后再选择18人均认为可接受的40个句子作为最终的实验材料。实验材料在可接受度上不存在任何差异。形式错误、形态错误的句子都根据正确句子变换得来，形式错误的句子结构为“*S-V+INFL-Adv（often）-Obj”，形态错误的句子结构为“*S-Adv（often）-V-Obj”，例见表1。考虑到正确句子、错误句子的匹配，在120个句子之外还有40个句子作为填充句。
2.3实验任务和步骤
实验在隔音的电磁屏蔽室内进行，要求被试双手拿按键盒，双眼水平注视计算机屏幕中央，视距约80cm，视角为4.2°，实验中尽量放松、少动。刺激材料为48号Times New Roman，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屏幕的底色为深灰色，字体颜色为黑色。在正式实验开始前，对被试讲明实验任务，通过计算机给被试呈现实验指导语，并进行简短练习，以熟悉实验任务。实验分为2个Block，每个Block大约6min，各包含80个句子。两个Block之间有短暂休息。
实验任务为正误判断任务，逐词呈现句子，要求被试在句子呈现完毕后，根据感觉对句子进行正误判断，反应手在被试中交叉平衡设计。刺激句子随机编排，每个单词呈现时间为300ms，相邻两个单词之间的SOA为500ms，每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单词呈现时加上点号，表示句子结束，句子间的SOA为2500ms。
2.4脑电记录
采用美国采用Neuroscan Synamps 2脑电记录系统和64导Ag/AgCl电极帽记录脑电。电极位置采用10—20国际电极系统。参考电极置于左侧乳突，离线分析时重新转换成双侧乳突均值为参考。同时在双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在左眼上下眶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接地点在Fpz和Fz的中点。滤波带通为DC-100Hz，采样频率为1000Hz，电极与头皮接触电阻小于5KΩ。脑电数据被存储在计算机硬盘内，供离线分析时使用。
2.5数据处理和分析
使用Neuroscan4.3对采集的脑电进行离线分析处理。利用相关法排除眨眼对脑电的影响，分析时程（epoch）为目标词呈现前100ms（作为基线校正）至目标词呈现后800ms，波幅大于±100μV的epoch被视为伪迹剔除。参加实验的20名被试，其中有2名的脑电数据达不到要求，在离线分析中被剔除掉，实验最后对18名被试（8男，10女）的数据进行叠加处理。对每个句子中目标词的脑电数据进行分类叠加平均，记录分析所要考察的四类刺激的ERP:正确句子中的动词、形态错误句子中的动词、正确句子中的often、形式错误句子中的often。对这四类刺激的ERP进行20Hz（24dB/oct）的无相移低通数字滤波器滤波。
根据ERP总平均波形图特征，四类刺激的ERP差异主要集中在2个成分上：目标词呈现300～550ms时窗内的一个负波，以及一个550ms左右开始的晚期正成分。根据ERP总平均波形图及以往研究经验，我们采用平均波幅测量法对这两个成分进行分析，分析时段分别为300～550ms和550～800ms。为了考察各种刺激类型在左半球、中线、右半球脑区上的差异，将大脑皮层按照左、中、右维度（左半球、中线、右半球3个水平）进行处理，选择的脑区分别为，左部脑区6个点（FP1、AF3、F1、F3、FC1、FC3）、中线脑区6个点（FPZ、FZ、FCZ、CZ、CPZ、PZ），右部脑区6个（FP2、AF4、F2、F4、FC4、FC2）。最后的统计处理使用SPSS13.0软件进行，方法为类型（2水平⑥）、半球（左、中、右3水平）、电极点（6水平）的3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统计结果使用Greenhouse-Geisser进行校正。
3 实验结果
3.1行为数据
对3类句子判断的平均反应时分别为934.43ms、927.75ms、984.71ms，错误率分别为10.00%、6.51%、9.21%。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结果显示，各种类型句子的反应时、错误率均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3.2 ERP数据
3.2.1正确形态和错误形态的比较
正确形态与错误形态在300—550ms和600—800ms内分别诱发出两个成分。300—550ms时间窗内的类型×半球×电极点的3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揭示没有类型的主效应，F（1，17）=0.441，p=0.841，没有半球的主效应，F（2，34）=0.705，p=0.501，电极主效应边缘显著，F（5，85）=3.101，p=0.069，各类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存在（p值均大于0.1）。550—800ms时间窗内的类型×半球×电极点的3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揭示存在类型的主效应，F（1，17）=5.450，p=0.041，没有半球的主效应，F（2，34）=0.725，p=0.301（图1），电极主效应边缘显著，F（5，85）=2.101，p=1.069，各类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存在（p值均大于0.1）。
3.2.2正确形式和错误形式的比较
正确形式与错误形式在300—550ms和550—800ms内分别诱发出两个成分。300—550ms时间窗内的类型×半球×电极点的3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存在类型的主效应，F（1，17）=6.041，p=0.005，存在半球的主效应，F（2，34）=2.756，p=0.021（图2），电极主效应边缘显著，F（5，85）=3.101，p=0.069，各类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存在（p值均大于0.1）。550—800ms时间窗内的类型×半球×电极点的3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存在类型的主效应，F（1，17）=6.450，p=0.031，存在半球的主效应，F（2，34）=3.705，p=0.031（图3），电极主效应边缘显著，F（5，85）=4.101，p=0.069，各类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存在（p值均大于0.1）。
正确形态、错误形态脑电平均图比较、脑电地形图比较见下页图4—6，正确形式、错误形式脑电平均图比较、脑电地形图比较见图7—9。
4 讨论
4.1形态错误的加工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P600成分的波幅上，错误形态大于正确形态，表现在ERP成分上为P600，不过波幅较小。
在语言加工中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成分就是P600或者被称为SPS（syntactic positive shift）。P600在不同语言的语法违反加工研究中都有所报道，包括数、性不一致（Hagoort 2003；Barber＆Carreiras 2005）。通常来说，P600反映的是加工整合的难度（Kaan et al.2003），反映的是更高程度的控制加工（Hahne & Friederici1999），一般认为，波幅越小，加工难度越大（Hagen et al.2006）。
由形态错误带来的主谓一致违反一直是母语加工中研究的比较多的语法现象。Osterhout & Mobley（1995）的一项ERP研究，显示主谓一致违反句（例如，the elected officials hopes…）在加工过程中会诱发不同的ERP成分：左前负波（LAN），波峰在300—400ms之间；晚期正波（P600），波峰在500—700ms之间。其他句子加工/阅读实验也报道过相似的模式（Roehm et al.2005；Rossi et al.2005）。
在二语形态错误加工研究中，van Hell ＆ Tokowicz（2010）综述了前人的ERP研究认为，只有当二语被试的熟练程度足够高和二语者的母语与二语有着巨大的相似性时，二语加工才会表现出跟母语加工相类似的LAN-P600成分。如果二语者熟练程度不够高并且二语者母语和二语存在很大差异时，不会出现LAN成分，并且P600的波幅降低，说明控制加工和整合的难度增大（Rossi et al.2006）。
在之前的研究中，Chen et al.（2007）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汉语母语者加工英语主谓一致违反时的情况，被试为15位中等熟练中国英语学习者和15位英语母语者，给被试呈现有关主谓一致语法变化的英语句子。结果显示，在行为数据上，二语者能准确地判断出包含主谓一致违反的不合语法的句子。也就是说，至少在一看到句子时，他们就能立即判断出主谓一致违反。然而，二语者的大脑反应模式却与母语者不同。实验结果支持母语语言特有的经历形成二语加工的神经结构。研究者认为，尽管熟练的二语习得者可以在行为方式上检测到形态违反，但在对母语中没有的形态特征进行加工时，还是会出现神经反应差异。
跟Chen et al.（2007）的研究类似，我们认为本研究的形态错误加工中，没有出现LAN成分，只出现P600成分，并且P600效应也不是很明显。可能跟汉语与英语在形态表现上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根据二语学习的竞争模型（Mac Whinney 1997），当二语者的两种语言存在差异时，对于那些只在二语中存在的句法结构来说，不存在来自母语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二语提示特征的可学性决定了二语习得情况。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对汉语母语者来说，英语中形态变化这种提示特征可学性不高，不能够自动加工，在加工的时候困难比较大，反映在ERP成分上只有整合加工的P600成分。
本研究中，P600成分波幅比较小，也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二语学习者经常出现的屈折词缀错误问题。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对汉语母语者来说，屈折词缀错误只有在认真注意的时候，才能够避免，这属于一种高度控制的加工，需要注意力资源的积极参与。本研究属于理解任务，在理解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交际压力，被试还是能够识别形态错误，不过在P600成分的波幅上，并不是很明显，说明加工的难度较大。
在句子理解时候已经如此困难，在句子产出时会有更大的困难。首先，汉语母语者在产出英语时，要使得话语得以连贯出口，不可能用到本实验中所需的理解时间，而在短时间内产出话语，交际压力过大，容易有屈折词缀的错误，更多的时候表现出屈折词缀丢失。另外，句子产出相对于句子理解，需要有更多的脑资源参与才能达到句子产出时的激活临界值（Paradis 2004：29—31），二语学习者在产出任务下，更多时候会表现出与理解加工的不同。从这一角度讲，因为有太多的脑资源放在激活临界值的升高上，大脑的监控机制可能没法正常地工作以监控话语产出，从而会产生屈折词缀缺失的形态错误。
4.2形式错误的加工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汉语母语者对题元动词错误提升的句子能够作很好的区分，表现在ERP成分上为LAN、P600两个成分，即在句子理解时，汉语母语者能够对形式错误进行很好的识别与加工。
许多利用句法违反范式的语言理解的研究都发现，有一个出现在前部或左前部的显著负波，出现时间类似于N400（300—500ms）。这个成分常常被称作LAN（左前负波，left anterior negativity），在句法形态错误的ERP实验中经常出现，短语结构违反（Neville et al.1991;Weber-Fox&Neville 1996; Hahne 2001）和句法结构不正常（Friederici et al.1993; Coulson et al.1998;Gunter et al.2000）都会产生LAN。研究者一般认为LAN反映的是基于规则的自动的句法分析加工（Friederici et al.2009; Hahne & Friederici 1999）。
在二语的句法违反ERP研究上，Steinhauer et al.（2006）利用ERP技术研究了高熟练汉英和法英双语被试加工句法违反（syntactic violation）的英语句子的情况。实验句子示例如下，例（2）a和例（3）a是正常句，例（2）b和例（3）b是违反句。研究发现，对于句法违反的句子，高熟练程度被试得到了跟母语加工相同的LAN-P600的双相波形，低熟练程度被试只有P600成分出现。
（2）a.The man hoped to enjoy the meal with friends.
b.The man hoped to *meal the enjoy with friends.
（3）a.The man made the meal to enjoy with friends.
b.The man made the *enjoy to meal with friends.
Bowden et al.（2007）的研究利用英语—西班牙语高、低熟练程度被试跟西班牙语母语被试进行对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高熟练程度被试激活了类似于母语加工的LAN/P600成分，低熟练程度被试只有P600成分表现出来，且波幅更小一点。
在本研究中，虽然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属于中等熟练程度，但是仍然表现出LAN-P600双相波形，这可能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母语汉语在英语句法加工中起到了迁移作用。
Chomsky（1993，1995）认为，动词屈折变化丰富的语言，即INFL是强特征，在音系式（PF）上题元动词需要提升，若是动词屈折变化比较贫乏的语言，就禁止题元动词在音系式中提升。汉语和英语一样，INFL都是弱特征，不允许音系式中提升题元动词，这种句法特征上的相似性对汉语母语者加工英语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汉语和英语中，可以出现例（4）a、（4）a’这样的句子，而不会出现例（4）b、（4）b’这样的句子。
（4）a.张三经常喝啤酒。
a’.Sam often drinks beer.
b.*张三喝经常啤酒。
b’.*Sam drinks often beer.
在例（4）b中，时间副词“经常”出现在题元动词之后，属于词类违反，在汉语中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构，如果看到这样的句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判断为错。可能是受到母语汉语的影响在进行英语加工时，即使是熟练程度为中等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例（4）b’这样的句子，也不能接受。本研究中，大脑在加工“Sam drinks often beer.”这一句子时，加工到“often”这一位置时，会将“V+often”这一句法结构自动解析为错，表现出LAN成分，持续时间为300—550ms，在550ms之后，进行句法的整合再分析，表现为P600。
此外，通过分析发现，左部脑区的LAN的波幅大于右部脑区，LAN的神经发生源在（左）前皮层（pre-frontal cortex），跟传统的布罗卡区有着很大的重合。（Knoesche et al.2000; Friederici 2002）一般认为，布罗卡区在母语的句法加工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本研究中发现二语的句法加工仍然有LAN成分产生，说明控制母语句法加工的布罗卡区在二语句法加工仍然起作用，即母语句法在二语习得中是可及的（Schwartz 1998; Musso et al.2003）。因此，我们认为，借助于母语句法，汉语母语者不会出现题元动词错误提升这种句法形式上的错误。
4.3形式加工与形态加工的分离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形态加工产生了P600成分，P600反映的是控制整合，而形式加工产生了LAN-P600双相波形，LAN-P600反映的是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可以看出形态加工、形式加工是两种不同的加工，从神经电生理学指标上可以看出两者是分离的。
对于形态加工，二语学习者必须花费更多的脑资源，才能对屈折词缀缺失带来的形态错误进行很好的识别、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研究中的所采用的二语学习者的母语汉语中没有形态，不能帮助二语学习者进行形态的加工，因而汉语母语者只能采用一般的整合加工策略实现对形态的加工，表现在脑电成分上是晚期的P600成分，并且用于形态加工的时间比较长，多于300ms。
对于形式错误，二语学习者能够自动加工，而自动加工在较早的时间段内就可以实现，不必等到500ms之后，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形式加工早于形态加工，并且自动加工所需时间较短，持续时间为200ms左右。大脑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加工二语句法，是因为掌管母语加工的句法机制英语句法加工中仍然起作用，假如是通过控制性的规则或策略加工，二语学习者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进行句法形式加工。
这种快速自动的句法加工，二语学习者甚至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母语儿童或（语法）文盲能造出正确的句子，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本研究中的二语句法形式加工与此类似，大多中国学习者并不知道英语中题元动词不能提升的规则。为了将语法知识这一可能变量影响排除，笔者曾经调查过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让他们根据感觉判断“He watches often TV”、“He often watch TV”这两个句子是否正确。四年级学生对句子中的单词都很熟悉，已经知道第三人称单数后动词需要加“s”或“es”这一规则，并且根据对四年级英语老师的调查，四年级学生不会接触到“He watches often TV”这一类错误句子。调查的结果显示，四年级学生都判断这两个句子为错，不过在叙述错误的原因时，大多学生的回答是“第一个句子感觉上就是错的，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个句子因为watch没有加es（s）”。根据学生的回答，可以认为，英语中题元动词不能提升这一规则已经成为内化的语言能力，而动词屈折词缀的问题是一种元语言知识，需要通过记忆才能获得，对小学四年级学生来说，动词后加s还是加es，这一知识还经常会出错。这一现象反映在神经电生理学指标上为形式的自动无意识加工和形态的控制策略加工，形式加工快于形态加工。
形式加工先于形态加工，也可以从习得的难度上得到解释。语言能力的习得的期限随着每个成分模块的不同而变化，语言的不同方面获得的顺序并不一致，从习得的难度上，从简单到困难分别是语法、屈折形态、音韵、语调（Weber-Fox＆Neville 1996，2001）。词语顺序等方面一般在屈折形态之前获得（Tavano Fabritiis & Fabbro 2005）。
从关键期的角度看，虽然在关键期之后大脑可塑性降低，更多是通过外显的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⑦进行第二语言的学习，但是汉语母语者加工英语的时候，由于汉语和英语在句法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仍然可以利用在母语习得中已经“内化”的语言能力帮助进行二语的形式加工，这一内化的语言能力受控于内隐的程序性记忆（procedure memory），因而二语的形式加工是自动的、无意识的。而在形态方面由于汉语缺乏词汇层面的形态特点，汉语母语者需要在后天的学习中有意识地强化词汇层面的“形态意识”，这种形态能力需要积极的认知努力才能完成，也是汉语母语者在英语学习中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之一。
5 小结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汉语母语者在加工英语时，形式加工是先于形态加工的，从脑电上也可以看出，形式加工、形态加工是两种不同的加工，从神经机制的角度来看，两者是可分的。操汉语者英语形态加工、形式加工在神经机制上的分离可以很好地说明操汉语者学习英语时，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屈折词缀丢失的形态错误而不会出现语序错乱的句法错误。
本文的研究对外语教学与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时，某些句法形式的知识可能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而词汇层面的形态变化，例如规则动词、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过去分词等知识，可能需要英语学习者去记忆、背诵并且不断地练习、巩固才能很好地掌握。
①本研究中，采用Lardiere（2000）的说法，把句法加工称为形式加工。
②有的研究者甚至都不区分形态加工和句法加工，把这两类加工都称之为语法加工或者合并称之为形态—句法加工。
③杨亦鸣和蔡冰（2011）认为汉语可以有广义的形态，本文在此不作过多讨论。
④为了避免语言学知识的影响，研究选择理工类专业大学生。
⑤在本研究中，我们把频率副词选作使用频率较高的“often”。
⑥为了更好地考察形态加工、形式加工之间的差异，在综合考察两种加工差异之前，先对形态加工、形式加工的正确形式、错误形式进行对比考察。
⑦内隐的程序性记忆，负责技能的获得和运用；外显的陈述性记忆，负责有意识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病理学显示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是双重分离的。在外侧裂区域（传统的布罗卡区和维尼克区）、部分基底节、特别是新纹状体、右小脑的局限性损伤导致了控制语言的内隐性记忆的丢失；而因为海马系统，包括双侧海马回和内侧颞叶的损伤而破坏了陈述性记忆，但是程序性记忆能够保存（包括语言能力）。阿尔兹海默症病人、酒精性科尔萨科夫（氏）综合征（Korsakoff's syndrome，顺性与逆性遗忘及虚谈症）病人和顺行性健忘症病人他们的外显记忆受损，而帕金森症病人的症状是因他们的内隐记忆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