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时代的课题：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科技论文,课题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精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摘自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宣言
发展高科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由于科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时代的变革必然引起文化的嬗变，这就要求人们对以往的一切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汲取其精华，使之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成为高科技时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高科技对当代社会提出的问题
高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人类的进步、繁荣提供了可能。但是，高科技在解决资源、环境、粮食、人口等目前人类所面临的难题、带来新的希望的同时，也有可能造成对自然的破坏。比如，新能源技术可望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但也可能成为某种破坏自然的新力量；遗传工程可望创造出地球上所不曾有过的新的更符合农业、医药业等生产所需要的新物种的品系，但也可能创造出人类难以抵御的新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一旦从实验室外泄，则将危害人类。总之，高科技的发展与开发，有可能给人类遗留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实施高科技发展计划时，人们应考虑高科技可能带来的祸害，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再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进行考察，高科技的发展，交通、通信手段的不断改进，缩短了不同国家、民族乃至个人之间的距离，便利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是，由于人工生育技术的兴起，试管婴儿、借腹怀胎等，也可能大大削弱人与人之间的天然或传统的联系；微电子技术通过微型化、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化，将会造成产业的结构性失业等等，这样，在当代特别在一个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可能加剧和加深人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的竞争和冷漠关系。进入高科技时代的社会，虽然物质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但人们精神与感情方面的东西可能越来越少。高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高科技时代，如何调节人和自然、人和人等关系就成了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
面对上述种种矛盾，有些西方学者曾寄希望于高科技的发展会解决贫富悬殊等诸多社会问题。然而，贫富的差距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都正在继续扩大。看来，西方社会一些学者主张通过高科技发展来解决贫困者的“生存果腹”问题，依然是一枕黄粱。
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度固有的缺陷，决定了其文化立足于个人本位基础上。目前，高技术迅猛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精神世界却呈现出空前的贫乏：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导致物欲的放纵；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冷冰冰的金钱与物质关系；从狭隘的私利出发，必然造成个人的精神孤独和对人生价值的困惑，使社会陷入失衡、不协调的境地。简言之，西方文化无法应付高科技时代提出的社会问题。诚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言：“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来说……它处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旧的社会关系（由财产决定的），现有的权力结构（集中于少数权贵集团），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其基础是克制和延迟满足的思想）都正在迅速消蚀。”这道破了西方文明面临困境，并将经历一次新的历史转变。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
面对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西方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以求为人类探索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如此说：“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断言：“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西方学者的论述是中肯的。在高科技时代，我们更要吸取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它是一支优秀的民族文化，曾居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的前列。我们只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它将在高科技时代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笔者以为，在高科技时代，可以从价值观、伦理观、自然观等方面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
在价值观上，西方社会以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价值观，造成了人生价值的失落。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人道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将个人的权利与其对群体的义务、责任联系一起；在义利观上，主张义重于利，反对见利忘义或唯利是图。这些思想是对现代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弥补。应当认识到，科学技术虽能提供人们以崭新的生活方式，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的精神困境。只有把价值观的着眼点转移到人自身建设上来，才能培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新人。
在伦理观上，由于西方社会以个人本位为人生准则，导致道德价值衰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对高科技时代的人文建设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几千年来，中国思想家们致力于社会治理，探求“治世之道”，在伦理道德方面有着丰富的精神遗产，有利于救治西方社会所陷入的“人文困境”。如在人生目标的追求上，中国人历来注重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出“仁者爱人”，把“爱人”作为道德的准则，强调的是人与人关系的互补、忠诚、献身、责任和义务的崇高品德，并提倡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强调个人与组织的统一，这些都起到了调节人际关系、增强群体凝聚力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还重视“以文化人”，主张“内省”，强调个人品行的修养，这对协调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文化品质也不无裨益。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等，在加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努力倡导新儒家主义，自觉寻求儒家伦理道德的重建，以弥补因追求物质的富足而带来精神匮乏的问题，调节社会矛盾，就是一个佐证。
在自然观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人合一”指的是“天道、“人道”的结合。天道指自然界的变化法则、规律；人道指的是道德准则和治国原则。“天人合一”观把天道、人道的谐调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思想正是西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所欠缺的。在经历了二三百年西方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人类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巨大的生态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天人和谐的思想，对于正确回答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人类的发展该向何处去等重大时代课题，无疑具有指导意义。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每一种文化都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地域性，而优秀的民族文化必然在时代性中包含了永久性，在地域性中包含了一般性。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性、永久性的文化因素正是高科技时代的文化建设所应当努力发掘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必将在未来高科技时代文化建设中焕发出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