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的北京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六十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论北京的文学，一般喜欢从元代开始，那时候起就有了特别的传统，诗文与戏剧不乏杰作。数代以来的作家如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诸人的形影，让人追忆者不仅有清词丽句，自然还有生命哲学与梦想。到了明代世风更迭，文人趋于多样，墨迹间文采流溢；清代又是一变，沉闷里也飞出几许思想的亮光，龚自珍、梁启超的奇文是开启新风的；时光流到五四，则完全是新的面影，文学的色调有了现代性的一面，格局很有气象了。此后是日寇入侵、国内战争，古城的文化在挣扎里存活，在灰暗里依然有了动人的艺术。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建立，一洗前尘，一个新的时期开始，知识阶层的状态已在另一个天地间了。
无数次的江山易代，文化自然改色，北京也由此没有一个固定的传统，所谓各领风骚几十年而已。作为生活的摹写者，作家的表达大多是有时代印记的。我们回望六十年来的北京，文学的世界给我们丰富的资料，人物林林总总，各类意象折射的思想的多面性也难以说清。这里牵涉到诸多非文学性的因素，社会变革与文化心理，都纠缠其间。现在了解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北京的人文地图占了半壁江山。重要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思潮，都出现在这里。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和首都的关系如此密切。这大概是文化的模式所决定的，其中的话题已超过了文学的域界，是自然的。
一九四九年的到来，许多文人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文学的使命是旧文人难以承担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知识界开始分化。从旧营垒来的与解放区来的人各自开始了自己的选择。五四传统与延安传统，左翼遗产与苏联诗文，在此重新组合着。北京文人的生活，直接影响着知识界，从这个变迁来看中国的文学史，不失为一个特别的角度。那些文字纠葛着政治生活和民间想象，许多并不成熟的作品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精神介入，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海内外读书人对此的看法多样，臧否不一，那自然因了价值观的不同。我看这六十年间的文学，颇多感慨。较之民国的京派、京味及旧派的小说与诗文，审美的调子完全不同，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其一是作家不再是大学的学者为主，工农兵出身的增多。其二是革命的话语代替了个性主义的话语，思想是从马、列、毛、鲁那里来的。三是一度走向了偏执的路，多样性消失了，汉语进入了一个贫困的领域。四是出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景观，表达理念开始向传统复归，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出现。此间，北京的作家群不断扩大，外来的文人增多，写作的音调多样起来，文坛的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以一个城市的文学面貌来述说历史，面临着对经验的耙梳的困难。国家意识、政党意识、工农兵意识、个体意识都在此间流动。到了网络文学的时代，精神的独语增加，许多规范都打破了。现代主义、后现代的骚动，成了一种新的存在。六十年间，我们目睹了精神的正反合的演变过程，经验与教训、光荣与遗憾，都渗透在精神的调色板里。
北京文学有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符号吗？如果有，那么应当是什么呢？从一座城与一段历史考察文化的流脉，也能嗅出中国历史的气味。帝京的传统过渡到红色革命的语境，再到自上而下的模式下的现代化进程里，这座城市留下的真伪杂存的遗存，仅仅从审美的角度理解，似乎已不得要领。
在老一代文人的尺牍、日记里，我们依稀能够看出朝代更迭之际文化书写的双重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作家，还带着民国的遗绪，那时候一些文人的笔记与词章还有老白话的痕迹。北京文坛出现的是学者之文与作家之文的交织。前者以知堂、俞平伯、吴组缃、废名、冯至、林庚诸人的文章为代表，后者的数量更多，北京与非北京的作家都聚集于此，丁玲、老舍、赵树理、马烽等一批人都在其列。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像叶圣陶、端木蕻良、汪曾祺等便是。那些人对变化的世界是欢迎或支持的，有的开始自我的转变过程。他们丰厚的阅历和学识，使其文章依然具有磁性，读之如沐春风。学者之文中，知堂、俞平伯、浦江清的文字老练冲淡，有厚重的历史感在。他们保留了对母语的眷恋，古文和白话文的优长都能见到。作家之文则尽力向大众化靠拢，文体也越发亲近了。叶圣陶来到北京始终不敢轻易下笔，原因是普通话的表达不够标准，曹禺则开始感到行文的困难，对新的环境不太适应了。倒是老舍的创作，把民俗的美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有了《龙须沟》、《茶馆》那样的新作。不过五十年代的创作很快变得单一化，原因是对五四以来许多传统的清理。胡适批判导致了实验主义传统的终结；胡风批判则让鲁迅传统的个性精神变得模糊化了；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清理，直接导致知识分子书写的受挫，惟有老舍、赵树理的风格还能延续，但也必须从新的角度为之，整个写作的转型已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坛上。
那时候另一类文体还保留着自己的温度，这便是学人文章，比如私人空间中的书话就是。余冠英的考据之文，唐弢、吕叔湘的短章，是儒雅的古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夹着五四的余韵了。这些属于京派的传统，内容趋于革命的意象，而趣味难免有士大夫的痕迹。沈从文开始关注文物，吴组缃到古书里思考问题，徐旭生则跑到考古界去了。他们的写作日趋变得专业，只有小众才有知音。因为文字还没有被世风浸染，民国的智慧还是有的。和他们不同的是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青年，最活跃的是王蒙、刘绍棠、邓友梅、宗璞那一代。这些带着新生活的梦幻的作家，革命的激情和小布尔乔亚的理念都有，不像茅盾、叶圣陶这些人的谨慎，作品有着虎虎的生气。而郭小川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激情，邵燕祥的普希金式的咏叹，深染着新时代的色泽，那么真地闪耀着。从老区走来的赵树理、阮章竞、张志民也写出了自己的心音。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历的李准、秦兆阳，各有新作问世。审美的走向和时代的要求并不都相左。这些人和象牙塔里的作家不同的是，语言多是大众化的，与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迥异。知识分子的话语那时候只能在自我改造的旗帜下完成，大众化与革命化才是正确的方向。讴歌革命是一种时代的任务，而如何面对大众，只能由一些来自解放区的新人来完成了。
这些新人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刘绍棠、浩然都来自乡下，初登文坛时锐气不亚于古都文人。还有一类是思想改造过来的知识青年，杨沫就是一个代表。他们以新的面孔面世，带来的也是新的精神。以刘绍棠、浩然为例，他们有着浓厚的基层经验，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文坛，除了自身的努力外，与前辈作家的扶植也大有关系。前者受惠于孙犁，后者是被叶圣陶所看重。在孙犁、叶圣陶停下脚步的地方，刘绍棠、浩然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其创作的理念是从延安的文学那里过来，便有泥土的气息，与知识分子的趣味则很远了。引人注目的是杨沫的出现，其文本和苏联的文学叙述与延安的文学理念都有关系。小说《青春之歌》乃知识分子革命化的象征，从象牙塔到农村和军营，自己的灵魂被洗刷了。这个具有宗教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起飞的选择，对那些京派和旧式文人来说，都是一个反讽。杨沫把知识分子革命化的话题加以立体化。北京文学因为这些新人的出现，真的与民国的文坛判然有别了。
易代之际的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写作由个体的表达，进入到意识形态的语言秩序。不再是自下而上的任意而来、率性而去的心游，而是有了承担感、使命感，将生命与最高理念的追求相连。聆听那些神圣的召唤，不断否定旧我，与百姓的苦乐为伍。那结果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弱化，业余作者开始在报刊成为主角。北京工会的作家班的出现，农村通讯员与文化馆员的培训，为后来的作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写作的队伍基本被工农兵出身的人所占据。
同时出现的是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民间刊物消失，作家协会与文联成为文人的组织机构，每个作家都有一个隶属单位，而文学出版与批评，都在一个大的机构里有序地进行。了解彼时的创作，只能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北京晚报》等刊物看到。直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个基本模式一直没有变过。这和苏联当年的机制很像，作家协会的风风雨雨，也就是文学的风风雨雨。个体的吟哦和自由的写作，早已成明日黄花了。
满眼看到的都是红色文学，凡不能追赶形势的老作家，多是沉默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跟上时代的脚步才能够进入文坛的核心。老舍、草明、萧军、管桦、雷加、骆宾基等人的写作，有对工农情感的真实地流露，勉强立下脚跟。曹禺努力写出了《明朗的天》、《胆剑篇》，风格与过去已明显不同。连有士大夫遗风的汪曾祺也真的认可新的选择，还改编过一些红色作家的作品。王蒙、邵燕祥的新生活话题，对小布尔乔亚的感情的描摹有所选择，那种决然告别知识分子话语的努力，因为有崇高的信念的召唤，被读者所关注。钟敬文、端木蕻良都谈过思想改造的问题，但他们此后却没有什么新作问世，只是在学问上有所突进，遂挤在文坛边缘地带。
值得深味的是老舍与浩然。一个是从旧营垒来的，一个乃农民的歌者。老舍保存了民国写作的底层意识和京味儿，在自觉的选择里有真的呼唤，还有不少文字问世。浩然的乡村小说，在泥土气里裹着时代的理念，上层建筑与民俗的气息便诗意地纠缠起来。其实他长篇小说最鲜活的人物竟是富裕中农这类形象。那时候的许多作品高大的主人公都不成功，而有生活特色的人物则易被人所记住。《龙须沟》的疯子，《艳阳天》的弯弯绕等在形象上是成功的。革命文学的支流叙述给人的记忆超过主流的话语的表达，曾是那个时代的表达的尴尬。新式的人物现实里殊少，作家只能虚构。旧人物与畸形的人物就在记忆里，写起来得心应手。社会提倡的是新人物的价值，人们也只能靠认知与信念为之，这个美好的愿望在审美上却是一个问题，价值论与审美论简单重叠的时候，艺术的灵光就不幸被遮挡在政治态度里，而非诗意中。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后人不再欣赏这类作品，就因为还不是真的文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在思想的深处是强调革命的正当性，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美学理念则是思想的大众性和党性。自我在社会性的背后，个体生命的价值只能在一个宏大的叙事里才拥有意义。三十年代京派的儒雅被憨厚的百姓的笑取代了，古城曾有的现代主义的痉挛也被置换成古典的歌吟和浪漫的舞蹈。到了“文革”时期，北京文学只成了单调的口号，《金光大道》的理念里跳耀的是政党文化的音符。那时候工农的诗人在放声歌唱，李学鳌《放歌长城岭》的诗句，在读者的印象里成了时代的标志。
指导艺术思想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的各类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部分学说在那时候得以讨论。但古代文学只能限于杜甫少数遗产的研究，刘勰以来的理论几乎被阻挡在当代文化的大门之外。文学理论要有一个传统的连续才能深入，在切断传统文脉的情况下，难度自然可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苏俄的文学还大有市场，到了六十年代，批判苏修，反而域外的参照也缺失了。古代的要退出，五四要退出，外国的要退出，还剩下些什么呢？那结果只有口号与宣传队的舞蹈，真的诗意是寥寥的。
工农兵介入写作，给六七十年代的文风带来不小的冲击。但有趣的是，那些文章多是被老编辑或正在被改造的文人修改后润色才加以发表的。工农的语言其实没有直接进入文学领域，那些表达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载体，生命力有限。工农兵大学生的作品倒是一度红火，以《理想之歌》为代表的心音，成了“文革”理念的标志之一。献身红色理想，为社会主义殉道，精神完全燃烧在先验的冥想中。这些使无数默默无闻的青年所不满，个人哪里去了呢？自我的内觉不需要表述吗？地下写作便开始流行，而那些手抄本的底色基本还是从俄苏文学与法国文学的译本那里来的。苏联小说与近代西方哲学的理念在一些青年那里颇有市场。七十年代的青年不再满足于这些情调的流行，许多人暗自阅读古典哲学与十九世纪的小说、诗文，不久白洋淀派的诗文就把宁静打破了。
也许，七十年代末的那场朦胧诗运动，是改写文学史的开端。食指、北岛、多多、顾城的文字是对郭小川、贺敬之的偏离。心灵的窗户突然向幽深的精神王国打开了。人们发现了精神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语言完全可以是自我的、没有被污染的存在。而且可以切断与八股文化的联系，直接面对上苍与世界。北岛在《回答》里已有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峻急，而顾城的《一代人》则跳着安徒生的诗魂了。以《今天》为代表的新兴刊物，写着一代人的期许。我们在那里又聆听到了戴望舒、穆旦的声音。思想从牢笼里飞出的刹那，天空明亮而迷人。
诗的解放也是哲学的解放。朦胧诗群代表了一群青年对存在的形而上的追问。他们放逐自己，在陌生的王国拷问灵魂，并且猜想着人性进化的可能。这些歌吟没有超出俄国诗歌当年的寓意，和艾青、穆旦比只是略有进化，修养也未必超过前人。重要的是，他们的经验的特别与渴望的特别。在那些诗人的焦虑和紧张的文字间，可以读到更为丰富的存在。历史的多重梦影的叠加，导致了诗风的浑厚与魅力的闪现。
这时候人们从《人民文学》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他从一个善良的女生的行为里看到了教育的死结。不会思想的少年和无知者没有什么区别。“救救孩子”的呼声，不仅是对鲁迅当年主题的呼应，还有对生存环境的追问。不久我们就看到了复归的作家的文本，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宗璞、邵燕祥、邓友梅都以沧桑的面孔出现于文坛，有的文字欢腾而明快，有的哀怨而深沉，相同的是对“左倾”的文学进行各种清算。他们的笔触回到了五十年代初期的状态，辞章里是苦楚的流泻与梦想的复燃。不是靠尼采式的独白而诱人，而是从生活的碎片里暗示价值的复归。“右派”的作家在精神深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刘绍棠就干脆说，自己的冤枉乃自家的事情，内心还不失赤子之情。王蒙在《布礼》流露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激情，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则哀怨里分明有刚烈的信念了。八十年代我们听到了无数的哭诉，但也未必都是灰色的绝望，灰暗的屋檐下也有灿烂的朗照。那个“文艺复兴”的时期，是健康的梦幻的游动，中国人蕴含了许久的被压抑的爱欲，终于神气地喷发了。
在整个复苏时期的文学喧哗里，回归五四的声音异常响亮。重新解释鲁迅，回望胡适的遗产，宽容地对待旧派小说，在一些文人的作品里都可以感受到。李何林、楼适夷、聂绀弩等老一辈最早谈起类似的话题，一些小说家也在自己的文本里呼应了这个传统。宗璞在《三生石》里的意象，未尝没有京派的悠远之音，而苦涩的低语，则分明是五四初期小说的感伤了。文学批评界对此尤为注意，在《文学评论》、《北京文学》的一些文章里，能够感到对遗失的五四之音的追忆。邵燕祥、牧惠、刘征等人的杂文，是“鲁迅风”的再现，内涵与表现力都和过去大不相同，对五四的认同，在中青年那里是普遍的。
此刻我们还看到了对儒家旧梦的追怀，道家、佛教、基督教的话语方式也相应出现。季羡林、启功、金克木的随笔探究着存在与彼岸的问题。汪曾祺就直接说自己是儒家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的不同知识结构下的表述，使无数作家意识到学理的重要和思想的重要，当“寻根文学”出来后，一些青年作家如郑万隆等便改变了文风，开始与历史的幽魂对话了。
但是一切并不是在宁静中进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梦幻般的艺术涂抹，其实是伴随着精神的角斗。那时候关于主体性的争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论辩，关于五四传统与儒家信念的交锋，在一些作品里都留下了痕迹。最先活跃空气的是那些老一代的作家。冰心、萧乾、胡风、丁玲、萧军、艾青都以自己感性的张力消解着泛意识形态的话语，朱光潜、李泽厚、王朝闻的美学文章，把人们的语态从功利的层面移走，有了纯净的冷思。北京作家与学者热点的话题不仅仅是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而且要回到五四，甚至更远的周秦汉唐的语境。把遗失的智慧打捞出来，重建文明成了一种新的期待。这大概就是有学者所说的新一次的文学的“复古”，精神的舞台突然开阔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存在主义出现了，甚至重新审视海德格尔与周作人。鲁迅不再仅仅是个革命者，还是“历史的中间物”。除了五四时期外，文学与学术间很少亲密接触，使王蒙这样的归来者不禁感叹作家的学者化的重要。而在端木蕻良、汪曾祺的小说与随笔中的学人式的风采，一时无人过之。卞之琳、杨绛、舒芜的文字对文风的影响在那时候也是能够看出来的。
那些语境的交织也产生了无数的缝隙，于是有了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赵大年的复出，涌现了张洁、凌力、霍达、陈建功、张承志、史铁生、刘恒等活跃的新人。汪曾祺激活了京派的流脉，我们在他那里读到了沈从文、废名的声音，也有蒲松龄的笔意。张洁的清秀与冷峻自成一路，风骨中的爱欲是高洁傲世的，其文字为多年来的女子所罕有。陈建功延续了老舍的京味文学，文笔老到的背后有阅世的机智。刘恒最初的作品是鲁迅式的悖论，在暗夜里的挣扎给人久远的刺激。而张承志则唱出《北方的河》的妙曲，在日趋沉默灰色的地段有了辉煌大气的咏叹。从陕西回来的史铁生的系列小说开启了知青叙述的另一模式，待到《我与地坛》问世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进入玄学的高地了。八十年代后的作家各有所得，目光有别。承载着民族命运的书写与个人主义的内省相得益彰。这些人的文字在试验中不乏历史的沧桑，而我们在深处却可以瞭望到伟岸的一隅。那是一个智性喷发的时代，五四以来形成的传统，集中地在人们的内心闪烁出来了。
新旧之变的过程，有了与传统对话的机会。小说文体的试验也能够在一些作品里看到。阿城的《棋王》的叙述口吻，有着古小说的文才，道家神异之色暗中闪烁，让人感动的不都是人物命运，还有叙述者的眼界。宗璞《南渡记》的儒家温润之风，有东方旧梦里的朗照，学识的深度与历史的预言，在诗意里盘旋着。端木蕻良的历史小说《曹雪芹》几乎没有现代语言的风格，他从世俗社会退到书斋，以智者的巧思，直对宿命的存在，在文本上绝不亚于写过了《李自成》的姚雪垠。在所有的小说家中，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可谓清风白水般的美丽，较之他的老师沈从文，多了一种文体的美和儒家梦幻的美。我们看这些人的作品时，就能感到，那时候的作家的探索，与五四那代人的气脉是衔接的，中断的链条终于得以新的连接。
回忆复苏时期的文学，对文人写作刺激较大的还有现代主义的小说与诗歌。刘索拉的《无主题变奏》催生了前卫派的作品。海子、西川等人的感受已经和同代人相距甚远了。但那些精英的线条与声音还在小小的圈子里，当王朔登上舞台的时候，大众文化在北京开始获得一席之地。他从军队大院的文化与市井的文化里获得了灵感，“躲避崇高”的世俗眼光捕捉了鲜活的意象。王朔把嬉皮士与流浪者的智慧趣味化，很快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他的叙述语言是富有才华的，老舍后的北京话经由他的润色而有了新的魅力。
北京作家群一直在扩大着，后来莫言、刘庆邦、刘震云、阎连科聚集在北京，加大了这支队伍的分量。这些人支撑着纯文学的空间，过士行、格非、李洱、徐小斌、毕淑敏、李大卫、徐坤、曾哲都贡献了自己的特别的作品。儿童文学界的郑渊洁、曹文轩、金波、马光复等苦苦摸索出自己的路，而杨鹏等人的科幻小说也有了生长的空间。在报告文学的领域，陈祖芬等人的文章一直被读者关注。时代性与文学性的交融，留下了诸多的岁月的痕迹。
在一些探索性作家的选择里，艺术的形式一直纠缠着人们。林斤澜始终在试练着小说的空间的转换，张洁、徐小斌的笔法有新奇的地方。刘恒很少重复自己，从《虚证》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语体转变之大，仿佛是两个人。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在精致中有大的哀凉，惊心动魄的笔触时常闪现着。不断有人加入到摸索之中，格非、李洱的长篇作品，凸凹、宁肯的著述，都在希望走新奇之路。他们的试验和八十年代的书写已经不同，历史感似乎更为凝重了。
先锋性与探索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北京文学》、《十月》最早推出来王蒙、张洁等人富有新意的文本，李陀、余华的作品也得到展示。而张承志、史铁生远离流俗的表现手段，在新时期都是举足轻重的。林斤澜、苏叔阳的创新笔调和汪曾祺的飘逸之文，都在文学史中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在八十年代，北京作家各领风骚，刘绍棠的运河之风习习，中杰英沧桑而旷远，刘锦云在乡土里找到智慧，谌容在苦涩里流出了哲思……
这是一个多产的季节。我们可以数出无数曾被人注意的小说：《曹雪芹》、《活动变人形》、《少年天子》、《沉重的翅膀》、《穆斯林的葬礼》、《心灵史》、《苍河白日梦》、《生死疲劳》、《受活》、《红煤》、《故乡面与花朵》……从民国作家到“八○后”作家，队伍是复杂的。他们或者依傍鲁迅的传统，或者师承老舍、沈从文，有的则是俄国文学的精神的转换。在作家群中，王小波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的《黄金世界》、《青铜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笔意完全不同于他人，审美的走向也是独立新意的。五四以来，似乎没有过他这样的存在。这是六十年间北京最奇异的作家。我们在他那里读到了拉伯雷的狂欢、卡尔维诺的智慧及尤瑟纳尔的厚度。不再是悲剧的渲染和自恋的咏叹，而是在黑色幽默里建立起罗素式的机敏的话语方式。这个独立于文坛的作家对青年的影响一直延续着，以至成为近些年北京文学值得骄傲的遗存。
语言的自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家的一种追求。这些集中体现在散文随笔之中。在北京作家群里，散文的队伍庞大，流派亦多，对国内的作家有深切的影响。散文一直有京派传统和左翼文化的传统，后来加之工农兵的写作，各类书籍是丰富的。
五十年代的散文还残存着旧京派痕迹，知堂、废名偶有新作问世，不失美意。冰心的文章到了新中国已不像以往那么惆怅，明丽的一面增多，遂有了亮色。但不久是刘白羽、杨朔文体的流行，士大夫与小布尔乔亚的吟哦便消失了。
改变散文的沉闷现状是在八十年代之后。汪曾祺、张中行、杨绛、韩少华、张承志、史铁生、林斤澜各有妙意，笔意多姿。他们或得之学理的要义，或因袭小说家的智慧，随意谈吐之间，有神思飘来，便把内闭的幽思召唤出来，另有深意了。汪曾祺取明清小品之雅趣，张中行含知堂之味，杨绛则有英国式的冷峻，便有了清俊之美。至于张承志或得鲁迅的品位，或有司马迁的苦思，而史铁生和神学家的冥想庶几近之。
学者之文的复苏是激活写作的一个原因。除了张中行外，季羡林、启功、舒芜、徐梵澄、杨绛等都在一些领域为人注目。他们和作家之文的区别在于，把述学的文字艺术化，成了一种“美文”。这些人或得之域外随笔的要义，或有明末“公安派”的遗绪，显得比作家之文有书卷气和杂学的品位。但也因为学理的艰涩，反倒不被青年看重，倒是作家之文得到了更开阔的空间。
大致说，北京的作家之文，有汪曾祺代表的散淡派和林斤澜代表的苦思派。前者是明清士大夫遗风的一种，也夹杂了京派的韵致，有学养的厚重。而林斤澜的散文则惶兮惚兮，和鲁迅、尼采的哲思相接了。这两个路径，虽然未必能够显示出整体风貌，但在总体路向上，大致不错。汪曾祺复活了张岱、沈从文以来的笔触，明清文人的洒脱和三十年代北京文人的儒雅，都能在其文字里找到。林斤澜则坚守鲁迅的复杂的体验，在无序的、灰色的王国拷问人的灵魂。他和汪曾祺都注意母语的试验，但因为缺乏汪氏的国学修炼，也失之简单，影响似乎不及前者。
汪曾祺与林斤澜的分合之间，其实是知堂传统与鲁迅传统的分合。更进一步说，也是京派文人所说言志派传统和载道派传统的分合。北京文学界许多人的写作与学术史的话题很远，但这两个人的文字却纠缠着审美中的难题。在他们的身后，文章之道还在这样的难题里。只是青年一代的兴奋点转移到另外的语境里罢了。
九十年代后，新的散文家登场。苇岸、韩小蕙、李辉、彭程、止庵、祝勇、靳飞、凸凹、周晓枫、杨小洲、孔庆东等，在气韵上明显别于前辈。到了网络时代，无数新人出现，杂文与小品都有不凡之作，文坛的格局也随之改变。看网络上的博客之文，风格的多元已经不是传统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变化的时代变化的文学，会有什么格局出现，还难以预测。
六十年间的时光，可总结的远不止这些。因为视野的限制，许多作家还没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遗漏一定是很多的。但我们从这些变迁里可以得到诸多启示，那就是文学的功能和流向，是生活之河泛起的波纹，有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文化是自下而上发展的，潜能是地底的岩浆，随时可以喷发。未来的不可限量的空间也引发人们的期待：更杰出的人物何时出现？
北京文学始终没有中断的是京味儿的存在，故都的绝响偶在负暄之中流出，每每有沧桑之美。而京派的古雅与从容，在学者散文与小说里隐伏，给人幽远丰润的感怀。民国间京味儿与京派各不相干，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彼此却合流了。这是五十年代以来读书人平民化的结果。汪曾祺、张中行以布衣之躯写性灵文章的选择，把汉语的纬度拓展了。书斋气的敦厚与市井的素朴气幻化出诸多妙意，是这个城市精神高度的写意。不该忘记的还有聂绀弩、杨宪益、启功、邵燕祥、黄苗子的旧体诗，那些抒怀超过了晚清的同光体，非士大夫的幽默与机智，让文人的生活多了几许悟道的乐趣。北京的厚重与古老，与这类写作群落的存在大有关系。
北京是帝都，少不了官的传统和道学的传统。但自从有了鲁迅、老舍这样的人物，就把帝都的皇家气稀释了许多。自然，后来的文化一直还缠绕着这些精神常青藤，而真的有生命力的作品，都是来自民间的土壤的。市井里的风吹雨落，普通人的灯下夜歌，至今还让我们久久感怀。最让人难忘的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大文章，常常改写文学的地图，有新的韵致的飘洒，王小波、王朔都是这样。章诒和、徐晓的回忆文字，下笔千钧，颠覆了历史的叙述。在皇家高墙外的广大世界，才能见生活的本意。而那些奇思妙想，也多从那里来。
重要的是一批独立的思想者的存在，使文学的对话总能在历史与民族国家的框架往来进行。那些思想者的思考，对作家的写作潜在的影响，不可小视。他们不断与官僚主义话语对峙着，抗拒着八股调和时文里的滥调。北京文学界不乏低俗、无聊和泛起的奴性沉渣，但一面也总有抵抗的声音出现。王小波、邵燕祥的文字是与流行色无关的，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交织，乃文坛的一道奇观。许多人加入了这样的批判流俗的行列，这些人有学院派的，也有民间的。彼此虽然不同，在对艺术的生产的刺激上，却都有自己的功能。这里我们不能不面对批评界，那个本应有生气的群落，其实并不如人意。早期周扬的官样文本，及后来的一些时髦批评，在力度上未必及于文学的文本。北京批评家与海派批评家的不同是有历史感及政治的敏感性，但也因宏大叙述过多，反而不及海派的纤细，空泛一多，便也和官腔一样，殊乏内蕴。关于批评的总结的话题，也真的不少。
许多自由撰稿人和网络写手集聚在京城，各种流派的作品开始在此涌现。我们从北京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十月》等园地，总能听到新人的声音。在大的北京舞台上，多样的气氛下，各类风格并存，流派也相应出现。相对来说，浮躁的写作也夹杂其间，速朽的文章比比皆是。但也不能遮掩那些创造性的文字的光泽。这些真伪并存的群落，将孕育着诸种可能。我们对其还不能小视。
曾有学者说北京有胡气，是蒙古文化、满族文化、汉文明的融会，那是不错的。当代的北京已经有全球化的投影，时髦的存在和故国文明，都能在一个广场上闪现。邱华栋的城市小说，毕淑敏的心理分析作品，西川的都市诗句，比当年的海派文学，现代感不弱几分，与叶广芩的怀旧小说的泪光比，现代性的霓虹灯有着幽幻的美丽。北京真的“大而深”，世界各地的风景在北京诗人的笔下都能够看到，当代文学中的拉丁美洲情怀，日本语境和欧洲参照都有。传统的表达因为外来文字的冲击，已经和民国时代的语言逻辑有了不小的反差。
不妨说，这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一个特写。现在一个大的北京的概念已经出现。故都层面的那个城市已经淹没到高楼和城铁的节奏里。面对这样的现代气浪，还会有老舍的胡同的哨声、萧乾的城边的风筝吗？还会有鲁迅的会馆里的朦胧的油灯，及林徽因老房子中的诗歌沙龙吗？北京的文学因了这样的传统，有了可以夸耀的过去。现在的作家身上，还印有那些美妙的记忆。有记忆，便不会迷失，知道今天的路，哪些是曲的，哪些是直的，那么未来的选择，也许会自有宽度，是另一个样子的。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标签：文学论文; 汪曾祺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老舍论文; 林斤澜论文; 刘绍棠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