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功绩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中央论文,探析论文,功绩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1597(2003)03-0051-07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研究也很不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对党的历史的科学总结，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功绩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如何全面、科学、准确地认识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如何通过对南方局历史的深入研究，总结党领导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目前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 从三个中央局在国统区十年斗争历史的整体，认识南方局独特历史地位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三个中央局，是指1937年12月在武汉建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注：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1939年1月在重庆建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及南方局东迁后1946年5月在南京建立的中共中央南京局（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从抗战以来党在国统区斗争的整体看，这三个中央局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阶段，前后共约10年时间。长江局是南方局的前身，南京局是南方局工作的延续。
把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看作一个整体，是因为：第一，无论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先后成立的这三个中共代表机构都是一脉相承的，其所处的历史地位、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和所管辖的工作范围大体一致，而且都是以周恩来等为其主要领导，成员亦基本上是稳定的。第二，这三个中央局都相继设立于国民党中央政权所在地武汉、重庆、南京，都以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为依托，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时又是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他们肩负着同国民党当局直接交涉的使命，也代表党中央同其他党派团体进行交往。第三，这三个中央局直接负责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的领导工作，并通过一报一刊在国统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四，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直接与国际社会在华机构和人员进行联系。因此，无论是长江局、南方局还是南京局，“实际上是党中央建立在国民党政治中心的前哨阵地，是率领国统区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的总指挥部，是国统区人民心中的一盏明灯”。（注：《南方局老同志座谈会纪要》，2000年9月。原件存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但就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开展的工作及深远影响来看，南方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形成过程。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中共中央局，一般都是党中央设在某一地区的代表机构，受中央委托，领导该地区党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这种情况在土地革命时期尤为突出。
抗日战争开始后，相继建立的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尽管仍是党中央派驻某地，管理某一区域党的工作的代表机关，但它与以往的中央局相比，却肩负了一项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历史使命，即“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武汉沦陷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担负原长江局所肩负的历史使命。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凯丰、吴克坚、叶剑英任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所管辖区域也比长江局时期更大，除了四川（川东、川康）、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等省以外，还包括“港澳地区党组织”（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以及同海外华侨的联络。南方局的工作仍以公开合法的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和获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作为依托，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巧妙结合起来。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所建立的中央局所没有过的。与抗战时期其他几个中央局相比也有很大不同。长江局时期，国共关系较为融洽，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工作开展相对容易些。南京局时期，全国内战已经爆发，中心任务就是领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配合解放战争胜利向前发展。而南方局时期，因为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挑动内战，投降、分裂、倒退影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战后形势，国共矛盾几度激烈，这使南方局面临长江局、南京局所不曾遇到过的险恶的政治环境，斗争十分尖锐、曲折。
不仅如此，党中央还赋予南方局工作以重大的战略意图。1939年至1940年，中央政治局曾两次专门听取南方局工作汇报，并给予明确指示。1939年8月24日，毛泽东指出：南方局工作的方针是，“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三、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这是今后南方局的严重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1940年8月7日至8日，毛泽东在讨论南方局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着重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页。）为此，他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战区。”（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页。）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统区的工作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还指示，“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页。）并且一再强调，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带有全国性，要进一步发展。（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南方局1940年8月31日会议记录复印件。）中央政治局的这次会议，把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全局工作中的地位肯定了下来，突出地强调了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对南方局在新的环境下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3页。）这就使得南方局具有了与历史上的中央局和当时其他几个中央局所未曾有过的独特的历史使命。
南方局的独特历史地位，正是在为完成中国共产党在那一时期所面临的新的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斗争中实现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不断扩大国统区的革命阵地，率领国统区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日益显示出来的。
二 南方局的主要工作和历史功绩
南方局的历史使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带领国统区各阶层人民，同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一道，为完成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完成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南方局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把统战工作作为主线，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前提，把对外交往作为一项重大使命，把开展群众工作作为重要依托，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抗战文化向前发展和建立武装开展军事斗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极其艰险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开展了坚韧不拔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一）开展政治斗争，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政治斗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挫败蒋介石的“溶共”图谋，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地位。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提出“共产党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的溶共政策，周恩来坚定地回答：“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注：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报，1938年12月6日。）193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南方局的建议，致电周恩来转交蒋介石，明确表示“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注：《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0-1011页。），彻底击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溶共”图谋。(2)贯彻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全面抗战路线克服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用谈判等政治斗争方式，配合党中央和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维护国共合作，推动抗战向前发展。(3)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毅然留在重庆，坚守阵地，根据党中央的斗争策略，审时度势，发动政治攻势，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迫使国民党最高当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提高了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的地位，进一步争取了人心，赢得更广泛的支持。(4)执行中央的策略，针对国民党的独裁和法西斯一党专政，紧密配合中共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斗争，鲜明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实现这一主张而斗争。(5)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配合重庆谈判，制止内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南方局开展的这一系列政治斗争，对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实现战后和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奠定新中国的政治格局。主要措施包括：(1)把统战工作作为核心任务，贯穿南方局工作的始终。在整个过程中，南方局坚定地创造性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策略，形成了两种局面，即抗战时期我们党始终掌握着领导权，并不断扩大日益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而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2)统战工作始终抓住了一个关键，即争取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争取中间势力，首先是对中间党派或政治团体的统战工作，在当时主要是争取“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南方局和周恩来本着“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方针（注：《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461页。），大力支持并援助他们在建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南方局又积极支持新建立的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同他们一道为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与卖国，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而共同斗争。其次是对国统区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周恩来1945年10月19日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出席星五聚餐会所作的《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对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注：《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第三是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对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的统战工作。南方局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促使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3)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实现了一个结果，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中间势力，开拓了统一战线工作新格局，为新中国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这是南方局最具特色、最有深远影响的工作。
（三）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抗战时期，文化工作是配合抗日军事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中国共产党对进步文化运动赋予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文化运动的任务不仅是“对外宣传”，还要传播“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注：《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1941年6月20日），《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为完成这一任务，南方局团结国统区文化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高举两面旗帜，即“抗战”和“民主”的旗帜；坚持一个正确的方向，即先进文化的方向，使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2)发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这两个党的文化和舆论阵地的强大作用，广泛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鼓舞全国军民的士气，为国统区人民指明前进方向。(3)占领进步出版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阵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学术研究与思想批判。其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学术研究和思想批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武装国统区文化界人士的头脑，引导革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帮助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集团的本质和加强国统区中共自身建设都起了重大促进作用。(4)打破政治高压，举办雾季艺术节，使大后方以话剧为主要形式的抗战戏剧达到鼎盛时期，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运动成为抗战文化中的一枝独秀。(5)南方局利用国统区便利的条件，把目光投向未来，通过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等组织，动员进步大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国留学，为建设新中国储备了人才。
南方局所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其影响是深远的。
（四）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培养人才。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是在国民党当局限制封锁的情况下，艰难地开展起来的。周恩来是这项工作卓越的领导者。(1)南方局的外事工作贯彻了一个方针，即“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敌后抗日军民对抗战的贡献宣传出去，把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一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正义事业的力量争取过来。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突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走上国际政治的大舞台。(2)重点抓住两个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外交往。第一个时机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前后，第二个时机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中、美、英、苏为主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后，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指示外事组向英、美、苏等驻华使馆提供国民党加强新闻封锁、制造磨擦和有关中国抗战情况的材料，敦促各国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以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向各国驻华新闻记者揭露事实真相，系统提供国共关系的背景资料，供他们在国外作客观公正的报道，以揭露蒋介石集团的罪恶行径。(3)南方局把争取实现中共解放区战场同美、英盟军的合作抗日作为外事活动的目标，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其标志是1944年5月至10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西北、延安和7、8月间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这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对美、英等国从事外事活动的结果。周恩来在当年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说：这两件事不是普通的外事活动，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展开，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注：《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此后不久，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这标志着中共走上国际政治舞台。1946年1月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出席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招待中外人士的新年鸡尾酒会，到会的有美、苏、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捷克、墨西哥、挪威、伊朗、比利时和阿根廷等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馆的大使、武官，以及中外人士500余人。这么多的外国使团、在华机构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中共举行的招待会，这是南方局外事工作成功的重要标志。历史事实说明，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基础、造就了人才。
（五）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南方局成立时，其工作地区的党组织不仅得到了恢复重建，而且有了很大发展。但是，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和党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党的建设。为此，南方局立即从思想、组织、作风多方面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为：(1)适应斗争需要，迅速完成国统区党组织从抗战初期的公开组织，转入地下活动。(2)举办训练班，进行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和抗战形势、革命气节教育，提高党员认识，统一党员思想。(3)切实开展巩固党的工作，明确提出在组织发展上“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重点在整顿好组织”的观点，经过对各地党员进行审查清理，实现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4)坚决贯彻“隐蔽精干”政策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创造性地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方式，建立“据点”，深入社会，依靠群众，机动灵活地把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隐蔽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发动突然事变。(5)加强作风建设，要求党员干部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如同“六月风荷”，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永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三 从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认识南方局的历史地位
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政权的历史过程。由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中国革命的道路极其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党还处在幼年，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因此，党对一些重大问题还不可能有成熟的认识，革命出现暂时的挫折不可避免。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10年土地革命的磨炼，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在这之后的12年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形成了两条路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在后一战场，“我们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没有这个战场，没有大后方和国统区这个战场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就，就不可能取得前方军事斗争的胜利”。在这个战场，南方局及其东迁后的南京局在党中央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可以说，“没有这个战场，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党。这个战场的革命斗争，是我们党整个历史中间非常重要、非常光辉的一页”。（注：宋平1990年6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全面、准确、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具体地说：(1)要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来认识南方局的历史。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实行并坚持到最后，其决定性因素，是在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而南方局正是在这方面作了异常卓有成效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了国共合作，推动了抗日战争向前发展。(2)要从贯彻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来考察南方局的历史。这个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中共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南方局坚定地贯彻党的这条基本路线，一方面配合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实现了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争取了力量，赢得了人心。(3)要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高度来研究南方局的历史。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是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毛泽东总结革命的三大法宝，就汲取了南方局的革命实践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地下斗争工作的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经过总结，上升到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4)要从南方局的全部工作实践及其深远影响来检验南方局的历史。南方局的历史，是完全经得起检验的。它的深远影响，直到现在，而且启示未来。研究新中国的政治格局、统战工作、外交工作、文化工作和党的建设等等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回避不了这段历史。
结语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确立南方局的历史地位问题。关于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如果说，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主战场和武装斗争这条主要战线，为中国革命积累了推翻旧政权的物质力量，进行了新社会制度的示范，并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将这个新制度逐步推开到全国；那么，国统区这个特殊的辅助战场和地下斗争、群众运动这个第二条战线，则为建立新中国凝聚了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政治格局。”（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国民党区域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注：胡乔木：《党史是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胡乔木同志1988年12月9日在重庆的谈话》，《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这是很客观的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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