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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久必合：当代两大科学的“合流”
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在《对科学的挑战》等论著中指出：从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到现在，科学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得到了发展，并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正处于自伽利略、牛顿以来另一个重要的科学革命时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经典科学的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同盟破裂了，形成了两个世界，两种科学，两类文化。现代科学则要重新把二者统一起来，建立人和自然的新的同盟。在《结构、耗散和生命》这篇耗散结构论的代表作中，普利高津写道：生物学与理论物理学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耗散结构论的目的在于“能够使生物学和物理学之间的鸿沟缩小”，并进而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和自然之间的鸿沟缩小。
本世纪初，列宁就指出：“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 1 >在上个世纪， 马克思也曾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2 >二十世纪科学发展的历程， 完全应证了这些远见卓识。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流”趋势。
首先，数学一马当先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如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行业科学等学科中，都已先后应用定量分析。甚至在数学和语言学之间，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交叉学科——数学语言学。据统计，1900——1965年间，全世界社会科学共有62项重大进展，其中定量研究约占三分之一， 尤其在1930 年以后， 这个比例高达六分之五。 1969年第一次设立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两位欧洲经济学家因为“使经济学有了数学的准确性，并给了它一定结构”，而分享了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埃里克·伦德伯格教授代表诺贝尔委员会为这一决定作了如下解释：“经济科学已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以及对经济内容的定量分析方向发展”。
其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正在相互移植和吸收。如热力学中的“熵”的概念被引入经济学；电子学中“阀”的概念被引入心理学和用来研究社会变革；人们还把物理学中的“惯性原理”引入社会学和思维科学等等。自然科学中惯用的数学方法、模拟方法、计量方法、元素分析以及现代计算机技术等，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样，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如“系统分析”、“模糊集合”、“目的的假定等，已被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所吸收，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愈来愈考虑到它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比如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的那部不朽著作，其书名为《科学的社会功能》。
第三，人类一些综合性的难题，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爆炸以及城市、交通等问题，都必须依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通力协作研究，“立体作战”才能解决。并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带来一些新的道德伦理问题，如像试管婴儿、器官移值、遗传工程、安乐死等等，都需要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协助来共同解决。
第四，伴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流”或相互渗透，综合性（交叉性）研究方法和综合性交叉科学应运而生。本世纪中叶崛起的三门新兴学科——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就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贯通起来的“横断科学，已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共同的方法论。被称为“新三论”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也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广泛应用。有人指出：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上述“横断科学”又一次“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界的思维方式。”1977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年鉴》中写道：“突变论使人类有了战胜愚味无知的珍奇武器，获得了一种观察宇宙万物的深奥见解”。
第五，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人——机的组合是人脑的延伸，它把人类大脑功能大大提高，开创了人类思维的新纪元，它对人的认知、揭示人类认识之迷，都具有重要意义。据美国一项研究表明：科学人员若用传统的、手工业方式从事研究，花在搜集情报资料上的时间要占50.9%，处理数据占9.3%，7.7%的时间用于思考，用于研究的时间仅占32.1%。 而利用计算机检索系统，10分钟可以查完的一个课题资料，就相当于一个人用30种语言看完2000多种杂志的90000多篇文章。
在人类将满怀信心地奔向21世纪之际，对两大科学交叉、合流的状况作一些回顾，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2 相互交叉：科学综合的历史契机
二十世纪勃兴的两大科学的交叉、合流，是历史的必然，是科学发展自身所作出的选择。考察一下科学发生学，便会发现人类先哲认识事物是从总体的联系上来把握事物的，尽管这种认识尚处于混炖状态，但它不失为一种“综合”探讨的方略。
若追溯到古代，我们还可以发现：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总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如像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都是从其渊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和神学中分离出来并上升为科学的；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如诗）、艺术（绘画）等，都一直在人类认识史上占重要的、领先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的“发达”，是相对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而言的。而当时自然科学的落后，又与宗教神学对其限制是分不开的。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书中也曾指出：“从历史上说，一切（或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于神话”。的确，人类如果没有占星术，很难设想会有今天的天文学。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终究与宗教神学分道扬镳，这样，占星术也就决不可与天文学相提并论了。相比之下，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就不像自然科学，它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与宗教神学“同流合污”，这或许正是它们“发达”的缘故吧。
应当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无情地冲击了宗教神学，但整个人文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解放”，似乎不及这一冲击波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之深。从哥白尼开始，近代自然科学以天文学、物理学为先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跃。自然科学不仅自身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更主要的是给了宗教神学以沉重的打击。
不言而喻，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已把社会科学抛到了后面。看来，要推进两大科学的交叉或“合流”，社会科学首先还得需要自然科学的“提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3 >
如果说，从哥白尼开始的近代科学直至十九世纪上半叶，人类科学研究就总体而言是以分析为主，那么，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科学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已并驾齐驱。进入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综合化和整体化的势头突飞猛进，大量的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应运而生，科学的普遍联系融通更加密切。五十至七十年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横断科学”的异军突起，则标志着整个科学王国正从以“分析”为主的阶段，跨入了以“综合”为主的阶段。
本来，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科学乃是人与自然的通信，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人与自然的“综合”。人类最早的科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自然整体观的引导下诞生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科学综合发展时期。近代科学把宇宙间的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把人类对世界的朦胧认识转向精密，并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它推动了科学学科的分化和整个科学的发展。但科学的分化和割裂研究，又使得人们往往失去了对事物全局的把握。因此，人们越来越感到有必要重新全面、综合、系统地认识世界。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后的反思和抉择。历史地看，近代以来出现的科学学科的迅速分化，同时也孕育着更大的综合。经验的自然科学用分析方法收集了大量的实证知识材料，这些知识不断聚集，为科学的系统综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粗略地考察一下本世纪的科学发展过程，便能证实这一点。科学史向我们揭示，科学的分化和综合是辩证统一的。事实上，即使在当代，在科学高度综合的同时，分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如果把整个科学体系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在这棵大树的茁壮枝干上，既有交叉渗透、高度综合的结合部，又有分枝衍生、不断分化的生长点。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既是当代科学学科高度综合的契机，又是高度分化的最主要的“发祥地”。两大科学的渗透合流，呼吁着各学科的通力合作，和多层次的“立体作战”。而这一切，正标志着人类科学系统综合发展时期的到来。可以说，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这类“横断科学”，既是系统综合时期的“催生剂”和“助产婆”，又是系统综合时期的“时代宠儿”。同样，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既是系统综合时期的产物，又适应了系统综合的新趋势。
彼此融通：科学发展的逻辑
协同论告诉人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支配的学科的现象和理论虽不相同，但都由不同的子系统所构成，在宏观结构上所产生的质变行为则是相同的。即，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不断发展、“不断革命”的。现代科学（泛指两大科学）正进入了总体革命的状态。科学理论框架的总体变革把以往的科学学科“整编”为现代科学母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现代科学革命（以自然科学为先导），不仅重新描绘出全新的科学世界图景，同时，科学理论结构重建的秘密也第一次被真正揭示：科学不再是被描述为某种终极真理或规律，而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过程。
相对于以自然科学和“横断科学”为前沿的科学总体的发展和革命，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是缓慢的。因而，论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无不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努力借鉴和移植自然科学的新的研究成果。198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金哲等编写出版了一部《当代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总览》， 全书共收集470门新学科，这些新学科的诞生， 都与现代自然科学（含技术科学）的发展和“横断科学”的崛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然，这些都是科学发展的逻辑结果。
稍回顾一下历史，便可发现，近代以后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借自然科学尤其是其“带头学科”之东风而扬帆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史，几乎就是尾随自然科学步伐的历史。当然，自然科学家同样也很关注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的发展。据说，爱因斯坦青年时代就对康德、休莫、马赫的哲学著作有过钻研，他的相对论的创建，与此不无联系。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本世纪以来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也纷纷表现出强烈的哲学探索精神。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本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科学家具有哲学头脑，而今天的物理学家几乎全是哲学家。”在恩格斯看来：“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 4 >
另一问题就是自然科学家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观念，就是把科学家想象成没有艺术修养、毫无人情味的“机器人”。其实不然，美国科学家莫里斯·戈兰博士在《科学与反科学》一书中批驳了这一近乎神话的观点。作者用了大量事实说明科学家不仅喜欢艺术，而且还直接从事艺术创作，不少的科学家本身就是艺术家、文学家，他们中间有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仅以诗歌为例，作者列举道：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金获得者范霍夫，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这位化学家兼诗人在一次题为“科学中的想象”的演讲中，随意挑出200 名著名科学家，其中就有52人对诗歌颇有爱好。作者还写道：根据诗人圣·琼——佩斯的回忆，爱因斯坦曾对他说过：“诗人和科学家在突然出现灵感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牛顿曾写过不少短诗。身兼科学家、发明家和医生的E·达尔文（查理·达尔文的祖父）发表过题为“植物园”的长诗， 柯勤律治称他为“欧洲的第一颗文学之星”。麦克斯韦和威廉·汤姆逊都是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兼诗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物化学家迈尔霍夫直到他逝世那年（1950年）仍在写诗，他的诗不断地刊登在科学杂志上。二十世纪数学物理学家沃伦·韦弗总结了科学家的艺术爱好，他说：“科学基本上是一项艺术事业，好奇心、训练有素的想象、合理的自信心以及美好安宁的环境则是成功的阶梯。”
结语：对中国学者的启示
我们的祖先曾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近代以后，“四大发明”的故乡却在世界科技竞赛中落伍了。回顾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但人们通过科学技术这一强有力的杠杆，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而科学自身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我国，尽管没有向世界贡献一个牛顿、一个爱因斯坦，也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但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我国的科学事业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当代世界的竞争，实际上是科学和人才的竞争，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关头，作为炎黄子孙，必须放眼世界，反思自我，寻找差距，奋起直追。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5 >
如果说伽利略时代是科学家“个人奋斗”的时代，那么牛顿则是“站在巨人肩上”进行综合创造的。而到了二十世纪，科学研究则进入了协同攻关，联合战斗的阶段，有的甚至必须大兵团作战。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曾指出：“科学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每一个人都要依靠前辈的工作……科学家不是依靠某个人的思想，而是依靠几千人凝聚的智慧”。1942年，著名的美国“曼哈顿工程”动员了15万名科技人员，耗资20亿美元，历时三年，研制出了第一批原子弹。1961年美国又组织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发射火箭“土星—5”，有560万个零部件，飞船也有300 万个零部件。为了这项研究，前后有400万人次参加， 最多的一次则动员了42万人。参加研制的有200家公司，120所大学， 花去300 亿美元。1969年人类终于第一次登上了月球。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关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呼声日趋高涨，但具体却尚未真正落到实处。这是一个与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确，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正面临着自牛顿、爱因斯坦以来的又一次严峻挑战。如果说现代社会科学较之自然科学而显得“先天不足”乃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那么，生活在长期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总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尽管吸取了现代西方文明尤其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营养，但总的说来，人们对迎接现代科学总体革命狂飚的思想准备并不充分。显然，现代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那种执着的追求精神和批判的理性精神，对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人们追求真理，探索科学的奥秘。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来至太平洋彼岸的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拍打着中国的海岸。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迎接挑战，而没有别的路可走。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人忽视的无人区”。展望科学发展的未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新的科学理论之花，将在两大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开放思维、综合研究及其实践的土壤中盛开。而面临着两大科学的合流，我们的社会科学更需要奔向自然科学。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它昭示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工作者去迎接新的纪元，去“拥抱科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