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政治学——关于高等教育财政的普遍误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政治学论文,误解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3)02-0036-10
本文对财政、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争议的一系列政策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学院和大学财政、学生入学、学费、财政资助和学生贷款，特别对某些信念进行了研究。其中的许多信念在一些国家是有效的，它们至少包含着真理的萌芽和许多严肃深刻的见解；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完善和不正确的，至少不能作为政策的一般指导原则，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笔者听到或读到过学者、政府官员和实践者对这些信念的表述，其中许多是与成本分担思想相悖的——可以将成本分担理解为世界性的高等教育成本转移，从主要或完全由政府和纳税者承担转变为家长和学生也承担一部分——并且，对于高等教育学费和学业贷款政策是否应该在多数国家实行还抱着不确定的态度。
在向中国的学者和高等教育领导者重述上述观点时，笔者知道这些观点并不新鲜或激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早就明智地接受了与社会主义世界理念不一致的成本分担思想。同时，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面临寻求非政府资金来支付昂贵并快速增长的高等教育成本以及许多学生和家庭的学费和学生贷款的问题。高等教育的收益非常可观，学生分担一部分成本是合理的。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比如：
1.学生要为每年的大学教育付多少费用或者分担多大比例的成本？这些如何计算与调整？
2.如果学费被认为是必须的(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它是一个至少能避免费用增加的不好的公共政策吗？
3.对某些以前免费提供(作为津贴)的项目开始收费仅仅是一个避免提高税收的政治决定吗？
4.如果不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如何做到既有成本效益，又能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展到农村、低收入以及少数民族和少数语言家庭的孩子？
5.澳大利亚和英国认为毕业生应该付学费，但在校生不应该。也就是说，学生刚入学时大学应该保持免费，学生毕业挣到工资后再付学费。而且他们认为应该按收入的比例付费，而不是按固定和已知的数额付费。这可以成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参照吗？
6.如果一个国家不再有能力负担所有学生的免费高等教育，它应该至少继续为最好的学生提供免费(或很低学费)高等教育吗？
7.为什么政府零成本的学生贷款项目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没能真正实现？也就是说，贷款人在还款期内偿还的资金足够支付给新的贷款人(循环基金指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澄清笔者称之为“高等教育财政的世界性普遍误解”的一系列命题。下文陈述并讨论十个这样的命题，每个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真理，或者至少有保持某种信念的理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这些命题常常导致了错误的政策，我会努力解释原因。
命题(或误解)1：公共部门收取费用以及高等教育日益私有化的各种表现，都是过度强调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而低估或忽视其公共和社会收益的结果。
对于公共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是否合适最无益的争议之一是，高等教育的收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很明显，高等教育既带来公共收益，也带来私人收益。学生的私人收益包括更高的生产力，更多的终身收入，更高的地位、声望与社会政治影响，以及对职业、朋友、住宅和其他生活选项的更大选择空间。学生家长也有收益，包括孩子获得上述所有收益给他们带来的满足感，如果他们年老时需要照顾，孩子也更有能力。几十年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些毋庸置疑的私人收益，有些研究甚至尝试把收益换算成货币价值(有时候称为教育收益率)。这些研究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即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普遍较高，并且这些收益是随收益测量方法、学生特征、项目、学历层次和国家而变化的。但是，私人收益(或者至少是对私人收益有所感知)最生动的证据可能莫过于全世界的家长和学生都在为高等教育支付昂贵的费用——给公立高校支付学费、给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内的私营付费系统缴纳费用。
同样明显的是，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或社会收益(经济学家称为正外部性)，包括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生活质量与公民道德(如宽容)的提升、政治参与度的提高，这些收益往往具有溢出效应，收益的不止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者——教育收益超过他们可能获得的私人收益。如此而言，在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简单地说高等教育的收益是公共的或私人的。社会收益可以看作来自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的许多(尽管不是所有)私人收益的扩展。
因此，所有国家都有公共财政资助的学院和大学。事实上，直到将近20世纪末，所有欧洲国家、大多数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都在为大多数学生提供免费或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然而，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成本和经费需求猛增，几乎所有国家的公立学院和大学都开始收取学费(通常是象征性的或适度的)，只有北欧国家、瑞士等其他欧洲国家、德国的一些州、俄罗斯以及一些所谓的转型(或后共产主义)国家例外，它们仍为一些学生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高等教育，但同时向其他一些学生收取非常高昂的学费。在公立学校收费的国家，从价格区间来看，低收费往往是象征性的，或者低于教学成本的10％；中等收费相当于教学成本的15％～30％；高收费如美国一些高校的本科生学费，占教学成本的30％～40％，甚至45％(Johnstone & Marcucci,2010b:pp.102-128)。因此，几乎所有国家的本科生教学成本仍主要由国家和纳税者承担(几乎所有资助研究支出和公共服务也是如此)。因此，学费价格区间的存在——无论不存在或非常低、延迟付费或相对的高收费——都无法有力地证明某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收益。
命题(或误解)2：公立学校的高学费(比如，占教学成本的30％～40％)反映了一个普遍的政治/意识形态假设，即高等教育的大多数收益是属于私人的。与之类似，低学费或免费反映了高等教育的收益主要是社会的或公共的。
这个很普遍但至少是部分地被误解的信念将学费的有无(或多少)与一系列政治或意识形态假设形成类比——公共部门的相对价值、直接和间接税收的适宜水平以及市场的角色(与政府的管理和指导职能相比)。这些类比当然也有一些合理之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些省份都收取相对较高的学院和大学学费，并且表现出将公共服务私营化的趋势，展示了更多对于市场的信心，它们还倾向于选举出赞同小政府和低税收的国家、州或省政府。
同时，承认公立学院和大学收费发生在美国进步党(或左派)政府任内。而且，公立学校收费获得承认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1)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许多职权在州政府，而州府的业务预算中是禁止存在财政赤字的，因此它们必须用学费来弥补高等教育成本的缺口；(2)许多著名的私立学校有着悠久的高收费传统，这相当于提醒公众学费是存在的，有必要考虑孩子的学费问题；(3)已经建立了资助与学生贷款系统，并且资金充裕。2011年，联邦政府、州政府、学校和其他私人来源的资金总计超过2270亿，其中将近1040亿是贴息和不贴息的学生贷款(College Board,2011：表1)。
形成对比的是，作为完全免费高等教育的最后堡垒的北欧国家将大部分高等教育成本以学生贷款的方式转嫁给了学生。英国和澳大利亚宣称公立大学入学时免费，事实上只是将巨额的学费转变成了额外学生贷款的形式。最后，世界上学费最高的公立大学在那些实行所谓双轨制学费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脱离出来的国家以及曾经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欧、东欧和东非国家。这些国家仍然为那些在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并在招生计划内的学生提供免费或极低收费的大学教育(通常是它们的宪法所规定的)，而向其他学生收取高额的学费，有时是全部教学成本。
然而，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乌干达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宣称公众整体上得益于由那些获得国家资助的学生所代表的高等教育——如果存在这样的借口，就会导致一种看法，即所谓的付费轨道没有产生公共收益。这些国家的收费政策被一部框架法或宪法所规定(政府不愿或无法修订)，或者受文化的影响，认为只有入学考试成绩最高的适龄学生才能接受昂贵的高等教育，即使获得国家资助的学生往往来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等和中上等阶层的家庭。但如果非要说点什么，那就是，这些国家的其他一些公立学校开始实行收费政策，这就支持了高等教育能带来私人收益的观点。免费或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并不完全由公共利益优先的信念支配，它只是一个会随着意识形态而变化的手工艺品——即使只发生在少数最幸运的国家。
简言之，学费是件复杂的事情，需要置于某些情境中加以考察，包括家长和学生负担的边界、教学成本和生活成本、学费和其他费用、影响学费的许多因素(比如预付费、延迟付费或双轨制)以及各种形式的财政资助。考虑了上述所有因素之后会发现，学费水平对于解释有关高等教育私人收益和公共收益的一些流行观点并无多大价值。
命题(或误解)3：对于促使低收入和其他经济弱势群体更多地参与高等教育，免费或至少是收费极低的公共高等教育好于适度收费加财政资助的公共高等教育。
免费或极低收费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成本完全或主要由纳税者承担——也许真的比适度收费加财政资助的模式更具亲和力，但其前提是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1.特权家庭的孩子在高等或后中等教育学校内不能占据优势地位。
2.用于支持高等教育的税收、尤其是边际税收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至少是累进的。这样，那些用以补偿成本的额外税收的征收代价不会太高，也不会分摊给中等社会阶层(就像消费税或公共事业税，或赤字的间接税导致通货膨胀)。
3.普遍的文化规范认为学费——如果收取的话——应该主要由学生而不是父母支付。
4.几乎没有高学术声望的私立收费高校，公立高校也就没有了参照，不知道自己在提供免费或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时错过了什么样的学费。
5.政府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预算的机会成本——如果高等教育所需的额外税收来自税收以外的途径，就是次好的支出选择——所带来的公共价值，与高税率的高等教育税收的收益相比是偏低的。换句话说，如果教学成本从政府转移至学生及家长，那么很多公共需求就不会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
富裕的北欧国家具备上述条件，但却看不出要实施收费政策的迹象，因为即使是适度的收费也一定会招致学生及家长的强烈抵制——哪怕家长都有能力支付，也可能会支付。同时，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现实情况是：
1.高等教育几乎是中等、中上等和上等阶层的领地。
2.不断增长的政府税收并不是累进的(尤其是通过购买力通胀来稀释赤字支出)，边际征税也不符合成本收益。也就是说，税收不仅是累退的，而且征收的难度大、成本高。
3.家长们都认为，如果真的收取学费，只要有经济能力，他们会为孩子承担起支付的责任——收取学费和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财政资助，相当于进行符合社会需要的收入再分配。
4.收费的私立高校普遍存在，并且数量还在增长，这些高校一般具有较高的学术声望。在美国，这些高校的声誉通常比收费较低的公立高校要高。
5.虽然有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没有得到拨款的公共需求——比如初等和中等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基础设施——依然很多，这意味着每年拨给高等教育的公共税收具有很高的机会成本。
不同国家在这些条件上的差异很大，比如在人均财富、学院和大学质量、高等教育入学率上的差异以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差异(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巴西、肯尼亚、布基纳法索和多数欧陆国家)。美国和中国(还有日本和加拿大)的公立高校已经在收取学费——学费约占教学成本的20％～40％。欧陆的大多数国家、苏联的转型国家、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公立高校依然是免费的或收费极低(或者至少是在所谓收费双轨制国家里获得政府资助的那部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尤其是在额外征税很难并且通常是累退税率的国家、学院和大学的学生通常来自富裕和特权阶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能力并愿意支付适度学费的国家、有财政资助的国家，不实行学费政策(至少是适度的学费)可以视作丢弃了一笔可以用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规模和增加财政资助基金的收入。
命题(或误解)4：公立高校收费在给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和更广泛参与设置财政障碍。
虽然学费是成本分担思想中最易引起政治争论的，但如果收费适度(如占教学成本的15％～20％)，并且如果多数学生不是全日制而是住在家里，那么生活成本就成为学生及其家庭必须逾越的更大障碍。而且，比食宿费更高的是书本费、考试费和注册费(与学费无关)以及计算机和其他教育相关支出，还有服饰、娱乐、交通、手机等其他生活支出。这并非否认财政是低收入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关键障碍，而是说，除了免费或极低收费之外，有其他更符合成本效益的途径来为所有学生消除这个障碍，特别是为那些分担部分成本的学生及家长提供与其经济情况相适应的财政资助。
命题(或误解)5：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争议的公立高校收费或提高学费，只是政府不提高税收的一个选择，代替了学费的“有效税收”。
许多国家支持成本分担的一个关键理由值得在此重述：在大多数国家，无论政府如何宣称和希望，额外的税收负担和赤字可能是累退的，至少是成比例的累退——额外的税收分摊给了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公民，而不是主要由富人承担——但从免费或低收费高等教育收益的往往是中等、中上等和上等阶层。上面提到的另外两点也值得关注。其一，用于高等教育的那些额外税收的机会成本是许多其他的公共事业得不到拨款(如初等和中等教育、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卫生设备和环境恢复)，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这样的公共需求更多。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富裕国家)需要额外税收的公共需求队列中高等教育都不可能排在头位。其二，需要多少额外税收或借款也是不清楚的，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已经接近正常税收的极限，也已经接近借款能力的极限。简言之，额外税收在许多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了，高等教育也不可能是受益者。
命题(或误解)6：如果一个国家相信公立机构收费是必须的——无论像中国、美国或日本一样在入学时付费还是像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一样延迟到毕业后付费，而且必须提供学生贷款——无论是覆盖学费还是生活费或者二者兼顾，那么偿还的贷款数额就应按未来收入的比例计算，而不是像抵押贷款或普通的消费贷款一样，按固定的还款计划偿还。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政策分析家、政府官员、学生和许多经济学家都对一个观念着迷，那就是，学生贷款不应按固定的还款计划偿还，而应按收入的比例来偿还，直到本息都还清，或者偿还达到(对低收入者)一定年限，虽然欠债未能全部还清，但剩余的欠债都会取消。澳大利亚和英国是这方面的典型，既延迟支付学费(高校入学时免费)，又按收入比例确定学生的还款责任。
然而，最重要的是，尽管按收入比例确定还款责任被认为比传统贷款按固定计划还款更优越，但如果采用这种还款办法，大多数学生的还款数额都一样——通过简单的利息计算或者折现，就和普通贷款或抵押贷款的固定还款计划一样。这是因为，只有当一种贷款的利率更低时，才能说它是便宜的，而在按收入比例确定的还款办法中看不到有任何补贴，也没有显得更便宜，至少对大多数借款者来说，它应该比普通贷款便宜——尽管偿还起来的确可能更易控制，只要假定按收入的固定比例偿还比已知、固定的还款计划更易控制。
同样地，事实上所有的按比例还款项目都有最大还款期，在这个期限之后，那些低收入、未能还清债务的借款者都会被宽恕。按比例还款项目是否“慷慨”，取决于偿还的比例(通常是月付)和借款者可以持续还款的年限。一个每月还款比例高并且最大还款期限长的贷款就是不慷慨的，意思是只有当借款者的收入足够低时，剩余的欠款才可能被宽恕。相反，每月还款比例低并且还款期限短的贷款很可能意味着，欠款者可以拖到最大还款期限之后，剩余的欠款就被宽恕了。关键是，任何还款——无论固定还款计划还是区别对待不同收入——都可以通过降低利率而变得更便宜(比如更高的补贴)，传统的还款方式也可以采取一些做法而变得更易控制：延长还款期限，提供简便的重新按揭，延迟或宽限失业者和低收入人群的还款。总之，按比例还款项目的支持者认为，区别对待不同收入人群的做法对所有学生都更好。但是更准确地说，这样的形式只对一部分学生更好——好的程度和从中受益的学生比例取决于政府对特定项目的补贴。
最后，按收入区别对待的学生贷款显然更易被学生、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接受。这种还款方式也有明显的优势，尽管有些优势并不是它独有的(比如雇主在收入期间征收和工资偿还)，其他不按收入区别的方法也会照顾债务中的低收入者。因此，我对这种被过度提及之贷款方式的反驳并不是说它全是错的，或者这种贷款一定是坏的，只是说，区别对待不同收入的学生贷款这一概念受到了太多误解，就如它被太多地售卖一样。
命题(或误解)7：如果一个国家不再能负担所有学生的免费或极低收费公立高等教育(比如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国家、东欧和中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次撒哈拉非洲的许多国家)，它还可以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为尽可能多的学生提供这样的高等教育，前提是这些学生的学术成绩极其优秀。
所谓的双轨制收费政策通常作为政治命令出现在许多转型国家，包括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但在这些国家，公共财政往往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政策。双轨制作出了妥协，只为学业最优异的学生提供免费或极低收费的高等教育，同时它额外招收大量可能具有入学资格的学生(在乌干达的马克里尔大学占到80％)，向他们收取高额的学费。国家根据公共财政能够免费或极低收费培养的学生数来调整(通常是调高)入学考试的界限点，其余大量学生都要自己支付高额的学费，这样既没有额外支出(有时候可能还有盈余)又扩大了大学规模。
双轨制学费政策的问题有两个。首先，它总体上加剧了高等教育系统中原本存在的不平等——学生主要来自优势地位家庭。为最优异的学生提供免费或极低收费的高等教育的确能够接纳一些最贫穷的学生，但前提是这些学生的中学成绩特别优秀。在每个国家，学业成绩和志向至少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特权家庭的孩子更可能拥有优异的学术表现和志向远大的同伴。同时，特权家庭的孩子，无论学术成绩优异还是稍次，通常都会受到照顾(如果进不了最有声望的大学，可以进普通的学院和大学，同样也能带来私人收益)。而那些来自贫穷家庭的成绩尚可的学生——成绩没有足够优异到进入国家资助轨道——就会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家庭支付不起公立高校收费轨道的高额学费。
双轨制学费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资助轨道的学费实在太低——根本不需要如此之低，而收费轨道的学费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又太高。双轨制学费政策深深植根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拒绝改变。然而，符合资格的大学申请者越来越多，而公共财政能够资助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通过收费轨道入学的学生比例持续上升，以致某一时刻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国家资助的学生数量少到好像他们就是一群获得学业奖学金的人。如果那样的话，饱受批评的双轨制学费政策就与同样饱受批评(至少被多数学者和政策专家)的另一个政策很类似，至少不会显得更坏。这个政策就是美国公立高校的学业奖学金政策——同样是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愿意嘉奖学业优异的学生，而不愿资助那些学业虽不是最优、但其人生会因获得资助或降低学费而发生改变的学生。
命题(或误解)8：如果国家不能再负担所有学生的免费或极低收费高等教育，而必须提高学费或其他费用——当然为了保持可获得性会有相应的财政资助项目，更好的方案是资助而不是贷款。这一点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许多学生(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背景是债务厌恶的，他们根本不可能借钱，因此就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二是由于高违约率和债务回收的巨大成本，世界上许多学生贷款项目都失败了。
这个命题蕴含着重要的政策警告，同时也是真理的萌芽。一是确实存在一些厌恶债务的文化，可能特别厌恶为年轻女性的高等教育而负债。同时，对学生或潜在学生进行债务厌恶研究是很困难的，常常得不出结果。可以假设他们正需要额外的钱，然后问他们可能会怎么办或者有什么样的感想，并问他们对高等教育债务感觉如何，或者假设一些使他们违背习俗而欠债的情境，比如放弃进入学院或大学的机会、或者退学、或者生活费低到损害健康的程度。然而，学生们可能认为，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只要不是最戏剧性的或不可接受的反应(比如退学的威胁、完全放弃大学教育计划)，都阻止不了政府提高学费或以贷款代替资助。
当然，严重的债务厌恶的确会让学生失去教育机会，尤其是年轻女性。一些国家的文化拒绝贷款，这实际上是在拒绝高等教育机会。同时，高等教育在一些国家的文化中曾经被认为不适合女孩，但是现在这种观念改变了。事实上，尽管一些文化仍然抗拒现代化的某些方面，如随意的约会，但大多数方面还是接受了，比如信用卡、手机甚至商业和法律的高级职业教育。现在，一些家庭还是难以接受通过贷款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样，问题就变成了：纳税者对由于债务厌恶而不得不由政府承担的资助或低学费，能够忍耐到什么程度？
另一个真理的萌芽是，确实如宣称的那样，一些学生贷款项目由于财政上的失败而“无法运作”；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失败的学生贷款项目。沈华和齐德曼(Adrian Ziderman)的研究中列举许多学生贷款项目的例子，在这些项目中，合理预期还款额的折现值远远低于项目最初启动时所承诺的，有违成本分担的初衷——少数最糟糕的例子中折现值非常之低，政府还不如一开始就直接以资助的形式把钱发给学生，那样还能节省一笔回收贷款的费用(Shen & Ziderman,2009)。
但是，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很快发现导致学生贷款项目失败的一些原因以及如何减少或避免失败(Johnstone & Marcucci,2010a,2010b)。比如，设置的利率远低于借款利息意味着即使所有借款者都能按时足额还款，项目财政也会失败。而且，学生贷款项目对于学生毕业后累积债务和违约的后果通常没有任何指导和劝告。事实上，许多政府由于担心学生出现反对成本分担的举动，甚至不承认诸如延迟付费这类新项目的付费总额就等于学费或贷款金额。在这些项目中，学生一般不接触钱，只有“入学”提示着债务的存在——有些学生毕业之后甚至忘记了这个债务，或者完全没有偿还的准备，即使他们还待在原来的国家。通常，政府不为贷款服务作任何技术或法律方面的准备，使得那些借款者原本打算偿还的债务都不可能回收了。换句话说，对学生贷款失败原因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可能有益的因素：充足的初始资金、政府愿意承担固有的风险、适当的利率、学院和大学的参与以及一个恰当的有关贷款服务与回收的专业方案。
命题(或误解)9：如果国家无法再负担所有学生的免费或极低收费高等教育而必须启动学费或其他收费政策(为了保持可获得性会有相应的财政资助项目)，至少应该尽可能少地提高收费幅度和增加收费次数。
促使高等教育成本从政府转移至学生及家长的关键原因是，在几乎所有国家，由生均成本和不断攀升的入学率共同推动的教学成本轨迹都超过了可用的政府收入轨迹，如税收。同样在几乎所有国家，这些轨迹相互背离的结果是日益紧张的机构财政以及由此导致的规模约束和质量下降。
显然，收取学费的政治争议很大，也会受到学生及家长的反抗——会限制或至少改变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但如果收取学费的理由是政府无法承担上涨的成本和经费需求，而且如果这些成本和需求逐年增加(特别是伴随着入学需求的提高)，并且还在给予贫困学生与其经济情况相适应的资助和贷款，那么学费保持不变意味着政府要承担更多——为了使学生及家长的负担不变，政府要弥补上涨的那部分——或者学院和大学必须进一步削减开支。而且，如果政府实行适度学费政策而又保持学费不变——可能面临着所有支出和价格的持续上升，其实是在给学生发出混乱的信号：他们的高等教育价格是高补贴的，哪怕成本逐年上涨，还是可以免受通胀的影响，就如学生在别处看到的那样。
更好的政策是政府为学生及家长确定一个适当的(至少近似)分担比例——这个比例肯定受一些因素影响，如历史、保持税收增加的能力、私立收费的程度、财政资助系统的力度——并保持这个比例，意思是大多数年份的收费都可能有小幅的上涨。但是，保持学生及家长分担比例的同时也要保持政府的比例。也就是说，与学生及家长一样，随着成本的上升和入学率的提高，政府在大多数年份都要增加经费投入。
命题(或误解)10：如果学生贷款项目是必须的，就应该是财政自足的，即回收的贷款足以支持新的借贷。
这是学生贷款项目提案中经常出现的内容，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实践依据。回收的旧贷款不可能是新贷款的唯一来源，因为违约和内置补贴(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减少)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损失，而且贷款的额度会随着生均成本的上升而提高，新贷款的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然而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理由要求学生贷款项目做到循环或自足。回收的旧贷款金额与应该(或者能够)借给新学生的贷款金额几乎没有关系。学生贷款项目最需要做到的是——并且不依赖于新的政府资金——力争使每一批新借款的预期未来偿还额的折现值尽量接近于那些贷款的美元价值——只能低一点，即政府为违约承担的损失加上内置补贴的现值。但是政府每年都需要准备一笔预付款，用于支付补贴的现值、违约的损失以及净新借款。
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主题，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更是如此，深受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影响，也经常受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潮流的影响。上述十个命题既复杂又微妙，称它们为误解可能会对支持者及许多国家的相应政策造成伤害。每个命题都蕴含一些正确的成分，并且大多数命题有着严肃深刻的见解。但是笔者认为它们也包含着重要的误解，更有效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需要更多的讨论和考虑，这就是本文尝试做的。
收稿日期：2013-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