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学科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学科论文,职业论文,世纪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初叶开始至今，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建设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前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的探索与发展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始终认为，今天职业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不仅要走出去、引进来，还必须要扎根于本土实践需求进行自主创新，但同时也实在不应该遗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批优秀职业教育工作者们拓荒前行的贡献与成就。我们应当从历史的视角，延续历史的脉络，借鉴历史的经验，继续我们今天的学科建设事业！
一、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论著”概况
职业教育作为人类近代学校教育系统中的重要教育类别，在中国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也成为推进社会富强与进步的重要力量，始终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始终明显地带有时代烙印。而“职业教育学”这一学科，也从无到有，从单薄到厚实，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力量，形成了旺盛的学科生命。
“职业教育”一词首次见诸文献乃是在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的一段话：“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随后，姚氏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阙一不可。”[1]
尽管“职业教育”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但在理论及实践中，人们仍然使用“实业教育”一词。包括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在表述其教育宗旨时，仍然说“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习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工木工之中”，“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贫甚。实利主义之教育因亦当务为急者也”。民国初年，学制改革将“实业学堂”改为“实业学校”，实业学校的数量虽然大大增加，但在内容上与清末实业学堂并无本质区别。
“职业教育”真正取代“实业教育”一词，并为社会所认可，则始于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职教社成立时便以“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俾为适于生活之准备”为宗旨。1928年出版由余家菊主编的《中国教育辞典》在“职业教育”的词条下明确指出：“中国自改行新教育制度以来，只有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之名称，发源于民六（1917年）创立之中华职业教育社，盖其时正甲乙种实业学校毕业生出路阻滞，而小学教育方有人提倡实用主义也。主持者初办《教育与职业》杂志鼓吹之，继设中华职业学校，继集全国中等以下各种实业学校设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实业教育之名称，暂因职业教育之替代而消灭。十一年（1922年）新学制系统公布，规定酌改甲乙种实业学校为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四字，遂成法定名词。”[2]民国著名的职业教育理论家庄泽宣也曾指出：“中国的职业教育，经该社（即中华职教社）成立后不断地鼓吹，对于理论与实施各方面均有相当的研究实验与介绍，质与量均渐有进步，国人对于职业教育也渐渐加以严重的注意。”[3]可以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大大地推动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使之成为一种较自觉和较广泛的行动。
从中华职教社创立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30余年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在职业教育基本理论（职业教育原理）、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职业教育心理研究、补习教育研究、职业学校教师教育、职业指导理论与实践、农村及农业职业教育、工业职业教育、商业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育等等方面均有多种著作问世。表1是笔者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所列出的“职业技术教育”书目进行的统计，基本上能够反映当时的情况。
表1 20世纪上半叶国人撰译的
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译作、辞典书目统计[4]
类别 数量（册）
职业教育原理专著15
职业教育史与外国职业教育现状16
教学理论与教学法、课程标准
5
职业教育论文集
4
职业心理学
1
职业指导24
国外职业教育著作译著 7
补习教育 5
女子职业教育 1
工业职业教育 1
农村与农业职业教育
3
商业职业教育 2
职业教育法令汇编 7
职业教育辞典、手册
2
总计93
二、“职业教育原理”论著的发展
20世纪上半叶职业教育学的建设总体以学习、译介西方论著与自我创新结合为基本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原理”论著的建设与发展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中华职教社创立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涌现出一批职业教育原理方面的专著，如下页表2所示。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以研究和论述职业教育原理基本问题为主要目的的论文集，如《职业教育论》（朱景宽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职业教育之理论及职业之调查》（教育杂志社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瘳世承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职业教育丛刊》（黄炎培等著，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9年版）等。
此处，我们通过介绍三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可以看到当时职业教育原理的总体发展脉络。
朱元善译述的《职业教育真义》一书，是整理和编辑日本学者川之宇之介所著《职业教育原理》一书而成。蒋维乔在为此书所作的绪言中，明确指出当时研究“职业教育原理”的迫切性，他说：“今之谈职业教育者，果能了解其真义与否，吾殊未敢信也。度其多数人之心理不过视为衣食主义而已。吾且闻人倡言诟及我国所定道德教育宗旨而欲以利易之。夫人生之目的，苟谨在衣食而已，利而已，则亦何赖乎教育。若是乎，职业教育之真义不可不急为表明也”[5]。此书全书十一章，分别论述了“职业教育之发达小史”、“现今之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陶冶”、“人类之产业发达与发生”、“职业教育与各教科”、“实科之研究”、“小学校与职业教育”、“实业补习学校”、“实业科教员养成问题”、“徒弟制度与工场法”和“指导职业”。此书尽管编译自日本学者的著作，但朱元善在选择内容和确定框架方面也颇费心血，可以说，也是朱元善本人对职业教育原理基本框架和内容的一种认识。此书的体系基本上涵盖了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涉及面比较广泛，为之后我国职业教育原理的主要内容与框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庄泽宣是另外一位重要的职业教育研究者。其所著的《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概论》实是同一本书的两个版本，内容完全相同，这两本与庄泽宣的另一本《职业教育通论》的内容和体系是有差异的。《概论》以“职业教育”的基本原理为主，讨论职业教育的定义、起源、分类与分级办法，以及职业教育在各国学校系统中的位置、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中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及解决对策；《通论》则侧重于详细地介绍英法、德美、日俄和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以及农业、工商、女子与家事教育、职业指导等内容。可见，同样作为职业教育的原理性著作，同一个人在撰写的过程中，前后也采取了两种体系，这说明当时对职业教育原理的主要体系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事实上，这两本书的框架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为当时职业教育原理的基本体系。
何清儒于1941年出版的《职业教育学》一书内容比较丰富、体系比较完备。全书分为三编：一般职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特种职业教育。一般职业教育这一编中，分别研究了职业教育概论、职业分析以及职业教育的实况、设科、课程、实习和师资；职业补习教育这一编中研究了职业补习教育的教师组织、教材、个别指导、考绩；特种职业教育这一编中研究了职业训练、劳工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军队职业教育等。此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知识、经验的一次总结，理论性较强，所论述的内容也比较全面，它代表了我国职业教育原理著作在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内容和体系对于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表2 20世纪上半叶“职业教育原理”论著列表
朱元善译述：《职业教育真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7月版
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中华职业教育社，1923年3月版
庄泽宣著：《职业教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月版
庄泽宣著：《职业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版
庄泽宣著：《职业教育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版
潘文安著：《职业教育ABC》，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1月版
杨鄂联著：《职业教育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6月版
张旦初著：《职业教育纲要》，上海法学社，1930年1月版
熊子容著：《职业教育》，上海黎明书局，1931年5月版
陈选善主编：《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2月版
邵祖恭著：《反职业教育论》，南京京华印书馆，1934年6月版
江西省实施百业教育委员会编：《百业教育之理论》，编者刊，1936年11月版
江恒源、沈光烈著：《职业教育》，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2月版
何清儒著：《职业教育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3月版
总之，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职业教育原理方面的著作，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中国化的特色日渐浓厚，具有本土知识、经验的职业教育原理的学科体系与表述体系已经相对成熟。
三、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及实践的研究与引介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有着明确的学科发展的路径意识，那就是一定要先从发达国家学习优秀的理论与经验，然后完成学科发展中国化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不少学者都认真地研究和译介了国外职业教育的理论著作，并且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各国职业教育制度的沿革与现状。
首先，在职业教育学的原理性著作中，几乎都将别国的职业教育制度的沿革与现状作为重要的内容，进行宏观的、概况性地介绍。这一时期，比较关注德国、美国、日本、俄国、英国和法国的职业教育状况。除前述朱元善和庄泽宣在其著作中专门论述国别职业教育之外，熊子容、江恒源和沈光烈的著作中也均列专章介绍国外职业教育制度和概况。
其次，编译国外职业教育著作，形成比较系统的中文著作。除前面介绍的朱元善的《职业教育真义》外，邹恩润（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也值得一提，此书对国外大量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分别描述了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教育的需要、职业教育及学校的分类、职业心理、教育指导、职业指导和预备、职业补习教育等等内容，此书反映了当时国际职业教育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极强的理论奠基作用。此外，邹韬奋还根据美国人贾伯门“Trade Tests”一书编译了一本《职业智能测验法》，也是一本比较重要的职业心理学方面的著作。
第三，出现专门研究国别职业教育发展的著作。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专门研究某国职业教育的专著，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德国、苏联等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涉及到职业教育制度、职业补习教育、生产劳动教育等等内容。如顾树森著《德美英法四国职业教育》于1917年出版；陈表著《各国劳动教育概观》于1930年出版，等等。
第四，翻译数部比较重要的职业教育理论性著作。如日本秋保治安的《职业技师养成法》一书由熊崇煦译，于1919年出版；美国勒维特和布朗的《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由杨鄂联、彭望芬编译，于1925年出版；美国利克的《实业教育》一书由王长平译，于1926年出版；德国凯兴斯坦纳的《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由刘钧翻译，于1935年出版，等等。这些著作对中国职业教育学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分化与发展
职业教育学学科发展需要在不同的学科子领域进行纵深地研究，这一点也体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过程中。除了职业教育原理这一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外，职业心理、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工业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商业职业教育均有专著问世，另外当时还有大量的论文也探讨了上述这些问题。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但有几个主要特点需要加以强调。
（一）重视职业心理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在这个领域，中华职业教育社率先开启研究之风，曾经在“教育与职业”开辟专栏翻译和介绍Hollingworth在职业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与贡献，为职业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日后以出版和新闻名声卓著的邹韬奋，在其早期生涯中曾致力于职业心理学的研究，并且贡献颇巨。他于1923年编译了《职业智能测验法》，将当时《职业心理学》中关于职业智能测验的内容抽取出来，将当时欧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具体介绍了各种职业智能的测验方法。他于1926又以Charles H.Griffits的《职业心理学》一书为蓝本，参照了其它几本相关书目，编辑了一本《职业心理学》的专著，庄泽宣在绪言中指出：“中国谈职业心理的书，这本是一个先锋了”[6]。邹韬奋在书前之弁言中明确指出：“职业心理学既是一种最新的研究，它的日新月异，自是意中事。这一本书不过供吾国对于此事开端研究的参考，希望由此唤起国人的研究兴味，对于此事也有相当的贡献。”
经过中华职教社的提倡，职业心理学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如在廖世承主编的《中国职业教育问题》一书中，专列“职业心理”一节，作者分析了当时欧美流行的职业性向测验和职业效能测验之后，明确指出：“上述之各种测验仅于智能一方面稍有贡献。关于性格德行之测验，近虽亦有研究之者，方法既未精、被试之人复不多，故可靠之程度殊低。况从事于需用智力甚高之职业者，如各界之领袖人物，其成功与失败，不仅有赖于智力特能及各种性格德行等等，且须视机会之际遇如何。……然则心理学所能贡献于职业界者至少，惟此少量之研究，已值得吾人之努力，世界之进步皆积此种似微而实大之贡献始有以促成之，吾人对于职业心理乌可忽视之哉？”[7]这种对职业心理学的重视态度是当时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普遍风气，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人员重视的问题。
（二）强调职业指导为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指导学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来大量的著作（我们仅将部分重要的专著及译著列于下页表3）。20世纪20年代，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9年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设专刊介绍职业指导，开始系统地介绍欧美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制度，职业指导的范围与效用以及机制与方法等等。据此，职业指导作为一种教育运动开始兴起，并且受到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当时教育部门的重视。
在此过程中，对职业教育中这一特殊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如何认识，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我国学者仍然走向国外学习和引介的路径，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我国学者不断地加深了对职业指导这种特殊活动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邹韬奋在其所著《职业指导》一书绪言中的一段话，看到我国学者对职业指导认识上的变化：“职业指导在吾国为最新之教育运动，……初视其名，未审其实，以为是不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耳，其内容与方法殆简单粗浅，无足深究。孰知夷考其实，则举凡教育哲学、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科学的索究法、统计学，无不与职业指导有密切之关系。且任职业指导之责者，徒于学识方面有充足之预备，犹未可也，尚须具备高尚纯洁至诚感人之人格，诚恳切挚虚情协助之态度，敏捷精干不畏繁苦之能力。苟无素养与专门训练而贸然以职业指导自任，其贻害有不可胜言者。”[8]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学者翻译了美国和日本学者的职业指导理论著作，并且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国外职业指导的实践模式，这些研究和介绍推动了我国职业指导理论的发展。
第一，我国学者研究了与中小学教育教学伴随着的职业指导。潘文安、陈重寅在所著《小学职业指导实施法》中指出“职业指导在小学已占极重要之地位”，进而研究了小学职业指导的理论、实施方法以及当时中国小学职业指导的现状及改进措施。另有喻鉴清、陈重寅编著的《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也比较重要。
第二，我国学者研究若干专门人群与职业群的职业指导，包括女子职业指导、青年职业指导、铁路职业指导等等。以女子职业指导学为例，潘文安、孙祖城编著的《女子职业指导》探讨了在男女职业平等的时代已经来临之后，女子职业指导的基本问题。首先，探讨了女子职业指导的理论，包括研究目的和意义；其次，探讨了女子职业指导的基础，包括女子的身心、职业分析和职业测验的研究；第三，探讨了女子职业指导的特殊性，包括家事指导和婚姻指导；第四，分别从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探讨了女子职业指导的实施。
表3 20世纪上半叶职业指导学主要论著列表
第三，我国学者构建了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指导学。比较重要的两部著作分别是潘文安的《职业指导ABC》和何清儒的《职业指导学》。前者系潘文安根据自己数年办职业指导的经验，参照欧美、日本当时的职业指导制度和最新的学说编著而成，全书29章，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指导的概念；中外职业指导的差异；职业指导的范围、价值；职业指导与小学教育、小学课程、中学教育、中学课程、乡村教育、大学教育、女子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关系；职业指导与教育指导、升学指导、就业指导、服务指导、职业训练的关系；职业指导与个性考查、心理测验、职业分析、职业介绍的关系；职业指导的实施机关和注意事项等等内容。
后者是何清儒针对当时职业指导运动虽然蓬勃，但成效甚微的现状，专门为从事职业指导的人员编撰成书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主要的目的是供作大学的教材，使研究过的（人），能有从事指导工作的能力。但非大学学生，有志于指导事业的，亦可由本书得到专门的训练。至于已经从事指导工作的，如参考本书，自然亦能增加个人能力，改进事业效率”[9]。此书从“人与事”的主题入手，指明职业指导的意义，进而探讨个体的心理差异和测验方法；随后，从研究职业的角度入手，对与职业相关的职业研究、职业参考资料、职务资格的研究、职业训练、职业介绍、续行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然后探讨了教育指导、中学和大学中的指导工作；最后讨论了职业指导机构以及职业指导的将来等问题。
（三）主张职业补习教育学应为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
什么是职业补习教育，一般说来，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普遍认同这样的概念，即“对于就业的青年或成人，利用他们工作的余暇，对于他们的知识、技能、品格、体格各方面，给他相当的训练，这种训练就叫做职业补习教育。”[10]
在20世纪上半叶，职业补习教育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逐渐地被看做是职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职业补习教育学于是日渐成为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朱元善在其1917年的《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已经列“实业补习学校”一节，讨论了补习教育的基本问题；而在比较重要的潘文安和庄泽宣的职业教育论著中，却并未包括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到江恒源、沈光烈1937年出版的《职业教育》一书中，特别提出：“职业补习教育在全部职业教育区域中，渐渐感觉到它的地位重要，或者竟可以说和正式职业学校教育已成‘分庭抗礼’的现象，这是目前社会环境和需要逼迫而然的。”[11]
到何清儒1941年的《职业教育学》一书中，在全书的三编中，第二编就专门论述职业补习教育，详细地论述了职业补习教育的意义、组织、教材、个别指导与考绩，这本代表20世纪上半叶职业教育收官之作的著作中，赋予职业补习教育以重要地位，将其作为职业教育学科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何清儒指出：“职业补习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一种，在原则上与整个职业教育相同，但在实施上与别种职业教育有差别的地方。在各种职业教育中，除正式职业学校外，职业补习教育最为重要，因为包括最多，应用最广，并且在施行上又有许多便利，在效果上又很容易表现，所以有特别研究的价值。”[9]可见，20世纪上半叶，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最终将职业补习教育纳入进来，成为职业教育学科的重要内容，并且给予了全面深入地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