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的诊测与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漠论文,美国公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其民主政治的形式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然而令美国学者困惑的是，在经济、科技、教育、信息等都很发达的美国，普通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却未同步，为数众多、越来越多的人对政治活动和政治问题持冷淡、漠视的态度，对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采取疏远、逃避和不介入的行为。这种与“全民的民主”、“普遍的民主”背道而驰的社会政治现象，已被美国学者视为“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我们则将其称之为“政治冷漠病”。
迄今为止，美国公民在政治选举中进行投票是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因而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就集中表现在公民投票率这一政治情势的显示器上。从本世纪以来，虽然美国政府在公民选举权的普及、政治透明度的提高和政治参与设施的改善等方面都拾阶而上，但公民参加投票的人数却未能相应地增长。据统计，本世纪前，美国公民的投票率一直维持在70%以上，但进入20世纪后就再未突破此线，1924年跌到最低点，仅为43%。从30年代到50年代则在50%～60%之间徘徊。1960、1964、1968、1972、1976、1980、1984和1988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依次为62.8%、61.9%、60.9%、55.5%、54.3%、52.5%、53.0%和50.0%，呈现持续疲软萎靡趋势。这种公民“政治冷漠病”的存在、蔓延和加深，无疑将自诩为民主模特儿的美国置于尴尬窘迫的境地。
为了探寻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的病因所在，当代美国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做过不同程度的诊测，如：罗伯特·达尔、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塞缪尔·亨廷顿、安东尼·罗奥姆、乔治·盖洛普等。其中，罗伯特·达尔和塞缪尔·亨廷顿的分析较为突出，这两位在西方政治学界颇负盛名、著述甚丰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对政治冷漠进行病理解剖，提出了可资人们借鉴的答案。达尔认为，公民对政治冷漠缘于六个情理因由：1.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其它活动得到的报酬低；2.所面临的各项政治选择之间无多大差异；3.个人“政治效能感”弱；4.不介入结局也会相当满意；5.缺乏应有的政治知识；6.障碍阻隔。亨廷顿则把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归因于三大要素：1.公民对政府信任的下降；2.青年一代“非权威化”的价值偏好；3.政党体制的衰落。亨廷顿在谈到政党体制的衰落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这一问题时，独辟蹊径。他认为：党派认同的中断，使无党派者的人数比例上升；候选人“个人化”的色彩，使选民倾向于投票支持候选人而不是政党；投票中的党派一致性的降低，使选民对共和、民主两党的选择具有随意性；政党是一种特别适合于工业社会需要的政治形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使原有的政党体制濒于瓦解，等等。由于政党这一“选举组织”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公民参政热情的降低和投票率的下跌。
应该承认，上述达尔的量化——心理——行为分析与亨廷顿的政策——过程——体系分析是很有意义的，他们触摸到了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一般性病原和浅层性病灶，并为人们提供了透视“政治冷漠病”的两种图式——直观性与具象性。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达尔与亨廷顿的分析框架又是表面的、现象的、经验的堆积，而缺乏深层的、本质的、理性的研究。马克思对这类肤浅的认识早就作过批评：“无论是知名的人士还是普通的人们，总是根据现象、根据外表、根据直接的结果来判断事情的。”[①]因此，要对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有个深刻的本质把握，我们必须剖析其背后隐藏着的真正病根。
首先，财产占有状况的差异所造成的阶级鸿沟是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经济根源。据统计，在80年代中期，约占美国总人口2‰的资本寡头，控制了全部公司财产的60%；占美国总人口1.6%的金融寡头，却控制着美国股票的80%；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人各占人口总数的1／5，但前者的收入却占全国收入分配的40%，而后者只占6%；妇女的平均工资只有男子的60%；中等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中等白人家庭的56%。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比任何其它单一因素，更能从本质上说明不同社会群体在政治参与水平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仅以1986年的美国为例，50万个由投票决定人选的公职中，妇女只占1.5%，黑人只占1.3%，西班牙裔只占0.5%，95%以上的高级文官职位由出身富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占有。政治地位受制于经济地位，经济地位是政治参与的过滤器。在一个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参与渠道无疑是由富人控制和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采取“非正规”的过激手段扬泄呼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更多的是以冷漠的态度回敬富人政治，这是不足为怪的。
其次，政治权力的归属与运作状况是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阶级基础。在一个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里，政权的服务向度和政府的行政效能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中轴运转的。据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乔治·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民认为政客都不大可靠”，大多数人“觉得国会很差劲”，“相信近一半的经费被联邦政府浪费掉了”。乔治·盖洛普感慨地说：“低投票率不是由于美国人不关心他们的政府，说得明白点，问题似乎是他们认为政府不关心他们。”确实，一个碌碌无为的政体、一个远离人民大众的政权、一个为“权贵集团”所控制的政府，必然会导致为数众多的人们对政治的厌弃或疏远，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再次，“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②]是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制度肇端。美国宪法在形式上规定了公民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政治权利平等与经济地位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使为数众多的人对政治无兴趣。据统计，在1980年大选中，五个投票率最低的社会群体是：黑人、西班牙裔、家庭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白人、教育程度低于高中毕业的白人和工人中的白人天主教徒。此外，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也往往使许多公民的民主权利难以实现。在这方面，美国当代比较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看得很清楚，他指出：“不同国家中关于选民登记和选举方法的立法，也使选民的投票受到影响，并且鼓励了某种类型的选民，限制了另一种类型的选民，但这种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有限的投票时间和复杂烦琐的选民登记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那些经济情况不佳的美国人失去了投票机会”。另一方面，“非极化”的两党制并不能给予公民以真正的自由选择。美国当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有些人不投票、或者不参与政治，因为他们认为各政党没有向他们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机会。……在美国人中，‘40%认为两党差不多是相同的，还有8%不知道两党究竟相同还是不相同’。”可见，虚伪的民主是影响美国公众逃避政治角色、厌弃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
最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价值体系是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文化成因。极端的个人主义所衍生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使人们在精神状态上消极、颓废，在思想道德上空虚、败坏。在一个充斥着种族冲突、性别歧视、践踏民权、政治腐败、经济滞胀、贫富悬殊、弱肉强食、环境污染、能源紧张、道德失范、家庭解体、精神抑郁、霸权蚀落等问题的社会里，战后新生的一代美国人逐步形成了一种与父辈不同的以怀疑和蔑视社会权威为基础的政治价值观。他们由困惑而偏激，由苦闷而混事，由“嬉皮士”而“雅皮士”，由信仰失灵而自暴自弃。邓小平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③]因此，美国公民对政治的冷漠、不介入也是缺乏理想、精神萎靡的一种表现。
总之，一个按少数人的利益要求所设计的政治体系与人民的愿望在本质上是相斥的，它的正常运行需要个人和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冷漠和不介入。正如美国学者H·马尔库在《白宫的柏拉图》一书中所说：“我们的制度在什么限度内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意志？很简单：限于他们对现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不造成实际威胁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身决定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规定性、有效性和局限性。可以说，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是资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金权民主——政治冷漠的运行逻辑也鲜明地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包含着它自身的否定因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82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248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