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概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外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文是即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当代卷，1945-1990）的第一章（导论），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先行发表。因原文较长，本刊作了删节。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在许多国家中相继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只是工人阶级政党制订政策和开展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而且已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一股有影响的丰富多采的思潮（德国伊林·费切尔语），成了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下半期获得普遍承认与应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推进了这种形势的发展。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中的工人政常及其他革命力量受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为实现各自国内的革命改造而加强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指导来分析所面临的形势，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途径。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的揭露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政治上的强烈震动，而且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旧格局的突破与新局面的开创的契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放弃了一些传统的基本观点，不再坚持用革命暴力手段来改造现存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适应议会民主和党派之间和平竞争的格局而提出某些新的斗争策略。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哲学理论）研究与阐释中也有了某些明显的转变，不再严格遵循苏联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摈弃了某些教条，扩展了研究领域，更新了主题。就连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理论界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松动，在固守原有哲学体系的同时，也在研究角度和研究主题方面有了某些突破，使沉闷刻板的哲学理论探讨出现了不少变化。
随着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国际共运中的论战、“布拉格之春”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动荡起伏的世界政治形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动力。此外，马克思某些过去未为人知的早期著作手稿或论文的发表，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思路和论证的依据。在一部分共产党理论家和学术界人士中形成了重新审视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而首当其冲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西方知识界竞相大量翻译和出版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对这些早期著作的注释性和评论性的论著大量涌现，或是寻章摘句地论证什么是马克思的真实哲学思想，或是联系现实发现、阐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适用性。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这是知识界精力的一次新的突然爆发，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引起了修正主义的争论”；“对马克思学说的探讨和重新解释已经涉及到每一个领域……主要的出发点是哲学。在这里，叫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直是最热烈争论的主题和彻底修正的对象”〔1〕。
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研究的另一动力是60年西方发达国家中先后兴起的反制度、反权威的青年“造反”运动，以及有时平行开展有时交织进行的黑人争取人权和妇女要求平等的斗争。卷入这些运动和斗争中的青年激进派人士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寻求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思想指导。而7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不景气和接踵而至的长期衰退，进一步推动了激进派人士更加深入、广泛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方社会从50年代末以来以电子技术应用为基础的“科技革命”，其巨大成就和广泛影响已幅射到世界各地。这场科技革命在社会现实中引起了诸多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如生产力的高度增长，阶级结构的某些变化，所有制形式的某种程度改变，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显著改善，国家职能的某些转变，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出现，以及伴随上述现象而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所产生的种种变化--这一切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种种见解，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不同类型国家研究与应用的各自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研究是在不同的具体国度中开展的，都要和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该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科学文化背景、理论思维传统相结合。而在信息传播畅通、文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的当代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理论界在研究中往往相互借鉴他人的成果，吸收对方的某些见解，尤其是国情相近、哲学思维传统类似的国家更是如此。在当代世界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国家类型。粗略地分类，前苏联和原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类型；西欧北美和日本可归为另一种类型；而亚非拉美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又是一种类型。在这三种不同类型国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应用均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1.苏联与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基本特点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的40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前苏联和东欧几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仍恪守长期形成的思路，坚持旧有的体系，着力于对经典著作进行阐述与诠释，在某些方面虽有所突破，但创新的著述仍不多见；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哲学科学本身的发展，又扩展了研究主题，对过去极少涉足的领域进行了许多探讨。此外，这些国家的哲学界一般都注重从哲学高度论证各自国家所推行的政策与措施，传播官方所确认的理论见解，对经济、政治实践作出理论概括，同时也重视开展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与流派的批判。
在东欧的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有沿袭前苏联的正统派研究的取向，也有摆脱苏式哲学理论模式的尝试，力图按照本国的国情和承袭本国的哲学传统来从事现实问题研究和哲学理论探讨。
此外，东欧诸国虽处于前苏联的控制之下，但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受到来自西方的渗透，程度不等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各种思潮和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其中某些国家的哲学界出现了一批与官方正统派相对立的“异端”派人物，这些被西方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完全抛弃了苏联模式，自成体系地著书立说，提出了种种非正统的理论，其中较有影响者有原民主德国的恩斯特·布洛赫（1961年移居原联邦德国，1977年去世），波兰的亚当·沙夫和莱塞克·科瓦科夫斯基，捷克的卡雷尔·科西克。布洛赫以提出“希望哲学”而声名远扬，他创立了一种向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乌托邦人道主义复归的哲学即乌托邦哲学，试图用“希望哲学”和“乌托邦理论”来解释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克服了存在和思维、现状和应该之间的二元论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既是关于未来太平盛世的理论，又是使之得以实现的实践；它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是一种希望的行动，它体现了对所预期的世界的认识和创造这样一个世界的意志。但布洛赫指责马克思主义不重视经验主义，于是有时造成了“革命想像的某种营养不良”，“有时出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急躁冒进”，并导致从内部使革命运动陷于枯萎的精神上的贫因化。据此，他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更多的想象、更强烈的主观性，甚至主张建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宇宙学。布洛赫的理论从50年代起就不断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异端邪说和“修正主义”。80年代中期前民主德国理论界恢复了布洛赫的名誉，肯定他的著作是德国的思想遗产〔2〕。
被誉为波兰人道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认定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的人的哲学”的“出发点是真正的具体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是这种人的哲学的基础”；“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已经克服了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社会”。沙夫认为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产生了异化，而靠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不能克服这种异化现象，唯一的希望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建立起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对现实社会主义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西方的评论家用“正统的修正主义”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来形容沙夫的观点，认为他以一种不会迫使他同正统路线的思想政治关系完全决裂的方式，几乎把波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重要思潮流派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了。〔3〕沙夫的理论在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全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把社会主义现实中的消极现象全然归结为异化，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波兰享有盛誉的哲学家莱塞克·科瓦科夫斯基在50-60年代的早期哲学著作以两个互相关联的主题为中心，一是以“斯大林主义”为批判对象，二是把人道主义作为哲学和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科瓦科夫斯基的著作中始终贯串着哲学批判的精神，既反对宗教教义，也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解释，并对苏共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科学理论出现的，但在政治压力下被歪曲、被神化了，最后变成了某种神化的牺牲品。因此他曾表示要重建“弄虚作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60年代末他被开除出党和驱逐出境以后，仍在西方继续从事所谓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但在1978年出版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的后记中，他公然宣告：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最大的幻想，已失去存在的依据，作为解释的体系已经僵死了。此书的出版标志着科瓦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涯的终结。
曾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随后又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而被开除出党的著名哲学家卡雷尔·科西克以其著作《具体辩证法》而闻名于世。在这部著作中，科西克从对“总体性”概念的独特解释入手来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取代60年代初期在东欧盛行一时的庸俗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具体辩证法》中，科西克宣称，哲学不只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或副产品，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活动”。哲学能提供一种洞察力，使人们了解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为了采取适当的行动，必须有这种理解。人类自身有能力而且有责任采取行动来实现其个人的、社会的和哲学的潜能。
科西克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遭到庸俗机械论的曲解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过分强调社会政治结构而损害了个人的责任和自由；宣称“整体”是比日常生活现象更高的现实；把人类生活看作科学对象的“社会物理学”的兴起；把艺术、哲学、宗教和文化归结为仅仅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状况的表现；隐瞒现实的真相，讳言人类在揭露现实中的作用。
科西克认为，把总体性范畴“实体化”为一种超乎日常生活现象并比之更为重要的事物的做法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重大错误。这是一种“虚假的总体性”，它把具体的现实从属于假想为自主的结构或状态，于是在“虚假的总体性”中，“主体消失了，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实的主体，即作为有目的地进行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个人，其地位被神秘化、物化和偶像化的主体所取代，被结构的自主运动所取代”。 〔4〕于是，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结构的表现。
为了揭示总体性范畴的本体论含意，为了说明表现和完成这种总体性所必需的三种实践方式，科西克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教条化解释，坚持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日常生活现象。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从人在世界上实际生存的方式着手进行探讨，而不应该从某种关于这种生存的理论开始研究。
科西克认为，与揭示存在物的本来面目的这种哲学天职相反，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哲学被庸俗地设想为现存状况的表现，而不是现实的真理”〔5〕。于是， 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意识形态的掩盖人们不了解其真实处境一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产生了日常生活的“虚假具体性”；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这些国家未能理解马克思的本来意图，而且在于获得真理一直是并永远是人类的一个难题。这就需要“向存在开放”这种哲学实践的“特殊活动”：“人的意识既是‘反映’，又是‘设计’；它记录，也构造和计划，它既反映也预期，既是感受的，也是能动的。让‘事物本身’表达自己，不附加任何东西，只是让事物按其本来面目存在--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活动’〔6〕。创造人类世界的实践建立了对存在的理解；人类的理解总是要超出社会的范围，把自然或宇宙的“绝对总体性”包含在内。当人类对存在物的存在和对人类自身在表达和完善这种存在方面的作用达到充分理解的时候，它就实现了自身。
上面提到的几位被正统派视为“异端”、被西方视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东欧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专家，既有丰富的哲学史知识，又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且又都曾是受到各自国家器重的学者，有的还曾主管过意识形态工作，但后来都受到了贬逐，原因只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解释的阐述与发挥，并对各自国家的现状持批判态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崇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不同于官方所支持的正统派，他们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思，通过对苏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种种弊端的体察而升华出一种普遍的信念：社会主义只有从官僚主义的统治、异化世界和斯大林体制中摆脱出来，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改革，才能重新获得信誉。怀着这种信念，他们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求答案，努力探索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是探索，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失误，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中，人们发现了某些偏离甚至严重的歪曲，但若以此为据就完全否定他们的努力，把可贵的理论探索一概斥之为“异端邪说”，把他们统统打入“另册”，那是不公正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见解上有分歧，是很自然的，若是把一种见解上升为经典的正统和官方的教义，成为一种垄断的理论，并以它作为衡量其他不同见解的是非曲直的标准，那就会使原本充满生机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从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活力。所以，对东欧几国的这些所谓“异端派”人物应持客观的态度，正确评价他们在理论探索中的功过是非，承认他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出的努力。
在东欧国家中，前南斯拉夫不但在通向社会主义方面选择了“独特的道路”，即创立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运用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早在斯大林逝世以前，南斯拉夫的领导和理论界就已经意识到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进行重新思考。他们除了批判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以外，更重要的是探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此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源上去。
在南共联盟1958年的纲领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社会过程”的理论，于是南斯拉夫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以此为框架，集中探讨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试图提出一种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状况和指明发展趋势的理论。他们在对哲学对象和作用的理解上，在哲学论述和推理风格上都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官方哲学。一些著名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能动的、革命的和有创造力的学说。南斯拉夫哲学界多数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毫无根据的，也不承认它是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对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意义和自然辩证法也持怀疑态度。
1959--1960年关于反映论的讨论导致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分裂为两大流派--“辩证法派”和“实践派”。经过长期的争论和深入的研究，两派哲学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逐渐取得了共识，并在各自所致力的研究领域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待续）
注释：
〔1〕[美]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88年，第108、112-113页。
〔2〕参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第88-92页；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第223-255页。
〔3〕见[德] 蒂·哈纳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转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1辑（总第19辑），第229页。
〔4〕科西克：《具体辩证法》，第31页。
〔5〕同上书，第102页。
〔6〕同上书，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