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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点
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上升期。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对外贸易增势强劲，外汇储备大量增加。
（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今年1—3季度，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5％。预计4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提高，运用月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模型预测，全年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6％。这表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GDP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以上，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
（二）支柱行业增势强劲，重化工业化特征日益明显。前三季度，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支柱工业实现快速增长，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7％。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8.4％，轻工业增加值增长13.9％，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37％，比2002年全年水平（60.95％）提高3.42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重工业增长相对于轻工业增长有加速趋势，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今年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时期。这一轮重化工业化主要是由工业支柱产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增长拉动的，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市场内生机制，将成为未来10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三）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1—3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增幅提高8.7个百分点。投资高增长，主要受重化工业化趋势和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等因素的拉动。消费增幅受非典影响一度降低，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长率达到8.6％，同比仅下降0.1个百分点，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可以认为消费继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尽管有非典冲击，但消费结构升级态势比较明显，1—3季度，建筑及装璜材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46.6％，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7.5％，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4％，住、行等方面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
（四）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贸易摩擦存在隐忧。1—3季度，出口同比增长32.2％，增幅提高12.9个百分点，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进口同比增长40.5％，加快23.3个百分点，因此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净出口91亿美元，同比减少109亿美元）。分国别和地区看，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出口顺差持续增加；而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出口逆差则持续扩大。由于美欧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顺差扩大势必加剧贸易摩擦，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对美欧出口的一些产品陆续转移到中国大陆设厂，是我国对美欧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五）总量矛盾缓解，某些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缺口。随着国内市场活跃和出口增长加快，我国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物价指数由负转正，1—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提高0.7％；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5％，但逐季度回稳（分别为4.6％、4.7％、4％）。电力、煤炭、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产品供给出现缺口，不少省市被迫限制用电，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目前这些产品的供给正在迅速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态势已经趋缓。总体看，物价仍然保持在低水平，需求约束普遍存在，大多数产品的市场竞争仍比较激烈。
（六）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供求关系并未逆转。据有关统计，今年粮食产量可能低于9000亿斤，也低于全年的粮食需求量。在连续几年的减产以后，当前市场粮价出现恢复性提高，但是预计粮价以及食品价格不会长时间、大幅度上涨。一是因为库存水平较高，到2003年底粮食库存仍将保持在4000亿斤以上，比正常水平（近年来估计为3000亿斤左右）高出较多；二是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在市场需求拉动下，粮食供给会增长较快，抑制粮价上涨。近期内粮食供给不会出现紧缺，但粮食问题事关经济全局，需密切关注，高度重视。一方面要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同时，不要过激反应，造成粮价的大起大落。
（七）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持续高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了2.47万亿元，同比多增1.12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较年初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562亿美元。从贷款投放的结构看，经济内在扩张带动的需求增加依然是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但其紧缩性影响需要逐步释放，加之经济升温的惯性作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的态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同时，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将有助于逐步约束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进度。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资本项目顺差较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仍是主要来源，也有“热钱”加快流入的影响。
分析预测
当前我国经济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
（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回升期，从国内外条件看，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在近年来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持续回落的状态，进入了全面回升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动；由消费升级带动的高成长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这种由市场主导的、以消费升级和企业自主投资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从今年宏观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看，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提高，国内需求迅速扩大，总量矛盾基本缓解；主要商品的供求格局基本平衡，物价总水平较低且相对稳定；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流入，外部资源供给比较充裕，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总体看，经济稳定回升并未出现全局性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健康。但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电力、钢材供给缺口较大，造成部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一些地方正在大上电力设备、钢铁加工等项目，如果不正确引导，有可能造成这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产能过剩。另外，从源头上看，对一些地方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问题，亦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规范发展。既维护经济增长的上升势头，又防止局部问题影响全局。
未来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我国银行存差仍然较大，外汇储备雄厚，资金供给比较宽裕；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人工低成本优势将长期保持；技术供给也不存在明显约束。现有要素供给条件，有利于扩大市场对产品供给的调节空间。同时，我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储蓄水平持续提高，收入和支出预期趋好，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逐步完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消费需求有望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潜力很大。在消费升级拉动下，产业升级步伐将相应加快，并将带动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这些条件将使我国经济上升的态势得到保持。
（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趋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均超过预期，因此，各方进一步看好今年下半年及2004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世界银行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提高到3％，其中发达国家将升到2.5％，美国、日本、欧元区将分别达到3.4％、1.3％和1.7％；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升为4.9％。IMF预测明年全球增长4.1％，其中美国为3.9％，日本为1.4％。总体看，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的态势，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并未缓解，贸易保护有增无减，针对中国外贸外汇政策的外部压力较大，我国的外贸环境趋于严峻。
（三）对明年经济走势的初步分析预测。
综合国内外条件，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从三大需求看，在非典之类疫情不大规模发生的情况下，受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9％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受产业升级的推动，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将稳定在今年的增长水平，即30％左右；由于外贸环境趋于严峻，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0％左右，受国内市场升温的拉动，进口将继续高增长，增幅超过出口，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
主要问题
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
（一）新的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随着经济回升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各个生产行业间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电力和钢材等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同时很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仍然存在。从电力、钢材等方面情况看，市场对生产的调节相当灵敏。今年以来电力、钢材和有关原材料的投资项目增加很多，发电设备产量增幅超过70％，预计这些产品的供给紧张状况不会持续很久。随着电站建设的加快和煤炭需求的增加，运输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在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和建设方面，应注意吸取电力的教训，避免陷于被动。对于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要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调整，不要轻易运用行政手段限制供给增长（例如1994年以后限制电站建设），否则会加剧以后的结构性矛盾。一些领域“重复建设”的症结，在于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应当对症下药，用市场手段促进竞争，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
（二）投融资体制与经济市场化的矛盾比较突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投资活动中的行政审批仍然过繁，政府介入过多，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理门槛过高。融资活动过于依赖政府信用，过于依赖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市场风险往往转化为行政干预下无人负责的更大风险。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有政府背景或以政府信用担保的长期贷款。这类贷款行为缺乏风险约束，容易推动信贷过度膨胀，形成金融风险和财政的隐性债务。现行投融资体制与市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一方面限制了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活动，限制了充分竞争，削弱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助长了行政权力对投融资活动的干预，使得行政主导型的重复建设难以根治。如果不尽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此次经济回升的积极效果。
（三）就业稳定性下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随经济升温，城镇总体就业情况逐步好转，绝大部分地区就业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值得指出，这轮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业为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在就业总量增长中，正规就业增长较慢，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主要是指在正规部门工作并且形成了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非正规就业既包括诸如个体、自雇佣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包括在正式部门的非正式雇佣。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差，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一般难以进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增加了这部分人群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此外，大量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对于社会管理的挑战也很大。如果以是否参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为尺度，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已经超过正规就业人员。在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进程中，非正规就业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就业形式，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非正规就业存在的或可能引发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劳资关系矛盾等，应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矛盾协调机制。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2003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今年第2季度有大约10％的农民因非典返乡，据调查其中有17％今年不准备再外出。此外，非典发生后，乡镇企业外贸出口订单减少，产品因运输不畅造成积压，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滑。促使农产品价格明显上升的因素尚未产生，部分地区的畜产品和水果蔬菜或销售不畅，或出口受阻，价格普遍下跌，农民务农收入增长也不会乐观。完成全年农民增收4％的预期目标面临的难度较大。
当前的经济回升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应当倍加珍惜，继续强化市场择优汰劣的作用，防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加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和风险。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适当弱化政府刺激经济总量扩张的力度，强化结构性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加快改革的有利时机，要抓住这一机遇，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扰动，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政策思路
抓住机遇，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扰动，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经济发展的目标应从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转向追求经济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发展
在经济全面回升的条件下，应当淡化速度指标，把宏观调节的主要目标转向控制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加强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信息服务和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议200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7％，引导各级政府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方面，防止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盲目攀比速度。
（二）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在需求不足明显缓解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相应调整。一是继续减少国债发行规模，建设国债的使用和新开工项目可适当后移，增大结转量。同时，应严格筛选新开工国债项目，着重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二是增加对城乡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步伐，完善财政支持的机制和制度，防止财政投入的效果降低。强化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职责，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三是继续保持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持，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力度。四是统筹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历史欠账。五是针对非正规就业大幅度增长的特点，认真研究并合理解决这类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确保其基本权益及生活安全，以促进就业容量增加，稳定就业队伍。
（三）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货币政策
在弱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调整财政政策着力点的同时，应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搞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和相互配合。基于对当前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判断，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总量方面可合理预调、微调，同时注意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关注和调节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维护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好势头。
（四）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市场配置资源能力
投融资体制是当前制约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提高的体制瓶颈，对此次经济回升扰动极大。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应该强调“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让民间投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投资要严格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并引入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加强审计、舆论等方面的公共监督。减少投资审批程序，放宽产业准入限制，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即使是公共产品领域，也要尽可能吸引各类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积极发展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贷担保体系和投资服务机构。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尽快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鼓励民间投资的财税金融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蕴藏的创业积极性。
（五）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
当前经济回升的根本拉动力量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一是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六）积极化解外经贸困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
明年发展外经贸的困难加大，需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重点可考虑：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合理运用有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磨擦，规范出口秩序，积极扩大出口。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结构和投向的引导，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环境。
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贸易顺差减少或出现一定逆差是难免的。我国外汇储备很大，有一定贸易逆差也不必过于担忧。国内需求升温可以基本弥补贸易顺差减小带来的需求缺口，对经济回升的总体态势不会产生明显冲击。今后应当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不必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这样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七）加强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把年度工作与中长期发展规划衔接起来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全面加快，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政府在粮食、石油、水等战略性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长远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加大工作力度，增强科学性和预见性。建议结合“十一五”计划制定，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快完成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提交人代会审议确定，防止随意更改。此外应结合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大基础性研究和核心技术的开发力度，为我国产业升级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