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与“寻根”——英语后殖民文学创作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论文,文学创作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流放，爱德华·萨依德说，“有一种普遍的但完全错误的看法，即被流放者被彻 底放逐或隔绝了，绝望地离乡背井。”萨依德认为，流放者是一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的 穿越者，他/她占据着“阈限空间”，而这个空间是调解民族、政治组织、学术归属的 中间区域，它也是文化与帝国主义、文本与世界、过去与现在的中间区域。在《知识分 子的表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书中，在题为“知识分子流放 ：放逐与边缘化”(Intellectual Exile:Expatriates and Marginals)一文中，萨依德 描述了流放的含义：
流放(The exile)存在于一个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 的系统，它处于与旧的系统半牵连半脱离的位置，它一方面是怀旧的和感伤的，另一方 面又是模仿的能手，并偷偷地放逐。(注：Edward W Said,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Vitage Books,1993,p.49.)
萨依德就是这样一位“阈限”(liminal)人物——对自己在埃及和黎巴嫩度过的童年是 “怀旧和感伤的”，尤其在他的《最后的天国之后》(After the Last Sky)中，而对他 在大学中的新环境却感到不适应——萨依德把这种“中间状态”(median state)称为介 于对民族的特殊兴趣、学术性的专业化和忠于种族起源之间的“阈限空间”。在《世界 ，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他运用了“中间状态” 这一术语来表现流放者是如何被置于交接点上，这个交接点创造出了他们，而同时又是 被他们创造出来的。他把“流放者”置于“起源”与“隶属起源”之间的位置，“起源 ”指的是被出生地、民族归属以及职业等所限制的位置，而“隶属起源”指的是在对社 会与政治的见解中和在经济与历史的环境中所获得的新的归属性。在“文化与体系之间 的批评”(Criticism Between Culture and System)一章中，萨依德把这种“起源”与 “隶属起源”的交接点置于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权威与非个人的条律与方法的系统之间 的位置。于是，流放者实际上处于文化与系统的调解位置上——一个非常微妙的“阈限 空间”。
在一些后殖民作品中，人物和地点都被放置在琐碎事件的表面，被用类似备忘录的方 式连接在一起，或像麦克尔·昂达吉的《英国病人》那样，把琐碎的细节拼在一起，构 成庞大的叙述结构，但在这个结构中，感觉不到国界限制，也感觉不到时代限制，它完 全改变了人们固有的时空观——它像一片广袤的由记忆组成的沙漠。而这片超越时空的 沙漠就成了这些流放作家的庇护所。这个庇护所就如同萨依德所说的“阈限空间”。这 个文学的“阈限空间”创造了后殖民作家，而文学的“阈限空间”本身又是由后殖民作 家创造出来的。后殖民作家创造这个“阈限空间”的主要工具就是语言。
后殖民文学文本中的“阈限空间”首先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后殖民作家处于本民 族语言和殖民者语言的调解位置上，也就是处于“起源语言”与“隶属语言起源”的交 接点。对于很多英语后殖民作家来说，英语既是他们的父语，也是他们的隶属母语，而 民族语言则是他们的“根”。他们被流放在这样一个“阈限空间”，在这个语言交接点 构成的空间中，英语后殖民作家创造着一种新型的“流放语言”，这种流放语言，表现 的是一种关系，一种由流放者的“流放语言”维系的“根”与“放逐”的关系。
在语言的使用上，英语后殖民作家大致有两类观点，一类主张放弃殖民者的语言，而 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写作(以尼古基·瓦·西昂戈为代表)，这类作家实际上是拒绝“流放 ”，拒绝进入流放所构成的“阈限空间”。他们表达更强烈的欲望是“寻根”。而另一 类则认为，用英语写作能够有效地使后殖民文本进入到殖民者的文化体系中，“阈限空 间”使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因这种侵入而成为交杂的语言或文化，从而瓦解或颠覆殖民 者的文化体系，通过瓦解欧洲语言系统而重造新的语言系统。这一类作家表达的更强烈 的欲望是对流放状态的认同。
在主张放弃英语而使用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中，肯尼亚作家尼古基·瓦·西昂戈是最 为激进的一位。西昂戈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创作英语文本的文学作品开始的，成名以后 又转为用民族语言创作。西昂戈认为，语言不仅是用来描绘世界的，还是人们用来理解 他们自己的。对于他来说，英语就像是一颗炸弹，它将摧毁或清除所有关于殖民地以前 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记忆，并且将建立起一个更为具有统治力的、隐蔽的新殖民系统。 西昂戈的论点所依据的是，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失去语言，就等于失去文化。他 认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是不可能通过一种全球化的语言并以一种人类共性的方式传播和 承载的，它只可能通过一种特殊的语言、携带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与其他文化交往并传播 。用特殊语言写成的书面文学或文字记载，是传播并保存一种特殊文化的主要途径，因 为只有这种特殊语言，才可以承载这种特殊文化的全部内涵。
关于语言，弗兰兹·法侬(Frantz Fanon)认为，“一个人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这种语 言所承载和表现的世界。”他指出，语言同时表征着文化差异和力量的不均衡。“控制 语言将获得非凡的力量。”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法侬悲哀地看到了法语在语 言上所占有的比土著方言优越的地位。他指出：“在殖民地的生活中，众所周知，语言 先是作为同化的工具，并继而成为对语言的融合与异化的反抗的工具。”(注：Gendzier,Irene L,Fanon:A Critical Study.London:Wildwood House,1973,P.47.)对 于一些力图维持非洲文化纯粹性的人来说，殖民者的语言是殖民者用来统治殖民地人民 的武器之一，因此，在后殖民时代，殖民者的语言应当被摒弃，不能再继续使用。对于 外国语言的模仿和使用只会增加模仿者自身的民族自卑感。在这一点上，尼古基的观点 与法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尼古基认为，“子弹是征服物质的武器，语言是征服精神的 武器”，(注：Ngugi wa Thiong'o,Homecoming:Towards a National Culture.London:HEB,1972,pp.282,290.)他说，“语言携带着文化，尤其是文学语言，而文化则携带着 我们赖以判断自己、判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整个的价值体系。”(注：Ngugi wa Thiong'o,Homecoming:Towards a National Culture.London:HEB,1972,pp.282,290.) 在殖民过程中，语言和武器是摧毁民族文化的强有力的工具，尤其是语言，它在瓦解殖 民地的传统文化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渗透作用，语言作为殖民者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它 可以从底部腐蚀并彻底摧毁另一种文化，使一个民族因为失语而失去民族文化的载体， 从而导致这种文化在历史舞台上的隐没或淡出。尤其是书面语的运用，它通过不同的修 辞、语法和文字，不仅从外观上改变一种文化，而且，当书面语被用于记载历史时，它 所承载的内涵不可避免地蕴涵着这种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价值观。当殖民地人民意识 到这一点时，他们便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因为保住民族语言意味着保住民族 文化。
法侬和尼古基的观点综合起来说，就是认为外国语言是外国文化的携带者，而后殖民 文学对这种语言的继续模仿与接受，实际上是继续接受或认同外国文化的征服。任何语 言都是文化的携带者，而任何文化也应该有携带它的独特的语言。换句话说，任何语言 和文化都有兼容其他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其手段就是引进或借用新的词汇和表现方法。 这种引进或借用在现象上表现为强调语言学意义上的交融，而这种交融具体说来就是模 仿与交杂。语言是模仿一种新的现实的重要媒介之一。因此语言有能力支撑或携载不断 变化发展着的、动态的文化。而且，这种交融从来都是双向的，在当代非洲文学使用欧 洲语言的同时，一些原来不属于英语的、来自非洲文化传统的词汇也被引进了欧洲语汇 中。
在非洲后殖民作家维拉的作品《内罕达》中，也有很多章节探讨了殖民地的语言问题 。小说写到，语言对于津巴布韦人民来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灵魂的一部分 ，是他们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小说写到，“我们的人民懂得语言的力量。这就是为什 么他们总是有一种说这种语言并给予这种语言以活力的欲望。我们不相信语汇能独立于 一种话语之外，或独立于创造了这种语言的人群之外……语汇一旦被异族人降伏，那它 就将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艾布韦(《内罕达》中的人物)说：“纸是这些外族人(指 殖民者)的特殊文化……。”他坚信只要自己这个民族的人还存在，那么，这个民族的 语言就不可能被别的语言所替代或消灭。他说：“话语是不可能从创造了这一话语的人 群中被剥夺的，这些人本身就是话语。”津巴布韦人的确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但他 们只是片面地崇拜口语，而忽视了书面语。而书面语对一种文化潜在的摧毁力要远远大 于口语。殖民者正是通过书面语的传播慢慢地侵蚀着非洲传统语言的。这种静悄悄的语 言——文字，在殖民者文化与非洲土著文化的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非洲的传统 文化、非洲土著人的思想观念被用另一种语言记录下来，用墨水写在一张张纸上的时候 ，这种文化已经被丢失了。维拉用英文书写的内罕达故事，本身就表明了殖民者在文化 侵略上的最终的胜利。从作品中不难看出，殖民地人民对被推向“流放”状态的强烈拒 绝和对留住民族之根的强烈要求。
而另一类英语后殖民作家则认为，对英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意味着对新生活 的适应，适者生存，使用英语是一个民族在外国文化中得以生存的途径。后殖民英语文 学的贡献在于民族文化通过与异族语言的连接而得以传播和被用文字记录。因为在殖民 时代以前，殖民地文化，尤其是非洲的许多文化都是口头传播的，因此是口头文化史而 不是文字的。非洲英语后殖民文学表明，非洲的文化传统和观念不是封闭性的，是可以 用其他语言承载的，重要的是如何使其他语言转换成适用于非洲文化观念表达的语言， 而不是将非洲的传统文化加以转换以适应另一种语言。钦努阿·阿契贝在1975年一次题 为“非洲作家与英语”的演讲中，谈到用英语写作的问题时说，“一个人丢弃了自己的 母语而使用别人的语言，这对吗?这看上去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背叛，会使人产生一种罪 孽感。但对我来说，我别无选择。我的语言是别人给我的，而我也愿意用它。”他又说 ，“我觉得英语完全承载得了我作为非洲人的经历。当然它必须是一种新的英语，既与 英语的传统相连接，又能适用于表达非洲的文化环境。”另一位非洲英语作家盖博里尔 ·奥卡拉(Gabriel Okara)在谈到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的问题时说，“有人也许会说，( 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是对民族语言的亵渎。这种说法当然不对。有生命的语言就像有 生命的动植物一样会生长，英语绝对不是一种已经死亡的语言……为什么不能有一种尼 日利亚英语或西非洲英语被我们使用，用来表达我们的观念、思想和生活哲理呢?”
拉什迪也主张后殖民文学用英语来重构殖民者语言，并用重构了的英语来表现后殖民 经验。在《想象中的故国》一文中，拉什迪指出，“印度英语作家对于使用英语的态度 发生了变化……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按照英国人的方式来使用英语，而要按照我们自己 的意图去改造或重塑它。尽管我们这些使用英语写作的人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态度上是暧 昧的……我们的内心中有不同文化的冲突……但对英语的占领或许是实现我们真正自由 的过程。”(注：Rushdie,Salamn,Imaginary Homelands.New York:Granta,1992,P.17.)印度裔作家罗辛顿·米斯垂在他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后殖民社会的语言如何逐渐从根剖 剥离而进入“流放”状态的。在《费洛查·拜格的故事》中，读者经常会遭遇一些非英 国英语，或英语化了的印度语，比如，masala,kusti,sudra等。米斯垂很留意于利用这 些有限的非英语词汇来创造出一种意象，使某一象征物的意义在转换和重复中变得更为 凝重和鲜明。“意义栖息于语言的滑动之中，意义永远受到延宕。……在后殖民文本中 ，意义以换喻方式构成。由于换喻延宕意义，意义因而具有重复性。”(注：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Ed.By Bill Ashcroft,et.,Routledge Kegan & Paul:London,1989,P.10.)masala这个词在“ 费洛查·拜格的幽灵”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作者使用这个词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英语里没 有相应的词汇，其在文本中的用意也显然超出了词本身的意义，masala几乎是一种文化 的象征，这种文化就像这个词一样无可替代。英语是印度法定的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 出版物40%是英语。要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守住自己的民族语言的确是艰难的。生活在 印度的波斯后裔既是西化程度最高的一族，也是最顽强地守护自己民族语言的一族。他 们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寻求着一条折中的道路，即将英语融进自己的民族语言，并 将英语按照本民族语言的发音习惯改造成新的词汇，补充进原有的民族语言中。关于民 族语言的衍进和蜕变，在“费洛查·拜格的幽灵”中有一段叙述：
我在费洛查·拜格的B楼里已经住了49年了，可人们居然还叫不准我的名字。杰奎琳这 个音很难发吗?他们总是叫我杰凯莉，或者，更离谱些，叫我杰凯勒。都是老女主人的 过错。……老女主人喜欢用波斯语的词汇来说英语，把easy chair说成igeechur,freach beans说成ferach beech，而杰奎琳就成了杰凯莉了。后来我发现所有的老波斯 人都是这样，他们似乎以这种方式来创造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
在加勒比英语后殖民作家的作品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民族语言与英语嫁接后的语言表 现形式。例如塞穆尔·塞尔文的作品就采用了多语言混合的表现方式，在叙述中创造性 地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发散式的语言系统。读者可以在他的《摩西登高》中读到非洲 英语、美洲非洲英语以及加勒比海英语等，这套语言系统被很恰当地运用在对差异性的 表述上，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生活在伦敦的加勒比人的形象。而主人公摩西则是帮助塞 尔文实现这种开放式的语言系统的途径。由于摩西在小说中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那么 被叙述的伦敦则必然经过他的折射反映出来，而摩西的克里奥尔文化背景和他的克里奥 尔英语很自然地为这种折射提供了多语复合的开放语境。摩西那富有克里奥尔语言特色 的英语叙述为《摩西登高》中的伦敦罩上了一层黑色的面具，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因而被 称为戴着克里奥尔面具的黑色叙述。摩西有着强烈的特立尼达家乡意识，戈登·罗勒尔 指出，在摩西的叙述语言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特立尼达的卡里普索小调的节奏和风韵 。(注：Gordon,Rohlehr,Literature and the Folk,My Strangled City and Other Essays,Port of Spain:Longman,1992,P.64.)卡里普索小调是特立尼达一种乡情情节剧 里经常出现的带有特殊节奏的语言，它往往糅合进许多粗俗的、带有乡野味的语言。在 摩西的叙述语言中，还可以从他的用词选择上看出他的文化价值取向。他看待生活和事 物的眼光停留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上，他用于衡量事物的尺是克里奥尔式的。在《摩西 登高》中，有一段对格拉哈德穿着打扮的描写(格拉哈德也是居住在伦敦的加勒比海移 民)：“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很沉重的项圈，就像特立尼达的农民拴牛用的套圈。”在 动词的处理上，塞尔文有意让摩西用特立尼达的克里奥尔英语来描述格拉哈德的动作： When I opened the door Galahad raise his right hand as if he going to bust a cuff in my arse.这种处理巧妙地把格拉哈德这个伦敦人特立尼达化了。在不同的民 族语言中，名词也许是最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一类词了，这就是在后殖民小说的许多文 本中那些穿插在其中的非英语名词比比皆是的原因。由于在英语里难以找到可以完全替 换的词来指代某种民族文化里特有的事物，因此后殖民小说家便有了充分的理由把这些 词汇夹塞在英语文本中，用以标识某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名词相比，动词在英语文 本的叙述语言中似乎缺乏足够的理由被非英语化，除非是作者的语病。这也许就是塞尔 文选择摩西作为叙述者的独到和高明之处。由于是摩西的叙述，因此他可以自由地选择 语言的运用，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或是形容词。作品通过摩西在叙述语言中对克里奥 尔英语的自如运用，渲染了作品中黑色“伦敦人”的克里奥尔色彩，在统辖伦敦的单一 语言文化中掺进了其他种族琐碎的、异样的因素。
英语后殖民小说多语言混合的叙述方式，是后殖民时代的特殊产物，它以后殖民时代 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小文化”的共存为社会基础，以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语言共存为文化基础。M·霍尔奎斯特指出，多语言混合是指在一种单一的 文化体系之内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注：Michael Holquist,“Glossary”，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by M.M.Bakhtin,Univ.of Texas Press 1990,p.431.)而多语言混合又为文学创作的变形摹写提供了必要前提和足 够的空间。引用巴赫丁的话来说，语言已从一种有严格规定的、封闭的、不可渗透的、 狭窄的单一语言框架中转化成一种理解和表现现实的活动着的前提。巴赫丁指出，这种 转换，只有当多种语言得以混合并存时，才能使语言的意识从原来僵化的单一语言中解 脱出来。(注：M.M.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Univ.of Texas Press,1990,P .61)巴赫丁的这一论述可以看成是萨依德“阈限空间”在语言领域的延伸。由于多数英 语后殖民作家都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多语混合的语言形式，因此形成了英语后 殖民作品中独特的语言“后殖民英语”。这种语言恰当地体现了萨依德所说的流放者的 “阈限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是由多种语言的交接点构成的，而作为流放者的后殖民 作家就属于这个空间，他们可以左右逢源地灵活使用各种语言，但他们的痛苦是不能随 心所欲地完全进入这个交接点上的任何一种语言系统——无论是他的根语言还是他的隶 属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