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等级论文,体系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12－0118－19 一、引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无政府(anarchy)与等级(hierarchy)这两个被认为是语义相反的概念区分了国际政治领域与国内政治领域。①然而，从欧洲的罗马帝国到“日不落”帝国，从古代东亚朝贡体系再到美国当前在东亚的“轴辐”体系，种种历史现象表明，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等级关系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和各历史时期。作为国际关系一种相对独立于无政府状态的排序原则，近年来等级制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也表明，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并非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可以共存于国际体系之中。② 对于中国而言，等级制更不是一个陌生的国际现象。仅就明清两朝而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稳定、持续地存在了五百年左右。③东亚地区的国家一直都有遵从政治权威的传统并从中受益颇多。④作为等级体系中的主导国，中国不仅在制度和文化上成为地区国家模仿的对象，而且还为后者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秩序以及国家间政治、经济和外交往来的规范。二战之后，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这一等级体系以开放的经济体系和美国的安全保障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类似古代朝贡体系在地区秩序中的作用。⑤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二战后至今美国对东亚地区秩序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⑥ 当然，深化关于等级制的讨论，不仅是要理解地区秩序的过去，更是为了思考其对当今地区秩序的启示。近年来，由于领土争端、历史问题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地区问题升级，中国与周边国家产生了一些外交摩擦。在这一背景下，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与此同时，美国的态度在这些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特别是对华外交上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随着中国崛起过程中周边安全压力的增大，学界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以美国为主导的等级体系在塑造和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说，美国东亚等级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反过来如何回应这一等级体系的压力是决定未来东亚地区秩序的关键。⑦ 从明清以来到二战后的历史表明，东亚的地区秩序以等级制为首要特征。因此，地区秩序的变迁离不开其中等级体系的演变。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等级体系的演变实际上就是其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相互转化问题。目前，等级关系的研究者已经相对充分地回答了“等级制是如何产生于纯粹无政府状态的”这一问题。然而，关于等级体系如何重新转化为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尚未被系统性地讨论。由于等级体系同国家、政权、联盟、民族、政党和国际组织等其他政治实体一样，有其自身诞生、发展、衰落和消亡的整个“生命过程”，因此，等级体系的衰落和消亡是其自身发展演变的一部分。对等级衰落和消亡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既有等级理论中的缺失，另一方面对进一步理解包含等级体系的地区秩序的变迁也有所裨益。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地区等级体系衰落和消亡的机制是什么？即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等级关系是如何逐渐消失的？等级制是如何转化为无政府状态的？这一核心问题的两个关键分别是等级制衰落、消亡的原因及路径。本文在厘清等级制存在的必要条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等级制衰落及消亡的一种理论框架，力求呈现等级制变迁的完整动态过程。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理论问题，本文以下内容将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关于等级制衰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指出目前此类研究中的优势和不足，第二部分明确等级关系稳定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及其对等级演变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尝试建立等级体系衰落及消亡的理论框架并阐述等级制衰亡的两种路径，第四部分则根据这一框架对等级制衰亡的两种路径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 二、等级体系缘何衰落的既有研究 为了更好地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关于等级衰落机制的既有研究进行分类梳理，找出其中已经解答的问题及其不足。目前，学术界直接与等级衰落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是我们知道，等级关系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态，例如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参考布鲁斯·克罗宁(Bruce Cronin)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分类总结出了10种无政府状态中的等级形态。⑧卡提娅·韦伯(Katja Weber)认为国家在打算加入某一等级体系时，也面临多种等级类型和程度的选择。⑨在各种形态的等级关系中，霸权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一种等级形态。伊恩·克拉克(Ian Clark)认为霸权实际上是等级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等级并不是与无政府状态不相容的一种排序原则。国际社会中霸权的逻辑类似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的等级逻辑。⑩唐纳利按照权威和权力的分布将等级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指出霸权是处于帝国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中的制度化等级形式。(11)康灿雄(David C.Kang)则从霸权与单极的区别角度对霸权进行了界定。他指出霸权也是一种等级，不仅包括实力优势，还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的合法性影响和权威。(12)因此，尽管霸权不完全等同于等级，但是对霸权衰落理论的梳理能够呈现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等级衰落机制的要素。 (一)经济实力衰落论 国际关系理论界对霸权衰落的讨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中遭遇的困境。(13)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定义的霸权明确了其内部的等级关系，他认为霸权就是一个强国控制和支配着国际体系内的弱小国家。(14)他根据经济学报酬递减的规律分析了霸权衰落的机制，即霸权国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边际收益会不断减小而边际成本则不断增加。长此以往，霸权国将难以维持在国际体系的支配地位。(15)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E.Lobell)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霸权国的经济实力直接影响其财政收入。霸权衰落过程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导致霸权国政府难以兑现对依附国原有的安全承诺。换言之，衰落的霸权会陷入积聚实力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不能同时实现的两难境地。如果霸权动员更多的国内资源用于维护国家安全会减小经济增长的规模，并进而损害国家维持军事实力的能力。(1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将霸权衰落视为霸权周期的一个必经阶段。他认为霸权在农业－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取得优势地位，然后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生产分工体系，即建立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经济等级关系。自由与开放的成熟霸权体系下会产生挑战者，霸权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减弱，霸权就开始衰落。历史上的荷兰、英国和美国等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霸权衰落的历史阶段。(17)长周期理论则认为霸权衰落要经历权威丧失(delegitimation)和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两个阶段。(18)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是，霸权国确立的经济秩序和国内技术水平等确定了其扩张的最适合规模，规模负担和技术能力两者间的不平衡将会催生体系对新秩序的要求。世界体系理论和长周期理论从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和大范围的结构研究的角度提供了霸权变迁的一种宏观解释，即霸权国经济技术衰退为体系内的挑战者提供了推翻霸权秩序的机会。 霸权衰落理论对本文的启示在于指出等级主导国的经济、技术实力衰落会导致其不能支持对从属国的安全承诺以及在其他领域的支配性地位，也就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物质性实力优势对等级主导国维持等级体系的重要意义。此外，长周期理论还指出了在国家实力之外权威对等级关系存在的必要性。然而，该理论并没有对权威影响等级关系变化的机制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是没有回答主导国与从属国的等级关系如何瓦解这一关键问题。因此，关于霸权衰落的理论对我们理解等级衰落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这种局限的原因在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关于霸权的研究总体来说更关注其与国际机制、国际和地区秩序、公共物品供需以及国家崛起等议题的联系，较少有从霸权国与从属国互动关系的角度对霸权变迁机制进行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此类研究都没有分析霸权的物质性权力衰退之后，霸权国与从属国之间的等级关系是如何松动或瓦解的。 (二)过度扩张论 此外，霸权国或者等级体系主导国的衰落还与其战略选择有关。均势理论认为大国的过度扩张会招致国际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制衡，从而使其自身陷入无法自拔的安全困境之中。换言之，过度扩张恶化了大国的安全环境。(19)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通过观察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规律指出大国衰落主要是由于过度扩张的战略造成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指出一个帝国为了扩张和维持势力范围，必然会把国力消耗在巨大的军事投入上，从而陷入经济衰落，进而不可避免地引发政治和军事上的衰落。(20)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解释国家过度扩张的原因前，指出成本超过潜在收益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国家衰弱。(21)在规律性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分析美国的相对衰落时将原因归结为其过度扩张的全球战略。戴维·梅森(David S.Mason)在其著作中延续了肯尼迪等人的思想，他认为现在的美国与历史上的其他超级大国一样，正在经历着过度扩张所带来的种种困扰。美国在国内面临经济衰退不能自拔，在国外进行军事冒险却无所收获。过度扩张也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成为被怨恨的对象。(22)胡鞍钢认为，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之所以会必然衰落与其扩张性的战略选择不无关系。美国进行海外军事干涉和维持全球军事基地的费用就是一种过度性开支。(23) 过度扩张论在某种意义上和经济实力衰落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指霸权国或等级主导国在现有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前提下过度开支，后者是指维持在现有开支的基础上，霸权国或等级主导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总之，两种衰落理论都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指出入不敷出是霸权国衰落的原因。此外，梅森在强调过度扩张战略对经济实力的消耗的同时，也提到了对霸权国合法性的损害。然而，这一理论也同样由于理论视角的问题，没有解答过度开支或合法性下降如何影响霸权国或等级体系主导国与其从属国的关系。 (三)规范危机论 上文提到，既有关于等级制的研究较少讨论等级体系的瓦解和消亡，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研究已经对此有所涉及。约翰·霍布森(John M.Hobson)和舍曼(J.C.Sherman)从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等级这一经验现象的跨度。他们认为由于等级关系的核心是主导—从属的权威关系，而权威的核心是某种规范或者认同，因此等级的兴起和衰亡都与这一核心有关。当核心规范或认同受到冲击之后，原有的权威逐渐被去合法化，等级也就随之衰落。(24)例如，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由于以等级化的基督教规范为指导而具有等级秩序的特征。1453年，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基督教规范受到了来自伊斯兰教的冲击，基督教世界建立的某种等级秩序因此走向衰亡。类似地，二战后主权规范的普遍化导致殖民等级秩序的去合法化及其瓦解。(25)霍布森和舍曼的研究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提供了一种等级变迁的理论解释。 张锋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对中国朝贡体系的等级程度进行了衡量。文章详细分析了明朝和清早期韩国、日本和蒙古国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实际上描述了随着时间推移同一个中心国家对不同国家的等级程度的减弱情况。他接受了戴维·莱克(David Lake)关系型权威的观点，选取从属国对中国政策的回应作为权威关系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等级关系的三种程度，即统治型等级关系、制度型等级关系和地位型等级关系。这三种程度分别反映了权威水平由低到高的变化。(26)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朝贡关系为例，1382年中国为朝贡之事致信斥责日本，日本随后回信反击，这一互动表明两国间的地位等级关系已经难以维持。1573年，足利幕府倒台后，中国则彻底失去了对日本的权威。(27)康灿雄的观点与之不同，他认为尽管中国与日本的朝贡等级关系不如与韩国的紧密，但是在17－18世纪两国间的等级关系依然在维持。(28) 张锋的研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展示出了明清时期朝贡等级体系的“衰落”迹象，但是其重点依然反映的是等级体系内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而不是等级到无政府的转化。周方银在讨论国家的合法性崛起策略时，提出了更接近无政府状态的“松散等级体系”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将西周到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等级化的国际关系。这一等级关系中存在一个至少在名义上高于诸侯的、得到普遍认可的合法性主导国，即周王室。(29)研究显示，松散的等级体系下的国家竞争方式不同于上述美国同盟体系和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国家互动方式，而是更接近于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逻辑。实际上，从西周到春秋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从真正的等级关系走向松散等级关系，进一步成为名义上的等级关系，然后在战国时代逐渐进入无政府状态的过程。(30) 霍布森等人与张锋的两项研究分别以某种核心规范定义了权威，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权威的衰落是等级衰落的根本原因。周方银则在研究中描述了一种特殊的等级秩序，即一种既非严格意义上的等级秩序(因为没有明确的实力中心)，又不等同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法则”(因为有公认的最高权威)的松散等级秩序。他们实际上指出了等级体系实力集中的程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等级秩序。换言之，等级主导国的实力优势与权威是影响等级程度以及等级秩序形态的两个关键因素。 三、国际关系中等级体系的核心维度 等级制是如何衰亡并最终消失的？这一问题也意味着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出来的等级关系是如何回归到无政府状态的。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仅关注等级制衰亡和消失的过程不足以帮助我们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等级关系从无政府状态中的诞生、发展、衰落和消亡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逻辑。正如同水与冰之间的相互转化一样，水凝固成冰需要环境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持续一定时间，冰融化为水则需要环境温度在0摄氏度以上持续一定时间。环境温度和时间是水的二态相互转化的必要条件。同样的，等级制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解释其衰落和消亡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有必要对等级制存在和维持的条件进行简单的梳理。根据对既有文献的总结，主导国的权力和权威是等级制存在和维持的两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一)主导国的实力优势 作为等级制的一种重要形态，霸权的经济实力衰落直接影响其对国际体系和弱小国家的控制能力。此外，从对等级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也可以看出，等级体系的主导国不再具有实力优势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等级的衰落，即等级向无政府状态的转化。因此，无论等级秩序呈现出怎样的具体形态，是殖民秩序、朝贡秩序还是所谓的自由等级秩序，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主导国的物质性权力。 由于权力会被定义为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实际上包含了权威可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为了将等级主导国实力优势发挥的作用与权威区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本文从能力而非影响力的角度将等级内实力分布集中的情况定义为主导国具有实力优势(primacy/preponderance)。实力优势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主导国拥有超过等级体系内二等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总和的优势，另一方面意味着等级主导国的实力也超过该地区等级体系之外的大国，即实力优势不仅针对从属国，也是相对于等级体系外潜在的挑战者而言的。例如，在英国海上霸权时代，其海军军备规模遵循的是“两强原则”，表明英国仅有对殖民地的实力优势还不够，必须使其军备规模达到其他两大欧洲海军强国军备之和。(31) 实力优势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等级的衰落。实力衰落主要体现在等级主导国国内汲取国内资源的能力相对或绝对下降，尤其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财政收入积累速度慢、积累方式不可持续等，都可以是政府对资源动员能力下降的表现。从经验现象来看，主导国实力的衰落可能是由生产方式落后、国家分裂以及战争消耗等引起的。由于本文重点关注主导国实力优势地位丧失对等级关系的影响，因此实力优势地位丧失的原因和机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主导国可支配资源的减少直接导致其对等级体系控制和管理能力的下降，例如，主导国不能继续提供稳定的地区秩序、兑现对从属国的安全承诺、治理体系内危机以及为从属国提供经济好处。公共物品供给的减少或质量下降使从属国在经济福利下降的同时，安全风险提升，因此只能逐渐增强自卫能力或者考虑其他安全保障。即使在主导国的合法性权威依然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从属国不愿意脱离等级关系，也不得不如此行事。例如，朝贡体系后期，作为清朝从属国的朝鲜为摆脱贫困落后曾一度寄希望于日本支持下的开化党。再比如，西周末期，镐京被犬戎族攻破后，周王室的实力优势地位彻底消失。迁都之后，尽管周天子还享有形式上的最高权威，但已不能节制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和兼并。齐国在齐桓公的治理下逐渐强盛并曾以天子名义处理诸侯纷争。 (二)主导国的合法性权威 物质性实力优势是产生等级关系的基础。然而，国际社会中的等级通常指的并不仅是简单的“不平等”，而是也包含着一定的权威关系。既有研究以权威而不是实力优势定义等级，正是因为研究者们需要将等级或霸权的概念与纯粹的实力优势区分开来，强调其中的权威要素。(32)尽管国家间的权威关系不像国内上下级部门之间那样具有明确、绝对的指令—服从关系，但也是一种类似于契约的主从关系。比如，莱克提出“关系型权威”的概念来解释美国在其主导的等级体系中的权威，以区别于正式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威。(33)关系型权威类似于一种契约关系，其中从属国通过放弃一部分主权、遵从主导国的支配性地位来换取后者的安全保护以及参与自由经济秩序的权利。(34)莱克主张的等级建立和维持的原理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自愿的利益交换机制。与莱克的这一论点不同，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认为强制和以自愿为基础的协商都是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中的一部分，等级实际是“强制和共识”两者间的精确平衡。(35)当然，他在研究中强调了美国对其从属国的管理是建立在强国与弱国“协商的规则”基础上的，弱国的独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36) 另一些研究等级的学者则倾向于从规范、认同和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权威的来源，认为以规范和认同为核心的权威能够带来相对稳定的等级秩序。例如，康灿雄围绕古代东亚朝贡体系展开对等级中权威的讨论。他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以合法性权威和物质实力为基础，对二等国家提供的一种社会秩序和可信的保障。社会秩序是指一套指导外交、政治联系和文化经济关系的制度和规范；保障是指实际中的主权平等，包括不侵犯二等国家与不干涉其内政等。(37)吴翠玲(Evelyn Goh)的研究更加侧重地区秩序。她认为等级中的权威是基于从属国对等级关系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建立在集体规范和信念之上的。(38)不难看出，两位学者更注重政治权威的非物质性内涵。事实上，无论是依靠利益交换还是文化和规范，权威的产生本质上都是指令与服从关系的合法性被主导国和从属国认可。(39)换言之，以权威定义的等级关系表现为一群国家间的一个国家拥有发出指令的权力，另一些国家则有服从的义务，并且双方都认为这种关系是正当的、合法的。(40) 以权威界定等级关系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学术共识。权威是权力与合法性的结合。(41)为了将权威的概念与物质性权力更好地区分开，突出指令—服从关系被认可的关系维度，本文采用合法性权威(legitimate authority)来定义主导国被赋予的发出指令的权力。作为等级存在的必要条件，合法性权威的减弱与等级衰落和消亡有必然的联系。合法性权威的衰落会使从属国对支配与服从关系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更倾向于将这种关系视作一种非自愿的安排。从属国对支配与服从关系的不认可会催生其弱化或脱离等级关系的动机，具体表现为从属国在遭遇国内外重大政治、安全问题时不再主动求助或者征询主导国的意见，甚至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主导国地位的一种反抗，那么等级内的合法性权威关系就已经相对减弱；反之，合法性权威关系就较强。在主导国依然有实力优势时，如果其只能依靠武力或经济威胁才能改变从属国的行为结果，权威关系已经几乎消失。二战后，苏联在“波兹南事件”中武力威胁波兰以及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都表明，苏联对其两个主要从属国的权威大幅下降。主要从属国对等级关系的认同程度是衡量等级内合法性权威的重要指标。 当然，对于等级中的合法性权威来源于何处，是利益交换还是规范与认同，是从属国自愿的结果还是主导国的强制所致，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不同会使权威对等级关系的影响机制产生差异。但是，由于本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关于等级制衰落的总体性理论框架，关于政治权威来源的具体争论及其影响机制并非本文研究的重点。 四、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 等级制和无政府状态本质上是一种程度上的关系。许多以权威定义等级的研究显示，等级体系是一个连续体，其A端是类似于国内政治的超强帝国或超国家组织，国家名义上和实际上的独立主权都不复存在；B端则是无政府状态，即国家处在安全困境普遍存在的国际体系中，必须完全依靠自助才能维持安全。等级体系衰落与消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等级体系从A端转移到B端的过程。结合上文的分析，等级体系产生和存在的两个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是主导国的实力优势和合法性权威，两者之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会致使等级衰落。因此，本文假设等级体系衰落和消亡的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按照实力优势和合法性权威减弱的先后顺序和速度呈现出两种路径：一是主导国的实力优势先衰落(或衰落较快)导致等级衰亡，二是主导国合法性权威先衰落(或衰落较快)而导致的等级衰亡。 为了更好地将两种演变路径呈现出来，本文需要对上述两个自变量进行简单的操作化。根据文章对实力优势的定义，本文将等级主导国的综合实力超过该地区等级体系之外的大国的情形定义为主导国具有实力优势地位，否则主导国就不具备类似的地位。在对权威进行程度区分方面，本文采用从属国决策者对主导国的政策作为衡量指标。如果从属国政府在遭遇国内外重大政治、安全问题时主动寻求主导国的保护和支持，那么无论主导国的实力是否能够响应从属国的要求，主导国的合法性权威依然相对较强；反之，如果从属国面对内政外交上的重大事件不再求助或者征询主导国的意见，甚至对主导国采取对抗政策，除非主导国依靠武力或经济威胁改变从属国的行为结果，那么合法性权威就已经相对减弱。在对两个自变量的取值进行说明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出4种等级的具体形态(参见表1)，其中单元格II、III和IV表明了等级衰落的3种形态。
在此，我们对表1中的4种情形进行简要说明。在情景I中，等级主导国既拥有实力优势又具有较强的合法性权威。此时，等级处于稳定时期，没有出现明显的衰落迹象。例如，朝鲜战争后，美国在东亚建构的等级体系属于处在稳定期的等级体系。处于这一稳定状态的等级体系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等级体系衰落的第一种路径是主导国的实力优势地位先于合法性权威消失(或衰落速度快于后者)，即物质性实力被等级外的崛起国超越。那么即使主导国对从属国还具有一定的权威，各国的“自助”与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也已经显现，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开始出现，等级体系不可避免走向衰落期(a)，即情景II。例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宗教的神权统治逐渐让位于国家主权。尽管各个国王或皇帝依然需要罗马教皇或本国的主教为其加冕确立统治的合法性，这也已经无法阻止国家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没有实力优势为基础的合法性权威难以持久地发挥作用。当主导国合法性权威逐渐不再被承认，旧等级关系就彻底被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所取代。等级体系就进入情景IV，即等级的瓦解或消亡时期。此时的地区秩序往往表现为无政府下的均势或者围绕新兴主导国形成的等级关系。 等级体系衰落的另一种路径也是从情景I开始的。在等级主导国的实力优势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其对从属国的合法性权威下降(或下降速度快于前者)，从属国脱离主导国自助或者寻找其他替代性安全保护的主观动机增强，主导国为了维持等级关系会更多、更坚决地采取强制性手段，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多无政府状态下控制与被控制、强迫与被强迫的特点。呈现这一状态的等级体系实际上进入了衰落期(b)，即情景III。例如，18世纪中叶，英国与其北美的殖民地产生了贸易摩擦，后者脱离宗主国的意愿强烈。在北美殖民地反抗宗主国的过程中，英国试图通过武力镇压阻止殖民地的独立。合法性权威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等级体系的迅速解体，特别是在主导国实力优势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的情况下。一旦主导国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国家分裂以及战争消耗等不再具有实力优势地位，等级体系就会迅速瓦解，进入情景IV。例如，一战后，英法尚能够控制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阻止等级体系的瓦解。然而，二战后，各殖民地大国由于战争消耗巨大，实力优势地位被美国和苏联取代，其殖民等级体系也随之迅速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一个等级体系沿哪种路径衰落，由稳定期进入衰落期都会存在一个转折点。在第一种衰落路径中，实力优势地位消失即体系中出现一个与主导国实力相当的竞争者是等级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根据上文的定义，如果地区内的其他大国(通常是等级体系之外的大国)超越了等级主导国综合国力，那么后者就丧失了实力优势地位。在主导国依然拥有较强合法性权威的情况下，等级开始沿第一种路径衰落。等级由稳定期进入第二种衰落路径的情况相对复杂，这与等级合法性权威的界定存在争议有关。从上文的讨论中不难看出，目前对合法性权威主要有利益交换和规范两种定义方式。因此，要确定等级沿第二种路径衰落的起点，首先需要确定该等级体系中的合法性权威是来自利益交换还是规范。这就需要对等级体系做进一步的分类，例如将以规范为合法性来源的朝贡体系与美国通过利益交换建立合法性权威的战后等级体系划入不同的等级类别。然而，无论是围绕哪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合法性权威，都表现为从属国对主导国的指令－服从关系的认可。鉴于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关于等级体系衰落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因此以从属国对维护主从关系的不作为或反抗作为合法性权威由强转弱的关键。 五、等级体系衰落的案例分析 世界历史中存在各种形式的等级体系，古代帝国体系、朝贡体系、殖民体系以及二战后的主权国家同盟体系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等级关系。本文案例部分围绕明清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朝贡体系和冷战期间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等级体系展开。之所以将这两个等级体系选作主要案例，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演变的过程具备较强的可观察性。朝贡体系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都曾经存在于较近的历史时期，历史学围绕这两个等级体系的变化不仅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也有相对统一的共识。这无疑对本文的案例研究有所助益。此外，在存续期间，两个等级体系都有较为明确的稳定时期，且都在经历了一段衰落期之后走向终结。另一方面，两个案例代表了以民族国家和非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两类地区国际体系。此外，来自东西方以及不同地区的历史经验也增加了案例的代表性，展示了理论框架合理的适用范围。 (一)实力优势衰落路径：东亚朝贡体系 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衰落和消亡揭示了等级体系变迁的实力优势衰落路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以中国与朝鲜、琉球和越南等国的“宗藩”关系为主要特征。宗藩的最主要形式表现为主导国的“封贡”和从属国的“朝贡”。作为宗主国，中国在政治上获得“天朝上国”的权威，安全上以藩属国作为缓冲，即所谓“守在四夷”，“保藩固圉”。(42)藩属国则一方面获得安全保护，另一方面可以与宗主国进行贸易，学习生产技术和政治制度。以这一宗藩关系为首要特征的等级体系也被称为朝贡体系。从兴起、鼎盛到衰落和消亡，东亚朝贡体系经历了等级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本文将明初到清朝中期即鸦片战争之前的朝贡体系视为其稳定时期，重点考察此后至甲午战争结束期间朝贡体系衰落和消亡的机制。 明初至清中期的约五百年间，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方面，中国在地区具有实力优势。无论从资源禀赋、人口还是生产技术方面来看，当时中国的实力都远在其他东亚国家之上。另一方面，明清两朝的权威也明显地体现在与越南、朝鲜、琉球、暹罗等藩属国的关系之中。按照上文对权威的界定，在这一时期藩属国政权主动寻求宗主国的安全保护和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具体表现为在遭遇外敌入侵时求援、内乱时请求维护“正统”以及要求册封。 在中国众多的藩属国中，朝鲜和越南最为重要。明朝曾规定朝鲜可以一年三贡，清朝时期朝鲜被允许一年一贡。同样地，朝鲜与越南都是清朝亲密的外藩朝贡国。(43)此外，琉球、暹罗、不丹和缅甸等国也与中国保持着稍远且程度不一的朝贡关系。明清两朝与朝鲜之间的藩宗关系集中表现为册封和提供安全保护。例如，以兵变夺取政权的李成桂未接受册封前，在与明朝的书信往来中不能称王，暂且自称为“权知高丽国事”并请求明太祖在“朝鲜”与“和宁”中为李氏政权选定国号。在提供安全保护方面，由于丰臣秀吉大举“征韩”，明朝应朝鲜国王李昖请求出兵救援。朝鲜国内将丰臣秀吉借道朝鲜进攻明朝的举动称为“岛夷犯上，天下之贼”。(44)明朝的另一藩属国琉球也没有屈服于日本的威胁，反而将此事告知明朝并联合东南亚各国加入明军援助朝鲜。(45)由此可见，在藩属国看来，东亚朝贡体系不仅是外交、贸易和文化共同体，更是一个以中国为主导、应对共同威胁的安全等级体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遭到体系外国家的侵略，都被视作对整个地区等级秩序的挑战。中国对越南相对稳定的朝贡关系主要体现在确立、维护“正统”方面。1431年，明宣宗将黎利册封为“权属安南国事”。黎利去世之后，明英宗正式册封其子为“安南国王”并完全承认了其政权的合法性。清朝时期，中越两国的朝贡关系得以延续。1802年，阮福映建立阮朝之初遣使清廷，嘉庆帝封其为“越南国王”。实际上，越南国内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只认可获得中国王朝册封的越南王权，是否受封是新政权取得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前提。(46)除册封外，中国还在越南国内政治动荡时期介入国内政治，一般表现为支持得到其正式册封的政权或调停内战。例如，在后黎朝灭亡后，安南陷入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康熙帝出面调停了割据双方阮氏和郑氏的内战。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并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势力渗入表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实力优势已经开始受到侵蚀。实力优势地位的丧失直接削弱了中国对维护周边安全缓冲带的实际行动和战略决心。首先，清政府放弃了对一些朝贡关系较弱、实力较弱或距离较远的藩属国的保护和册封，听任列强对这些国家的武力威胁。例如，1855年，在英国军舰的武力逼迫下，暹罗国王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英暹通商条约》。1862年，英国又通过两次战争在下缅甸地区建立了“英属缅甸”，清政府都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对抗英国的侵略。此后，不丹与琉球相继沦为英国和日本的殖民地。清政府对一些较为松散的藩宗关系的消失听之任之，意味着其主导的等级体系已经开始从边缘走向瓦解。其次，实力优势地位的下降使得清政府可用于国防开支的财政收入匮乏，难以同时应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安全威胁。战略上，清政府内部先是出现了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和李鸿章等人所主张的“海防”之争，其核心实际是日益减少的国防预算该如何分配的问题。(47)此后，由于清政府在应对边患频发的情况时显得捉襟见肘，为了避免麻烦的不断涌现，清廷内部在“保藩固圉”的思想外，又出现了“弃藩自保”的声音。例如，李鸿章曾极力主张“弃藩自保”，他认为一旦因藩属国与列强开展，“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因此，清政府在与列强进行交涉和作战中往往倾向于避战求和。例如，日本正准备吞并琉球之际，阿古柏得到俄国支持在新疆成立了割据政权。清政府无法倾注全力拯救琉球，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与日本交涉和美国的调停上。再比如，中法战争期间海战失利造成大陆无法向台湾地区运送补给，此时又恰逢朝鲜国内发生甲申政变，中日对朝鲜半岛主导权的争夺加剧。在东北、西南边陲同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为避免法军攻入大沽口或者日本伺机占领台湾地区，清政府接受了英国对中法战争的调停。 然而，即使在中国的实力相对于西方列强开始衰落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威依然存在于其与琉球、越南和朝鲜等藩属国的关系之中。例如，琉球在即将被日本吞并之际求助于清政府，身在中国的琉球使臣尚宏德希望清政府“速赐拯援之策，立兴师问罪之师”。越南在遭遇法国入侵时也曾多次致信清廷请求出兵援助。1882年法军入侵越南，越南国王派使臣阮籍向两广总督唐廷庚求援。阮籍在讲述越南境况时称：“满朝臣子望天朝拯救，如婴儿之望父母。”(48)随着局势不断恶化，越南国王遣使前往北京直接向李鸿章递呈书信。书信中援引宗主国保护藩属国的义务，请求清廷出兵抗法并希望清军入境驻扎。再比如，甲午战争前夕，朝鲜东学党起义在全州爆发并迅速蔓延至整个朝鲜。为镇压东学党，1894年1月，朝鲜请求清政府出兵相助。尽管当时日本实力更为强大并早已拥有在朝鲜驻军的权利，朝鲜却并没有求助于日本。可见，朝鲜仍然奉清朝为正朔，认可清朝保护者的地位。然而，对等级主导国而言，没有实力优势为基础的合法性权威往往难以持久。在中国失去实力优势地位55年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从法律意义上宣告朝鲜不再认可与中国的藩宗关系。至此，由于实力优势地位和权威的丧失，清朝周边的藩属国已经全部从事实上和法理上终结了与中国的等级关系，东亚朝贡体系彻底瓦解。 (二)合法性权威衰落路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及其瓦解是权威衰落致使等级体系衰落的典型案例。二战后至东欧剧变之前，以苏联为主导，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为从属国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等级体系。首先，在等级体系内，苏联具有明确的、持续的实力优势。一方面，苏联的实力远高于其从属国；另一方面，就对东欧地区的控制能力而言，苏联之于美国具有陆军装备和距离上的相对优势。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初期，东欧从属国承认苏联的某种领导地位，苏联作为主导国在等级体系内拥有合法性权威。与上一案例中的朝贡体系类似，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此后经历了衰落和消亡的过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衰落路径上的差异。本文将1947年冷战开始至1956年波兰的“十月事件”之前视作等级体系的稳定期，考察此后至1989年东欧剧变这一等级体系逐渐衰落到消亡的演变机制。 作为等级体系的主导国，苏联在等级体系稳定期具有“领导”从属国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从属国的认可。在从属国的内政方面，东欧各国模仿苏联的一党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模式。1948年，东欧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无一例外地进行了组织上的合并，形成了一党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东欧各国取缔除公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关系，并效仿苏联采取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模式。(49)在外交上，苏联的提议得到从属国的积极响应。例如，1947年波兰会议上，苏联提出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以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行动。建议迅速得到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波兰代表在会后也撤销了最初的反对意见。(50)此外，1949年，波兰选举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出任波兰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此举实际上赋予了苏联官员直接参与其军政决策的权力。在组织机构方面，经济互助委员会、华沙条约组织的相继成立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既是经济上也是安全上的等级体系。 在苏联主导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相对重要的从属国。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建立起来的合法性权威被削弱，引起了从属国内部的政治动荡。为了保持对从属国的控制，苏联对这些主要从属国内政的干涉开始带有武力威胁的性质。主导国所发出的指令不再能得到从属国主动的、自愿的支持，意味着其在等级内的合法性权威有所下降。例如，1956年，波兰政治局为稳定局势，在“波兹南事件”爆发后不久决定临时召开八中全会，准备选举被撤职的前任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出任第一书记。(51)赫鲁晓夫获悉此事后，一方面准备干预波党领导层选举，另一方面紧急调动波兰境内的苏军向华沙逼近。(52)波兰被迫接受与苏联进行会谈。从会谈的结果看，波兰对苏联的反抗取得了效果(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党第一书记)。然而，苏联为干涉波兰内政采取了武力威胁的办法并成功地逼迫波兰与之会谈，表明在其主要从属国之一的波兰，苏联作为等级主导国的合法性有所下降。 类似的事件几乎同时发生在苏联的另一个重要从属国——匈牙利的境内。匈牙利“十月事件”引发了大规模骚乱，苏联第一次出兵镇压后局势反而愈演愈烈。面对苏军再次越境进入匈牙利的局面，总理纳吉·伊姆雷(Nagy Imre)宣告匈牙利退出华约，成为中立国。匈牙利代表团在与苏联就此事进行谈判时，被强行剥夺了对话的权力。苏军随后对匈牙利发起第二次军事行动，占领了布达佩斯。(53)匈牙利对苏联主导地位的反抗比波兰更具有针对性，付出的代价更大。苏联出动军队迫使匈牙利政府留在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苏匈两国的等级关系得以延续。然而，这一结果的促成仅是依靠苏联所具有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优势。而苏联对匈牙利支配地位的合法性则消失殆尽。稳定等级体系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已经不复存在，等级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968年，为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民主化改革，苏联立即派遣军队攻入捷克斯洛伐克并迅速占领其全境。苏联赶在改革真正实施之前就采取了行动，表明其依赖武力实施干涉的意图比以往更加坚决。 在以苏联为主导国的等级体系内，合法支配关系的逐渐消失引发了一系列的体系危机，尤其是在3个主要从属国内都相继发生了政治领导人与民众共同反抗苏联干涉的现象。作为主导国，面对越来越多的只能依靠武力或经济威胁才能解决的问题，苏联为了维持等级体系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这其中包括相应的财政支出、承受国际声誉的损失以及从属国倒戈的风险。尽管苏联所具有的实力优势可以阻止危机蔓延，使等级体系不至于迅速消亡，但是此举无疑会增加主导国自身的负担或带来战略上的损失。例如，合法性权威衰落的主导国为了将从属国留在等级体系之内可能需要增加派驻从属国的军事力量。1955年美苏两国就奥地利中立达成协议后，苏军的中央集群随即解散(即二战后苏联在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驻军)。然而，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后，苏联再次组建起中央集群并将其全部部署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直至1991年。此外，在武力或经济威胁作用不明显的情况下，合法性权威的缺失可能导致从属国的脱离，给等级主导国带来战略损失。例如，1961年，苏联以断绝经济和军事援助相威胁，要求阿尔巴尼亚放弃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面对苏联的威胁，阿尔巴尼亚不仅不为所动，反而随即与苏联断交并退出了华约组织，苏联海军从此失去了在地中海沿岸的立足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合法性的缺失造成了苏联等级体系的衰落，但是由于主导国实力优势的存在，等级体系并没有立即消亡。一旦主导国放松了对从属国的直接控制或武力威胁，等级体系的瓦解就在所难免。1981年，波兰开始出现团结工会运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表达出的改革意图对从属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也逐渐合法化。1989年，从波兰开始的东欧剧变迅速发展，苏联没有对此加以干涉。短时间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全部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法律上脱离了对苏联的从属关系。苏联主导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至此彻底瓦解。 六、结论 在关于等级制的讨论引发学界越来越多关注的情况下，对等级制衰落和消亡进行理论架构，一方面有助于完善等级制演化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则可以加深对等级与无政府这两种逻辑相互转化的理解。本文的研究表明，无政府与等级之间的相互转化不是沿直线进行的，而是根据等级要素——实力优势和合法性权威——二者衰落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化的方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东亚朝贡体系衰落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分别印证了等级体系回归无政府状态的两种路径。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关于等级制的研究还处在起始阶段，尽管学者们总体上认同以权威定义等级这一概念，但在对某个具体等级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往往采用不同的方式衡量权威的程度。(54)这是由于持不同理论立场的学者在构建和发展理论时所参照的具体的等级体系案例不同所导致的。类似的做法在深化了对某一等级体系的研究的同时，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等级体系之间横向比较的相对困难。例如，莱克从美国战后等级体系的经验中指出军事和经济指标是等级权威的关键。然而，这一判断难以涵盖朝贡等级体系中权威的全部内涵。反之，以规范和文化定义的权威概念又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的主导国权威。这种概念的不一致阻碍了等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指出，权威是权力与合法性的结合。那么通过将权威分解为权力和合法性，即实力优势和合法性权威，不仅有助于观察等级演变(evolution of hierarchy)的路径(纵向比较)，也可以帮助我们对等级体系进行初步的横向比较和类型化。当然，进一步加强等级体系的研究尤其是提升其理论化水平仍然需要明确战争、规范和经济福利等在主导国建立合法性权威中各自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路径，这是未来等级制研究的一个方向。 对理解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言，主导国的衰落过程一方面可以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得到验证，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未来东亚地区秩序变迁的可能路径。就长时段而言，作为东亚等级体系的主导国，美国会由于中国实力地位的持续提升而逐渐丧失其实力优势。面对这种情形，崛起国如何在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情况下选择有利的进取时机和方向就成为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从本文的研究看，合法性权威是中小国家对强国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认可和支持，而强国获得这样一种权威需要提供强有力的公共物品、有吸引力的价值规范以及有效的地区性制度安排。尽管目前讨论美国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衰落为时尚早，然而崛起国如何缓解地区等级体系带来的压力，特别是在物质性实力不断接近这一等级体系的主导国时如何在地区国家间逐渐树立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是中国学者未来一段时期需要深入探讨的现实课题。 (感谢孙学峰、戴维·莱克(David A.Lake)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建议。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截稿：2014年10月 注释： ①肯尼思·华尔兹明确地将无政府与等级作为区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领域的主要标准，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Addison-Wesley,1979,pp.114-116。 ②Ian Clark,"How Hierarchical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3,2009,pp.467-469. ③David C.Kang,"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Vol.19,No.4,2010,p.591. ④David C.Kang,"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8,No.3,2004,p.339; 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8,No.3,2008,pp.353-377. ⑤Yucn Foong Khong,"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6,No.1,2013,pp.1-47. ⑥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p.113-157; G.John Ikenberry,"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8,No.3.2004,pp.353-367. ⑦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6－34页。 ⑧Jack Donnelly,"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2,2006,p.154. ⑨Katja Weber,"Hierarchy amidst Anarchy: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2,1997.pp.321-340. ⑩Ian Clark,"How Hierarchical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 p.468. (11)Jack Donnelly,"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p.144. (12)David C.Kang,"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p.597. (13)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2页。 (14)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15)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53－183页。 (16)Steven E.Lobell,Managing Hegemonic Decline:Dilemmas of Strategy and Finance,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olitical Science,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pp.34-35. (17)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18)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 (19)Kenneth N.Waltz,"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World?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24,No.4,1991,pp.667-670. (20)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Vintage Books,1987. (21)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22)David S.Mason,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 (23)胡鞍钢：《美国为何衰落》，载《学术界》，2014年第5期，第5－13页。 (24)John M.Hobson and J.C.Sherman,"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1,2005,p.68,pp.83-85. (25)John M.Hobson and J.C.Sherman,"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pp.85-87 (26)Zhang Feng,"How Hierarchic Was the Historical East As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1,No.1,2014,pp.4-5. (27)Zhang Feng,"How Hierarchic Was the Historical East Asian System?" p.11. (28)David C.Kang,"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pp.606-607. (29)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 (30)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 (31)Tim Dunne,"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3,2003,p.305.需要注意的是，从总体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看，即使在英国处于最为强盛的时期，其相对于法国、德国和俄国等大国也并不具有实力优势。近代欧洲正是由于没有一个具有明显实力优势的国家长期存在，才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均势逻辑反复出现。 (32)并非所有关于等级的理论都认可等级中的国家之间存在权威关系，例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这两种理论认为二者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弱小国家保持与强大国家间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被迫。 (33)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 (34)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9. (35)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54,p.161. (36)Andrew Hurrell,"Pax Americana or the Empire of In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5,No.2,2005,p.161. (37)David C.Kang,"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p.592. (38)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p.357. (39)John M.Hobson and J.C.Sherman,"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pp.68-69. (40)John M.Hobson and J.C.Sherman,"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pp.69-70. (41)Zhang Feng,"How Hierarchic Was the Historical East Asian System?" p.4. (42)梁凯：《晚清华夷秩序的解体——兼论“朝贡”关系的终结》，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第131页。 (43)张双智：《清朝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与朝贡制度》，载《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6－115页。 (44)《宣祖实录》37年8月12日，转引自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76页。 (45)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76页。 (46)陈宝国：《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藩宗秩序》，载《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64页。 (47)郑汕、郑友来：《论晚清“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第35页。 (48)郭廷以、王聿均：《中法越南交涉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第353页。 (49)王瑜：《苏联模式对东欧的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第94页。 (50)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86页。 (51)冯绍雷：《波兹南事件和波苏十月会谈》，载《国际问题资料》，1985年第6期，第30页。 (52)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载《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8页。 (53)郭洁：《美国对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反应》，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第166页。 (54)戴维·莱克用同盟关系、交叉盟友数量、贸易和货币关系这4项指标来衡量美国等级体系内部的程度差异，参见David A.Lake,"Regional Hierarchy: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No.S1,2009,pp.35-58。吴翠玲在研究中将美国、中国、日本与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所形成的东亚地区秩序称为一种等级，参见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pp.353-377。实际上，这里的等级所涉及的权威的内涵显然不同于莱克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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