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搞争论”与“不搞争论”的辩证思想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搞论文,启示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搞争论——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
众所周知，不搞争论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然而，邓小平同志是不是一味地反对搞争论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搞争论同样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
二十年前，在中华大地上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场要不要解放思想的大辩论，是一场大是大非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的发起和支持者正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使整个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我们党开始着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在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又推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批判“两个凡是”的方针，不破除僵化的思想，党的工作中心就不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无法开创新局面。因此，解放思想成了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
对此，忧患最深、思虑最多的是邓小平同志。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系，必须从这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977年4月，他以对党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给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页，以下引文只注卷和页码）尔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第二卷第39页）“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三卷第9页）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批判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邓小平同志极为关注并支持了这场事关全党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第三卷第10页）
也许有人会说，讨论未必是争论。不错，讨论和争论有时是有区别的。但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把真理标准讨论和争论是看成一回事的。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第二卷第143、128页）
类似的论述还可以引出多处。由此可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讨论，而是一场是搞“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大是大非的大争论。进而还可以得出结论：邓小平同志并非一般地反对搞争论，在一定条件下还主张搞争论，并亲自拿起了争论的武器。
二、不搞争论——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创造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第三卷第374页）“不搞争论”是邓小平同志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邓小平关于“不搞争论”的内涵极其丰富、深刻，贯穿于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为什么不搞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搞争论是由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决定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确定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第三卷第237页）“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第三卷第64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发展太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他明确指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贫穷，实现现代化，“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第二卷第150页）
总而言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就要坚定不移地去贯彻执行，不允许有任何干扰，不允许争论不休。谁干扰了这个中心，谁“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第二，不搞争论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实践，加快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争出来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三卷第252页）邓小平把我国处在初级阶段的重要特点概括为两条：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第二卷第163、164页）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面对这项艰巨任务，邓小平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认定搞运动是行不通的，搞争论也有害无益。他不赞成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搞现代化建设，主张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要求全党“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第三卷第146页）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实践中邓小平同志找到了正确答案，这就是干，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从我国国情出发，描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卷第251页）要把这个蓝图变成现实，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第三卷第258-259页）可见，不搞争论，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是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有效办法，也是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第三，不搞争论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基本要求。
改革是又一次革命，是个大试验，允许怀疑，允许看，但不搞争论。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变革。”（第三卷第135页）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还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第三卷第113页）
改革之所以有风险，就在于它是“革命性变革”。在这场新的革命面前，许多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习惯于用“左”的僵化的眼光去审视改革的现实。结果，对它的性质认识不清，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这样搞最终要走向资本主义，对改革评头品足，不予支持，致使它步履艰难。以农村为例。改革实行了两年，有的地区甚至还不理睬。直到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认识才比较一致起来。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第三卷第372页）应当看到，“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用“左”的眼光观察事物，就会把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把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因此，不解决“左”的僵化的问题，思想不解放，改革开放就迈不出坚定的步伐。在思想僵化的情况下，假如开展一场争论，其后果更是可想而知。事隔多年，邓小平同志还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第三卷第312页）
事实胜于雄辩。不搞争论，用事实说话，是统一思想认识问题的最好方法。“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第三卷第155页）
第四，不搞争论有利于发展党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认为，兄弟党之间要互相尊重各自的选择和经验，不能相互指责，也不搞争论。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情况千差万别，各自的改革和做法不可能一样。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人民去判断，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即使出现错误，也只能由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邓小平反对以“老子党”自居，也不赞成搞什么“中心”。他说：“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第三卷第236页）
回顾国际共运史，在本世纪中叶，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论战双方一味批评指责对方，讲了许多空话。争来争去，连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历史表明，争论不是解决兄弟党之间存在矛盾的正确方法，反而可能使事态恶化。据于这个认识，邓小平在会见原苏共主要领导人时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对欧洲一些兄弟党也说过类似的话，如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说：“我们两党之间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第二卷第319页）
此外，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要持不搞争论的态度。邓小平同志认为，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对边界问题的解决，双方都要作出让步，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放一放。对领土争端，要从尊重现实出发，可以先不谈主权，进行共同开发。如果各个国家都能接受邓小平的提议，那么天下就太平多了。
三、从搞争论与不搞争论的辩证关系中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
从以上分析知悉，搞争论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搞争论也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但最难把握的还在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该搞争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搞争论。邓小平将这两个相悖的论断，有机地统一在自己的学说之中，这充分说明他高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理论与实际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树立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光辉典范。从搞争论和不搞争论的论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我们党的根本学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要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第二卷第118页）
搞争论和不搞争论论断的提出，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实事求是最典型、最主动的范例。搞争论是由十年浩劫搞乱思想、搞乱理论、搞乱路线以及一度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继续推行错误路线的现实决定的。假如邓小平同志不发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就确立不起来，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开展争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路线问题一旦解决，对路线和政策的执行就要坚定不移，贯彻始终。比如，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强国之路，可是贯彻执行却受到“左”的僵化思想的抵制和冲击。如果这时开展一场争论，这个富国富民的好政策就可能被“左”的已成习惯势力的思潮所湮没和扼杀，至少会贻误发展时机。其实，政策和决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决非争论所能定论的，而要靠试点、社会实践，通过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正是基于此，邓小平作出了正确决断：不搞争论。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搞争论，在什么情况下不搞争论？从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悟出，在下述情况下是应当争论的：其一，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发生偏差而纠正又遇到障碍时，必须通过争论明辨是非，拨正“导航系统”，使“革命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路线前进；其二，在路线正确、领导无误时，如出现否定正确的理论、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如八十年代后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必须搞争论，通过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坚定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正如邓小平所言：“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第三卷第297页）。其三，在理论探索领域，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实行“双百”方针，允许讨论和争论，实行百家争鸣；其四，在国家内政和主权受到别国干涉时，同样要进行争论乃至提出抗议。而在什么情况下又不要搞争论呢？当大政方针已定，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发生认识上的差异或分歧，则只能由社会实践作出结论，并通过实践修订完善。脱离实践试图争个你高我低不仅毫无益处，还会影响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建设。
其次，必须坚持“两分法”、“两点论”，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邓小平同志关于“搞争论”与“不搞争论”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两分法”、“两点论”的生动体现和范例，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论述和解决国内外诸多矛盾的过程中，都始终注意科学地、辩证地把握矛盾的两个方面，处处贯穿着唯物辩证的思想。比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他既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既强调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强调要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齐抓，二者都不可放松；既强调要反“左”，又强调要反右，“左”已形成习惯，是当前的最大危险；既强调要抓民主政治建设，又强调要抓法制建设，实现以法治国；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要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既要兼顾公平，又要兼顾效率；既要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又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要坚持不懈地严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坚持反腐败斗争；等等。总之。邓小平同志的唯物辩证思想极其丰富，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无处不有，无比深刻。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两分法”、“两点论”，有助于避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片面性，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辩证思维能力，改进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再次，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发挥敢闯敢干的彻底革命精神。
不管是“搞争论”还是“不搞争论”，都体现了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精神。争论是为了解除禁锢，解放思想；不搞争论也是为了解放思想，轻装上阵。争论需要坚定的信念，敢作敢为，破除陈规；不搞争论同样要敢想敢干，敢冒风险。实践证明，畏首畏尾、因循守旧是什么也干不出来的。毛泽东曾号召全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两度复出，充分体现了他无所畏惧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早在七十年代中期，他刚刚复出就大刀阔斧抓整顿，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二次复出前后，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敢地批判“两个凡是”，为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邓小平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这方面的思想是无比深邃的。在学习时主要应抓住以下几点：一是要突出一个“敢”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全新的事业。要有勇气，敢为天下先，“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第三卷第367页）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第三卷第372页）二是要克服一个“怕”字。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改革的旗号下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联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存在成功与失败的可能，但不改革则没有出路。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不要怕冒风险。当然，我们的改革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存在本质的区别。我们有四项基本原则作指导，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就“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第三卷第364页）三是立足一个“久”字。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论断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的过程。第一次思想解放，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第二次思想解放，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姓“社”姓“资”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第三次思想解放，澄清了在所有制方面“公”与“私”的认识，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正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地推向二十一世纪。可以预料，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不断涌现，层出不穷，以冲破旧思想旧观念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还将随之继续下去。只要我们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深入学习邓小平丰富发展了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就一定能将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推向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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