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思想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学良将军是爱国的英雄，爱国主义自始至终是其思想的主线。揭示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于深刻理解他所领导或参与的重大政治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这一重大举动是史无前例的。正如唐德刚先生所指出的，它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作为一个军阀，张学良完全可以倚重日本帝国主义，经营自己的“东北王国”，然而他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义无反顾地改易旗帜，促成国家统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将军爱国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张学良在1990年谈到东北易帜时说：“不是因为我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才易帜。我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父亲不死我也会这样做。这件事促使我抗日的决心更坚定。〔1〕”
张学良生于权门，养尊处优。然而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花花公子。由于受到一些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由于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张学良在青少年时代就萌发了浓厚的爱国思想。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年方15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作事”〔2〕。然而国家贫穷落后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 使他痛苦、悲观和失望。但不久便振作起来。1916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应辽宁青年会的邀请，作《中国之希望》的演讲，认为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发奋图强，努力救国。张学良颇受启发，他后来说：“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3〕”1921年秋， 他受父命东渡日本观看日军秋季军事操练，日方的耀武扬威极大地损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他向日方表示：“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做不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4 〕”1921年的日本之行给他以很深的刺激，其爱国思想也因此而日益增长。1923年，北京发生“三·二惨案”，军警镇压了要求废督裁兵的游行学生。张学良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赞佩，写信慰问受伤者。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张学良对上海爱国学生被英租界巡捕枪击表示深切的同情，并致电予以慰问，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5 〕”并发挥张伯苓“中国之希望在我”的观点，认为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之计在于“牢记国耻，发奋图强，人人从修养人格入手，工商学界各以发展其业为职志，则二十年后，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谁敢再以侮辱临我。〔6〕”
从国富民强的目的出发，张学良对进行内战表示苦闷和厌恶。他在《回忆录》中追述当时厌恶内战的心情：“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7〕”1924 年他表示决不愿成为军阀，认为军人所以成阀，是因其不仅过问分内事，而且干预分外诸政。1926年，奉直联军击败冯玉祥，攻克南口，京师警察总监李寿金等拟演剧庆功，为张学良所谢绝。他认为兵乱之后，灾民遍野，村落为墟，战士暴骨，饿殍载途，“哀且不遑，曷敢言庆。”并且，南口之战，不过是因为政见不同，不得已而趋于战，“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因此建议“移此庆功之款，作为慈善之举”，救济战区附近灾民，抚恤战斗双方死伤。1927年1月汉浔惨案发生， 其时奉系与国民革命军仍处于敌对状态，但张学良向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表示：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为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待外国，决不因对内政见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若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8〕”此后不久， 张学良便发出对时局的通电，主张“息争御外，共挽颓流”，表示了停止内战的愿望。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主持东北军政，随即表明自己反对内战的立场，表示“自今以后，谨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争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9〕”虽然他洞悉蒋介石以外交解决东北的阴谋， 但他仍然致电蒋冯阎诸人，表示“学良爱乡爱国，决无妨害统一之意〔10〕”，表达了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
张学良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阻挠。对此，张学良采取了既灵活又强硬的立场。在与日本特使林权助等人谈话时，张学良认为中日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诸共存共荣的宗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然而面对林权助等人阻挠东北易帜的嚣张气焰，张学良又显示了自己的严正立场。他说：“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之心理而有所作为也。〔11〕”张学良顶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最终做出改旗易帜的重大抉择。
张学良认为，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能谋求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1928年9 月他在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中说：“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就是说自己不要自看的太重，而有害于国家。〔12〕”东北何去何从，对于张学良来说，正是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重大课题。张学良为东北易帜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他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承受日本对其统治地位的直接威胁。然而毕竟是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对个人利益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正是张学良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的思想表现。张学良认为，在民族大义面前要站稳立场。张宗昌曾劝告张学良与南方战斗到底，张学良予以拒绝。他说：“东省有貔貅之士达20万，未尝不可与南军作一决战，但鉴于外患险恶，济案及皇姑屯之变，深为痛心，且因大势所趋，全国人民服膺三民主义，我兄弟倘使举措不检，不特为亡国之罪人，亦且为人民所唾弃，人格所关，在此一着”〔13〕，不能不慎重行之。东北易帜使张学良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一定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矛盾。从根本上说，东北易帜所实现的国家利益与张学良的个人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东北既是张学良统治下的东北，更是中国的东北。保障东北的安全，就是保护民族利益，同时也是保全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张学良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的。日本帝国主义因郭松龄事件张作霖允诺的侵略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就有换马之意。东北易帜，虽然仍不能免除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但毕竟以全国人民和中央政府为后盾，增加了安全系数。因此，认为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时没有考虑个人利益，是不合乎事实的。但如果夸大这一点，认为张学良主要地考虑其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也是不对的。爱国思想是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的主旨。不知国家、民族之大义，张学良就不会有东北易帜之举。
张学良为实现国家统一而毅然易帜，然易帜后不久，中国却将陷入空前规模的内战，这无疑与张学良息内争以御外侮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3月1日，中原大战爆发在即，张学良发表“东电”，劝告双方不要诉诸武力。尽管张学良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不赞成这场战争，但他也没有表示对这场战争的强硬立场，并居间协调双方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张学良企图坐收渔人之利。因为听任鹬蚌相争与他息内争御外侮的一贯主张是相背离的。张学良之所以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从客观方面说，他有自己的后顾之忧，不便居间调停双方的冲突。因当时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也对东北持强硬立场，这都不能不使张学良忧心。从主观方面说，张学良也不能贸然支持哪一方。究竟是支持阎冯，还是支持蒋介石，以及何时表示态度，这既关系到东北的安全，也关系到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张学良既要考虑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考虑东北军的团体利益。张学良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14〕”从这种立场出发，张学良在内心并不倾向阎冯等人，认为支持阎冯并不能达到实现国内统一以抵制外侮的目的。虽然从大局出发，应支持国民政府。但是支持国民政府，有危及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潜在因素。张学良认为：“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15〕”所以在取得蒋介石保障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承诺之前，决不能轻易表示支持蒋介石。6月， 东北与南京的谈判有了进展，南京国民政府允诺拨款1500万元作为东北军南下入关的军费，张学良的态度趋向明朗。6月12日， 张学良致电阎冯，谓“如能同意罢兵，愿代向中央陈情”，但也没有立即出兵，表面上是担心“顽邻伺隙，谋我边事”，实际上是厌于内战，不想与阎冯等人发生残酷的武力冲突。然而七、八月间，发生了马廷福事件。张学良虽然不快，但他仍从大局出发，不计私怨。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 “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同时派兵10万进入关内，和平接收平津，使中原大战得以迅速结束。
从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爱国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其重要特点，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同时也兼顾其个人利益，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从“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到热河失守而下野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授予张学良处理华北善后的权力。张学良对阎冯各部，不是分化瓦解据为己有，而是依据团结各方保存实力的原则，保留他们近45万人，表现出不念前嫌、宽宏大量的气度。但在处理入关的东北军问题上，张学良没有将它们撤往关外巩固边防的打算，他似乎突然忘记了日本对东北的强大军事压力，没有感觉到国防上的异常危险。“张学良将军象是着眼于国内的稳定，注重国家的统一，但对外敌的野心没有足够的认识。〔16〕”1931年7月，石友三叛张倒蒋， 张学良派兵20万进关平叛。石友三之乱平定后，鉴于东北局势的极度紧张，王以哲等建议抽调部分兵力出关，然而张学良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也没有做任何应战准备。“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又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令人费解的行为与他的处境和指导思想紧密相关。他军事干预中原大战，本没有谋求私利的企图，但战争结束后，也确实得到了不少“实惠”，如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接管华北军政，取得冀、察、晋、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实权，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是将军队撤回东北防御日本，还是留在关内保障这些利益？张学良选择了后者。登上权力高峰的张学良，在踌躇满志之后，过着追欢求乐、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面临的是牺牲东北军保卫国家利益还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保存东北军实力的重大抉择。身体、精神、意志的糟糕状况已使他丧失了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已成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第一信念。张学良在1991年说：“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身上。……简单一句话，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情都有关系。〔17〕”在保存东北军的思想支配下，张学良没有抵抗日本的决心，因此任何对日本侵略表示异议的言论都能勾起他对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幻想。张学良认为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18〕”然而日本人的真实目的日益暴露，日本政府也没能阻止住关东军的侵略（天皇对关东军的侵略行为予以默认），东北部分人士规劝张学良奋起抵抗，但他仍然没有下定抵抗的决心。这是因为张学良也对国联抱有幻想。他说：“我想，国联现在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日纠纷问题。〔19〕”
张学良不想武装抵抗日本，主张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就是他认为东北军不是日军的敌手，一旦开战，东北军必败。他担心东北军在与关东军的对抗中毁灭。他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20〕”他认为要抵抗日本，必须全国统一行动。“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张学良还担心一旦东北军发起抵抗，蒋介石不仅不予支持，而且还会包藏借日军之手消灭东北军的祸心。王化一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说：“中央阴谋以外力消灭东北实力，俾中国政治舞台上再没东北扮演角色。在此际，进退和战，大伤脑筋，战则要东北独力支持，中央坐观成败，和则冒舆论之大不韪，遭全国唾骂或致丧失政治地位。因之汉公之决心很难即下。他说他‘即将下最大之决心’。〔21〕”然而5天后， 他还是做出了“不为瓦碎”的决断。“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22〕”就是说，如果全国抗战，东北军就和全国一道作出牺牲，如果是东北军单独抵抗，徒然牺牲则无此必要。1936年他在与刘鼎谈及“九·一八”事变时，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他说：“‘九·一八’事变，日寇进攻，夺取东北，蒋介石电告我‘勿扩大事态’，我能违抗蒋的命令单独抵抗么？不！不能不听从他，且忍辱图存，看未来希望。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应德田认为，张学良“是有他的想法的，他认为单单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寇的，加上中央军也不一定行。他有恐日病，想抗而不敢抗，并不是从心里就不愿抗。反过来说，假如他认为东北军能够抵抗住日寇，他不会因为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他就不抵抗的。〔24〕”
张学良虽然没有抵抗的决心，但对于他人的抗日活动还是积极支持的。10月中旬，他特任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指示马占山如受攻击则进行自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张学良通过救国会支持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活动。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发表了调查报告书，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认“满洲国”。日本退出国联。张学良依靠国联的幻想最后破灭，十分后悔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因之抵抗日本侵略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他对人说：“只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人，我都愿意把我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他，并且我愿无条件地听命于他。〔25〕”尽管他的抗日愿望日益强烈，但仍然没有改变依赖蒋介石的消极态度，担心他的抗日活动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他命令驻守山海关的何柱国，既要守住天险，阻止日军继续深入，又要避免与日军冲突，以免扩大事态。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张学良颇为气愤，向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忍耐已到最后关头，只有拿血肉和性命才能维持和平、保障中国。蒋介石预计日军在攻陷山海关后必将进攻热河，为了敷衍一下舆论，下令张学良抵抗。张学良大为兴奋，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1936年张学良对刘鼎说：“日军进而入侵热河，威慑华北、平、津，全国人民力主抗战，中央、上海工商界都有表示，热河誓师，中央军也有行动。我想时机大变，很兴奋，寄予希望。”然而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抗日，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也谴责张学良。张学良的心情无比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26〕”在蒋介石的逼迫之下，他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利益的矛盾尖锐地凸现在张学良面前。张学良在这一阶段虽然是爱国的，但由于还没有牺牲团体利益以保障国家利益的思想境界，因而没能妥善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东北军团体利益的关系。为了保全东北军，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随后虽主张不惜牺牲坚决抵抗，但却成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这一阶段，即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又是走向高峰的起点。
三、从游欧归来到西安事变
经过欧洲之行，张学良面对中外现实，进行了深思和反省，其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他强调了牺牲精神。1934年1月6日，张学良抵达香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27〕”此后，张学良反复强调牺牲精神。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问题永是高于个人问题的。”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28〕”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整个国家问题不能解决，则个人问题无法解决。〔29〕”因此张学良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第一的观念。”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还要有大公无我的精神，要有无条件牺牲的决心。“吾人今后欲求整个民族生存，势必要蒙受大量牺牲，在这种牺牲中，应确认为有意义的牺牲，殊不必企求什么代价。”都应当坚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诚意来为国牺牲。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游欧归来，“自信确已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于东北和华北多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30〕”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他说：“东北固然是整个中国的东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负有收复东北的责任。然而东北军却为了他的身世和处境的关系，对于收复东北势必更要积极负责，就是全国人都会为收复东北而死，我们东北军也必须死在国人的前面，先去流血，先去牺牲！〔31〕”“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32〕”第二，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的同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1月11日，他抵达上海，发表谈话， 鼓吹法西斯主义。此后不久，他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意、德二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33〕”张学良吹捧蒋介石，认为“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34〕”
强调牺牲精神表明张学良的爱国思想已发展到一个新境界，但信奉法西斯主义又是他赤诚爱国主义肌体上的毒瘤。张学良对蒋介石敬若神明，因之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阵线，才能收复失地。〔35〕”错误地认为“剿匪”是现阶段救亡的唯一任务。张学良以为只要帮助蒋介石消灭了共产党，那么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也就有望了。信仰法西斯主义使张学良误入歧途。不根除法西斯主义的毒瘤，张学良就不能真正前进一步。1935年9月至11月，张学良的“剿共”军事遭受重大挫折，仅3个月的时间就损失精锐达3个师的兵力。更使张学良难堪的是，蒋介石竟违背承诺， 不予补充。军事上的惨败引起张学良的深思。“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强调为国家民族而牺牲，但决不是牺牲在“剿共”的战场上。长此以往，东北军的生存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在抗日的疆场上克敌致胜，凯旋故乡了。为了抗日大局，为了东北军，都必须放弃“剿共”政策。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给张学良以巨大影响，促使张学良向联共抗日的道路上转变。他的好友杜重远向他解释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联共抗日的建议。张学良表示尊重杜重远的意见，退出内战，高举抗日的旗帜。他回忆说：“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36〕”东北军强烈的抗日情绪也推动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东北军存在着一种普遍心理：与其“剿共”，莫如抗日；与其牺牲于“剿共”，莫如牺牲于抗日。东北军将领甚至批评张学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张学良在1991年说“我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昼夜难安。〔37〕”既然东北军的军心倾向抗日，不惜牺牲，与自己的主张相一致，那么张学良自然不能不率领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所以张学良在回忆录中说：联共抗日的计策，“虽然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38〕”张学良在取得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协议后，表面上还唱着“剿匪”的调子，但那不过是应付蒋介石的官样文章，实际上，他在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1936年6 月22日，张学良在对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员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以前是认为非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则认为“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关系”〔39〕。要实现统一，唯有对日抗战。在这次讲话中，张学良再次强调了东北军要具有牺牲精神。“东北军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东北军的！〔40〕”张学良的抗日倾向被蒋介石得知，于是他干脆向蒋介石陈明自己的抗日主张。9月22日， 他致电蒋介石，认为“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建议蒋介石在抗日声浪渐次弥漫全国的情况下，“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41〕”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呈上《请缨抗敌书》，请求蒋介石允准他率部效命疆场。“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42〕”然而蒋介石极端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因此张学良的联共抗日主张不可避免地与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发生激烈冲突。如何解决这场冲突，是张学良继“九·一八”事变后再一次面临的重大抉择：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东北军团体利益还是漠视国家利益而保全东北军？张学良为了抗日不惜牺牲个人和东北军的决心早在1934年就已下定，因此为了逼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他毅然决定采用非常手段，终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43〕”躬送蒋介石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在临行前对孙铭九说：“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44〕”身陷囹圄后，为抗日救国不惜牺牲一切的初衷依然不变。当他得知内战有再起之可能时，非常着急，多次致信十七路军、东北军主要将领，劝告他们接受蒋介石处置西北的甲种方案。他说：“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45〕”但西北方面把张学良的自由作为接受蒋介石方案的先决条件，引起张学良的极大不安，认为“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46〕”当他得知十七路军、东北军高级将领愿意服从蒋介石的处置，虽然“甚为欣快”，但仍不能十分放心。他又担心中下级军官会为他个人自由问题而生出新的变故。认为“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希望东北军高级将领“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47〕”并向东北军将领们表示“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与东北父老之前。〔48〕”将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团体和个人的原则贯彻始终。
从游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由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前期，张学良虽然信奉法西斯主义，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最终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当他清除法西斯主义毒瘤，认识到“剿共”政策之错误的时候，便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为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而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之发动和事变的善后处理，都是张学良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境界的表现和升华。）
注释：
〔1〕〔17〕〔18〕〔28〕〔29〕〔30〕〔31〕〔32〕〔33 〕〔34〕〔35〕〔36〕〔37〕〔38〕〔39〕〔40〕〔41〕〔42〕〔43〕〔45〕〔46〕〔47〕〔48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 集， 分别见第1163、1185、1155、757、771、693、677、768、742、743、729、1195、1185、1195、971、974、1021、1050、1067、1121、1123、1124、1126页。
〔2〕〔3〕〔5〕〔6〕〔8〕〔9〕〔10〕〔11〕〔12〕〔13 〕〔15〕〔27〕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集，分别见第59、393、6、10—11、64-65、94、99、111、122、118、89、668页。
〔4〕〔22〕〔23〕《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分别见第3、 275、275页。
〔14〕〔20〕〔21〕〔26〕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8页；第6辑，第26页；第6辑，第24页；第14辑，第64页。
〔16〕〔19〕〔24〕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分别见第10、13、14页。
〔25〕《黎天才自传》。
〔44〕孙铭九：《看“西安事变”忆西安事变》， 《解放日报》197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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