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1]200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货紧缩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货紧缩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归纳，总结了这些思想的理论特点。本文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以及中国通货紧缩所具有的特征，分六个专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货紧缩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论述。在1999年下半年形成“中国已经存在通货紧缩”这一基本共识之前，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什么是通货紧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叁类观点进行了重点论述。而伴随着通货紧缩的定义之争，必然是对通货紧缩判断标准的争鸣，因为通货紧缩的标准问题是关系到对通货紧缩状况判断的依据。本文主要介绍了易纲等人在通货紧缩的判断标准上所持的观点。本文也对通货紧缩的利弊和经济效应的讨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且对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1999年以后经济学界关注和讨论问题，主要包括通货紧缩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理通货紧缩的问题。由于通货紧缩的治理问题是经济学界争论最激烈，也是最充分的专题，因此，笔者着重进行了论述，不但对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且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的每一个专题, 都如实地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历史。同时将通货紧缩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同当时的经济情况结合起来,较好地把握通货紧缩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和缘由。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货紧缩思想进行了再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货紧缩思想体系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理论特征：发展的阶段性、发展的逻辑性与客观性、发展的借鉴性以及发展的继续探索性。但毕竟中国通货紧缩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和金融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的历史比较短，因此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理论缺陷：如部分思想不符合中国国情，对通货紧缩经济现象的国际化以及对通货紧缩思想本身研究不够，等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通货紧缩思想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贾庆军[2]200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文中指出本课题围绕制度创新这条主线,从思想史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演变轨迹。本课题的研究注重了对理论和文献的挖掘,涉及了一百多位学者的文章和着作。既评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思想观点,也整理了当时对一些热点问题的探讨。随着改革的进展,一些观点已被尘封,许多分歧也已化解于无形之中,然而正是这些的思想火花推动了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进步。在研究中本课题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显示了制度变迁对中国货币政策理论日臻成熟的重要影响。 为了使整个课题更具系统性,在研究中将有关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分成了八个专题,前叁个专题分别研究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第四个专题则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供求机制的演变,为后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第五和第六个专题分别介绍和评述了通货膨胀理论和通货紧缩理论,揭示了中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中经验积累的历程。第七个专题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变及相关理论。第八个专题探讨了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总结了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的机制与相互关系。
刘艳武[3]2004年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与选择》文中提出自从1984年中国确立中央银行体制以后，伴随着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财政政策的作用弱化，货币政策逐步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中国改革开放后20多年货币政策的实践中，货币政策的运用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使人们对货币政策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当前，国内货币政策实践已经为系统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的新动向，加之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和研究空间，进而促成了本文的选题。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运用各种工具通过货币存量调节总需求、进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解的一种手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是考察货币供应量作为能动的政策变量，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能否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通常的度量标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特别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否引起实际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的变动。中国货币政策在建国前就已经存在。笔者将中国货币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前30年（1948——1978）和改革开放后（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和财政手段，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货币政策目标是发展经济、稳定物价。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物价问题只有突出时才引起重视。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并不明显，信贷现金计划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以后，货币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也逐渐增强。1984年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建立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推进货币政策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经历了从“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到“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变，中介目标经历了从贷款规模到货币供应量的转变，操作目标经历了从贷款规模到基础货币的转变，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政策工具经历了从直接工具到间接工具的转变。在对中国建国以来货币政策实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展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笔者给出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框架，指出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WP=162>基本可以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理论层次研究了货币需求和供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联系，即货币供给变化能否导致实际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变化的问题；实践层次研究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与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联系，即中央银行应当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正确预测货币需求函数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关键。在对货币需求理论和实证方法进行回顾的基础之上，笔者构造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当前中国货币需求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环境和货币政策在80年代和90年代显着不同，据此货币需求也可能存在阶段性的显着变化。国内现有对货币需求的研究大多基于单一数据期间，并由此求出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得到中国货币需求稳定与否的结论。而本文则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货币需求函数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3和1994—2004年上半年)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M1、M2实际余额与收入、利率、通货膨胀预期、货币化程度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第一阶段M1和M2的短期动态方程比较稳定，而第二阶段M1和M2的短期动态方程的稳定性较差。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这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不易预测，这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难度。虽然在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并不是中介目标的最合适变量，但在没有其他合适的中介目标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M1比M2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后，笔者探讨了货币供给内生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考察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可控性。笔者利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M1的内生性较弱，其作为中介目标时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好；而M2的内生性较强，将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目标。接下来，笔者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几方面分析了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在最终目标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的发展历史表明，最终目标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个主要问题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目标演变表明最终目标实质是反通货膨胀。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一定程度的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这表明，“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在理论上和中国当前和未来实践中是合理和科学的。在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方面，笔者分析了货币政策中介、操作目标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联系，介绍西方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选择，并分析了
周继燕[4]2016年在《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经济增长大多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发生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对通货膨胀给予更大关注,研究通货紧缩者甚少。然而,相对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通常更加难以应付,因为通货紧缩一旦发生,带来的便是旷日持久的灾难。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还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今又一次处于通货紧缩的泥沼之中,抑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建国以来发生的首轮通货紧缩,无不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继成功预言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夕再次预言,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提到:"21世纪将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萧条经济学将重返历史舞台。"这究竟危言耸听还是会一语成谶?不得不令人反思,通货紧缩是否再度来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货紧缩呼声再次高起,为防止经济衰退,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试图力挽狂澜,助推了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随后,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持续走弱,CPI增速在2012年7月低于2%的水平,并于2014年8月开始正式跌入" 1"时代,PPI自2012年3月份开始呈现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末,PPI已连续46个月负增长,同时,GDP跌破7%的目标,实现6.9%的增长速度。由此,再度引发关于当前中国是否面临通货紧缩风险的争论。然而,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不同,此轮通货紧缩风险是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时期发生的。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是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口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根据人均GDP这一指标衡量,中国已在2010年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此外,在200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比重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总抚养比也于2010年开始上升。长期以来,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式微,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经济增速放缓。如果说经济增长减速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通货紧缩风险则是新常态下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本文认为当前通货紧缩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来自供给侧的结构冲击,如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度负债导致的债务-通货紧缩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首先对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进行了阐述,并通过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物价水平变动趋势,对中国是否发生通货紧缩进行初步判定。其次,从通货紧缩风险形成的直接原因出发,分别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性研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再次,在对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寻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最后,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叁个维度,提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本文分为七个部分,主要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罗列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理论探源和文献述评。对马克思的通货紧缩思想、供需失衡论、货币供给收缩论、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论等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主要从通货紧缩本质和成因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叁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和初步诊断。从理论上对通货紧缩的界定范畴、判断标准、衡量指标进行分析,详细阐述由物价水平下降、货币供给不足和经济持续衰退叁者分别或共同决定的单要素论、双要素论和叁要素论。在此基础上,具体剖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着重分析物价水平、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叁个经济层面的趋势和特点,厘清叁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当前中国通货紧缩形势做出初步判定。第四部分为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实证分析。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四个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进行定性分析。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性因素及其他控制变量,得到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建立叁机制门槛回归模型,以通货膨胀率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期间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分为通货紧缩、低通货膨胀和高通货膨胀叁个阶段,从而得到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第五部分为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与经验借鉴。回顾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通货紧缩的时代背景、形成原因及经济影响,对比分析美国、日本通货紧缩的特点及治理经验,并探索其对中国的启示。第六部分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在总结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引发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结构性因素的冲击,提出实施结构化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以及多种政策的科学合理搭配策略,以有效应对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展望。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李娜[5]2010年在《有关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和趋势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通货膨胀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现象,通货膨胀研究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作为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宏观指标之一,通货膨胀的变化和走势对于判断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和分析通货膨胀的趋势和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含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几次大的通货膨胀,接下来又进入了较长时期的通货紧缩,宏观调控也经历了从抑制通货膨胀到缓解通货紧缩,从调控内部均衡到内外均衡兼顾的各个阶段。根据中国宏观调控的几个周期来划分,大致来讲可以将我国的通货膨胀的历史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84年到1992年时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城市以后通货膨胀高涨的时期；1993年到1997年是治理通货膨胀取得初步成效的时期；1998年到2002年是从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治理通货紧缩的时期；2003年以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新一轮通货膨胀开始显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宏观经济中通货膨胀现象频繁出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1984年至1996年的12年间,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涨了2.6倍,年均上涨8.2%,其中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高峰期的年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8.8%(1988)和24.1%(1994),对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严重影响到改革开放的进程,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自2002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负转正后,到2005年6月,已连续30各月处于上升状态,据有关报道和实证分析,尽管2008年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但中国的物价并未因此而下降,2010上半年的物价形势也并不乐观。因此分析和研究通货膨胀的冲击原因及过程,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的趋势对于有效抑制和防范通货膨胀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大量国内外文献阅读的基础之上。作者阅读了大量有关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规则和通货膨胀压力等方面的国内外文献,涉猎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前沿,并对一些与本文研究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严谨的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证明。本文构建了符合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宏观经济模型,并辅之以严谨的数学推导和逻辑证明；研究方法比较规范。历史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本文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宏观调控的历史做了较为详实的描述,对通货膨胀历史上的表现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本文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抽象演算和推导,还对中国的实际货币政策运行效果进行了反省,并对一些热点争议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本文首先介绍了目前分析和测量通货膨胀趋势的叁种方法：货币流通速度法、P-star方法和新的测量通货膨胀压力的方法,并比较了不同方法的优劣。其次,利用中国的宏观月度数据建立了一个新凯恩斯模型,并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测量通货膨胀压力的方法计算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文章发现：(1)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2)在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一直存在紧缩的趋势。2003年以后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逐步上升,但大部分依然为负值。(3)根据通货膨胀压力指标可以初步推断,2003年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内生性的。
李景曈[6]2009年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以至于今天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无一例外的都与两种经济现象有关: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是经济生活中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现象,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联系就在于特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这种状态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出现在生产领域危及实体经济的发展,它的出现在分配领域进行了一次不公平的物质利益转移,它的出现会使人们投资、消费的心理预期变得萎靡不振,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影响到国家的金融稳定和安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先后出现了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而且在90年代末期遇到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的困扰。本世纪在我国经济即将走出通货紧缩的困扰之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又出乎意料的出现持续不断的攀升,并于2007年突破被认为是“严重通胀”标志的5%大关,创出了1997年2月以来的10年新高,阔别中国10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再次卷土重来,不期而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我国金融稳定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关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揭示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原因,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已经成为我国理论和实践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要求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理论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本文从科学界定、阐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涵义和相关理论入手,以“转换”为核心,揭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一般规律,探究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转换的过程和特点,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转换的原因,提出维护我国金融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措施。全部内容共分五章:第一章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的考察。界定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概念,阐述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相关理论。第二章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一般轨迹、基本特征及差异的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发生的一般轨迹: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转换和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转换,探究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的一般特征和差异性。第叁章是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过程及特点。阐述了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过程,通过分析每一个转换过程的表现,揭示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的特点。第四章是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原因分析。阐述了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是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过度背离及其反向运动,市场体制不完善,宏观调控失当,国际经济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第五章是我国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对策。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科学发展,为防止“相互转换”奠定所需的客观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与机制,为防止“相互转换”提供体制保障;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为防范“相互转换”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撑;实现内外经济平衡发展,为防范“相互转换”创造所需的外部条件。
刘达禹[7]2016年在《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文中研究说明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货币政策和规则型(Rule)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手段。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解读与判断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应急性调整措施。然而,由于名义利率的相机抉择调整不具有系统性,因此,其将大幅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与公信力,这会导致公众无法形成连续稳定的政策预期,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相比而言,规则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预先设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机制,并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按照事先设定的政策机制进行名义利率调整。此时,这种政策承诺机制将对公众预期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对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使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增强,进而实现通过小幅调整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经济参与者识别货币当局政策操作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有助于货币当局增强其政策操作的透明性与公信力,继而改善其政策调控效果,并最终实现控制通胀水平、降低产出波动和维系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目的。实际上,有关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接连的降准降息操作以及货币数量论失效等观点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二者间的关联机制与勾稽关系。此外,自美联储与欧洲央行陆续开始实施“零利率下界”与“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一场新型的货币主义革命也已开始在全球上演,有限的汇率波动与无限的信用扩张之间势必会累积结构性矛盾,并终将通过影响产出、通胀与资产价格等方式改变一国的货币供给与利率调控。有鉴于此,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并按照“问题的提出→事实的描述→理论的推演→理论的检验→理论的拓展→理论的模拟→现实的总结”这样的逻辑架构展开了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部分结论:本文的第一章系统地给出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概念,并详细地介绍了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按照“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经典研究→现代衰退周期的出现及二者间的新型作用机制→中国典型经济波动阶段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这种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脉络系统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经典文献,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中,笔者则是系统地对比了现阶段与1996年经济“软着陆”时期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并对本轮经济周期的持续期进行了估计,同时测算了在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下,来自世界经济的外生冲击对我国总产出增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十二五”后期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将形成新一轮“软着陆”,并且本轮经济“软着陆”的平面将明显低于上次,此外,本轮“软着陆”后的持续期将显着延长,这将直接影响“十叁五”期间的发展格局。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全文研究开始步入其核心部分。第叁章中,笔者采用TVP-VAR模型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内来自世界经济增速变动的外生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增速的影响,并对1996年以来名义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与信贷供给变动在熨平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与检验,结果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仍把工作重心着力于自身发展。而就货币政策调控的异质性特征而言:现阶段采取改变广义货币供给的方式熨平经济波动将会面临远期福利成本约束,而适度的名义利率调整和信贷供给先行则是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第四章至第五章主要是系统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计量检验。其中,第四章是货币政策成本专题研究,本章在中央银行线性福利损失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指数项,并对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的非对称性特征和惰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和识别。随后采用基于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TVP-S-VAR模型刻画了名义利率对不同质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结果发现:中央银行在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调控力度将显着增强,而就“新常态”时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定向着力”的货币政策调控方针,从而为经济增速托底,也为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和改革留出必要时间。第五章则是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国际对比,本章对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大缓和”、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多重门限效应检验,发现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偏好。其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两国货币当局的名义利率调整均具有规避通货膨胀偏好,而当经济处于紧缩期时,其货币政策操作则会向产出缺口倾斜。随后,为进一步识别“现代衰退”时期美联储名义利率调整对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性,本章采用LT-TVP-VAR模型对新凯恩斯框架下的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在应对本次“现代衰退”冲击的过程中,仅通过名义利率调整已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扩张作用。若想有效抑制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还需要前瞻指引、扭曲操作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从而提振经济活力,以期拉动经济增长。第六章伊始至第七章截止则进入了本文的理论模拟环节,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针对当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六章中,笔者构建了包含资产价格及市场异质交易者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随后利用校验分析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货币当局根据资产价格错位采取的应急反应是其在无法实时监测证券市场运行状况时的次优选择。此外,相比于对资产价格错位进行事后干预的利率规则,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不但不会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并且还会促使经济系统达到兼具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预期均衡。因此,货币当局应高度注重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指引作用,从而为公众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并确保其政策操作的有效性。第七章则是在第六章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本章首先对经典的“托宾Q”理论进行修正,将资产的基础价值与投机价值进行分离,继而将含有资产基础价值的前瞻性利率规则纳入至DSGE分析框架,随后对这一问题展开必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利率调整能够有效促进资产价值修复进而拉动实体经济复苏;而近期我国呈现出资本市场活跃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错配;此外,我们仍不应忽视资产价格巨幅波动给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使用上,货币当局应高度重视事前的政策疏导,以防投资者对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进行过度解读,从而在发挥货币政策良性指引功能的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第八章是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章节,笔者以TVP-FA-VAR模型和能够代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指标为基础,详细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总结与诠释,结果发现:无论是价格调整亦或是货币供给变动都会对产出波动产生明显的平抑作用,其中产出对价格调整的反应更为直接,并且收敛较快,而广义货币调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其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具体项目的增减变动,因此其已不宜作为监测指标来测度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陈端计[8]2003年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供给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面对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问题，理论界的经典解释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这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主流派观点。与之相适应，自1998年10月以来，单向强调需求的扩大内需政策则一直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主旋律。然而，在内需不足的病因诊断及启动途径上，国内理论界、实践部门及决策层却一直有歧议，而且实践效果至今仍不理想，就业压力大。为此，本论文从“有效供给”入手，在供给与需求的相互结合或互动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及其对策取向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求得对上述问题的另一种解答。 一．选题意义 供求之争是经济学说史上一个既古老而崭新的永恒课题。为求解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问题，西方经济理论的经典解释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由于该理论一系列的暗含假设前提尤其是供给固定且完善无缺假设在现实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不具备，从而既无助于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解决(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发生，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失灵)，更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更需重视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立有效供给理论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需求决定论自身固有的弱点决定了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运用势必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供给学派虽从市场另一侧面揭示了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实质，并提出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但由于它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局限性也决定了它不足以回答、解释、解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供给问题。因此，理性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的市场供求理论应当有条件地超越或摒弃西方国家“问题导向”研究过程中的厚此薄彼，而专注于供求双方的交互作用。 在国内，理论界的主流派观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要不足理论。而单向强调需求的扩大内需政策则是我国中央政府决策层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政策基调或主旋律，且至今实践效果仍不理想。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过剩运行是一个综合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片面强调需求边，或侧重供给边，均有失偏颇。而且至今国内、外尚未形成系统的现代有效供给理论体系，尤其是尚未形成能有效解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供给理论。从总体上讲，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至今仍未充分被挖掘和被重视。因此，立足我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借鉴理论界的已有探索，构建既能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给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又能解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供给理论体系，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在论题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始终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即注重研究特色。理论研究部分以理论分析和推理分析为主；政策研究部分则以实证分析、历史分析及比较分析相结合。具体说来，在分析中:(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既努力吸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又重视研究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发展性，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前人的理论成果;〔二)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叁)坚持可比性与独立性相结合。既重视借鉴国际经验，又着重研究我国经济实践，从而使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四)坚持一般分析与重点分析相协调。一方面在一般分析中，坚持系统分析法。另一方面，又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重视重点分析;(五)坚持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联系。即在理论研究中既重视理论分析的特色，又注意对具体可操作性的内容的分析，以沟通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此外，还坚持宏观层面分析与微观层面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等。 叁.研究结论与创新 概括起来，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一些方面:其一，对马克思的散见于他的许多经济着作中的丰富的有效供给思想进行了挖掘、提炼和归纳，并对我国供给理论构建的启迪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剖析，从而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二，对有效供给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有效供给就是指供给能够出清、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能够得以充分考虑、政府的政策法规能够得到很好贯彻的包括产品与劳务供给、要素供给及供给效率在内的叁位一体或全方位互动的可持续型供给，从而认为有效供给即为可持续型供给:其叁，提出有效供给创造需求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规律的观点;其四，中国目前的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只是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则是供给被动，即有效供给不足;其五，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是一种隐性短缺与显性短缺并存的二元短缺型经济;其六，中国目前经济过剩运行的真正根源是:我国“市场主体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客体有效供给不足—市场载体有效发育不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作用所构成的一个低质态的、低效率的叁位一体式市场运转体系;其七，针对中国转型期信用缺失日益严峻的局面，提?
阎虎勤[9]2008年在《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我国1952—2007年期间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周期性循环运动规律,提出我国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政策建议。第一,本文在传统“产出一物价”型Phillips曲线长期模型中,加入了表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乘积效应的交叉乘积项,建立了表现二者之间长期关系的有理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的交叉乘积项对于模型稳定性和误差都有显着影响;在以经济增长率为横轴、以通胀率为纵轴、以有理函数的两条渐近线交点为原点所构成的坐标系下,四个象限就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四种状态;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运动规律具有在四象限之间逆时针周期性循环运动的特征。第二,本文采用ARDL、VAR、VECM模型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因果性、结构性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在1979年以后,不论短期还是长期,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都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短期中,二者之间的长期不均衡会同时互相做出调整;长期内,二者的滞后一、二期对当期具有显着影响。而根据1978年以前数据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1979年以后的结论正好相反。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第叁,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与通胀的波动性以及波动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发现:与1978年以前相比,1979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经济增长平稳性增强,经济波动的财富损失较小,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波动周期之间具有很高程度的同步性。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价格指数大大提高,所以通货膨胀税也大幅提高。第四,本文分析发现:为了保持我国宏观经济在低通胀(3%)下快速运行,我国整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控制在7%—10.6%范围以内。
肖炎舜[10]2017年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认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叁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叁者关系等“叁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叁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货紧缩思想研究[D]. 王浩. 复旦大学. 2003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D]. 贾庆军. 复旦大学. 2004
[3].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与选择[D]. 刘艳武. 吉林大学. 2004
[4]. 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D]. 周继燕.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5]. 有关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和趋势的研究[D]. 李娜.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6].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研究[D]. 李景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7].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D]. 刘达禹. 吉林大学. 2016
[8]. 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供给问题研究[D]. 陈端计. 厦门大学. 2003
[9].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 阎虎勤. 厦门大学. 2008
[10]. 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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