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发展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是探索新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代宗师，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本文拟从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措施三个部分来阐述毛泽东对新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
一、战略目标
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6-147页。）1945年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则从党的纲领的高度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0-1081页。）所以说，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的工业化”始终都是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的一个伟大目标。进入1949年，毛泽东展望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未来前景时，总是把“两个转变”相并提：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关于工业化的思想被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从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中国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提出后，毛泽东对新中国实现工业化具体途径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建国初到1955年是第一阶段，毛泽东从苏联的经验出发，特别强调国家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特别是农业被置于从属的位置。1953年12月，由中宣部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28日）。）1956年至1957年是第二阶段，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即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的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强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68页。）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概念：“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69页。）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是第三个阶段，毛泽东吸取“大跃进”中工农业严重比例失调的教训，把农业摆在突出位置，强调了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和工农业并举的思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提出：过去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业，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工农业并举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他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注：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第160页。）这就澄清了对“农、轻、重”提法的误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致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开始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目标提上议事日程。
毛泽东探索现代化的思路主要着眼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宣传提纲》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设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28日）。）文件提出了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的思想，已经有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萌芽。在1957年至1958年的多次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第163页。）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中。六十年代，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00页。）
二、战略步骤
当毛泽东和全党、全国人民带着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跨进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时候，面临的是一幅百业凋敝、满目疮痍的图画。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这是毛泽东殚精竭虑所思考的问题。
（一）恢复国民经济，为工业化建设作准备：三年时间。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45页。）由于国家的贫穷，造成了财政上的巨大困难，使毛泽东感到，原来设想的开国后马上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计划，因不具备条件，必须放慢一步，先集中力量用三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然后再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在三年五年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74页。）毛泽东对经济恢复在时间上加以界定，即三、五年。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国家“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为此必须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明确指出，国民经济恢复需要三年的时间。
那么，恢复国民经济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战略部署和战略策略方针？首先，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国民经济根本好转，要有三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做好三项工作，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62-463页。）其次，毛泽东着重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根本好转，还必须实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他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鉴于国民经济恢复时间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不要四面出击”，把各方面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8页。）
1950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势头良好，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向党的高级干部指明前进的方向。1951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是通盘部署1951年工作的重要文献。《要点》第一条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他并且指出：这个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1-24页。）“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周恩来把这个战略思想称为党的总方针，刘少奇把它称为党的总计划。（注：《党的文献》1989年第2期，第75页。）“三年准备、十年经济建设”思想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的同时，已经在考虑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了。如果说七届三中全会的着眼点在于用三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的话，那么，《决议要点》着眼点则在于十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
毛泽东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早在1951年12月，毛泽东修改一份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到在20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34页。）研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则史料应该引起注意。首先，国家工业化实际上就是指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可以从后来毛泽东几次比较正式地提到总路线时也是使用国家工业化的概念（而“国家”主要指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得到证明。其次，农业社会化的概念也可以理解为实行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是同农业个体经济相对而言的，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当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时，我国就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4页。）可见，农业社会化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再次，毛泽东认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应同时进行。我们可以从这里窥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某些雏形。
毛泽东首次谈到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在1952年8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13页。）1953年。毛泽东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日益成熟。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7页。）随后，毛泽东对总路线的内容的表述作了一些修改，使之不断完善起来。这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提法；将“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国家工业化”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05页。）
（三）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毛泽东设想用50年的时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大一样了。”（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81页。）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个世纪。”（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30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提出建设伟大国家需要100年时间。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主要是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区别开来：把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建成强大国家区别开来。1957年7月，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注：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462页。）这就是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还必须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算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上建成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多次强调：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好，使人民有好的生活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注：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57-258页。）在这里，毛泽东通过稍微好一点、更好一点、勉强像个样子、了不起等形象化的概念，阐明了要在一百年内有步骤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
三、战略措施
（一）根本措施：加快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十分注重发展生产力。他认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集中力量加快发展生产力。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79页。）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一份文稿时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848、849、849页。）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久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848、849、849页。）
毛泽东之所以要强调集中力量发展新中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加快发展生产力，是因为当时中国拥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若干有利条件。继50年代初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之后，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结束、日内瓦会议实现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和万隆会议的召开，透过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有利于加快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他强调指出：“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5年已经过了3年，再有12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39页。）
（二）重要条件：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毛泽东对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认真思索，提出了一些较深刻的思想。
首先要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1956年2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负责同志汇报时说：“地方同志对中央集权太多不满意。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灌，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83页。）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这里所称的国家行政体制，也就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作者注）划分了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职权。即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的企业和事业尽可能多地交地方管理。60年代，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中央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就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规定了一系列意见。
其次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首次提出的。他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加一个‘社会主义’，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明确地说：“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强调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注：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56-257页。）
（三）重要条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外国学习
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外国学习。他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中国现代化起步晚，起点低，再加上立国之初不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只能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注：《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1945年5月2日。）这就强调了中国人民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深刻意义。关于向外国学习问题，毛泽东早在四十年代就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注：《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1945年5月2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而且要永远学下去。可见，从理论上说，毛泽东的见解和论述是很深刻的。
（四）重要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9页。）由此可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是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条件。
以上我们用比较大的篇幅分析了毛泽东对新中国发展战略的探索，现在可作如下结论：
（一）毛泽东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渊源之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是全方位的和多侧面的，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具有非常宝贵的理论价值。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前奏，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要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0页。）
（二）毛泽东的探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第一，以四个现代化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其内涵是完成传统的产业革命。具体来说，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模式为蓝图。这样的目标，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状况差距甚远。第二，尽管提出了以四个现代化作为发展战略目标，但长时间内缺乏详尽、周密、可行的战略部署，缺乏近期和远景规划，缺乏一整套相适应的基本政策。第三，由于长时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指导方针，也由于长时期对世界大战的发生做出不可避免的估计，因此，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名而制定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上是以战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加上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四个现代化变得有名无实。
（三）艰难探索，不可求全。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无疑是开拓性的。而作为开拓者，他面临的主客观条件是十分不利的。从客观上，探索建设规律比探索革命规律更难，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建设规律，难度就更大。因此，毛泽东的探索是极其艰难的。尽管这种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毕竟具有巨大的时代局限性，包括认识局限性和实践局限性。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苛求毛泽东，而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及其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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