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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3-0105-08
众所周知，清代章学诚对方志学有很深的研究，并撰写理论文章进行系统阐述，被后人视为方志学理论的鼻祖。其实，早在南宋时，随着方志的定型与编纂的繁荣，有关方志学理论也多有表述，只是这些表述非常零散，一直为人们所忽略。对此，洪焕椿在《南宋方志学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一文中进行了相关探讨，指出南宋时方志目的、作用、性质、内容、体例、编纂要求与方法、修志原则等便受到士人关注，认为方志学理论业已产生①。实际上，南宋志书存世的虽然极少，序跋流传下来的却有很多。详阅这些序跋后，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人对于方志学的思考既丰富且深刻，完全可以与章氏学说相媲美。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能就其包括修纂人选、体裁、体例、编纂原则与方法等几个方面作出分析，不确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修纂人选
南宋时方志多由长官请僚属或本地士人编纂，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修纂模式，长官对于志书是否能够编纂与完稿无疑举足轻重。守令到任后，往往困于簿书期会，以图志并非急务而致荒落，潮阳黄梦锡在序端平《潮阳图经》时，即曾指出：“有为期会文书所窘束者，谓非急务，悠悠岁月，不屑经意。”②因此端正态度非常重要，陈耆卿序嘉定《赤城志》时即言：“莫奥于图牒，莫渫于簿书，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程珌亦认为，“吏治”以图志为不急，儒者则以为“当务”，“盖吏治苟目前，儒者之虑常远”③，间接提出主修者应具备君子之急与儒者之虑。同时，志书能否最后修成，则与守令的意志关系极大，开庆《临汀志》赵与沐跋云：“今甲子一周，屡修而屡辍，用志不坚，宜志之竟无成也。”④即指出主修者意志不坚，致志书难以最后修成。这种情况在宋代并不罕见，台州便曾多次发生。淳熙至开禧间，尤袤、唐仲友及李兼等先后知台州，并纷纷主修郡志，可惜无一成书。至嘉定末，齐硕守郡时，方请郡人陈耆卿、州学教授姜容等纂成《赤城志》四十卷。面对这一过程，陈耆卿叹云：“书成者时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则时赴之矣，无其志而曰需其时者，吾未之闻也，岂惟一图牒为然。”⑤强调主修者应当具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够最终完成志书修纂。
主修者关乎方志能否编纂及成书，编纂者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志书的质量，很受时人重视。早在北宋元丰初，名臣晏殊之子晏知止以司封郎中知苏州，见郡图经数十年未修，急欲寻访能堪此任者。本州推官练定闻之，便推荐吴中名士朱长文，谓唯此人“能为之”⑥。然朱氏多次推托，后经晏知止登门劝说，方应承下来，晏氏重视编纂人选的选择由此可见一斑。南渡后，人们对于方志功能认识越来越清楚，对编纂者的要求自然更为严格，新安罗愿曾言：
自上世九州之志与三坟五典，偕号为帝王遗书，而《禹贡》、职方氏，孔子定之以为经，若直抄取计簿以为书，则凡吏之善书者足以次之。⑦
认为志书并非杂抄之书，而是各部分内容皆有“微旨”，非一般吏人所能为，“必使涉于学者纂之”⑧，“涉于学者”即有一定学术涵养的士人。一郡之中称得上“涉于学者”⑨，除部分州郡的学者与太守外，州(包括府、军、监)学教授自然是不能忽视的，并在实践中逐步为人们所看重。
州学教授掌管郡学，选任非常严格。元丰七年(1084)及绍圣初，政府先后颁布过教官选试法，虽不一定要求有进士出身，但条件都比较苛刻⑩。后来教授需有出身逐渐受到朝廷重视，绍圣元年(1094)三月，“诏令(今)后内外学官，选进士出身及经明行修人充。”(11)建中靖国元年(1101)，又诏无出身人充学官者，“别与合入差遣”(12)。即便两广诸郡，亦于见任有出身官，差兼教授，“如无，差特奏名补官人，又无，即申提举学事官，于邻州对换兼差”(13)。因此，南宋时诸州教授一般都是科举出身。
科举出身又教授州学，属于“涉于学者”应当不成问题，因此，郡志由他们主持编纂再合适不过了。嘉定六年(1213)，眉山任逢以朝请郎知合州，修成《垫江志》三十卷，其自序云：“郡文学职掌攸系，则檄阆中鲜于君光来助。”(14)鲜于光时任合州教授，显然，任氏在考虑编纂人选时，首先想到的是本州教授。同样，淳祜元年(1241)，当方大琮知广州欲修郡志时，便直接对教授张雷震言：“丘聚不修且四十年矣，郡文学尔职，盍讨论润色之。”(15)似乎州学教授编纂郡志已经成为约定俗成，难怪当景定末知镇江府陈梦斗请通判方逢辰纂辑郡志时，方氏便答以“图志盖属郡博土，赘丞非所职”，希望另择“大手笔”(16)。
当然，也有一批郡守倾向于请本地名士主纂或参编，认为本地人更熟悉乡土民情与人物典故，有助于提高志书内容的可信度。淳熙元年(1174)，临邛常棉知潮州，所修《潮州图经》便是请郡人王中行编纂。在为图经所撰序文中，常氏道出了当时的想法：“君世为潮人，事皆有考，书成而邦人无异辞，予知是书可以传信矣。”(17)确实言之成理，不过，亦有持不同意见者。淳熙初，宗室赵绸以承议郎知漳州，委托教授李纶主纂郡志，并云：
夫以漳士纪漳俗，极所美而无隐，恐后人莫之信。或有远来之贤，能习漳俗始末者，得一工人以秉笔，虽大书深刻，后世必无敢议者，漳之美庶乎其无毫发湮矣。(18)
显然反对本地人记本地事，认为这样会造成“极所美而无隐”，让后人难以相信。因此，赵氏主张，应当由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外地士人编纂，这样不仅可以广为记载，也能传信后世，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此外，章学诚在《书〈姑苏志〉后》一文中，据志为史书而提出“文人不可与修志”的著名观点(19)，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早在南宋淳熙初，知潮州常棉便提出了类似看法。在序淳熙《潮州图经》时，常棉曾言：“天书以纪事，事以传信，自古文人纪事，多失之浮侈。”(20)并以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为例，且与杜甫之诗相对照，以为佐证，表明常氏并不认同文人纂辑志书。
二、体裁与体例
在方志体裁及体例方面，清人章学诚有“三书四体”说，无疑最具影响力。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章氏提出，方志应分成三种体裁：仿纪传正史之“志”、载典章制度之“掌故”及录诗赋文章之“文征”(21)。对此，章氏自视甚高，以为“创奇”。其实不然，早在南宋淳熙初，这三大体裁便已有人付诸实践。孝宗淳熙元年(1174)，毗陵张元成知秀州，请闻人伯纪纂辑郡志。对于最后所成之书，《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著录为“《嘉禾志》五卷、《故事》一卷”(22)，《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碑记》则载有“《嘉禾志》并《诗》”，又《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录为“张元成《嘉禾志》四卷”(23)。因此，当时纂成的应是《嘉禾志》四卷、《诗》一卷、《故事》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时将《志》与《诗》合为一书，作五卷，《舆地纪胜》不载《故事》，《宋史·艺文志》则仅录《志》四卷。这里《诗》收一郡诗篇，即“文征”，《故事》当载一郡典章制度，即“掌故”，志立三书已初具规模。至于张元成与闻人伯纪的修纂理念与相关论述，由于文献亡佚，已无从知悉。
当然，这种三书并立在当时可能仅属个别现象，较为普遍的则是志书之外别编文集，始作俑者则是北宋吴中名士朱长文。元丰中，朱长文助郡守编《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又集郡中古今文章别为《吴门总集》若干卷。南渡后，志、集并行颇受修纂者青睐，一百余年间成书的至少有26种，大儒真德秀更是从理论上阐述了志与集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嘉定十年(1217)，新安程卓知泉州，委托观察推官李方子编辑一郡文章，成《清源集》四十卷。然而，书成之时，程氏已离任，真德秀继至，于是为之序，其文有曰：
郡有志何始乎，晌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纪其事，集以载其言，志存其大纲，集著其纤悉也，志犹经也，集犹纬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无也。(24)
认为志、集二体乃一经一纬，均有各自的目的与作用，前者记事以存大纲，为主干，后者载言以著纤悉，为血肉，须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如此简短而又精当的表述，即使今天看来，也是相当科学的。
章氏所谓“四体”，是指作为主干的“志”在体例上分(外)纪、(年)谱、考、传四大部分，属于典型的史志体。史志体并非创于章氏，早在南宋时，这种体例便已经逐渐成熟完善。绍熙三年(1192)，知温州孙柳请郡人曹叔远纂《永嘉谱》二十四卷，据《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全书共分年、地、名、人四谱(25)。年谱当编年以记沿革，人谱传郡中人物，地谱、名谱志郡中地理，借鉴纪传体史书的意识已相当强烈。嘉定七年(1214)，嵊县县令史安之请著名史学家高似孙编《剡录》十卷，是书首为县纪年，次为官治、社、学、山水各志，再为人士、列女等传，最后是草木禽鱼诂，有纪年、志、传，更是完全模仿纪传体正史的名作。
景定中，周应合纂《建康志》，在《修志本末》中对史志体进行了完整阐述。周氏认为，志书由图、表、志、传、拾遗五大部分组成，其中，表以时间为序，记郡邑沿革、牧守更代、重大事件等，志有十类，分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传亦有十类，为正学、孝悌、节义、忠勋、直臣、治行、耆旧、隐德、儒雅、贞女。可以看出，章氏四体中的谱、考、传分别对应了上述表、志、传，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即使章氏所谓载皇恩庆典的外纪，南宋亦已有之，如绍兴、淳熙《严州图经》卷首录太宗初领防御使诏、高宗初授节度使制、节度使榜等诏令，又如蔡戡嘉泰中所修《静江志》，亦“以高宗皇帝除太傅、静江奉宁军节度使、桂州牧兼郑州牧制词冠为篇端”(26)。
此外，这一时期纲目体也已完备，比较有代表性的纲目体志书如淳熙《三山志》、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等，惜无相关理论表述，故不多赘述。
三、编纂原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志修纂亦不例外，纵观时人论述，编纂原则约略有以下数端。
其一，经世致用。宋室南渡后，经世致用思想影响颇为广泛，相当一部分学者亦以此为原则指导方志编纂，新安罗愿便是其中代表之一。淳熙初，赵不悔知徽州，请罗氏纂《新安志》十卷，并赞其叙事“自得立言之法”(27)。所谓“立言之法”，罗氏在序文中略有交待，核心一点便是经世致用原则，其文云：
夫所为记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广远也，务知险易不忘戒也；其录丁口顷亩，非以览富厚也，务察息耗毋繇夺也；其书赋贡物产，非以给嗜欲也，务裁阔狭同民利也。至于州上沿革、吏治得失、风俗之媺恶与其人材之众寡，是皆有微旨。(28)
各部分内容例以有裨于治道为宗旨，经世致用已然贯穿全篇。同时，经世致用又是编纂者取舍内容的重要标准。淳祐中，知广州方大琮委托教授张雷震纂《南海志》十三卷，并请郡人李昴英撰写序文。李氏虽未参与编纂，但是对于内容取舍自有一番看法，其序末云：
匹夫匹妇以(一节)一行称于乡皆可书，或高显通贵而泯沦无闻，幢节来南，前后凡几，清名媺政，照图牒有几人，使仕此而州志之观，其孰无强为善之心哉，亦扶持世教一助也。若曰山川之扁，兵赋之额，鸟兽草木之名而已耳，焉用志。(29)
只要有益于治道，匹夫匹妇的言行也需记载；否则，即使高官显贵也可忽略不录。同时，李氏又认为，山川、兵赋及鸟兽草木等无助于扶持世教，没有记载必要。所有这些内容上的选择，无不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在经世致用原则的指导下，方志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资治、教化方面的功能也凸显出来。
其二，以时续修。社会在不断变化，所谓时移而事异，故方志也应当连续修纂，以期留史于后人，正如张可速在序淳熙《西昌志》时所云：“迁徙离合、因革废置，陵谷以时变，封畛以时画，人物以时新，命名以时易，而所谓图志也不以时修，何以示将来、垂不朽哉？”(30)因此，方志以时续修的原则很受时人重视，并被屡次提及，如潮阳黄梦锡曾言“若非陆续而纂集，则殆将何所考证”(31)，潮阳林刚中曾言“相继于无穷”(32)，四明李以申曾言“不相继书之，诚为阙典”(33)，新安程珌曾言“世变无穷，则方志亦当与之为无穷”(34)，会稽胡太初曾言“有续无绝，有兴无废”(35)，而眉山家坤翁更以图志比之史册，应“岁岁纪之，则事可备具”(36)，实在过于频繁。
当然，这一原则在当时实践中似乎并未得以有效遵循，做得比较好的仅绍兴末至淳熙中成都府连续纂有《续成都古今集记》二十二卷、《成都古今丙记》十卷、《成都古今丁记》二十五卷、《成都古今前后记》六十卷，以及嘉定十六年(1223)至绍定三年(1230)台州相继纂《赤城志》四十卷、《赤城续志》八卷、《赤城三志》四卷。尤其台州，《赤城续志》成于宝庆二年(1226)，与嘉定志仅相隔三年，《赤城三志》成于绍定三年(1230)，与宝庆志间隔亦为四年，真正做到了以时续修。由于时间太短，记载内容必然匮乏，为此，宝庆续志参编者之一的吴子良在序文中作了相关交待，指出前志采访之遗、翰墨未悉录者及今太守政绩，皆“宜续书”(37)。而绍定志所载仅前一年大水后郡中的“城筑建立”，作为编纂者，林表民亦认为既赘且略。然著名学者、郡人王象祖并不认同，并且以郡志比于《春秋》等诸侯国史，《春秋》尚载有城邢、城楚丘与作南门、雉门，则“图牒固不可遗也”，“三之何害”(38)？坚持以时续修这一原则。
其三，郡志宜详与近事宜详。数百年来，在方志编纂中，郡志宜详不宜略与详近略远这两大原则，一直广受重视，而首次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便是三山黄桂。嘉定中，赵汝譡知漳州，委托司理参军方杰纂《清漳新志》十卷，时黄桂任漳州军事推官，受命作序，其中有云：
天下者，郡国之积也，郡国所志，志一郡也，天下所志，志诸郡也。天下志诸郡以为志，则诸郡所志者宜详不宜略也。祥符四年，尚书职方准敕遍牒诸道州府军监，各令修图书如法，架阁修掌，其意远矣，岂非以今既异于昔，则略宁过乎详？(39)
不仅科学地论述了郡志宜详不宜略，而且认为今异于昔，则记载亦宜详不宜略，已近乎详近略远这一原则。
其四，文直事核，传信传疑。方志主要功能之一便是存史，故文直事核、传信后世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对此，宋人也时有论及，如淳熙《潮州图经》常棉序曾言“其文典，其事实”、“书以纪事，事以传信”(40)，绍熙《江阴志》俞巨源序曾言“其文直，其事核”(41)，宝庆《新昌图经》熊良辅序有“文直事核”云云(42)，宝庆《丰水志》曹彦约序有“文约事核”云云(43)，咸淳《玉峰续志》谢公应跋亦言“理该文核”(44)，等等。基于此，在具体编纂中，天台宋之瑞认为，荒诞不经者，应“削去弗录”⑥，东阳杨潜提出“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辨”(46)，豫章赵汝善则认为，其义两存者，当具录之，实为“《春秋》传信传疑之意”(47)。
其五，博观约取。对于如何搜集与处理材料，宋人又提出博观约取的原则，即资料搜集时应尽量全面，但在编纂成志时，需根据一定标准选择最重要最典型的部分，如宝祜《仙溪志》编纂者黄岩孙即持此观点(48)。当然，不同声音也是有的。宋代郡志多据县志修纂，因此郡志编纂前，多檄属县备编志书来上，于是就县志是否应“约取”资料，三山张可速提出了不同看法。张可速，淳熙初任太和县丞，助知县陈秀实纂《西昌志》十卷，并撰写序文，其序末云：
尝闻之老泉先生求金于沙，敛而扬之，其扬之也精，是以责金于扬，而敛之则无择焉。凡今之所谓志者，一邑之事也，其掇拾总会，不可以不备，故无意乎择。贤太守合四海九州之所纪，以成一代钜典，将扬而精之，岂以其敛者之不择为罪。(49)
将郡志编纂喻为扬金于沙，则金为郡志，沙为县志，沙无需择，则县志当“不可以不备”。
此外，四明楼淳提出，作为主修者的守令，其政绩不应入志(50)，李以申认为续修时前志已记载的皆不书(51)。又具体到各部分内容的编纂，如人物，王象祖主张凡生于是邦者皆录(52)，淳祐《玉峰志》则以为“本邑人而今居他所，本非邑人而今寓者”皆应记载(53)，再如艺文，淳祜《玉峰志》坚持碑记现存者仅“书其名”，不存者“载其文”(54)，等等，不多赘述。
四、编纂方法
关于编纂方法，论述最为详细的，无疑是周应合景定《建康志》的《修志本末》。下面便以周氏《修志本末》为主，结合其他资料论述如下：
一，定凡例。凡例关乎志书体例、结构及编纂原则，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目前所知最早制定修志凡例的，是衡阳廖行之。淳熙十三年(1186)前后，廖氏受知衡州郑清之委托纂辑郡志，曾“规创凡例”(55)。后淳祜中，莆阳方大琮修《南海志》前曾“分授以凡例”(56)，淳祜末成书的《玉峰志》更在卷首附载“凡例”(57)。景定初，周应合受建康留守马光祖之命纂辑府志，在《修志本末》中，周氏明确提出修志须定凡例，并对其凡例的主要内容作了交待。
二，分事任。方志编纂任务繁重，非一人之力所能承担，为保证志书质量，数人分项编纂，再整合成书，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淳祜中方大琮修《南海志》便是如此。据李昴英序载，方大琮修志前，“分授凡例，使各以其见闻述，然后合而参订是正”(58)。周应合亦持此观点，他认为，政府中多有精于儒学的学者，地方耆旧又比较熟悉民情典故，均应招数人入局，“同共商确，分项修纂”。
三，广搜访。方志编纂前宜广泛搜集资料，淳熙五年(1178)，朱熹知南康军，欲“条整”郡志，并请都昌县黄灏代为搜寻本县“合入图经事”(59)，淳熙末唐锖纂《合肥志》亦“广搜博采”(60)，嘉定中楼淳在序潘景夔《海昌图经》时则明确提出“搜访贵博”(61)。而周应合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说明，他认为古今一事一物、一诗一文，凡当入郡志者皆不可遗漏。并且周氏强调，能知“他人所不知者”，名门之后有“上世家传行状、墓志神道碑，及所著书文与先世所得御札敕书、名贤往来书牍”者，“古今高人逸士，有卓行而不求闻达者”，或具述或录副以报送书局。同时，又主张在府门置柜，三日一开，便于吏民父老投送“记忆旧闻”，且酌行犒赏。其后宋末德祜时，鄱阳李士会为纂《乐平广记》，对于资料搜讨颇费心血，更不惜路途遥远，亲自走访，以尽得其实。对此，道光《乐平县志》卷九《人物·遗献》载道：“(李士会)闻前辈有能道邑中事，不惮百里往咨之。杨简、曹彦约绍熙庆元间俱尝知是邑，遗爱在民心，则走江浙，访及子孙，尽得其当时施设政教之实。”(62)
四，详参订。志书初稿完成后，修定自是必须的。周氏认为，官府僚佐中，“学富才宏”者自是不少，故每卷初稿皆当“封送诸幕”，请其将修改意见“批注行间”，再行整理，最后请主修者笔削，方成定本。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一地有一地的特色，而作为一方之志，突出地方特色，做到详略适宜，自是理所当然，丹阳丁宗魏即持此观点。丁宗魏，镇江府金坛县人，嘉定四年(1211)进士，累官知广德军。嘉定中，丁氏官扬子县令，受知真州吴机之命主纂郡志。在是志序文中，丁氏指出：“郡有内外，则保鄣茧丝先后缓急之序，要不可以概求。”主张志书内容宜有详略之分。而真州正位于长江之北，乃宋金对峙的缓冲地带，为南宋行在临安府之屏障，号“护风寒之地”，军事防御是其一大特色，故丁氏认为，郡志中“城池备御之目”宜当加详，“虽纤不遗”，至于财计岁入，实在无法与江南富庶之地相比，只需志其税额之新旧即可，“以见国家所以绥厚淮民，宽赋固本之意”(63)。
此外，周应合于每卷每类之末“各虚梓以俟续添”，开庆《临汀志》胡太初序亦云：“皆阙其左方，以俟来者之续书。”(64)为后人续增提供了方便。又吴兴汪泰亨主张以褚少孙补《史记》例增订前志(65)，等等。
综上所述，南宋学人的方志编纂学主要包括修纂人选、体裁、体例、编纂原则与方法。在修纂人选上，主修者应具备君子之急与儒者之虑，要有修志之志；主纂者则被要求是“涉于学者”，州学教授受到普遍重视，亦有推崇本地士人或熟悉本地的外地士人者。体裁上，志、掌故、文征三书已经出现，比较常见的是志、集并行，真德秀更提出志、集经纬关系的理论。体例上，纲目、史志二体成熟并完善，周应合提出史志体图、辨、表、志、传、拾遗的六体说。编纂原则上，有经世致用、以时续修、郡志宜详与近事宜详、文直事核与传信传疑、博观约取等主张。编纂方法上，时人提出了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定、突出重点等。可以看出，南宋方志编纂学内容十分丰富，足以与章氏等人的学说相媲美。
注释：
①洪焕椿：《南宋方志学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②《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古迹》，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程珌：《洺水集》卷12，《新安续志序》，《中国基本古籍库》影印明嘉靖三十五年程元昺刻本。
④《永乐大典》卷7895，《汀州府·题咏》。
⑤《赤城志序》，嘉定《赤城志》卷首，《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⑥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吴郡图经续记》卷首，《宋元方志丛刊》本。
⑦罗愿：《新安志序》，淳熙《新安志》卷首，《宋元方志丛刊》本。
⑧罗愿：《新安志序》。
⑨南宋时虽县志有了一定发展，然郡志毕竟属于主流，且不少县志实应修郡志之需要而编纂，故此处探讨仅围绕郡志展开。
⑩分别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及《宋史》卷156《选举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六。
(12)《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七。
(13)《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三七。
(14)任逢：《合州垫江志序》，乾隆《合州志》卷13，《艺文志》，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15)李昴英：《李忠简公文溪存稿》，卷3，《淳祐重修南海志序》，《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崇祯刻本。
(16)乾隆《镇江府志》卷首，《咸淳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古迹》。
(18)李纶：《临漳志序》，光绪《漳州府志》卷首“旧序”，清光绪三年刻本。
(1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8，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古迹》。
(2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6。
(2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23)《宋史》卷204，《艺文三》。
(24)《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清源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2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第248页。
(26)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忐》“地理类”，《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6页。
(27)赵不悔：《新安志序》，淳熙《新安志》卷首。
(28)淳熙《新安志》卷首。
(29)李昴英：《李忠简公文溪存稿》卷3，《淳祐重修南海志序》。
(30)同治《泰和县志》卷22，《艺文录·书目》，清光绪四年刻本。
(31)黄梦锡：《潮阳图经序》，《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古迹》。
(32)林刚中：《潮阳图经跋》，《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古迹》。
(33)李以申：《新安续志序》，弘治《徽州府志》卷11，《词翰一·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本，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版。
(34)程珌：《湍水集》卷8，《新安续志序》。
(35)胡太初：《临汀志序》，《永乐大典》卷7895，《汀州府·题咏》。
(36)家坤翁：《临川志序》，光绪《抚州府志》卷首“原序”，《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37)林表民：《赤城集》卷18，中国基本古籍库影印明弘治十年谢铎刻本。
(38)王象祖：《赤城三志序》，《赤城集》卷18。
(39)光绪《漳州府志》卷首，“旧序”。
(40)《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古迹》。
(41)嘉靖《江阴县志》卷21，《遗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本。
(42)康熙《新昌县志》卷5，《文翰志·序》，清康熙四年刻本。
(43)道光《丰城县志》卷首“旧序”《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44)咸淳《玉峰续志》卷末，《宋元方志丛刊》本。
(45)嘉泰《天台图经》宋之瑞序，康熙《天台县志》卷首“旧志序”，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46)杨潜：《云间志序》，绍熙《云间志》卷首，《宋元方志丛刊》本。
(47)嘉泰《太和县志》赵汝謩序，同治《泰和县志》卷22，《艺文录·书目》。
(48)见宝祐《山溪志》卷末，黄岩孙跋(《宋元方志丛刊》本)。
(49)同治《泰和县志》卷22，《艺文录·书目》。
(50)嘉定《海昌图经》楼淳序云：“叙详异则易邻于诞，书人物则多失之夸，列守宰善政而载笔者亦与焉。”即主张作为主修之守宰，其政绩不能载入志书。见谈迁：《海昌外志》卷首，《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51)弘治《徽州府志》卷11，《词翰一·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本。
(52)王象祖：《赤城三志序》，《赤城集》卷18。
(53)淳祐《玉峰志》卷首，“凡例”，《宋元方志丛刊》本。
(54)淳祐《玉峰志》卷首，“凡例”。
(55)廖行之：《省斋集》附录，《宋故宁乡主簿廖公修职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李昴英：《李忠简公文溪存稿》卷3，《淳祐重修南海志序》。
(57)宝庆《赤城续志》吴子良序有“今其书(指陈耆卿《赤城志》——笔者注)凡例，以义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别流品”云云(《赤城集》卷18)，绍定《赤城三志》王象祖序亦赞陈耆卿《赤城志》“凡例严辨，去取精确”(《赤城集》卷18)，此二“凡例”当即体例之意。
(58)《李忠简公文溪存稿》卷3，《淳祐重修南海志序》。
(59)《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6，《黄商伯》，《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9页。
(60)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合肥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谈迁：《海昌外志》卷首，《海昌图经序》。
(62)道光《乐平县志》卷9，《人物·遗献》，清道光七年刻本。
(63)康熙《仪真县志》卷首，“旧序”，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64)《永乐大典》卷7895，《汀州府·题咏》。
(65)《吴郡志》赵汝谈序，绍熙《吴郡志》卷首，《宋元方志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