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大潮中的人文科学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大潮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在我国建立，人文科学的处境与发展正日益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没有人文科学的发展，就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为进一步促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最近本刊与华东师大人文学院、《文汇报》理论部、《解放日报》理论部联合召开了“市场经济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研讨会，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为此，本刊特邀上海理论界的知名学者展开笔谈，希望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
现代化需要人文精神的高扬
人文科学是否正面临着一场危机？当前社会最重视的确实是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也主要重视应用部分，文科中则最重视经济、管理、法律等学科，相比之下，文、史、哲则较受冷落。但严格说来，人文科学的危机并不在其与上述学科的反差本身，而是在于发展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与之结合，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首先，现代世界科技发展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和数量的竞争，而表现为一种人文精神的竞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们追示真、善、美的不断升华的过程。否则，简单的物质享受，只能使人的动物性不断膨胀。其次，从另一个角度讲，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再也不能重复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曲折道路，再也不能把资本原始积累的灾难强加在人们的头上。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明辨资本主义的不足，避免重蹈覆辙。为达此目的，则必须高扬人文精神，以此提高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水准、法治水准。
要说危机，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人们都缺乏一种自觉的意识，不仅许多领导没有意识到人文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潜在作用；即使人文科学工作者本身也缺乏一种自主意识，非但如此，甚或还将其与现代化建设隔离开来，这种短视行为，应该说是人文科学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人文科学如何化阻力为助力，走出危机怪圈？一方面，各级领导者以及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应该看到人文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要以为人文科学只是一种有投入无产出的东西，甚或以为这是一种迂腐的东西。要看到人文科学不仅可以规范市场经济，而且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可以使社会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失范走向重新规范。真正的序在何处？就是要用人文精神体现人的基本准则。否则，社会道德、法律等就不可能普及。另一方面，从人文科学工作者本身来讲：第一，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存在着大量无序、失范现象的社会背景下，人文科学工作者应该看到自己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坚守岗位，自觉地将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化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将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现代企业管理、社会生态平衡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铸就现代公民社会等自觉结合起来，处处体现人本身的知、情、意，体现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以此去规范社会，加速经济建设的步伐。人文科学不是没有作为，而是大有作为。第二，要适应形势，研究新的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旧有的一套方法、课题等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现代生活提出大量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人文科学要担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必须自觉地走与自然科学、管理科学、思维科学等结合的道路，开展多角度、全范围的跨学科研究。近代以来，进化论的出现已经对整个人文科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又给人文科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利用之。第三，对人文科学来说，要真正发挥社会功能，不只是关起门来苦读书，更应考虑如何更好地走向社会。如果把人文科学与企业家、政治家及各种社会活动家的活动结合起来，努力寻求沟通、对话和交流的途径，这将会给人文科学的发展开拓一条更现实而广阔的道路，也可以使人文科学的社会效益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归根到底，对人文科学来说，要始终不忘记自身的价值，这就是人文科学集中体现了人在逐步减少动物性（即兽性）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功能，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此，我们整个社会对人文科学不能单纯看其在政治、经济中的工具性作用，还要注重其自身的价值、自身目的性的追求。
发展人文科学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
当前，人文科学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学科建设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对此，我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首先，要有加速学科建设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文科学领域逐渐纠正了多年来束缚学科发展的错误思潮。学科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与迅速发展的经济相比，其滞后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深入而系统地加以研究，对学科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造，建立新的学科体系，重构新的学科内容，以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个要求，无疑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这不仅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进行学术上的新的讨论，而且还要克服由于商品经济冲击带来的各种困难，因此，没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就不可能百折不挠地为学科建设作出奉献。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研究本应是实事求是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文科学研究存在着不够实事求是的缺点，例如对有些条件和问题的评析，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往往作出不符实际的评价，对有些颇有成就的人物，仅仅由于某种政治原因，就加以全面的否定，以致他们的学术理论、学说和主张不能在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种现象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仍需要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下去，以让实事求是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一种理论和主张，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有利于“两个文明”的建设，都应加以肯定，反之就予以否定，错对参半的，也应区别对待，不该一举抹煞，更不应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们的理论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人文科学的发展才有保证。
再次，要转换传统的思维行为方式。人文科学研究一定要从“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纠正从理论到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方向，确立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中心，关心社会焦点，紧密为社会服务。当前，不知有多少新的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为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开展研究。当然，我们还要结合实际抓紧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包括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大知识面，合理调整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时代呼唤人文科学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先秦和近代两个伟大的转折时代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大转折的时代也是思想大飞跃的时代，是产生巨大思想理论成果和造就新思想的时代。时代造就思想家的事实也表述了这样一个规律：理论的创造是百家探索、苦思和总结争论的结果，而不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唯我独尊的产物。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可以集粹时代的精神和群众的智慧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但也不能取代百家。政治大一统导致思想大一统的局面的形成和大转折时代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的现实需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对客观矛盾。这对矛盾只能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当前中国人文科学的终极目的，是尽可能地保证中国社会向21世纪转移的历史大转折中稳定、健康地发展，尽量减少转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振动和震荡，使中华民族少受或不受以重大代价换取历史进步的社会劫难。从“生于忧患，死于安逸”的意义上说，这不是杞人忧天。
大转折的时代，是大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问题成堆的时代。人们强烈感受到的种种矛盾，是历史大转折时代社会发展的副产品。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些副产品的负效应，如果处置不当或不及时，负效应会转变为主效应，乃至阻滞社会的正常运转，导致社会稳定板块的断裂。对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有些是可以预测和防范的，有些是难以预测和防范的。不可预测的问题也应把矛盾解决在的肇始阶段，而不能等问题成了堆再来解决。靠什么进行社会预测和解决社会问题？靠人文科学，靠正确的理论，靠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的决策和正确的对策。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在社会问题上，在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上，很大的成份是要依靠人文科学解决问题，而不可能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来解决问题。人文科学是指导、研究和解决如何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科学。人文科学是研究、调整和解决社会上人和人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科学。只有高素质的、充分发挥了积极因素的人，才能使科学技术转变为巨大效能的生产力。只有高科技而无高素质有教养的人和科学的社会管理（它属于人文科学），高科技的成就有可能转变为灾难和事故。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和社会的。如果忽视了对社会和人的研究，不断使社会的运行机制和人的发展适应变革的时代，就不能从整体上和全局上把握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机制的均衡运行。
孔子曾提出过“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事实上，没有饭吃，沦于贫困，谋道也十分困难。孔子的话是对道的沦丧的一种激愤之辞。汉儒董仲舒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信奉董仲舒哲学的汉武帝并非不要功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功利主义者，然而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又是一个在外儒内法的义理指导下的功利主义者，这正是中国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特色。当代商品大潮的功利主义哲学，似乎要让人们认为道和义理是不足道的。殊不知没有道和义理（即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功利是残缺的、跛足的，最后势必对功利造成反损作用，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到处存在的假货向我们敲起警钟，在义理与功利或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辩证统一关系和规律法则。而首当商品功利主义冲击的人文科学工作者，他仍生存在现实社会中，为了生存与发展不能不顾及功利；他们从事理论思维的职业使命又必须摆正两者的关系，安贫乐道，孜孜以求。为了保证少数人的理论创造，国家应有长远的眼光和切实的措施，保护这些学者的生存与发展。
人文科学要市场但不能“市场化”
这几年，人文科学工作者往往有一种“失落感”，似乎市场经济使人文科学失去了生存的根据。其实，从历史看，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文科学并没有萎缩相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其现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从现实看，当前出现的大量现象已经表明，离开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健全的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单靠市场带来的自发的物欲冲动，社会无法稳定，市场秩序难以建立。因此，人文科学工作者不应自惭形秽、自甘沉沦，相反应该理直气壮地坚守岗位。
坚守岗位并不是因循守旧，而是要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去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人文科学功能的有效途径。有两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的：
一是文史哲等人文科学与实证的、操作性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会使社会对于实证的和操作性的社会科学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和广泛，正象现代化的进程更直接地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理论的自然科学家一样。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方，人文科学好比是水，实证的、可操作的学科好比是鱼，鱼是直接可以在市场出卖的，而水是卖不出去的。但没有好水就不会有鱼，更不会有大鱼。人文科学就要为养大鱼提供好水。一方面人文科学应当发挥它固有的批判功能，为实证的和可操作的学科澄清理论和方法前提。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提供新的观念、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促进实证的、操作性的学科的发展。人文科学之水是有其独特功能的，不能“见鱼而忘水”，竭泽而渔。人文科学不应蜕变为鱼，但是要当好水，就要着眼于“鱼”，从有利于养鱼的角度去发挥水的功能。这样，水的功能也就会变大。
二是人文科学与市场的关系。人文科学是水不是鱼，自然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很低，甚至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这正是人文科学之所以不能以市场标准、大众的胃口来衡量的原因。人类要维持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尊严，不得不另立学术的标准和自身的价值标准。就这一点来说，人文科学与市场确实是疏离的。它负责文化的积累，传统的继承和拓展，人的精神素质和品格的陶冶，并且继承人与人之间的非市场关系（或日常市场交往形式）。这种疏离是民族的大幸，也是市场的大幸。如果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理解为一切都要“市场化”，那将是民族的灾难。要市场，但万万不能“市场化”，人文科学不能“市场化”。
人文科学与市场的疏离，并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对市场采取排斥的态度。人文科学也要研究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它的作用。这种作用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就否定的方面而言，就是要研究市场的限度，控制市场中盛行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政治主义的消极作用，防止市场关系向非市场关系的侵蚀。这种作用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以致维持市场秩序都是必要的。因此它对市场来说，并不是消极的。就肯定一方面而言，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有一定的精神素质，如自主、自立的意识、法治的观念，勤奋向上、精于技艺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素质需要人文科学来陶冶和教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模式的探索，需要辨明其价值目标和在伦理上的合理性，寻求把市场运作的普遍机制与民族文化相统一的途径，并且需要有一定的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和实行的道德标准来维系这体制正常运行的道德纽带。这都是人文科学发挥作用的“市场”。这里，我们大有所为，可以通过同实证科学的合作养出为市场需要的“鱼”。然而，要做到这一条，人文科学还必须是好“水”活“水”。这既要靠人文科学工作者自强不息的探索，也要靠国家和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人文科学工作者能专心致志地治“水”。
人文科学工作者应有时代责任感
在我国，人文科学的困境不是最近几年才感觉到的。遗憾的是，人文科学至今尚未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相反，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的今天，人文科学工作者似乎失落感更强、困惑更多，造成人文科学工作者困惑和失落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文科学工作者最为苦恼的是他们的自身估量和社会估量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文科学工作者学有专长，在学术领域里作出了较多的贡献，并想毕生钻研学问。但是，商品经济大潮使社会价值取向朝实利方面发展，这就是出现了反差。人文科学工作者自身估量的标准是学术价值，社会估量的标准则重在经济效益。人文科学中某些学科可以做到两者的统一，但难以求全的不少。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是一切领域、一切工作的中心，人文科学也应该遵循。因此，人文科学应当满足社会的需要，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开拓新的学科。然而，人文科学的建设主要是起观念意识的引导职责。它不能全部，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是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这一点谁都明白。但在经济实利的有量化价值与观念意识的无量化价值之间，社会的偏重更多的还是在前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单纯是个经济范畴的概念。它不仅将体现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也将反映人们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如果对此能形成全社会的共识，那么，人文科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
当然，人文科学要取得全社会的理解，是人文科学工作者自身要加强时代责任感。第一，进一步增强社会参与意识，积极融自己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人文科学应该也必须走向社会，只有贴近时代跳动的脉博，人文科学才有发展的前途。第二，通过各种途径的社会参与活动，提高人文科学的声誉，重新塑造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形象。第三，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素养。新的学科需要开拓发展，传统的学科更需要改造添新。人文科学的领导机构和研究者必须确定发展的瞄准点，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
弘扬人文精神不能坐待市场经济
这几年，出现了一种说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人文精神非但不会沦丧，而且会不断得到弘扬，现在出现的问题只是市场经济初期不完善、不发达的产物。根据历史事实和这些年的经验教训，我认为这只是一些人的善良愿望，或者只是一些人编造出来的神话而已。
这种看法的论据之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出现的无序和罪恶在市场经济下逐渐得到规范和消弭，鄙俗贪婪的暴发户繁衍出温文尔雅、乐善好施的世家，基督精神和新教伦理依然是社会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古典的文化艺术被作为人类的瑰宝而继续存在。这些确是事实，却颠倒了因果关系。残酷的自由竞争之所以能发展为规范的市场经济，冒险家、暴发户所以能成为新贵族，固然有经济规律和物质基础，但更主要的还是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力量。西方的人文传统，特别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人文精神不仅顽强地延续着，而且始终积极地影响着全社会。正因为如此，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才会受到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约束，积累了亿万财富的暴发户才不得不效法旧贵族的精神生活，根本没有经济效益的艺术和学术活动也不至于因为没有钱而绝了种。正因为传统的人文精神没有丧失，所以才能起到社会导向的作用，知识分子才能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
另一个貌似有理的论据，是人都离不开精神生活，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自然注重精神生活；反之，人文精神的存在和弘扬也离不开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艺术和学术活动无法开展。的确，除了白痴和精神病患者，任何人都必须有精神生活。但追求的精神生活却可以截然不同，一个人有了足够的钱和余暇时间，既可以去欣赏古典音乐或芭蕾舞，也可以去看脱衣舞或嫖妓女；既能捐资公益慈善事业，也会用于行贿犯罪。同样一幅裸体画，在有的人手中是高尚的艺术，在另一个人那里却是淫乱的工具。今天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现象并不都是贫穷的产物，涉及到的人们也不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大多倒是钱太多了在找花的地方。没有必要的书籍、工具、器材、设备固然难以进行艺术或学术活动，但有条件而不去搞的毕竟还是大多数。这一论点致命的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人文精神或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自然作用。体现人文精神的艺术、学术、伦理、观念等并不是对所有的人、所有的社会都发生作用的；而只有人和社会有了接受的基础，人文精神才能显出其重要性，才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不会因为看不到芭蕾舞而活得不自在，一个乡镇企业不会因不赞助学术活动而受到非议，交响乐就是一场不演也不至于影响经济增长率，甲骨文研究即使完全停止也不会使国民收入下降，更不会亡党亡国。我们当然可以举出一些人文精神有利于当前政治、经济发展的例子，但应该承认，相当一部分体现人文精神的艺术、学术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说不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即使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里，真正懂得艺术和学术的人只能占人口的百分之几？想用实用主义的“重要性”来吓唬当权者或暴发户们老老实实地把钱拿出来，无异画饼充饥。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更大的危机。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虽然源远流长，但也有其自身的弱点，而几十年的扫荡批判却不是消除这些缺点，而是针对着它的积极方面。尤其是经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优良的传统已经不绝若线了。如果连这一线传统也断绝了，历史就不会重演西方国家出现过的进程，到头来既回不了中国的传统，就是想“全盘西化”也化不过去了。
市场经济不会自发产生人文精神，西方的历史进程如此，中国的未来也必然如此。但这样的结论并不意味着我们知识分子只能坐以待毙，而是重任在肩。要弘扬人文精神，首先自己要坚持人文精神；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就得当社会的典范。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比以往享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完全应该并且可能理直气壮地倡导人文精神，积极主动地影响全社会。汉高祖刘邦没有当皇帝前瞧不起读书人，经常出口骂人，还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既为刘邦建功立业，用实际显示自身的价值，又不断对他规劝诱导，终于使这位流氓天子认识到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只靠马上来维持。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象《儒林外史》中的读书人那样，或者一致拥护刘邦的“革命行动”，把自己的帽子改为尿壶，结局肯定会大不一样。
“失落”之后方能脚踏实地
在市场经济下，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很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低收入造成的生活危机感。于是，君子言义不言利，如今已变成了君子言义必言利，甚至是常常以言利为主，兼及言义。就此而言，中国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感，基本已大众化了。
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失落感，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文科学的大部分学科受到的冷落。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这些学科本身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因素，也有社会注意力转移的因素。当然我们也不必否认，对这种冷落的感受，与书中没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们即使把孟老夫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话背上个几百遍，恐怕也不能获得心态的平衡。满口的饭好吃，满口的话可不好说。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如果没有人文科学的发展，不要说市场经济，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恐怕也不能有所进步，这也是尽人皆知的。
生活的危机感，以及因人文科学被冷落所产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情感危机，使中国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的关心，开始比较切近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也由此获得了新的活力。中国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既已失去了“坐而论道”的生活，他们在“失落”中脚尖也够着了地面，那么他们的脚跟距离坚实的大地也就不远了。
毋庸讳言，失落感是具有双向效应的。由于长期来深藏于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意识深处的某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相当一部分人，虽然身已平常，却仍不能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社会在急剧变化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他们醉心于那种似乎是有些引人入胜的“失落”情结，毫无节制地夸张自己的心理感受，甚至不遗余力地去探索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这种心理感受，苦心孤诣地去营造一种“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醉我独醒”的悲伤气氛，以至于听人说好则疑，听人说坏则信，以对社会的堕落的说明来反证自己的清高，从而强调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这种态度和情绪丝毫不会有利于人们的精神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甚至也丝毫无助于对人和社会问题作出起码的说明和解释。文化上的优越感不消除，失落感就会扮演一种反文化的角色，使人不敢直面现实，自大而又懦弱，自夸而又消极。以其失落之后两脚仍不着地，倒是像了天马行空，但听那絮絮叨叨反反复复的病态呻吟，又像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中国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若论其“失落”，无论原因如何，总而言之，既经失落，就应努力把两脚牢牢踏在地面，不要带着文化优越感自我放逐。而要从对文化优越感的放逐中直面现实，真正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否则，中国的人文科学将无法面对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它又怎么能去解决市场经济所提出的有关人生与社会的诸多问题呢？
“坐书斋”、“出书斋”和“书斋现代化”
关于市场经济与人文科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我想换个角度来谈，概而言之，就是关于“坐书斋”、“出书斋”和“书斋现代化”问题。
所谓“坐书斋”，就是指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功利哲学思潮再现时刻，学者应在书斋里坐得下，稳得住，安心做学问。做到这一点颇难，但非常重要，关系到人文科学发展的基础条件能否形成。新情况下，学者们确实要有点安于清贫的精神。“坐书斋”还有一个做什么学问的问题。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轨，客观上使每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面临着一调整知识结构，充实新学问和开辟第二、第三专业的问题。不注意这一条，学者难有超前意识、领先水平，在社会需要前会显得捉襟见肘，难以适从。毫无疑问，不管知识结构如何调整，不管新学术思潮如何涌进，一些好的、优秀的传统学科建设不能放弃，而且要组织人员进行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言，越是领会得深，钻得透，越能发掘其潜蕴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于“出书斋”，就是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这和“坐书斋”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很显然，“坐书斋”是治学的基础，但治学的目的不在“坐书斋”，而在于改造社会。只有“出书斋”才能了解社会，了解现实国情，才能有针对性地研究问题，学以致用。人文科学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能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影响社会国家的发展。只有那些贴近时代、贴近社会现实的学者，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膊，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关于“书斋现代化”，这是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市场经济发展是以全球的信息时代为背景的，信息时代要求学者具有文理交叉的综合学科知识，有与国际接轨的科研资料条件和科研手段。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手段落后得多。因此，实现“书斋现代化”是刻不容缓的。非如此，我们的研究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国家不可能更快地发展起来。这当中，个人的“书斋现代化”重要，但更紧要的是整个社会、国家的“书斋现代化”。我们希望国家职能部门加强这方面的基础建设，增加资金投入。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国家投入上。社会的支持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社会各界应象支持高雅艺术那样支持人文科学的发展，因为没有人文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