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人文风貌与文化底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人论文,风貌论文,文化底蕴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苏州文化有什么深层意蕴的话，那么就必须考察“苏州人”的人文特征，正是苏州人在其实践中铭刻了鲜明的印记，才使得其文化活动的成果富有那么动人的魅力；而当我们在考察“苏州人”这个文化主体时，又需要联系着苏州文化这一母体对其进行的哺育、规范与制约。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向人生成。人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双向构建，是互为交织的相互生成。探讨苏州文化，只有紧扣“苏州人”这个文化主体才容易说得清楚；而在考察“苏州人”时，亦只有联系“苏州文化”这个母体才能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一、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
作为一个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建城史的古城来说，苏州是够古老的了，因而有人称之为“白发苏州”。确实如此，如果城市也可以像人一样来计算其年龄的话，那么苏州应该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千年寿星了。在这容颜永驻的苏州城，飘逝过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人，他们各以其勤劳与智慧，留下了一行行足迹，打下了一个个烙印。这足迹就成了历史，这烙印就成了文化。历史与文化的结晶，造就了这么一座世间唯一而天下无双的苏州城。这是人之实践的文化成果向城的生成与积淀，而一代代生生不息的苏州人，正是在这城之母体与摇篮中繁衍、生成，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与古城共生共存。城，是人的城；人，是城的人。在这么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州，它总将其沉甸甸的文化气息延递给在之中休养生息的苏州人的。
（一）水文化的孕育
苏州是水城，苏州人称得上为“水乡之子”。水是苏州的命脉，是苏州人之根本所系。苏州文化可径直称之为“水的文化”。“水”，维系了物质经济的繁荣，也从水上飘起了一座美丽迷人的城市。“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小桥水巷多。”这个“东方威尼斯”，就在太湖之滨屹立了两千多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苏州人文化性格的潜流中，亦可以依稀见出悠悠水韵的律动。“动观流水静观山”，如果说苏州人一般地不表现为像山一样地厚重，那么，他们总是体现出像流水一样地空灵。
在西方学者中，曾有人用“阿波罗型”和“狄奥尼索斯型”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文化性格。所谓阿波罗型，指的是希腊神话中日神阿波罗所体现出来的“稳健，遵守秩序，没有竞争心，善处中庸之道”的精神特征；而所谓狄奥尼索斯型，则是指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体现出的“热情，好幻想，竞争心极强，以比他人优越为荣”的精神特征。在中国古代的人物品评中，同样也有非常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但其大要乃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之中。如果要找到与西方“阿波罗型”与“狄奥尼索斯型”相应之范畴的话，那么“阴柔”与“阳刚”这两个术语恰可跟上述两者大致相符。再用两个具体的物象来表征“阴柔”与“阳刚”的话，那当然是用“水”与“火”来象征最为合适不过的了。以这样的框架去观照问题，则以“水”来表征苏州人之文化性格显得最为顺理成章。
在苏州这个江南泽国，其水性既非如大江大海之波涛汹涌与起伏不定，又非如山间湍流“飞流直下三千尺”那样气势磅礴而一泻无余，而是那么温柔平缓与清澈明静。这种物象内化为苏州人之性格，就使其表现得如此地平和与安详。言为心声。试听那吴侬软语，音调温软，语音细致，悦耳动听，沁人肺腑，以至于有人过份夸张地说“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说话”。这是说苏州人讲的话“软”，使人联想起它有似水一般地柔和。再如苏州评弹，抑扬顿挫，回环多姿，亦仿佛令人领略到潺潺流水的颤动。而那独树一帜的尾曲，民间亦有把它叫为“水磨腔”的，其细腻和谐、委婉曲折的风姿，也会让人把它与水联系在一起。吴语、吴音总是温存款款，难怪人们赞许说“乍听吴侬觉有情”、“清柔婉折最销魂”。柔情似水，结穴在人。苏州人与水结合得相当之好，可以说是人、水合一，水、人一体，水的特征最为充分地显示出了苏州人之性格。大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个国色天香的林黛玉，这林妹妹的籍贯就被安排在“山温水软似名姝”的江南水乡苏州，这大概也并非是漫不经心之笔吧？按照贾宝玉“女人都是水做的”这种逻辑，那水灵柔慧的林妹妹被置身于苏州这样一个生长环境中，不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么？苏州之水与水一般的苏州人，体现为大自然向人的生成，最美丽的精神之花开绽于滋润、化育其生长的万古常青的物质之树上。
（二）园林气韵的渗透
套用一句西谚“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苏州也不是一下子就耸立于吴中大地上的。这里，我们的意思是说，苏州固然是这方水土上的产物，但并非完全靠天造地设，并非凭空从地上就长出一个苏州城来，它乃是天赋与人造的结晶，是大自然与文化相结合而生成。对于苏州人的文化性格来说，其情形也同样如此。山川水土这种自然环境的赋予，规范与制约着苏州人性格发展之方向，而后天的生存方式与实践活动，则是形成其文化性格的现实成因与根本条件。
城市作为文化活化石，既记录着人创造城市的痕迹，亦从中映射出创造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向自身的建构、生成与积淀。苏州作为人居之地，虽历尽沧桑，至今仍保留了“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式格局，依然可见“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景色。在民居建筑上，表现出其特色来的是“苏州小巷”，这犹如北京的“胡同”。幽深的小巷，透发出深邃而又丰富的历史蕴涵，也曲折地反映出苏州人的些许性格。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圈子，圈内人容易抱成团儿，讲究哥儿们义气；而苏州典型的旧式民居则沿着一条条小巷展开，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每个单体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圈子去与社区认同，这就使得他们的圈子意识显得较为淡薄，也比较缺乏抱成团的观念，个体意识则较为突出，体现为各家自扫门前雪，精于持家而较为淡漠政治，不显山露水，不赶时髦出风头。小巷文化在苏州人性格上打下的烙印是清晰可见的。
对苏州人性格之生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园林文化的渗透。“苏州好，城里半园亭。”苏州的园林，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其艺术价值之高，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之冠冕，与以北京为代表的皇家园林遥遥相对。在这么一块不大的土地上，点缀着如此众多的园林，其间说明了一点什么呢？作为城市山林的苏州私家园林，其当初的主人大约均为一些遭贬谪与退隐的达官贵人，无心爵禄的吴中名士，以及崇尚风雅的文人官僚与富家商贾。在苏州园林中，回荡着的是隐逸的旋律，散发出的是隐者的气息。一泓清水，一叠假山，一片宅院，组合成一个个小小的园林。在这种精心架构的作品中，人们通过艺术的再现而塑造出一种第二自然，使人“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闲适恬淡的心情在对象化了的人造自然中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一种“只看花开落，不问人是非”的安闲态度，一种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情风韵，代表着苏州园林所能够带给人的最高境界。苏州被称之为“中国文化静谧的后院”，大约也是因其有如此这般的园林罢。园林的氛围，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人。虽然由于各人的才情性分有所不同，并不是人人濡化成了道风仙骨，但对其性格深处的影响总还是有的。一位生长于苏州而现在寓居于外地的文化人曾这样回忆说：我从小与几座名园比邻而居，是在园林之熏陶下长大的，现在回过头想想，这辈子怎么也摆脱不了园林所赋予我的性格了——骨子里的小格局，活得精致；宁为池塘之睡莲，不作出墙之红杏。这是当代人的夫子自道，想必其对古代人的影响力也不会小于此。苏州园林是一首凝固的诗，一幅立体的画，其间散发出的诗情画意无时无刻不在陶冶着苏州人，并使其身上透出浓浓的文化韵味来。从城市性格上来看，如果说北京城有趣味，因为它是京城与文化古城，而上海城是市民的，因为它是在欧风美雨中崛起的新兴城市，那么苏州则是兼而有之，它既有文化韵味，又有市民气息，在浓浓的市井气息之中透发着深沉的文化厚味。看一看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笔下的虎丘集会，之中回荡着的是一种雅俗文化并举的双重奏。而苏州园林的构建，使得苏州既有田园都市的散淡，又有文化古城的儒雅。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对苏州人的濡化作用是至为巨大的。苏州人性格中的闲适与淡雅，恐怕正是从这如诗如画的园林之神韵中来的吧？
（三）状元风采的流溢
作为一个文化都市的苏州，其灿烂生辉的生长史上最为耀眼的亮点当推赫赫有名的所谓“苏州状元”。状元，这一备受人们关注的文化群落，之所以能够在苏州这块土壤上出现并且长盛不衰，当然说明了有适宜于其生长的文化条件与气候。在这里，人们以往多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教育发达等方面做探讨与分析。其实，从社会风尚变迁的角度去探求，其间的关联性也是相当明晰的。
的确，苏州人的文化心理上曾经历了一个从尚武到尚文的较大的文化跃迁过程。虽然今日温文尔雅的苏州人很难想象出其祖先曾是好勇尚武之人，但“轻死易发”、“好相攻击”确实是历史上不会被抹去的一页。干将、莫邪之剑曾放射出威武的光彩，而“吴会轻悍难治”也曾使统治者费尽了多少心思。“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注：左思：《吴都赋》。），这种尚武之风在苏州一直盛行，直到隋唐之后，人们“率渐于礼”，风气才为之一变。时至宋代，尚文之风日浓，“今吴民大率柔葸，或遇上慢下暴，往往容隐弗之较焉”。柔让、尚礼之风盛起，而果决、好战之气几乎荡然无存。社会风尚起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明显的变迁。这一变化的根源乃在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南向迁移，而这种文化心理的衍变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亦是不可轻视的。如果从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影响来看，其意义则往往更为内在而深远。
苏州区域这种文化心理的变迁，对于状元文化群体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固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苏州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亦由于范仲淹在家乡倡导与创办府学，“天下有学自吴郡始”，苏州“文教由此兴也”，但其间苏州民众心理上的尚文情结亦委实是一股强大的文化潜流和不可忽视的文化动因。虽说状元文化属于一种精英文化，但它只有植立于具有普遍的民众心理基础之文化厚土上，才能成长得更加茁壮而有力。清代苏州人冯桂芬曾评论说：“吾吴古多文学之士，而羽林、期门、佽飞之选，或代不一人；文武才尤罕。虽范文正胸有甲兵，而西事未尽惬于论者。越在有明，惟韩襄毅号知兵，余无闻矣。”（注：《冯桂芬集》卷六。）他道出了苏州人才文、武不平衡之现象，亦点出了苏州古来多“斗将战士”的声名已渐为“因士类显名于历代”的盛誉所掩，但似乎并未能揭出苏州人才偏向于文的内在文化意蕴。由刚健转而柔顺，由尚武转而尚文，这种社会风尚、生存方式的变化，体现了苏州文化的嬗变和苏州人在文化心理层面上之深刻的变迁。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就会成长起更多的文状元，而不大可能会是武状元。这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这里的文化气候更适宜于前者而不是后者的成长。这里说的是一个适宜与不适宜的问题，而不是要评判其得失高下。
在人们往往更有兴趣于探讨今日苏州人之文化性格时，我们转而去回溯历史上苏州状元（文人）群落，这当然不仅仅是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想把现实的情状引向历史的纵深，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一个联结点。实际上，这个联结点是客观上就存在着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社会风尚的变迁以及民众普遍文化心理对于状元精英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状元这种精英文化对于苏州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力亦是显而易见的。状元才郎的风采，金榜题名的荣耀，仕途春风的得意，光宗耀祖的业绩，这些都会给苏州人带来一阵阵兴奋与激动，在其心理上产生一次次撞击与震颤，并进而向原本就尚文的心理层面上又产生一次次沉淀。诗礼传家的榜样，郭厚儒雅的士风，温良恭俭让的文化范式，这种状元文化的流风余韵实际上是对苏州人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洗礼。状元精英文化对苏州之人文精神的塑造是异乎寻常的。苏州人骨子里就有的那一份文人式的儒雅风范，不能说不得力于此。
文化在苏州这块地域上的展开，是多维度、全方位的；历史在苏州人之性格上的积淀，也是多层次、长进程的。我们在此只是从“水——园林——状元”这三个文化要素的角度，考察其对于苏州人之文化性格塑造的影响，当然它远不是完备的。不过，在苏州人文化性格的历史积淀中，这三者的影响显然是要首先提及的。如果说以“水”为代表的（自然）文化生态体现了苏州文化与苏州人之某种意蕴的话，那么，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物化形态（文化结晶），以及由苏州状元为代表的人文文化景观，后者则更多地集中体现了苏州的文化含量，从而亦更集中地表现出其对苏州文化的影响，展示出其向苏州人之文化性格的积淀与生成。
二、包孕丰富的文化蕴涵
常常听到有人议论：究竟什么是苏州人的性格？这可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说得清楚的问题。当我们在谈论“苏州人”时，总像是言说着一种人人心中共有而口中尚难以精确定义的东西。正像我们在前面从文化生成的角度作了一点探讨的那样，这里再进一步地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对苏州人的文化性格特征做一些把握。
粗略说来，苏州人的文化性格一般呈现为小巧精细、柔和淡远、雅致秀丽、灵动飘逸这样四个特点，或者可用“小”、“柔”、“雅”、“灵”四个字来简要概括之。
（一）小巧精细的传统
像苏州园林、苏州盆景和苏州刺绣，苏州人总显露出小巧精细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精致的传统。这种精致，是内在于苏州人的血液之中的，并非简单的模仿即可奏效。有人举了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宏篇巨制的北京颐和园中，其仿造的苏州街中有桥有水，也有楼台榭阁，但终究未能得到苏州园林的神韵。为什么呢？论者以为它缺少苏州园林的精致。这里，“缺少精致”当然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之所以“缺少精致”，恐怕就不是匠人的技术不精或别的什么缘故，而是由于苏州私家园林与北京皇家园林的趣向不同所致，宏伟富丽的皇家园苑中透发出的总是一般恢宏的王者气息，工匠的精雕细刻只能成为被淹没了的工艺制作而已，它完全不像苏州园林那样，精致制作之本身就成了其生气充盈的内在生命力。所以我们才会这样说，精致乃是内在于苏州人生存方式之本身的。
苏州园林的奥秘在于“小中见大”，造成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园子虽小，但构筑奇巧，其长处原本就不在于“大”而在于“精致”，在于以小巧玲珑见长。在精心建构的一方小天地中显出高远的境界来，这便是苏州园林式的精致。苏州刺绣亦然。苏绣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亦以针钱细密而著称，刺绣之缜密，形象地体现了苏州人之文化精神的细腻与精细。苏州微雕则更是由细小而入于细徽，再进而深入于精微的绝技了。它的精巧称得上是巧夺天工。艺术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领域，在园林、刺绣和微雕等艺术杰作中，其小巧精致的风格，最为集中而典型地表现出了苏州人细心而精致的性格特征，闪耀着苏州人文化精神之光芒。
其实，在整个的日常生活领域中，苏州人处处均体现出小巧精细的本色来。即以苏州人的吃食来说，苏州典型的文化心态与风格，在之中也同样地表现得一目了然。民以食为天。苏州美食之丰富与精致，不只一次地在文学家们的笔下被表现得活灵活现。苏州人大约是天生的美食家。在吃食方面，其选料之考究，配方之独到，制作之精细，风味之隽永，均为不同凡响。苏州人一年四季民间节日之多，恐怕非别的城市可比。其中原委何在呢？虽然生活富庶安逸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再仔细体察一下，则可以看出其会享受生活、会过日子与生活得精致的一面。日子过得丰富多彩，而且很有文化气息。精致地生活，反映出苏州人的生活态度，从中也体现出其文化品位。苏州人的精致，又并非是刻意追求，而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东西，是其文化特色在各种场合下的自然流露。而要追问到原委处，则由于苏州人总有那么一些园林与刺绣作这种精致文化的底色，他们实在也是没法粗疏的。苏州人给外人的印象总是小巧而精细，否则好像与同他们共生的那些精致玲珑的园林、细针密线的绣品就不那么相协调了。如果要用一种文化图腾去表达苏州人的话，那么，没有什么再比用园林或刺绣为内容做成的徽章更适合于佩戴在苏州人胸前的了。
（二）柔和淡远的风格
苏州人之“柔”亦是异常的鲜明。我们已经把这“柔”的特色与“水”联系在一起予以考察过。“柔”的含义是颇为深广的。柔者，柔弱也。这又可以从两方面讲。从体态上看，柔弱则表现为弱不禁风，甚至于可以说有点儿病态。苏州人当然并非都像豆芽菜般的纤细，浓眉大眼、腰圆腿粗而形似铁塔的大汉有的是，但似乎这并不符合约定俗成中人们心目中苏州人的形象。中国古代就有南人之相与北人之相的说法，并且沿袭至今，而苏州人则又是最为典型的南人之相了。眉清目秀而苗条孱弱，在那位林语堂老先生眼中竟成了“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这当然是偏激的说法，不过也说出了苏州人一般地较为柔弱的实情。即以今日来说，虽然由于物质生活上的丰裕而带来形体上的一些变化，但奶油小生，淑女娇娃的形象总难以与苏州人分身，至少人家外地人就是这么看你。
而从“柔弱”的第二义即从性格特征上看，苏州人也与之牵涉甚深。有位建筑学家亦云：“余尝谓苏州建筑及园林，风格在于柔和，吴语所谓‘糯’。”（注：陈从周：《说园》。）以吃大米和甜糯之食的苏州人，比之于吃面食和葱、蒜、辣椒等辛辣食物的北方人，则北方人身高体健，性格热情粗犷，而苏州人就显得温和柔顺。这里面的缘由是否全为吃稻米或吃面条所致，姑暂不作深究，但此一现象则不容置疑。有意味的是，“柔”的意思用苏州话来讲就是“糯”，说一个人柔弱，就会说其“糯”、“软糯”，倒也是与吃的米谷挂上了钩。苏州方言中的这个“糯”字，恐怕与整个的苏州文化均沾着不少干系。吴语吴音，非不美也，正嫌其过分柔软与靡侧，甚或有外地人嘲讽其“嗲声嗲气”，有一股娘娘腔的味道。这个说法大概过分尖刻了一些。软声细气不好，难道粗声粗气就好么！说来这也是长期以来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东西，难道都要一日顿改旧时妆吗？四方杂处，八面来客，原本不应彼此厚薄。当然，说苏州话柔软了一些，这倒是不争的事实。林语堂曾比较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用以说明北方的粗犷豪放与南方的温柔和婉。与外地相比较，苏州音、苏州话是显得甜软一些，就像苏州人的口味与吃食都偏向于甜的那样。他们喜欢软糯的甜食，而差不多与辛辣无缘。苏州人的性格总要显得柔顺与平和一些，大概与此也是息息相关的吧。
俗语说：南方出文人。苏州就更是出文人的地方。苏州这个地方很少出军事家，大政治家也出得不多，出得多的是文人，也出过不少商人。许多文人由科举而步入仕途，有的还挂上了相印，做到位极人臣的高位。这些从苏州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文官们，在其为官的生涯中亦总带有苏州文化母体的某种烙印。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这里出的是“柔性政治家”，在其从政风格中处处透出一个“柔”字来。举例来说，明代苏州状元吴宽，蕴藉持重，宽厚恬淡，其特点是“不为激矫”，为官“不溷溷为同，不侥侥为异，士无贤愚，见者靡不归心……平日不闻有毁誉之言，亦不见喜愠之色”，“保合兼容，不见畛域”（注：王鏊：《吴文定墓表》。），因而赢得朝野的一致好评，成了苏州状元们从政的典范与楷模。另一位苏州状元宰相申时行，亦是以柔著称。这位被誉为“太平宰相”的状元，在居首辅的近10年时间里，多以宽大简易行事，矜重谨慎。虽然由于他为政“务承帝旨，不能大有建白”，没有轰轰烈烈地干上一番，一味地附和皇上而被人讥为“首鼠两端”，但在其任首辅期间，国家亦倒相对地比较安定，“文恬武熙，海内清晏”。这体现出申时行从政的柔性风格。在他归隐之后，乡人钱谦益中进士时前来求教为政之道，这位退位首辅悠然论曰：“政有政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职，在密勿论思，委曲调剂，非可以悻悻建白，取名高而已也。”其大意是说，作为阁臣的责任与一般谏官不同，不便轻易进言以博取好名声，而应当居中暗地协调与补救，这才会于国事有所裨益。他还举了某阁臣为留在一位谏官而力争，结果却因此挂官而去的例子，感叹曰：“以一阁老易一谏官，朝廷安得有许多阁老？名则高矣，曾何益于国家？阁臣委任重责望深，每事措乎不易。”（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这是一位“太平宰相”的为官秘诀，在对家乡后进的谆谆教诲之中，恐亦含有针对那些讥其“首鼠两端”的话而自表心迹吧。这里，作为一位柔性政治家的风貌情状，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如前面所说的，“柔”的含义是宽广的。在以柔弱论说苏州人的性格时，我们谈的是总体的性格形态。柔弱并不总是病态的。老子曰：“柔弱胜刚强。”如此说来，“柔”也并不总是弱者的表现。柔而不弱，柔则化而为美，成为一种柔美，而这正是在苏州人身上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东西。如果再深入一层去看，那么就会发现，苏州人的柔亦有着多种多样的侧面，或有柔有刚，或柔中有刚，或外柔内刚，或刚柔并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苏州人总有着浓重之“柔”的底色，从而呈现为一种阴柔之美！
（三）雅致秀丽的特质
城市之底蕴和特色是可以从街道上表现出来的。北京胡同、苏州小巷等就各自展示了该城市的内在文化气息。城市的底蕴更可以从居住在该城市中的人之身上显露出来。除了那些名胜古迹之类的文化遗存物，一个城市最后能真正留下来的只能是其内在的文化精神，而此种精神又总是最充分地体现于“人”这个文化载体上的。苏州城之所以有文化深度，是因为除了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有园林、刺绣这些耀眼的东西之外，更由于这里有受了浓厚的文化熏陶从而富于文化教养与文化韵味之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人。而这也就使人立即想到苏州人的另一面，即“雅”之特质。
这种“雅”，更多的不是高雅，不是那种高贵的雅味。尽管在某些高级士大夫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高贵的派头，但苏州文化的总体格调并不体现于此。苏州并不曾有过多少皇权，即使在春秋时代作为吴国都城也曾有过炫耀一时的显贵，但一则为时甚短，二则毕竟为蕞尔诸侯小国，不足以与语皇家王朝的气派。大概与此有关，苏州这块土地上滋生不出多少贵族气派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上的苏州就是平民性的，尽管这里的市井气息比起周边的城市来也许要更为浓厚一些。既非贵族，又非平民，这样看来，若说苏州属于文人特质的也许会较为合适一点。苏州人身上的文人气息似乎更浓一些，因而在其身上体现出来的“雅”总显示为一种文人之雅。而这似乎是很自然的。苏州是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这里的读书种子遍处皆是。浸渍于此一氛围，藏书与读书之风也渐渐吹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读书知礼成了其每日的功课与向往。苏州是一座书画之城，人们有珍爱书画的传统，参与此项活动的文化人口之多、鉴赏水平之高，虽不敢说为江南独步，但亦堪称上乘。苏州的盆景独树一帜，一般民众对其均颇有雅好，一盆兰花，几片竹叶，现出了苏州人之家居生活中那浓浓的文化雅趣。即此几端，亦可以窥见苏州人性格中文雅的一面。
苏州人的雅，是一种淡雅。不是说苏州人不懂高雅的艺术，昆曲、评弹不也可以说是很高雅的吗？也不是说苏州人没有高雅的一面，不过比起追求富丽堂皇的豪华气派来，苏州人总要显得冲淡一些。这从他们的穿着上亦可以看出来，绝少大红大紫的装束，难见粉脂浓艳的涂抹，所以苏州女子大概最适宜于穿戴丝绸，而这里的丝绸也正出奇的精美绝伦。丝绸能传达出苏州人的天生丽质与飘逸神韵，穿出其素雅的风姿来。
苏州人的“雅”，是一种儒雅。在其富于教养的风度中，透出来的是一股儒者之气。苏州人较为宽容，善于与人相处，有容人之雅量。历史上这里作为东南一大都会，八方辐凑，万客云集，养成了其海纳百川的胸襟。此处寄寓过、活动过数不清的外地文化名人与大商大贾，这说明苏州不但有好的居住环境与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商业机会，而且苏州人的心理相容性亦好，具有文化上的可包容性。这是大有儒者“卷而怀之”的气度的。而与此同时，这也不断地丰富与深化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内含。苏州人还处处充满了温情，就是吵起架来，也难得露出凶神恶煞的样子来，而是用一种苏州人特有的吵架方式与语言，这一点也常给外地人引为笑谈。但笑话归笑话，说苏州人总会显得文雅一些，则是确凿不移的事实。苏州人也很精明，这对于在明末清初就萌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来说，人们头脑里的商品意识发达一些，计算各种利害关系较为在行一点，原本是很自然的事。这里的人亦比较会做生意，东山帮商人跑遍了五湖四海，被称之为“钻天洞庭”。但这里的商人身上散发出的儒商味道相对地要浓一些，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规则，骨子里还是有一点人文精神，“土财主”的铜臭味与小市民的市侩气相应地要稍为稀薄一点。从经营之道上看，则是于精明之中显露出一点高明来，在斤斤计较的商业计算中，又渗透进了几分文人的儒雅。
苏州人的“雅”，还是一种优雅。难得看到苏州人风风火火、心急火燎的样子，若如此则会被人斥之为“冒冒失失”，权作为“沉不住气”而一笑了之。所以，听苏州人讲话总会感到其不紧不慢的劲儿，虽然尚无资料显示其平均语速比外地人慢，但在语气上要显得柔软、平和与从容一点，这则是可以肯定的。语气柔软者，大约与祖上就传下来的苏州话这种方言的音质有关，而平和、从容者，则显露出讲话方式的雅味了，这体现了说话者个人的内在修养，当然它也与苏州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面对着外部世界，苏州人总表现出自己的一种优雅。看那么多学而优则仕的达官显贵，或出仕而作宦游，或退隐而归故里，或肆情山水，或驻足园林，总存有一份从容不迫的优游雅致在。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明朝灭亡之际，朝廷重臣瞿式耜与张同敞均于桂林捐躯。瞿式耜是苏州常熟人，而张同敞为楚地人。他们俩于殉难则同，而于殉难之际的表现方式则不同。史书载曰：“一以从容，一以激烈，此亦各因乎性情，初非有优劣也。”张同敞慷慨赴难，瞿式耜则从容就义，对着死神仍保持了镇定从容、泰然自若的优雅风度，不能不令人叹服。因而有人评论道：“异哉！吴人非吾楚人之所能知也。楚人唯能忍耆欲，耐劳苦，岸傲愤烈者而后能死；吴人居长厚自奉，园林、音乐、诗酒，今日且极意娱乐，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注：《柳南续笔》卷四。）作为一种此时此地的选择方式，出现于苏州人瞿式耜的身上，这并不是很奇怪的，他只不过是于生死之际把苏州人平日里那种优雅的风姿发挥到极致罢了。
这里需要留意的是，说苏州人优雅，讲的是其行为方式上的某种特质，跟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雅”、“俗”还是有所区别的。并不是说苏州文化都是雅文化而没有俗文化，实际上，苏州的俗文化同样是相当丰富的。苏州人的突出之处在于，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在平凡的一挥手、一投足之中，在其生活方式之中体现出一种淡雅、儒雅和优雅来。正由于其潜入于日常生活之层面，这种雅味才更显得悠远而深长。
（四）灵动飘逸的神韵
人们常说，苏州人“秀气”。这“秀”，既可与“雅”相连而成“秀雅”，又可与“灵”相接而成“灵秀”。说苏州人秀气，是说其有优美突出的气质与超拔流俗的雅韵。这秀气是秀外而慧中，外在的优雅正为内在的灵慧之发动。“秀外慧中”这个成语把苏州人之特质中的这两个方面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出来。正由于有一股灵气内充，苏州人的文雅才不是仅为浅露的外在行为表现，甚或是装腔作势的故作姿态，而是富有深度的内在智慧之外部表达与自然流露；同样，也正由于有文雅的行为样式，苏州人的灵气才不至于像别人那样表现得喷薄而出与才情毕露，而是有所节制，在深藏曲折之中，在含蓄蕴藉之中，得到充分而完美的显现。这正是苏州人的“灵秀”。
苏州人灵秀，得之于自然环境秀色灵气的江山之助；苏州人水灵，有似流水一般地轻灵漾动。鲁迅当年说过：“南人的优点是机灵。”灵活，是苏州人的一大长处，也是其显著的特色。
苏州话中有“活络”一语，与“灵活”之意相当，用来形容那些脑袋瓜子活而不死板的人。活络，就是不呆头呆脑样的古董刻板，不刻舟求剑似的一成不变，不守株待兔式的无所作为，体现出对环境的敏感与应变能力。“活络”见之于思维方式，其表现则为肯用心思，长于动脑，思维富于敏捷性。苏州人这种才思敏捷的特点，想来当与多出才子文人的现象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明朝在苏州吴县当过县令的袁宏道曾剖析道：“夫吴中诗诚佳，字画诚高，然求一个性命的影子，百中无一，千中无一，于文人尤难，何也？一生精力尽用之文草圣中也。”他揭示出苏州人重艺文而轻玄思、长于文才而略于哲理的现象，大体上合乎事实，但他在这里只点出苏州人于诗文书画用力之勤，似尚非深入堂奥之论。苏州人于诗文之道颇为着力，这当与其时朝廷取士的科举这根指挥棒有关，而之所以在苏州能出这么多的文人状元，恐怕与苏州人在思维上才思敏捷这个特征有着内在性的联系。苏州人于哲学思辨领域之成就，远不如其在文学艺术领域，这似乎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旁证。不是说苏州人没有玄远的哲思，但博大的逻辑体系之构造，凝重的天地玄黄之探究，原非历史上苏州人的擅长之处。飘逸飞动的艺坛文苑，更能催发苏州士子们的风华才情，成为其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而顾盼生姿的好疆域。哲理深思固好，文史风流亦佳，这里原无所谓褒贬。我们说，以苏州人的灵气，其于形象思维胜过逻辑玄思，更适宜于艺文之创造，并且留下了令人眩目的辉煌篇章。
“洛络”见之于苏州人的行为方式，其表现出的总体特征是：不走极端，不认死理，不一条窄道走到底，没有撞破南墙头不回的固执，也很少破釜沉舟、灭此朝食的豪举。苏州人温和开朗，善解人意，做事甚为圆通，讲究经济实惠，追求理想效果，一旦在进行过程当中发觉存有问题，则并不难于改弦更辙。像古代苏州这块江南土地，远离政治中心，皇权的影响力与思想统治均相对地要薄弱一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较为解放和活跃，往往能展开理想的翅膀，遨游于自由创造的空间，于“等因奉此”的依样画葫芦之外，时能抛洒出一些别出心裁的东西。从苏州人的深层性格来说，他们不惮于“变”，而且善于变。就以尘世间人际关系的处理来说，他们也表现出是如此地善于协调，长于通融，精于变通。变则通，通则久，聪慧水灵的苏州人是谙熟于辩证法之精义的。
心灵则手巧。苏州人的灵巧正是慧心灵犀的外在表现形式，聪颖之思变为手下之巧，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如春水放排，了无遮碍，在可以表现机智、才情与巧技的无数个艺术领域，苏州人都无不驾轻就熟，将其灵性与天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生来就注定了是一群创造美的人，在艺术性的人生中完成了一件件人间杰作。在这里，没有必要罗列苏州工艺品种之繁多与造诣之精湛，也没有必要诉说苏州人在这些领域赢得了多少个“全国之最”，这将会显得累赘而且远非完备。明代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抚江南时曾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州）松（江）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有巧艺在身，何患远走他乡谋生之难？其实，无论是在海内还是在海外，苏州人“灵巧”的美誉早已是名满天下而蜚声环宇了。
像盆景、刺绣一样地小巧精细，像评弹、丝绸一样地柔和淡远，像园林、昆曲一样地雅致秀丽，像湖水、溪流一样地灵动飘逸，苏州人显现出了其“小、柔、雅、灵”这四大文化特征。正是这几者的有机综合与整体交融，再加上其他一些次要的文化特点，将苏州人与其他区域的人群区别开来，从而展示出了其鲜明而独特的文化风貌。
三、生生不息的现实流变
从文化发生与文化形态的角度看苏州人之人文特征，只是从特定的视角对其所作的某种观照。实际上，这一框架更多地侧重于横截面式的剖析，尚远未能反映出苏州人性格之全貌，不过是试图在整体上对其作一鸟瞰式的把握。共时态的分析不应代替历时态的探求，而要弄清楚苏州人之性格发展的来龙去脉，更应从微观层次的细枝末节上去搞清楚其内在的演化机制。但是，像那种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目前几乎尚未能得到切实而有效的开展，其浩繁的头绪，远非此处所能理清，亦超出了本论题打算涉及的范围。在这里，我们只想简要地评述一下苏州人之文化性格的现实情状与某种变迁，并对其发展趋向作一点探测。
（一）从吴音异化看文化迁移
几年前，苏州某报上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并不起眼的讨论。有人撰文为吴语语音发生异化而感到惋惜，接着又有人就此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吴语语音异化，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体现了吴文化潜移默化顺应时代潮流变更的一方面。”本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讨论，惜乎其未能就此深入展开即草草收场。这大概也符合苏州人平和、温柔的性格而不喜欢去作面红耳赤的争论吧？
满口纯乎的吴侬软语，字正腔圆而荡人肺腑，有人见其出现变味现象而陡生惋惜之情，这种感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的语境中，亦正如惋惜者所提及的“吴语语音异化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市区籍贯结构的日趋复杂”云云，如此说来，这变化也是迟早可能发生的事，也许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怕是不容易抗拒得住的。苏州话听起来很悦耳，在本地这个圈子里当然可以尽情的享用，但要走出苏州之外去，则还是以讲普遍话这种通用语为好，大家显得没有语言障碍而能迅速地沟通起来。如此看来，这吴音异化了一点也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重提吴音异化问题讨论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还应当深入探讨下去的问题，可以说它的牵涉面很广，涉及到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吴文化，如何发展今日的苏州文化或者说吴文化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关于苏州人文化性格之评价的某些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说人是一种文化存在，那么，语言则是存在的“家”，语言之于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苏州话与苏州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如果说苏州话在发生着某种缓慢的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苏州人的文化人格亦会产生某种变迁呢？如果说苏州人性格起了某些变化，就像吴音异化那样的，我们又将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呢？是认为这是对传统的背离，还是认为这是“必要的丧失”呢？是评价其为一种退化，还是说其是一种进步呢？是扼腕为其惋惜，还是拍手为其高兴呢？
外地人说苏州话太甜太软，我们不必与之计较短长；今日发生了吴音的某种异化，我们亦不必为之痛心疾首。风物长宜放眼量。苏州人于“变”之哲理原是颇能领悟的，大可用“平常心”待之。而说到苏州人性格之变迁（这里也确实产生了某种迁移），我们亦应当以平静的心情接受之。当然，这里并不是提倡超然的、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恰恰是呼唤一种积极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文化批评。苏州人之性格是美的，苏州人之性格中又有着某种缺陷和令人遗憾的地方。找出其白璧微瑕，弥补其美中不足，正是为了苏州人之人格更为完美。
苏州人是幸运的。这里山川毓秀，人杰地灵，园林美景，工艺绝妙，戴在苏州头上的一顶顶桂冠，使得居住于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感到无上荣光。苏州人又是沉重的。古老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层积，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说来亦未免不是一种现实的负担，尤其是当其不能妥善地处理好这种历史与现实两者之关系的时候。特别是自近代以来，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苏州原来的显赫地位渐呈下降趋势，在文化上亦于某种程度上呈萎缩状态，失去了当年向周边扩散、传播其自身文化的勃勃雄姿，而处于一种向隅而立的守势。东有新兴大都市上海的居高临下，南有西子湖畔杭州的强势抗衡，西有咫尺近邻无锡咄咄逼人的争霸。谈园林，则扬州挑战；讲太湖，则无锡称先。苏州城似乎已经老态龙钟，苏州人亦有点步履蹒跚，大概在白发苍苍的古城内浸染久了，对近代工业文明的降临在心理上准备不足而显得有点儿手足无措。不过，苏州人又是不甘于落后的一群，在一度彷徨、徘徊与观望之后，他们一跃而起，大步直追，力图东山再起，以重温当年苏州作为东南一大形胜的旧梦。
苏州人之志气可嘉，苏州人有余勇可贾。但是，他们对其自身文化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亦应当予以足够的正视并积极地加以克服。
（二）文化辩证法：苏州人性格的另一面
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说出苏州人“小、柔、雅、灵”这四大文化特征时，在其卓然成一体统的长处之中，似乎亦已伏下了引发其相关弱点的种子。这不是宿命论的说法，也不是历史在跟苏州人开玩笑，而是文化辩证法的这种普遍规律使然，苏州人自然不能例外。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种表现也是多种多样而并非定于一式的。
苏州人精细而失之于狭小。精细固然是长处，苏州人更是精细得可爱。方寸大的檀香扇面上能烫制出《天女散花》图；更要小的象牙折扇上能镂刻上《唐诗三百首》中的全部诗句；在一根头发的横截面上能刻上文字，让人用几百倍的显微镜看出其稳健的笔画与清晰的字体，这都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于工艺则可，而在日常生活中亦像如此精细入微，恐怕就未必成其为长处了。帐是要会算的，精打细算总的说来也是对的，但首先得会算大帐。“吕端大事不糊涂”，小事也不糊涂当然更好。倘若肚子里的小九九拨拉得啪啪地响，而在大帐上却失算，岂不成了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所以人们说，既要精明又要高明。过份精明，什么事都精细得很，往往就显得不太高明了。精细与精疏相对，有时候在某些地方粗疏一点，未免就是什么坏事，反倒可能会显得大气一点。北京的民风就是大气，有人说其像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无所不包，见惯不怪，从容自信，气度雍容。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无不带有“大”的味道。苏州人则与之不同，总被人形容为“小家碧玉”。虽然是“玉”，但未掩其“小”。当然也可以说，虽嫌其“小”，但终究是“玉”，小巧精致而玲珑剔透，决非粗糙的砖石瓦砾。《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位苏州佳丽聪慧灵秀，但就是多愁善感，总嫌其没一点粗疏，心眼小了一点，心胸偏狭了一点，结果弄得见落花而掉泪，心情郁郁而早早地香消玉殒。这当然是小说中的事，不过也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位小姐身上的苏州味过份浓厚了一些，只能是小家碧玉式的情韵而非大家闺秀式的风范。有人亦将扬州园林与苏州园林做了比较，认为扬州园林既有苏州园林之精细，又有厚重朴实的特点，其原因就在于吹进了一些北方文化的雄风。倘若苏州人既能保持住其精细，又学得一点北方之粗犷；既有细如毫发的慧心，又有意态恢宏的大气，如此岂不更好！
苏州人柔和而缺乏刚劲。虽然说这里曾有过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阔大襟怀，也有过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之音，还有过“五人墓碑记”中铭记下的仁人志士的威武，但总的说来，此地是柔风盛吹而刚健之气不足。这里的文学在历史上就被人以“华丽而乏气骨”概评之，淡雅纤弱有余而雄浑深沉不足，以清奇绮丽见长而刚劲奔放之势为弱。苏州文静柔和之一面，凸现了倩女的身影而遮掩了男人的须眉。有位颇有名望的外地作家曾做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假设：《水浒传》中那个打虎的行者武松，假如他不是山东清河人氏，而是生于吴侬细语的江南水乡的话，想象他竟是喜欢吃鱼虾蟹虫，吃菱角莲藕，并小酌黄酒的好汉，也会产生一种不对头的感觉。吃这些食物，喝这种酒，能打得了老虎嘛！（注：李国文：“地域、人物”，《新华日报》1998年8月5日。）这位作家很客气地并未把这“吴侬细语的江南水乡”再具体化为苏州，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苏州的影子，看出其正是对苏州人的绝妙侧写。至于说苏州人中喝黄酒的好汉是否成得了武松，或者是否打得了老虎，这倒是可以不必深究的。按照我们的想法，倘若有虎可打，有虎要打，则苏州人当中也一定不乏打虎的英雄，只是他们不一定非得用哨棒不可。以上说法云云，自然全是假设之辞，是当不得真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苏州人熏陶得多的是园林的雅气，而不是什么虎气。在苏州这种柔性文化的氛围中，苏州人缺乏的是闯劲而不是智慧，缺乏的是激情而不是定力。在其纤柔的身影中，虽亦有其韧性的一面，有刚柔兼备的地方，但总嫌其阳刚之气不足。培育阳刚，振起风骨，呼唤崇高，对于重塑新时代苏州人之形象来说自有其特殊重要之意义。
不过，话也得再说回来。说要在阴柔之中渗透进阳刚，这当然是对的，但要全部代之以阳刚，则既无此可能，亦无此必要。这里要引用苏州人与北方朋友之间的一段对话。一位北方朋友在游览了苏州之后而发感叹说：都说你们苏州人最会过日子，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我要是有了这些，我也什么都不想干了。这位苏州人听后就回答说：不对。苏州人有着这些并没有什么都不想干——否则哪来的这些！你是北方人，也许应该说，北方人有了这些，北方人就会因为这种宜人的文化氛围而换一种活法。活法一变，想法也就变了，干出来的东西也就不再是野马秋风蓟北，不再是长河落日风沙了——尽管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注：“君到姑苏见”，《苏州杂志》1998年第3期。）北方朋友和苏州人这两者之间的对话是意味深长的，而这位苏州人的回答亦颇发人深思。苏州（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各有千秋，均是各自所处客观环境中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产物。苏州人文化性格中以柔见长的特征，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文化风貌可能还会长期地保持下去。我们讲苏州人缺乏一点刚劲之气，要吸收进北方文化中阳刚的因素，正是为了兼容并蓄，以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环境的需要，而不是像泼洗澡水那样把孩子都一并泼洒掉，将苏州的柔性特色亦全部丢掉。在谈论苏州人文化性格的优劣得失时，我们应当始终以辩证的眼光对待之。
苏州人雅致但少其洒脱。苏州人总显得文气了一点。过于斯文，则少了一股猛打猛冲的闯劲。有人说得好：《水浒传》中人物那种风风火火闯九州、那种说走就走的游侠精神，在苏州文化中多少要有一点才好。在当今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人家温州人什么的都闯到苏州来练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苏州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到温州或什么州去闯荡的呢？恐怕力度远没有人家那么大。回想当年上海被称之为“小苏州”，而今日的苏州则不能称之为“小上海”，当此称号者是近邻无锡。从内在的文化精神上看，其中也不是没有来由的。比起文绉绉的苏州人，无锡人似乎要显得“野气”一点，这个“野”字实质上是一股做事的闯劲，是生气勃勃的生命力之外溢。说起太湖，苏州人总不服气地说无锡人抢了太湖。至今人家外地人（包括外宾）提到太湖，大多只知有无锡而不知有苏州。其实，三分之二的太湖水域在苏州境内，怎会让无锡人独领风骚呢？苏州人到底怎么啦！说无锡人抢了太湖，犹如在电脑网络上抢注商标，为什么你苏州人就没有这个意识？文弱的苏州人大约是不屑于“抢”，结果让无锡人大做太湖文章，而自己落得在那里说闲话，是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实际上，说无锡人抢太湖也罢，说其善于开发、利用太湖也一样，人家就是能闯出一条路子来。眼下他们又摆出立足大旅游和开发大太湖的谱来，并一着着地见诸行动，相比之下，苏州人是不是“糯”了一些？该出手时就出手，做太湖文章如此，做其他事又何尝不然？苏州人是该爽一点，洒脱一点，闯劲足一点了！
苏州人空灵而少了厚实。在奉送了无数顶桂冠给苏州人之后，人家还送了一个“苏空头”的雅号，虽不无调侃之意，但细想想确也打着了痛处。“苏空头”一语，对其下定义颇难，大概是说苏州人说得多而干得少，外面漂亮而内里空洞。且不去管其言语刻薄与否，这倒也值得引起我们深刻的反省。苏州向来不缺少脚踏实地、勤恳做事的人，不然的话，何以取得今日之辉煌！但我们也得扪心自问：苏州文化精神中是否亦有妨碍其大发展的因子？鲁迅说：南方人“机灵则流于‘狡’”。苏州人灵活机敏，是否会由此而带来一丝虚气与浮气？有似水的流动之飘逸，是否会少了一点山一样的厚重？多少年来士人才子之雅风余韵，是否会给这里留下纸上文章的空论而少了一点实际事功的践行？从文化特征上看，空灵则有违于质实，往往给人以虚浮与华而不实之印象，再加上其精明干练，则易于使人对其作出“圆滑世故”之评价；而北方人带有的那种雄浑苍凉的气象与敦实厚道之风格，常给人以稳重与可信任之感。再从实际事功上看，空灵亦有其明显的缺陷。与近邻无锡相比较，在向近代城市的转型过程中，无锡人捷足先登而成为太湖流域的工商城市，被誉为“小上海”，而苏州由于诸多原因，只成了一座消费性城市，直到近数十年来才逐步改变了这一被动局面，并渐呈后来居上之势。在诸多因素中，苏州人自身之主体因素应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无锡人之实干精神与经营之道，委实使苏州人获教颇多，受益不浅。空谈误事，实干兴业，苏州人当有负重致远之志，兴求实、务实之风。诚如斯，则“苏空头”一语于我何涉！
（三）集体无意识：深层文化的探询
绵长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苏州人有了较外地人更为充足的文化底气。这是今日苏州人进行现代化建设之强有力的凭借。然而，从主体人格适应时代发展的总体要求来看，仍存有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有些文化表现则似乎融化与贯穿于苏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正由于它是习惯的、共通的与从众性的行事方式，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之为当然，即使已成了某种缺陷，也往往不为苏州人自身所留意，大约是即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罢。而这种种之文化集体无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如不能得到有效的克服，则有悖于浩浩荡荡的时代精神之洪流而于苏州之发展无助。
苏州人应当解开“天堂情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似乎背负着“天堂”的称号太久了。多少年来，苏州人的天堂情结似乎不是在减弱，而是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得以强化，再加上外地人对苏州之习惯意义上的交口赞誉，也容易使苏州人变得晕乎乎、轻飘飘起来。苏州的确美，在历史上也曾风光得很。想当年，上海滩上以通行苏州话为荣；即使在京城里也有一条苏州街，并有“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的说法，亦可以窥见苏州之影响。凡此均说明其时苏州文化之影响力非同小可，在向四周不间断地进行文化传播与扩散，俨然为一大经济与文化中心。文化之昌盛与经济之繁荣，表明老祖宗阔得很。大约由于这个缘故，苏州儿女也就容易生出一种怡然自得的情绪。为苏州的历史与文化而自豪，这当然是对的；由自豪而油然生出对自家城市发展的自信，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这种自豪与自信不要盲目得过了头，蜕变而成一种自恋情结。从其津津乐道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语来看，恐怕还是有一些的。苏州人出去走南闯北，但有不少人回来总说“还是苏州好”。其爱家园之情感可嘉，而自恋情绪亦隐约地现出了端倪。自我感觉太好，总容易看不到自身的白璧微瑕。尽管这还说不上是夜郎自大，也不能说是敝帚自珍，但总嫌沾上了一点自恋。文化自恋则不易创新，易生满足之感。虽说自恋有时会现出富于自信的长处，却常有进取心不强之虞。与苏州相较，无锡人没有太多的老底可以炫耀，这倒也好，少了一些沉甸甸的历史包袱，靠自强不息杀出一条路来。苏州人的“天堂情结”，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不自觉之流露，骨子里有一丝文化优越感的影子在作祟；它之作用，是比讲苏州话以示与外来人相区别要来得更为含蓄与隐蔽，也更为内在而持久。这里也许把话说重了一些，但苏州人的天堂情结总得解开一点才是。唯其如此，才能从文化自恋的保守主义形态中解脱出来，以实现新的文化超越。
苏州人应当走出“小巷意识”。弯弯曲曲的小巷，悠长而深邃。它是苏州城里的一大人文景观，也是苏州人文化风貌上的某种写照。苏州人犹如藏于深闺待字的小家碧玉，她步履轻盈，仪态明净雅洁，在“小巷一夜听春雨，明朝街头卖杏花”的生活节律中度过其悠悠岁月。一条条小巷就像一个个桃花源，静谧美丽而富于诗情画意。人们脚踩在小巷的石板路上，依稀可以听到从巷子深处传来悠长的历史回声，但那高高的院墙，又经长年累月的风化而成斑斑迹迹之状，陡地使人产生一种凝固与滞重之感，仿佛岁月在这里已经停滞，让人生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而走进那一方方院落，则又会使人感受到空间被挤压而缩小之况味，世界在这里变小，也变得更为精致。那围墙把一个个院落包裹得厚厚实实，形成了诸侯割据式的所在。苏州人浸润于小巷深处的氛围之中太久了，容易滋生与哺育出剔透玲珑的小户人家之人文风貌，而缺乏或者说少有一股“王者之气”即阳刚之美，缺乏那种雍容华贵、气宇轩昂有似云吞八表的雄浑气概。长期的小巷生活之习惯性沿习，使得其生存文化中深深地铭刻上了小巷意识的印记，这难免使得其眼界与心胸显出某种程度上的内敛与狭窄，表现出人文精神上的萎缩与缺乏刚劲，所以我们应当走出小巷意识。走出小巷意识，就是走出小桥流水，走出小巷深处，走向五湖四海，走出苏州去看看天南海北。且不说北京、上海，就是看看大连、青岛呀，看看深圳、厦门呀，总能向别人学到一些什么。听惯了叮叮咚咚悠扬乐曲的耳朵里，再吹进些北国劲歌与西部之声；看熟了粉墙黛瓦、曲径回廓的眼帘中，再映入些塞外风貌与苍茫气象；饱览了吴侬软语的风姿，再领略一下燕赵齐鲁的慷慨情怀，会开眼界，长知识，得滋养。今日的苏州人在小巷之中熏陶久了，是会生出惰性来的，因而走出小巷去呼吸一点新鲜的文化空气，就是走出自身的闭塞，走出历史的局限，摆脱作茧自缚，实现文化上的自我突破，走向新的辉煌！
苏州人应当打破“园子格局”。何谓“园子格局”？就是说，苏州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总显得与苏州园林的格局相似，或者径可以说呈同构关系。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苏州园林精美绝伦、小巧雅致，还得了一块“世界文化遗产”的牌子，但无论怎么说，其格局总显得小了一些，终少浩渺无垠之阔大气象。这于园子则可，或许还可说别具一格，但假使苏州人的心胸也像园子这般大，于虑事与行事上呈如此格局，那就不成其为美，倒未免小家子气十足了。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文化境界之问题。人家说你苏州小，有些苏州人颇不服气。苏州小什么呢？看看历史，苏州不小；瞧瞧现实，苏州也很辉煌。即使从城市规模上看，苏州也变得愈来愈大，诗人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的诗句应改写为“姑苏城内寒山寺”了。但实际上，这只是文化的表层。苏州的城市规模从原先的小格局变得大了起来，这并不意味着苏州人的文化心理已经成熟到足以与时代的文化精神相适应的地步。说苏州格局小，就是小在文化境界上，小在眼界与胸襟上。有人说，苏州人应当给自己定位，从“中国文化的后院”之束缚中解放出来。苏州作为休闲城市，似乎早已是历史的定格。这里仅成为那些功成身退或功未成而身先退的志士文人“鸟飞倦而知还”之温馨的安乐窝。早先有人提到中国有三个城市“少年不宜久居”，其中之一就是苏州。这倒不是说它不好居或不易居，而正由于其为繁华热闹之地，生活过于懒散，于年轻人之进步不利。是后院而非前庭，是退隐之人休闲肥遁的园地而非年轻人驰骋功名的场所，这仿佛就给苏州定了格局。人们居于此地，其心境也就更为平和，在这后院里“悠哉游哉，聊以卒岁”。又有人说，无锡的人文景观不是很多，特别是比起苏州来就更显其少，可说是“小文化”，但无锡人在文化底蕴不足之情势下，硬是宏大其境界，敢于开拓创新，争先求大，甚至于无中生有（譬如说“吴文化公园”之类，就是新造于无锡而不是在苏州），在“小文化”中显出了“大境界”。苏州文化底蕴丰厚，说其“大文化”则是当之无愧，但境界实小，有似园林，可说是“大文化”里的“小境界”。无锡寄畅园因衔着山梁而显了大气，蠡园则借五里湖之水而自成开阔。这还只是表象。无锡的大企业、大集团开出来也是个头大、体格壮，而苏州的企业中大舰船就很少，虽说这规模大小与各自所涉及到的多种因素有关，但与苏州人长期以来文化格局之小亦不无关系。所以，我们应当打破园子格局。打破园子格局，就是走出格局小、气魄小的境地，摆脱小家子相，以更阔大的胸怀与魄力，以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的气度，开阔大思路，寻求大手笔，立足大发展，实现大突破，更上一层楼，再创新境界！
解开天堂情结，走出小巷意识，打破园子格局，苏州人应当有这样的文化上之自觉。为了与现代大市场的文化精神相适应，为了与时代发展的节律相合拍，苏州人应当在保持其文化性格中的长处之同时，努力克服其不足与缺陷之处，来一番脱胎换骨的艰苦锤炼，不断地改造与提升自身的文化品格，以展示出苏州人崭新的文化风貌！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从文化的深层去看，苏州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等均在发生着深刻的变迁。譬如说，苏州人的性格是以“空”与“文”而著称的。所谓“空”，即指那个“苏空头”的雅号，意谓其尚虚多而务实少，重清淡而轻实务；所谓“文”，意谓其尚文质彬彬而斥犷野直朴，尚风流儒雅而鄙急功近利。而今，市场经济的潮水猛烈地洗涤着苏州人的心灵，苏州人开始变“实”了，变“野”了。这“实”，就是不尚空谈，实干兴邦；这“野”，就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傲岸倔强不服输的斗志与小卒过河不回头那种大胆地往前走的虎虎生气。当然，这“实”与“野”亦仍具有苏州人原有的文化色调：斥空谈而仍保留着苏州人那一份空灵的秀气，去斯文而又承传着苏州人那一种文雅柔和的风范，干实事、讲实绩、求实效而保持其灵巧与精细，走向市场、发展经济而不失其儒雅的风采。用空灵而尚实干，去文饰而作儒商，苏州人于文化性格之变迁中亦仍有其不变之处，苏州文化在中国文化之林中仍然是具有个性魅力的“这一个”。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苏州人文化性格中的这种魅力，将会对其伟大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将在文化学上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典型意义！
最后，我们感到有必要在这里赘言的是：“苏州人”，在此处被用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文化概念，之中包孕着丰富的文化蕴涵。“苏州人”概念的提出何以成为可能？这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苏州人”概念既涵盖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又代表着一种文化类型，并且我们更着重于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众所周知，能否用一种文化模式去代表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这在文化人类学家当中不是没有争论的。有的学者就提出：从有限的资料中概括出一个区域的人格模式，是否会过于简单而因之带上浓厚的主观色彩？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不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科学研究总是要求人们做出一些合理的归纳与逻辑的推论，只要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做出这些归纳与推论的范围、条件与应当注意之点。就对苏州人文化性格所作的归纳而言，问题不在于去要求所有的苏州人都千人一面或千篇一律地呈现为一种行为模式，而在于我们能否准确地把握住大多数苏州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来说）在总体上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苏州人”这一文化概念又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把历史上的苏州人完全混同于今日之苏州人，这当然是幼稚可笑的，但今天的苏州人又确实是对历史上苏州人的某种继承与发展。不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对的，而割断其间的联系也同样是错误的。这里体现为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体现为苏州人与苏州文化在历史行程中之不断地相互生成。如果说在我们的初步研究中，能够在大体上描述出“苏州人”的某些风貌和某种本质，使人们隐约地感到“这有点像苏州人”，那么，这或许就不能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