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中的中国金融改革——楼继伟、吴晓灵、谢平新春对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金融论文,新春论文,对谈论文,经济论文,楼继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春到来之际，我们想到，在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形势下，金融体系应如何顺应新的环境而定位，金融改革的走向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金融改革方面的专家座谈，回答记者的提问。他们的谈话当然相当地具有专业性和操作性，毕竟改革深入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泛论已经不解决问题了。我们期望读者能够在这类比较活跃的对谈形式中，有所收益。我们请到的专家，楼继伟是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吴晓灵是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谢平是副主任。文中以每位学者的姓来表明他们的身份。
中国当前处在一个转轨经济的环境中，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我国的金融创新和资金分流都大大改变了原有的体制格局，货币需求的变量是不稳定的，货币乘数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运用传统的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规模控制的办法，能够解决通货膨胀等经济的发展与稳定问题吗？
谢：随着中国目前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显然，在年初确定一个现金发行计划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适应转轨经济的形势。所以，回答是否定的。
现金发行计划无论控制得住还是控制不住，对通货膨胀的发生，关系并不很大。因为在原来体制下，在没有其他金融工具可选择的时候，现金与总需求的关系比较密切，消费者可选择的金融工具只有现金和存款，买东西都是用现金。而现在货币供应总量中现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现金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事先确定一个现金发行计划指标，然后把这个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手段或说是决策目标，效果不大。第二个否定理由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现金本身是现金持有者对众多金融工具中的一种完全自主的选择，你根本没办法让他少拿点现金多放点存款。因而，人们持有多少现金完全取决于现金这种金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相对风险及相对流动性的比较。所以，我认为在转轨过程中，用现金发行计划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指标，其作用必然会逐渐下降，以后应该慢慢放弃这个指标。
贷款规模控制能不能作为转轨经济中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呢？现在看来也要逐渐放松。贷款规模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依我看，由于实际经济运行的不断市场化和货币化，贷款规模也要失去作用。现在真正管住的是工、农、中、建、交五大国家银行的信贷规模，而这五大银行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近年来还在不断下降，已经下降到70%左右了，就算管住了这一块，还有另外30%多仍然是管不住的，更何况这些银行在向商业争先转轨的过程中，其自身资产负债的比例与人民银行分配的贷款额度很难在同一个时点上正好一一致。也就是说，总量原则与专业银行本身经营的效益原则是很难协调的。虽然目前还找不到不可协调的反证。理论上说还可以协调，但事实证明，在一个时点上既符合资产负债的最优比例又符合中央银行的贷款额度，作为一个偶然的时点状态是存在的，但毕竟不是一个时间序列上的长期均衡状态。
吴：除非在一种情况下贷款限额与资产负债的最优比例结合不矛盾，资产负债最优曲线永远在贷款规模之下，这样两者就可吻合。比如中央银行给专业银行一个贷款规模，而专业银行的最优贷款量小于给定的贷款规模。只有在最优贷款超量，并大于贷款规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本身效益与中央银行的贷款额度才会发生矛盾。
目前矛盾尖锐出自两个原因：第一，人民银行还没有调控基础货币的自主权和主动权；第二，国家专业银行承担的贷款任务具有刚性，人民银行无法按他们的存款情况核定贷款限额，因而也无法对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存款核定贷款限额，结果是专业银行没钱，人民银行借钱让他们贷款，其他金融机构有钱却又不让放款，达不到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
1994年完成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分设，应该说这个矛盾的解决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尽快取消贷款限额的指令性，代之以窗口指导，更有助于人民银行获得调控的主动权。在政策性银行成立后，真正需要国家保的贷款已经很少了，有一个公开的贷款限额，大家都去争，只能强化贷款的刚性。如果人民银行只对各银行按存款情况核定一个指导性限额，对社会则强调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国家专业银行就可以用比例管理的要求抵制一些不合理的贷款需求，把有限的贷款用在效益好的必保的项目上。当国家专业银行的贷款刚性减弱后人民银行才能增强对基础货币调控的主动权，做到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低于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所需的数量，使各金融机构在资产负债比例最优的情况下也达不到人民银行核定的限额，使限额成为最后防线，而不是必须实现的目标。
当然完成这样一种转变要一人技术上的适应过程，也有赖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因此在近两年内实行贷款指令性指标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有意义的，也是向贷款规模成为指导性计划过渡的必要阶段。所谓技术上的适应就是人民银行要建立基础货币计划和完善其调控方法，而社会经济环境则是企业的机制转换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人民银行应做积极的技术准备，以此促进环境的改善和缩短过渡的历程。
谢：我接着谈第三个否定理由。目前看来，贷款规模总量与货币量的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自1990年以后，M[,2]大于贷款规模的缺口迅速扩大，1994年国家银行贷款增加额仅占当年M[,2]增加额的43.1%，可以说，贷款限额对于调控社会总需求已基本无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信贷规模管理是个宏观手段，与企业无关，企业好与坏与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体制、贷款管理体制有关。贷款规模能否取消并不取决于企业制度如何，而是取决于银行多元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以贷款规模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不见得与整个经济转轨是同步的，它应在经济转轨完成之前消失，会有替代物产生，而这个条件已基本上具备了。
应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银行转轨过程比较长，但以现金发行计划或贷款规模控制的货币政策手段的维持应该远远适于这个时期。虽然仍有人说贷款规模还要维持下去，然而贷款规模控制作为中心货币政策工具，其有效性必须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制定的贷款增量限额指标必须要科学。准确的数量依据能反映适度货币供给的原则；第二，贷款规模控制同时能保证资金配置的效益性；第三，贷款规模控制能对总需求变动起很大作用。很显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特别是金融工具创造、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上述三个前提都不再存在。何况各大专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已经逐渐完善，企业改革也有所进展，我认为，贷款规模控制当前虽不能取消，但是应该尽快取消。
曾有人建议改革人民银行的组织结构，跨地区设置分支机构以减少地方政府对信贷与货币政策的影响，使中央银行能够集中注意和实施对全国货币与信贷的严格控制，集中注意对商业银行的审查和监督。现在有这方面的设想和考虑吗？
谢：这不仅是有人建议，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也写明，中央银行应该跨行政区设置。目前对此有新的认识，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跨不跨行政区设置与中央银行能不能集中管好货币，并不必然矛盾。就是说，中央银行跨行政区设置并不是中央银行能搞好集中控制货币的充分必要条件。当然，有人说这是充分必要条件，有人说这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中央银行有跨地区设置的国家，也有不跨地区设置而管得比较好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日本每个县都有中央银行；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就是跨地区设置，英国却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组织结构。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央银行是按行政区划还是不按行政区划，与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地相关性不是很大。为何在中国这一问题如此尖锐与突出呢？是因为中国目前行政体制中的地部分权与此有关，如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设置得比较合理，地方政府行为不是扭曲的，也不干预货币政策，那么中央银行是否跨地区设置就是无关紧要的了。中央银行跨地区设置被提到改革议程中来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分权模式无形中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地方化了。
转轨经济中的变数往往令人始料不及，我们考虑改革方案就必须更缜密，如果地方不设置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也许有利，却很可能对金融监管不利。因为中央银行对当地的金融监管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所以，对这样的处于一个矛盾状态的问题，始终还在讨论之中，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定论。究竟怎么改，倒是有好几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组织框架不变，职能大转换；一种思路是，组织框架不变，交叉监管；一种思路是要跨地区设置，将现有的部分人民银行变为商业银行；还有一种思路是组织机构不变，凡是与货币总量有关的权限全部上收到总行，凡是与监管有关的，就跨地区监管，现在就是这样实行的。我想强调的是，不管采取哪种思路，都要以货币总量调控不被干预、金融监管能够顺利实施为目标。
在转轨经济中货币政策如何避免“双重目标”？是否要将国有企业过多地依赖贷款经营、负债沉重的问题放到银行改革中一并考虑？
谢：中国在转轨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完全以反通货膨胀或者说以货币稳定作为单一的目标看来是比较难的。各国其实也都要考虑经济增长目标，但它优先考虑的目标还是货币稳定。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市场秩序和竞争规则尚在建立这中，政府往往要对经济活动的后果负主要责任，因而当经济中的矛盾激化时，往往要选择直接干预金融的办法来缓和矛盾的爆发。在政府承但经济增长责任、直接管理经济的体制下，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就比较容易有加重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货币稳定的倾向。但是，正因为我们是向市场经济接轨，而且实际上现代经济理论与各国的经验比较已证明了，稳定的通货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中央银行的货币目标愈完善愈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应该、而且可以转向单一目标，使得货币政策以后可以不用提经济增长了。货币目标中已经把货币稳定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是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了。所以目前中央银行的法规是慢慢走向这个方向，在法规上也规定了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至于说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何能够更有效地把握，并与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考虑，我觉得关系不大。
吴：噢，我想还是有关系的。在企业改革的问题上，与中央银行有关的是利率杠杆的使用，与专业银行有关的，不是它的总量，而是它的贷款质量。中央银行的利率杠杆的使用往往会遇到对保护国有企业的障碍，市场利率与官方利率之间的利差越来越大，产生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如何既能比较照顾国有企业从而不致造成社会问题，又能解决由于利率杠杆僵硬带来的问题，我想还是有办法可以兼顾的。
以往我们多次谈到过，记得刘遵义教授也提过类似的建议，采用一种双轨办法。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老贷款用老办法，新贷款用新办法；一个是用财政贴息的明补的办法，承认市场均衡利率，付不起市场利率的必保的企业，也不能用税收减免，该交多少税，该交多少利都走在明处，然后按一定利率来给企业补贴。按说以这新的办法能解决利率对国有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而且如果把利率变成正的利率后，其实就等于原来企业的老贷款增值了。计息还是按老贷款计息，但市场是按新的利率了，它就在无形中增值了，影子价格上升了，财政不用多拿钱，假如企业的资金不是被占用压在产品上，甚至可以赚钱（贷出去就有利差）。另外，如果利率真实化，或提高一点，等于给出正确的信号，黑市利率的价格就会均衡价格回归了，这与汇率并轨后的情况是一样的。
而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从帐面数字来看，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很高，这些不良资产的形成都与企业经营机制有关。这个问题与货币政策中的总量问题关系较大，贷款周转不动常常是倒逼中央银行扩张信贷的重要原因。因此，货币政策实施办法的改革要与企业改革配套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等待，我们可以用金融改革促进企业信贷约束的硬化。
1994年我国的外汇改革和财税改革都迈出了一大步，而金融改革似乎显得有些滞后，人们普遍认为银行改革和企业改革是今年改革的重点，有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设想，或者说，将我国的银行与企业的财务重组等放进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考虑？
楼：我认为，今天我们谈金融改革必然要牵涉到财政体系的改革，离开了财政改革，金融改革走不了太远。你们都记得去年在“京伦会议”上，金融深化理论的权威麦金农教授在债务重组的讨论中，曾特别强调任何重组方案都包含着大量的财政成本，都要涉及财政方面的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如果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上不合理，如果财政状况得不到比较快的改善，金融以及企业改革的难度都会加大。我打算先说一下财政中的问题。
财政中的问题首先是收入问题，去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是13%，从国际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6%，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20%，而发达国家为30-40%。中国在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范围更宽一些，所以应该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再高一点。我国如同国际标准相比，算上预算外收入，实际财政收入要比13%这个数高6-7个百分点。但可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要达到26%，还差7个百分点，1994年GDP为43800亿元，照此计算就有约3000亿元的财政收入缺口，这就缺得太多了。由此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能得到一时的稳定，无法保证长期稳定。中央银行直接或间接地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这问题非常大，这个机制是多环节的，直接的形式是财政借款或财政透支，间接的形式主要是中央银行为政策性贷款长期融资，这不仅包括对政策性计划项目融资，还包括对商业银行各种名目的政策性贷款的融资。二是地区之间结构扭曲。财政功能就是要大致保证各地有一个比较平均的公共服务的能力，本来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调节，而现在由于财政问题，要大量靠货币政策替财政来做结构性调整工作，调节地区性的政策，从而造成商业银行行为扭曲。为舍不得商业银行去做点准财政功能的事，如果财政不足要向中央银行透支，即便将专业银行分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是个好的想法，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政策性银行、开发银行也没有那些资金来源，也没有那种低成本的资金，还是得靠中央银行。这就是没有实现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货币政策主要管结构的合理分工，货币政策很难长期稳定。
谢：是的，在经济转轨时期，要有一定的财政收入来保证三项功能：第一是保证政府部门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发挥正常功能，从而避免部分政府官员想方设法高租、寻租，产生对改革进程的阻力；第二是保证经济转轨时期大的结构平衡和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第三是保证经济转轨时期收支的大体平衡，支持稳定经济的政策。按楼继伟的计算大约缺3000亿，这笔钱财政没有来源怎么办呢？只好由中央银行直接、间接地弥补财政上的这一块缺口以保证转轨的顺利进行。结果呢，扭曲了中央银行的行为也扭曲了商业银行的行为，从而加大了金融体制改革的难度。
楼：企业改革也是一样，同样受财政的制约无法改得很快、走得太远。在传统体制下，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部门，改革之后应该根据新收入来源的变化而重新调整财政收入来源。但调整工作开始得还比较慢，跟不上变化的需要。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国有部门的税收占整个税收的比重趋势，国有部门对GDP的贡献和对财政的贡献都在减少，但是，你会发现，对GDP的贡献下降得快而对财政的贡献下降得慢得多，这说明国有部门负担的还是比非国有部门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究竟采取什么模式，究竟改造成什么样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众说纷坛，各持己见。然而我想，有一点是没有分歧的吧！社会保障、破产、安置职工等等具体的无法回避的企业改革的“落实点”，如果没有一定的财政资金，或者说没有一个财政功能提供社会保障改革，不管采取何种公司治理结构都会碰到这些“落实点”落实不了的障碍。
有人说企业改革做不下去是因为银行改革滞后造成的，我倒觉得财政是更重要的原因，带来的问题更大。近一二年来，经济界讨论了很多办法推动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诸如说减少行政干预、重组企业治理结构、采纳主银行体制、进行债权转股以及划一部分财产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等等，但这只是转换部分机制，依然要碰到财政这一根本的问题。比如，东欧国家以分配认股权证方式的么有化，算是彻底了，用30%分散股权，但这30%并非实质性的注资，注资意味着什么？一是得让国外的合资进来，一是得有财政资金的注入，没有注资是不行的。所以，财政收入上不去，缺少这块可用以注资的收入，企业改革虽能取得一定成效，最终还是改不下去，这也就加大了银行改革难度。
总之，金融改革要想它走得快，第一个问题是财政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是财政问题，谈到金融改革得说财政的事！
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金融改革还有没有可能更积极一些，或者说能否通过某些改革尽量减少财政性职能转嫁给银行系统的弊病呢？
楼：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财税改革的开端，使得把财政负担从银行转移给政府有了一定的可行性吧！一方面改进完善财税体系，一方面不要再加剧财政方面的困难，在有限条件下创造稳定，在有限的条件下推动银行体制的改革。中央银行承担了这么多任务，使其行为受到扭曲，很自然就要在其他地方寻求补偿，因此，它在弥补财政功能的同时加进了为自身利益的规范行为。这是很难两全的问题，因为你给了它一个双重职能，所谓的市场职能也不会很规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改革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如何使银行体系在不得已承担一些准财政职能的条件下，使中央银行更像一个中央银行，更好地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商业银行更好地实行商业银行职能，也还是有一些改进的地方与途径的。我认为，第一是中央银行另搞利润动机；第二是中央银行注意货币政策的手段；第三是组织结构调整。前面你的提问中所涉及的贷款规模问题，它的调控效果确实是越来越差，对国家银行的控制指标是中央银行给定的贷款规模，但国家银行每年新增贷款占全社会新增总资产的比重是在下降的，而且下降得很快。从宏观金融指标来看，借款规模中贷款的增长与广义货币的增长缺口很大，刚才谢平也提到了，M[,2]的增长率在1994年9月公布的数字超过30%，而贷款规模增长不到20%。这说明贷款规模控制的局限性，应该逐步地不太过分依赖贷款规模指标了，改为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就是说，控制指标是货币供应量，手段是靠基础货币和利率。有一种提法，你的见解理论上是没错的，但由于财政功能不足，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管不住，所以只好管贷款规模。我认为，确实在这样的条件下基础货币管起来难，但并不是说管住贷款就能管住货币供应量，照样管不住！反而是，如果想尽办法管住基础货币，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在转轨经济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如何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有可改革的地方的。比如对利率杠杆的运用，有一种意见不主张利率的真实化，认为企业对利率没有反应。根据我们的调查，国有企业对利率是敏感的、有弹性的，这种弹性说明了目前国有企业就不敏感了。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利率就是提高3个百分点，贷款需求的约束力仍然不够硬。可以说，现在的官方利率在流动性陷阱里，国有企业对现在利率的需求函数已经是敏感的了，但其他企业却是不敏感的，直到更高利率才敏感，但要达到那样一个利率水平的时候，国有企业的一多半都掉到陷阱里了，到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样的利率也不再有反应了，贷款也都不还了。怎么办？大体上的思路是一种贷款合同的办法，刚才你们都已经谈过了，不多重复，反正是技术性问题，可以缓解一下。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由于财政功能的弱化带来的扭曲是多方面的，举点例子来说明为什么金融受财政牵制而走不远。比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国达到商业银行标准，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财政注资；二是提高利差。提高利差是有国际经验可借鉴的，捷克在改革银行体系时，一方面是不再为企业提供保障性贷款，一方面制订了存贷利差达到一倍的政策。1994年存款利率约为7%，而贷款利率达14%，这样的利率水平，存款利率仍低于通货膨胀，但被认为是均衡利率，因为资金市场是平衡的，人民也相信通货膨胀率会跌落，愿意存款。这是有意的，因为政府考虑的就是原来银行注资不足，通过存贷巨额利差中提取公积，鼓励了银行增加资本充足率，使银行重新资本化。当然，国家专业银行体系也有自身改革的问题，国家银行那部分就改得很慢，就创造出许多大量地依附于银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相比数量过多。基础货币吐得过多。银行的双重职务从扭曲的行为中补偿回来。这还带有一个问题，把资源配置扭曲了。现在最好的人才大多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中，银行的人素质相对比较低，原因还在于，银行不是在执行财政职能吗？补偿的这一块就得想出新的金融工具啊！补偿这部分收益高，吸引了很多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们的人才。
谢：国家银行办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一种奇特的行为，叫一行两制，实际上是用体制外补偿体制内的承担，其实这是可以改的。越南最近的银行改革，一步跨到商业银行全能化，就是综合化，没有搞得那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一下批了十来个商业银行，增强竞争。
说到商业银行全能化，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在目前的转轨经济中，我们有无可能采用日本的主银行体制或是德国的全能银行体制？现在采取的严格分业管理办法目的是为了监管更有力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日本到1989年才取消，但并没有妨碍日本的银行持有企业的少量的股权，我们能否通过这样的模式，来解决企业与银行间的债务总是呢？
楼：分业管理问题也好，综合银行还是一个专业性银行分业管理也好，还是全能银行综合经营也好，这些模式的选择都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从理论上来说，德国的综合经营是个不错的模式，目前世界上也有这样一个潮流，主银行体系强调的是对企业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国际经验表明这样的模式在日本确实运行得不错。但就目前我国的现状，还是回到了财政结构，金融机构有强烈要把他所不应承担的财政职能通过其他渠道补偿回来的动机和行为，搞综合性银行，监管问题、风险控制问题都太大，因此，加强分业管理、分业经营目前就是可行的。从远期看我们是否就应选择这个模式，那不一定。这不是个道理的问题，如果其他关键的部分是扭曲的，银行体系该怎么改；如果其他方面都往正规上走，银行体系又该怎么改，答案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转轨国家中的普遍性问题，如果转轨国家有一个很好的改革顺序的战略，我们是一个答案，如果实践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就是另一个答案。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关于债权转股权，更大的范围是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如何债权转股权，转换机制是可以设计的，这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实际是这么一个情况，资产负债表原来的位置摆得不对，负债率达到80%，可以将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转换一下，现在假定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使得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是符合市场经济常态的资产负债结构，办法是给企业或银行注入一块资本，变成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那么，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恐怕就得达5000-8000亿元。这样，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正常了，一个正常的起点开始了。但如果今后的财政状况仍然不见好转，银行和国有企业仍要承担财政或准财的职能，资产负债结构还会恶化。从一方面看，债务重整只是银行、企业改革的一个环节，而并不是最基本的环节，只有把银行和企业从行政附属物的地位上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经济实体，财务重整才会给企业带来生机，但企业改革如何进行就不是本次谈论的内容了。
解决财政困难，要从收入抓起，我认为，一方面从税收各种减免中可以尽量多收一块，光是关税和贷征税减免、政策性减免每年就有1000多亿呢！当然，这么一大块钱会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难度相当大。但我只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金融改革、企业改革，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走不下去！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条件下，金融体制怎么能改得好一点，我再重复一遍，中央银行一是要去年利润动机；二是转变完善调控手段；三是组织结构进行调整，那样情况会比现在要好得多。同时，最好卸去一些不该银行承担的财政职能，避免更多的搭便车的情况，减少一些行政干预。对商业银行来说，应该在组织机构的多样化上进行调整，使银行成为法人，应该能够调动出自己的资金，全行的资金，控制住全行的风险，做得到这点，也会比目前的体制要好得多。如果能有一个好的财政基础，加上正确的改革顺序，转轨经济中的国家就能够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是同步的，它应在经济转轨完成之前消失，会有替代物产生，而这个条件已基本上具备了。
标签：银行论文; 中国人民银行论文; 央行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金融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资产负债管理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吴晓灵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限额设计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利率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