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工作与我国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建构——基于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农村论文,社会支持论文,社会工作论文,安全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2.1；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523(2010)0030-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松动，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农民工这种“候鸟式”的迁徙流动，使农村出现大量分离式家庭，由此导致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现象及其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在对农村留守的“386199”大军的关注中，把众多眼光投向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而对处于农村中坚力量的留守妇女的关注却有些欠缺。留守妇女是指由于丈夫长期在外务工而留守家庭中的农村妇女，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生活劳动、家庭抚养、赡养责任，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1]。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逐渐开始聚焦农村留守妇女，其中大部分学者对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心理诉求给予了极为详尽的研究和分析，但是对于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探索明显不足。
一、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解析
(一)安全感概念界定
安全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很早就成为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等学科关注的焦点[2]。也正是因为多学科的关注以及关注点的不同，人们在使用安全感概念时，对其基本含义的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心理学把安全感理解为“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3]，犯罪学将其理解为是对犯罪的恐惧，而社会学则关注以集体焦虑和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为标志的新社会形态——风险社会[4]。
本文借鉴社会学视角下的安全感来加以分析。吉登斯把内在的安全感叫做本体性安全，在前现代社会，本体性安全主要来自于四种信任类型：亲缘、地缘、宗教和传统，而在现代社会，这些因素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这就造成现代社会的本体性不安全水平高于前现代社会环境[4]。吉登斯把安全定义为特定的危险被消除或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情境，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人们感受到的不信任会引起不安全感，而长期持续的不安全感会使人们产生本体性不安全，外在环境的不安全便会内化为个人的不安全感[5]。J·维尔认为安全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义：首先，安全感是幸福、安全的感觉和状态；第二，安全感是个人实现目标的自我肯定和信心，可以实现一些希望的结果；第三，安全感是稳定和永恒的条件，是个体对周围环境和关系可靠的持续的期望[6]。由此，在借鉴吉登斯和J·维尔安全感概念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安全感是指个人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在信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本性性安全。
(二)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剖析
农村留守妇女在地域上来说是属于现代化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农村社会，从性别上加以分析是属于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由此，农村留守妇女是现在社会中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对于农村社会来说，传统的以乡土性、稳定性为特征的静态社会、熟人社会，随着我国现代化的推进，逐步步入了以流动性、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动态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乡土社会中对于人们的价值评价标准也逐渐倾向于物质利益，从而使留守妇女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对于她们的本体性安全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农村留守妇女基于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上，她们的社会支持网主要是家庭成员、亲戚、邻里等。
从性别视角来看，对于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留守妇女来说，她们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要承担传统社会中的抚养下一代、赡养老人和维持家庭生活等责任，更要肩负农业生产、子女教育等任务。这些对于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压力是不言而喻的。邱秀珍等人[7]认为留守妇女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叶敬忠、吴惠芳[8]调查得知：留守妇女在生活中的安全感远远低于非留守妇女，更容易成为被人欺负、骚扰的对象；一些留守妇女转而向宗教寻求安慰和寄托。在调查中，很多留守妇女表示，如果深夜里孩子或者老人生病了，她们感到最害怕和无助，深更半夜不好找人帮助自己，也不敢带病人出去找医生或送去医院，更不敢把病人留在家里独自一人出去找医生。这些长期困扰着农村留守妇女，使其安全感大大降低甚至缺失，进而产生了安全感危机。
二、农村留守妇女安全感危机的原因探析
2005年11月，《半月谈》发表题为《农村留守妇女心头有“三座山”》的文章，描述了留守妇女、“缺乏安全感”的生活特点，可以说“缺乏安全感”是留守妇女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而前两者“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都会成为留守妇女安全感缺乏的原因。而农村留守妇女安全感是支持其生产、生活和等待的最为坚实的精神支柱，由此对于农村留守妇女安全感的探索就格外地引人注意。
(一)家庭结构的变迁
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是以男性为主的、横向夫妻关系形成的姻亲、纵向父子的关系形成的血亲而组成的家庭结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在家庭中丈夫是一家之主，他是一个家庭中的核心人物，不仅在横向上调节婆媳关系、参与农业生产、保护家庭的安全，而且在纵向上教育子女、赡养老人、村庄治理等。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农村妇女开始接替丈夫的社会角色，撑起家庭的一片蓝天，处理家庭中子女的身心成长和家庭外的社会交往，然而留守妇女由于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而又无人可以商量时内心就会特别困惑、焦虑、不安并经常会一个人偷偷哭泣，调查中有44.2％的留守妇女会用哭泣表达她们的消极情绪[8]。
(二)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
J·维尔认为，现代社会进入了“不安全时代”，不安全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结构中，不仅破坏了个人的生活，也破坏了自我价值和自尊，产生了让人无法忍受的恐惧、焦虑、无望和无力[6]。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9]，如今，“不安全”、“风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安全问题也的确使世人感到了它的无法回避性。风险社会带来了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增加，人们对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心理反应就是不安全性心理，农村留守妇女对于很多事件处于不确定性之中，留守妇女在生活中感到害怕的比例为36.2％[8]，丈夫外出后家庭没有遭遇不安全情况(被抢、被盗、被打、被骂和其他情况)的比例下降了5％[8]。
(三)社会加速转型期政府政策的滞后
我国社会目前处于社会转型加速器，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时进行，从而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对于城市社会的发展投入了极大的支持，而对于农村来说，政府的政策因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而导致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出台，这种局面在局部地区得以改善。但是对于中西部大部分农村社会来说还有很大欠缺，特别是农村治安、农村小组的撤销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
三、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下我国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建构
社会支持概念最先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病原学中，社会支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综合广义和狭义的概念[8]，即社会支持是指以社会网络为载体，通过人与人的互动来具体体现的、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持。在留守妇女社会支持方面，仍以家庭、亲人、邻里等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为主，以社区、政府、社会名义专门针对留守妇女的正式社会支持几乎没有。由此，笔者基于农村社会工作理论来构建我国留守妇女的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网。
农村社会工作目前在国内没有较为公认的定义，本文采用张和清学者的观点，农村社会工作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实际社会工作者(政府和准政府农村社会工作者)合作，以村庄为基础，持守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重建政府和农民信任关系和农民的自信心、自尊和权利意识为根本宗旨……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目标[10]。由此可知，农村社会工作是以农村社区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综合社会工作的介入；它将社区发展的思路引入，即关注政策引导、社区动员与参与、增能等能力建设，也重视与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同时注重对社区居民的直接服务，从家庭、小组和个人的层面对农民提供面对面的支持和帮助。由此，构建农村留守妇女安全感的社会支持网络就势在必行了。
(一)农村个案社会工作室的建立
农村个案社会工作是农村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它是通过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巧、与农村案主面对面的交流、分析进而使案主达到助人自助的过程和方法。在我国农村4 700万留守妇女中，有很多留守妇女会出现因生活压力大而导致心理失衡的现象，例如留守妇女在家经营农业生产时面对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生产资料的投资问题；面对子女教育所需的学费，以及担心一个人教育孩子有困难，担心孩子“不安全”；或担心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担心“与公婆相处不好”，担心“和别的男人交谈被别人说闲话”等，这些问题皆因留守妇女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产生的不自信带来的。如果她们的心理压力长期积压而得不到有效的释放，会影响她们自己的身心健康以及子女安全感、自信心的形成和身边其他人的生活。农村个案社会工作室的成立可以有效缓解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和不安全感心理，个案社会工作者以保密性、个别化、以人为本、从有利于人和社会发展等伦理原则出发，为每一个前来咨询的案主建立个人档案，并定期做回访和反馈，针对案主遇到的不同问题进行归类包括情感、子女、婆媳、农业生产等等。留守妇女在遇到不能向别人倾诉的问题时，可以毫无顾忌地向社会工作者倾诉，社会工作者采用积极聆听、复述案主问题以及引导案主朝着有利于事情发展的方向，从而使留守妇女达到助人自助。个案社会工作者通过对农村留守妇女的个别引导和鼓励，不仅可以使留守妇女重拾往日生活的自信和安全，更重要的是让她们学会了如何面对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自身角色的演变。
(二)农村小组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世界
农村小组社会工作同个案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被称为社会工作的三大经典方法，小组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原则和价值的指导下，把遇到相似的社会或个人问题的案主集中起来形成小组，使这些问题在小组中得到解决的过程和方法。在我国的留守妇女中，她们面对的足以引起心理不安的问题基本有以下几种：一是因无法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部分问题(收获、灌溉、播种、打药等)而寝食难安的；二是因生活中遇到同邻里的纠纷(土地、房屋、公共产品的分配等)而难以解决带来烦恼的；三是因无法辅导子女学习以及对子女管教不当等产生心理自责的；四是因婆媳关系处不好而焦虑的；五是因经营自家畜牧养殖不当而引起的愁苦；六是闲暇时间没有恰当的娱乐安排而无所事事的等等，对于以上这些在农村留守妇女中出现的问题，小组社会工作者可以把这些留守妇女进行逐一归类而建立不同的小组。在这些小组中，留守妇女不再感觉到孤单和不安，因为她们找到了同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小组中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并最终加以解决，农村留守妇女不缺精神和勇气，她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组织和团结同伴的平台，而农村小组社会工作恰好可以为她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和途径。因为在小组中，个人面对的上述社会风险将不再是单独个人的，而是一个相互团结协助的小组，小组的力量和智慧使社会风险不再强大和不确定，从而使由于外界环境所引起的留守妇女本体性不安全降到最低，基于信任和理解而走到一起的小组成员将会为她们自身营造一个稳定的生活世界。
在另一方面，有人大代表呼吁“政府部门应尽快将开设‘母亲课堂’纳入日常工作”。政府可从农村劳务输出培训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由基层妇联组织开展农村妇女培训，特别要关注弱势农村妇女发展问题[11]。在这一方面因农村妇联中妇女的文化知识较低、个人的组织能力不是太强等原因，可以发挥农村小组社会工作的组织强、宣传力度大、教育能力强等特点，使政府政策和社会工作有效结合，来促进留守妇女个人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三)农村社区社会工作搭建政府和农村沟通的桥梁
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和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等微观社会工作相比，它属于宏观社会工作领域。农村社区社会工作旨在为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服务，它可以发挥社会工作者的宣传者、教育家、协调者等角色功能，引导政府社会政策向农村社会倾斜，使政府了解基层社会人们的需要，把留守妇女的需求传递给国家有关部门，起到沟通农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留守妇女的出现与形成是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仍然存在的前提下，农村人口自觉追求公平发展机会和生存条件过程中，由于社会加速转型的速率超过了政府政策的制定以及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不健全等诸多原因而导致的必然现象。
在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有两种途径可以解决现阶段的留守妇女和农民工两地分居的分离式婚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是做好有条件、有需求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城市中的就业、教育、福利等政策可以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所享有，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留守妇女的诸多不安全心理，而且可以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提升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不仅实现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也允许一些有条件的、有需求的农民工率先走上城市化道路。虽然这项工作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时间和社会各界、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已经开始出现，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2]。这一文件可以作为新时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政府在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方面所作出的一步努力，使政府的政策不再滞后；并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和方法的研究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比如李培林、史柏年、王春光、刘传江等学者。虽然这一途径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在现实社会的实施中还会困难重重。二是国家政策倾向于发展小城镇建设，曾有诸多学者致力于小城镇建设的步伐，比如费孝通、晏阳初、温铁军等，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论证，并且在实践上给予了小城镇建设以支持，小城镇建设需要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这样农民工就可以在自家门口就业，做到“离土不离乡”，农忙时节可以随时回家帮忙做些农活，这样可以减轻留守妇女的压力，也可以使家庭团聚并增强留守妇女的安全感。笔者认为，小城镇建设之路可以作为现阶段解决农村社会夫妻两地分居以及由此带来留守妇女安全感危机等诸多问题的过渡途径。从长远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是其最终的选择。农村社会工作者们在这两种途径中都可以发挥他们的优点向政府建言献策，并引领社会舆论为其服务，这样不仅可以带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转型期出现的诸多问题提供疏通之道，使风险社会不再那么不可捉摸不定，使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危机得以缓解。
(英摘校译：吴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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