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学者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文化的更新需要重新检讨历史，并从历史中发掘民族文化更新发展所赖以实现的根据，然而，旧史学难以承担这一任务，人们呼唤新史学的出现。因此，在思想文化新旧转变的同时，史学也经历着由旧向新的嬗变，并形成了一股新的史学思潮。而在史学的这一新旧转变过程中，学者们对史学功能的重新认识，则对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本文试从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重新认识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一、重新认识史学功能的缘起
史学功能是史学的效能和作用，是史学家的治史目的通过史学成果作用于社会的一种功效，它体现了史学的价值所在，只要史学存在，它势必要通过其功能的发挥与社会现实发生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史学的发展取决于它的功能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史学功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时，史学也就发展。反之，如果史学功能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那么史学也就相对停滞。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史学功能，对史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史学功能的转换需要史家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挖掘才能完成。然而，史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阐发受到史家认识能力和社会变迁、时代进步两个方面的影响。因为一方面，史学功能虽表现为一种客观作用，但在它的深层却反映出了史家的主观意识。随着史家主观认识的变化，如他们对治史目的的调整、服务对象的改变，都会影响到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从而导致史学功能作用的方向及其发挥的程度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史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会促使史家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发生变化。这两种影响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史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史家在对史学功能认识上产生超出已有范围的变化，则往往是史家认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是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产生较大变化的重要前提；史学家自身素质和认识能力则是深入认识和挖掘史学功能的重要保证，二者不可或缺。也就是说，既有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作前提，又有史家思想能力的增强、认识水平的提高作保证，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才会趋于全面和深入。
史家对史学功能的不断认识和调整，实际上是史家调节史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努力，反映了史家要求史学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愿望。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看，史家的这种努力和愿望自古即有。中国古代史学从单纯的“记往”、“传世”，到“垂训”、“资治”、“经世”的变化，体现了古代史家对史学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也体现了他们发掘史学功能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认识由不自觉逐渐走向自觉。然而，古代史家对史学功能认识的深入，始终没有能超出史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范围。
中国史学自产生时起，就通过其功能的发挥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明显地表现出为专制政治服务的特点。由于国家管理的需要，统治者治国借鉴前人经验教训的需要，掌管文字记录的史官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早期作为人和天之间媒介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史官，还是后来更偏重于记载祖先世系、以及君王言行的史官，都与统治者治理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的最终成果——史书的编撰在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下，也完全是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的。史书编撰成为封建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每逢社会动荡、王朝更迭时期，新建王朝的统治者对史学会更加重视。因为变动时期的统治者既需要汲取前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统治的借鉴，又需要利用史书的编撰来树立和标榜自己王朝的正统地位。由此可见，在以专制政治为中心的古代社会，史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以适应这种政治体制来满足古代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史学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情况下，史家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只是表现为在这一特定范围内的调整。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调整，史学始终与古代社会发展保持着这种相互适应的关系。因此当史学发展到最高峰时，它的功能与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结合也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古代社会给史家提供的认识史学功能的背景，限定了他们的认识水平与范围。所以，尽管随着史家主观认识的进步和深入，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完善，但其认识水平始终没有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但到了清末，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打破了传统史学与封建社会政治相互适应的状态。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为史家们提出了建设适应新时代和新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新史学的课题。
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新史学思潮，就是社会和时代发生巨变在史学界所引起的反应。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许多有识之士由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器物方面的差距，进而认识到了双方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差距。因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国旧的政治体制，探讨国家富强的道路等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关心的热点。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长期以来具有的封建帝王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动摇。近代士人思想意识中的国家，不再是以封建皇帝及其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中心的国家，而是全体“国民”的国家。这些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显然，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的旧史学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新的时代要求具有新功能的新史学为之服务。因而，革新旧史学，建设一种能够唤起民众爱国热情，为革新旧制、富国强兵服务，为全体国民的国家服务的新史学，是近代史学家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这次史学革新的思潮中，学者们首先遇到的，也是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调节史学的功能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问题。然而，近代早期的学者们虽然提出了重新认识史学功能的问题，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由于这次史学革新的主要契机，是时代变化影响下的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特别是民族危亡在即，急切地呼唤社会变革的到来。因此，这时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史学如何适应救亡图存的层面上，他们把史学的革新和新史学功能的挖掘当作促进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把新史学当作进行政治改革的一种工具。加之此时的史学家，在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一个近代史学家所应有的素质。这些都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可能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近代史学自身发展的道路进行深入的探索。
因而，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和挖掘史学功能的重任就落在了五四时期一代学者的身上。五四时期，史学的核心任务是如何继续近代以来史学革新的精神，尽快完成史学由旧至新的转变，建设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史学。与近代早期相比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全面认识和建设新史学的主客观条件已趋于成熟。那就是，随着近代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政治救亡向思想文化启蒙的转移，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历史的研究。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为学者们充分认识和挖掘史学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入的领域。同时，思想文化的变革，也为学者们探讨学术问题准备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譬如，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大力宣传，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迷信盲从提供了武器，而且造成了一种主张思想解放，摆脱旧观念束缚，进行独立思考的学术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国内的介绍较以往更为广泛、系统和全面。其中颇具影响的西方新史学流派理论和观点的传入，直接影响了中国一代史家，使他们具有了新的思想观念和世界眼光。这一切都为史学重新审视传统史学功能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因此，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借助这些有利条件对史学功能进行了重新探讨和挖掘。
一般来说，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探讨是史学家的责任。但在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方面的深入，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重新认识和挖掘史学的功能，使其能够有助于社会改革，有利于新文化建设，成为许多关注社会改革运动的学者们的共同心愿。所以，这些学者对重新认识和阐发史学的功能，以及建设新史学抱有极大的热情。探讨史学的新功能成为众多学人关心的问题，探讨者也大大超出了史家的范围。这种情况为五四时期对史学功能的重新认识和阐发提供了众多的视角，使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二、借助新理论反省传统的史学功能
五四时期学者在对史学功能进行重新认识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西方新史学流派的理论和观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兴起了一股主张新史学的思想潮流。这一新史学思潮由于得到了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并且有许多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作基础，发展十分迅速，颇具影响。这一思潮的出现有着重要的和复杂的社会背景，但从史学自身意义上考察，则主要是对传统史学注重政治史研究，脱离现实，与社会隔绝状况的一种反动。在传统史家看来，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客观地再现过去的事实，真实可靠地记述历史。倡导新史学的学者们则认为，以前的史家忽视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新史学的任务是要通过对过去历史的研究，为现实社会和今天的人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重视其功能的发挥，可以说是新史学区别于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传统史学尽管与现实联系紧密，但由于其服务对象的狭隘和作用方向的政治化，同样面临改革的需要。这样，革新旧史学，认识和阐述史学新的功能，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就成为中西史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西方新史学流派的理论和观点便成为中国学者建设新史学、检讨和重新认识传统史学功能的重要参照标准。五四时期形成的宣传介绍西方新史学理论的热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五四时期的学者在检讨传统史学功能时，对美国新史学流派代表人物鲁滨逊的理论和观点十分推重。鲁滨逊是著名的实用主义史学家，他在《新史学》一书中，对史学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旧历史所记载的内容多为一些与朝代更替、军事战争等有关的年代、地点之类琐碎之事，并不能为人们提供多少实际的帮助。旧历史所记述的内容可以是很离奇，很有趣味，甚至是很正确的，但它对于人们利用历史知识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却没有大的帮助。所以，尽管旧史学“可以娱乐我们的幻想，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随便的好奇心，试验我们的记忆力”，“供献一种‘可信的蒙昧’”，但它却有一件应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同胞以及人类的问题同希望”[①a]。帮助现代人明白现在预测将来，是“历史的最大效用”。在鲁滨逊看来，正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及参与社会改革事业的需要才是促使人们去研究历史的主要原因。在强调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同时，鲁滨逊还明确地批判了过去那种照搬历史硬套现在的旧观点。他认为：以往那种主张从历史中得到一种教训，去寻找“政治家、军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导，同安慰普通人的那种天道”的看法，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人类社会变化如此之快，使得用过去的经验解决现在的问题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即便有与过去相同的情况，也“难得有十分可靠的材料，能够使我们利用起来，去应付现在的需要”[②a]。这就是说，历史可以使我们通过了解过去，明白现在的状况与思想，但它却不能作为我们处理现在问题时的直接指导。
值得指出的是，在重新认识史学功能问题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杜威的学说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919年，杜威在应中国学生的邀请来华讲学期间，从哲学角度提出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的观点。杜威指出：一种学问，最大的目的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维力”。他认为对于历史学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把历史当作一种习惯上所要求的东西，强人去教、强人去学，而无实在的意义”，这样的历史学就没有学理上的根据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只是现在生活情形和问题”，历史学“不过是借着瞻前顾后的作用来发展和扩充我们行为的意义”。“历史的自杀政策就是不顾现在的社会”，与现实相脱离[③a]。杜威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学意义的论述却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实用主义哲学在史学方面运用的认同。
正是西方新史学家强调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功能的理论和观点，使五四时期的学者找到了全面检讨中国传统史学功能的一个突破口。
“明镜所以照形，观古所以知今”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基本认识。古代学者借助生动的比喻，揭示了史家记述历史是为了了解今天的意义，概括传统史学的功能一是“垂训”，即通过对历史的记载，为后人树立起思想和道德上的楷模，要求后人仿照先圣先贤的言行以为行动的准则，以求用先人的事迹教育指导后人，从而达到辅助经典，规范百姓，教化民风的目的。二是“资治”，通过历史记述，尤其是对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得失、王朝兴衰的原因的记述，使后来的统治者从中寻找出前人的教训和经验，以助其治理国家。三是传世，也就是通过史书把过去的史事记载下来，传给后人。
在传统史家看来，历史具有非凡的作用，因而无论是在“垂训”方面，还是在“资治”方面，他们都把历史放到一个超乎寻常的地位。当然，这个历史记载的是先圣先贤们的事迹和言行，多与政治统治相关。这种历史一方面被用来作为评判人和事的最高标准，以规范后人的言行，继承和符合了祖宗之法的便为正统，否则便被视为奸佞之徒。另一方面，古代的历史象征着传统史家的一种理想。在他们看来，古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只有那时祖宗遗留下来的制度和律法才是完美的。因而，传统史家认为：后人了解先人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尽力恢复古代美好的一切，恢复古时的黄金时代，这是史家最高的政治理想。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史学不仅没有割裂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而且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然而，借助西方新的史学理论，五四时期的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原因并不在功能的本身，而主要是因为传统史家在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限制了史学功能的发挥。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学与现实的联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而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一是传统史家在认识史学功能时，抱着一种“重古轻今”的态度，从而颠倒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前者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所以也就成为五四时期学者批判的重点，后面还将论到。而后者则涉及到了认识和挖掘史学功能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和认识古与今，也就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在古与今关系的认识上，实际存在着进化和退化的区别。传统史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依照他们的看法，历史学只能成为统治阶级“厚古薄今”，用古人压后人，用死人压活人，统一人们思想的工具。史学的这种功能发挥得愈充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也就愈厉害。这种功能与新史学的精神显然是不相吻合的。毫无疑问，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阐发。五四时期的学者对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十分重视，并由此入手，对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在史学功能认识方面造成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五四时期的学者指出：根据进化的观点考察历史，可知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时代越发展越进步。人类历史的演进，在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包含着进步，其发展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的循环”。“古代自有古代的相当之价值，但古代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①b]用进化的观点看，现在的社会状况都是由过去社会慢慢发展演变而来的。古代社会并不像传统史家想象得那么神圣，那么美好。所以，不必以为今不如昔。古与今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联系，是不能割裂的。也正是因为过去与现在之间有这种进化的源流关系，了解过去的历史才可以使我们明白今天的一切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对我们今天才能有所帮助。尽管古今有如此的渊源关系，但却不能以古事为今事的榜样。这是因为“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过去的事情未必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以及发展了的社会。那种认为“古今之相及若形之与影，千百年前之事可以行之于千百年以后”的观点是荒谬至极的[①c]。如陶孟和就主张：不能把历史作我们的借鉴，照搬到今天，因为“古时之情形与现代不一样”。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根据它的生长变化的周期可以进行推论。如：花的生长必须有水、有热、有光，要素简单。而人类发展变化的历史却不是如此简单。人类之生活状况不同，所产生的“种种之情形”也就不同。如国会、革命、复辟、文化运动等各国皆有，其表现却不完全相同。“人类的情形极其复杂，不能以孟子所说的五百年一治一乱之语，包括历史上的变象。”这里陶孟和区分了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界发展的不同，并指出运用“一治一乱”循环的观点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把古代作为今天的榜样，用过去规范现在的看法失之简单。因而，陶孟和明确地指出：“现在的问题，用陈腐的脑筋观察，用陈腐的脑筋解决，那永远没有解决的一日。所以改良现在的社会，绝对不能用古时之社会做参考，更不能因袭固有的制度和社会习惯。”[②c]
李大钊也强调指出：不能用过去的历史来束缚现代人的思想。他认为：“史乘之往辙，不可以回旋也，圣哲之伟迹，不可以再见也。”旧历史所记的，即便是圣人贤者的“嘉言懿行，传统虽久，施之今世，决非所通”。因为时代不同了。历史记载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律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以人以创造之力也”。所以，他认为：“吾人生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若徒震于先民之功德，局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罪人也矣。”[③c]显然，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记载先人的言行事迹，并不只是为后人提供“崇敬”的对象，让后人墨守其成规，主要目的应是启示后人的创造力。若因循古人，不敢创新，不仅束缚了自己的心灵，而且有愧于先人，这样的历史对现代人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益处了。
端正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打破倒退的旧史观对史家思想的束缚，用积极的、向前的态度研究历史，是重新认识史学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五四时期学者正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在西方新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传统史家在史学功能方面的认识进行了检讨，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了重新阐述。这一切为他们重新认识和深入挖掘史学的新功能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三、民主思潮的影响与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
五四时期学者在对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和范围的认识上表现出走向民众、贴近生活的思想特点。
对史学为民众服务功能的最初认识，是从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民主政治时开始的。许多具有先进意识的士人出于改革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需要，广泛吸收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观念及其理论。同时，改良旧制度的政治运动也给中国传统史学带来了一次较大的冲击，因此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不仅是中国政治改良的方向，也成为史学革命的重要内容，那就是批判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旧史学，建立为民主政治、为国民服务的新史学。早在本世纪初年，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时，对旧史学的批判就是从其不能为近代社会的“国民”服务入手的。他在著名的《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而中国史学却不是这样，“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所以，中国史书、史家虽多，但陈陈相因，“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文章中“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一言，虽有失武断，但却切中传统正史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要害。梁启超认为，旧史学的功能压抑了“国家思想”的兴起，阻碍了国民群体意识的形成，使读史之人只知古而不知今。这样的史学不仅不能“益民智”，实在是“耗民智”[①d]。
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应是能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史学。提倡新史学的目的在于唤起民众的爱国之心，以挽救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很明显，他对旧史学的批判是以整个时代、社会发展趋势为着眼点的。他强调指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同于一家一姓皇帝的国家，而是全体国民的国家。他所谓的“国民”是指有国家思想、有责任义务意识的民国的分子。他的这种观念与传统史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须指出的是，梁启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同他把民主完全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一样，侧重点仍在如何运用史学这一工具以达到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目的。
梁启超对史学功能的这种认识在近代是有代表性的。近代社会由于民族存亡问题的突出，使得有识之士大都把关注点放在救国救亡方面，而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学理探讨，他们只是提出了以往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不能为近代社会所用，应建立和近代民族救亡急务相适应的新史学这一问题，对新史学的功能还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的认识。与其说他们对史学功能认识欠深入，不如说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深入认识史学功能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象征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协约国的胜利，推动了民主思潮的高涨，而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的传入，则为人们的民主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戊戌、辛亥革命时期相比，五四时期的民主宣传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在时人的观念里，民主已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成为一种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生活原则、价值观念、人类精神。与此同时，普通人民的权利受到重视，平民主义思潮大起，“平民政治”、“平民经济”、“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口号广为流传。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建立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平民史学”也就成为时代对史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史学流派的理论和观点也明显地表现出民主时代的特点。德国新史学代表人郎普勒希特主张新史学要改变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着重研究“人群”或社会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摒除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历史，重视研究民众，以民众为历史研究的中心。鲁滨逊的《新史学》则专辟一章，明确地阐述了历史学应为普通人服务的观点。他指出，历史学家近世最新奇的与史学最有关系的发现，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同普通事物的重要有一种觉悟。我们的民主精神同所有他的希望同志向就是以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同所有他的事业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①e]。所以，他积极提倡写作对普通人、对工人们有用的历史，认为只有这样的史学，才能真正体现出它为民众服务的功能。随杜威一同访华的杜威夫人在北京也作了题为“历史学之研究”的讲演。她指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人们所需要的是新的活的历史，它“不是仅仅留心少数人的行为，为几个帝王英雄豪杰做年谱的，乃是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②e]。带有鲜明民主特征的西方新史学的传播，与国内民主思潮相一致，很容易地就受到了渴求民主的五四时期学者的重视。
此外，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传播也使五四时期的一些学者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李大钊曾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中指出：“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夫兴亡悠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历史上罗马帝国的灭亡，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自外象观之，或由外敌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颠覆，而其真因，实在国民思想之变化耳”。我国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帝制，也是有国民思想变化的原因。他还清楚地认识到伟人的作用是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群众意志有以成之，亦复有以倾之”。“人物之势力，非其固有之物，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①f]。这种重视民众历史地位的历史观，无疑对挖掘史学为民众服务的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无论是民主思潮的影响，还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都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因而，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大都是本着尊重民众的精神进行的。他们认为，以往记载帝王、伟人的历史缺乏平等观念，是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不符合民主的精神。1918年蒋梦麟由美归国后，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一文，提倡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他指出：“吾国自鼎革以来，崇拜王侯将相草莽英雄之习惯，尚不知不觉阴伏于国民意象之中。野心家方将利用之，以图个人私利。若教授历史，沿袭昔日崇拜汉高明太之成法，不以平民之利害为论点，则他日国家或不幸而生祸乱不将归罪于历史家乎？”[②f]蒋梦麟在这里对旧史学以英雄、帝王为中心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为王侯将相服务的旧史学，会导致国家发生祸患动乱。这就把建立为平民服务的史学的重要性提到了国家兴亡的认识高度。五四时期的学者认为，研究历史就应该研究为民众服务的“平民史学”，打破过去历史记载上的不平等，写出以平民百姓为中心的历史来，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他们就把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转向了平民百姓。
史学在功能方面既确定了为民众服务的作用方向，也就要求突破过去注重政治史研究的旧框框，研究与民众生活相关的诸方面，使史学在更多的更实际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这就是说，随着史学功能作用方向的变化，要求史学功能的作用范围亦随之扩大。五四时期学者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应包括“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尤其是那些和“人类之存在与发展有莫大势力的活动”。新史学要为民众提供帮助，就不应该再像旧史学那样，仅以史事是否“骇人听闻”，是否与统治阶级政治有关为标准来规定记载的内容，而要建立新的标准，那就是：以是否与人类进化有关，是否对现代人有帮助为标准。有的学者指出：历史应该研究社会的经济状况，因为“经济的活动于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最厉害”。在历史上的种种变革之中，经济状态的变革居多。古代经济活动不发展，“国计民生，均形滞涩”；“自商业发达泉货流行后，情形为之一变；自工业革命后，而一大变。凡国际间、社会间、推而至于日用饮食，无不大受其影响”。历史还应该研究社会生活状况，诸如过去社会的一切制度，先民的生活，受教育的状况，居住状况，科学及宗教知识状况等等，也就是“研究公共普通之要质，所以成就此社会者”，研究“个人之生活，特殊之事实”。并且须于“普通情形，有关于社会人类进化之阶级及法则者，特加注意”[①g]。
还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家应该研究思想文化史。因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人类文化发展中宝贵的遗产，所以要研究不同时代思想的产生、变化、影响，以及各时代文化的发展状况。同时，五四时期的学者也认识到，政治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不能因前人偏重政治史研究就排斥对政治史的研究。但应注意变换研究的态度，不以政治史的研究为唯一内容。要研究政治的变迁，诸如政体的变换，政权的转移，政治制度的演变得失，治乱的久暂，国势的兴衰，民生的利害等等。
由于扩充史学研究范围是以民众为基点的，所以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经济”和“思想”研究尤被推重。学者们认为：“经济史比政治史更合人道，更合平民主义，解放的作用也比政治史大些。它所讨论的不是某种属地之存亡，某种权威之升降，乃是讨论一般人的自由幸福之发达”[②g]。而思想史的研究则可以为人们预备一种思想的工具，培养人们认识和应付现实的能力。
对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和作用范围的认识，与其说是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自身功能的思考所得，不如说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然。正是在这两种思潮的推动下，他们的认识较近代早期学者有了明显的深入。一方面史学从那种为封建帝王服务的小圈子里走了出来，走向了广大的普通的平民百姓；另一方面，史学也冲破了政治化的束缚，研究内容扩大到了与民众生活相关的诸多领域。
四、重新阐述史学为社会、为人生服务的功能
如果说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转向民众是受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话，那么对史学社会功能的重新阐述则是五四时期学者从史学自身特点出发思考的结果。
五四时期学术界盛行这样一种看法，“今世学科，必其于人类幸福有著切之贡献，始得成立”。也就是说任何一门学科如果不能为人类造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学者们认为：历史学作为研究人类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历史学不是为博学的人做广告的，它的价值在其应用于人生。因此，有人在为史学下定义时就指出：史学乃“人类因保生乐生之心理的需要，循时间之进化，托空间之迹象所发生之各方面绵续的活动之系统的记载与阐释，冀以实揭过去，供后人之资鉴，而促成人道之幸福与进展之学”[③g]。且不论此定义是否准确，它把史学视为“人类保生乐生”的需要，满足“人道之幸福”的学问，便充分反映了学者们对以往那种只注意统治阶级，与民众无关的旧史学的反省和对能为社会、为人类造福的新史学的向往。所以，尽管此定义带有唯心和实用的色彩，但却为充分认识和挖掘史学的社会功能打开了思路。
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国新史学，尤其注意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如鲁滨逊的弟子巴恩斯在论述新史学的目的时就指出：新史学“为与现今人类以过去的完全而可靠的写真，使吾人于文化之如何发生与何以发生，得有极真实之了解。由此种了解，吾人始能分别何者为文化中之真正重要分子而有裨于进化者，与何者但为原始时代之残余而阻碍文化之演进者，掇萃去滓，盖非此不能也”[①h]。鲁滨逊也指出：“历史这样东西就是一种记忆力的扩大，可以用来明了我们的现状。”通过历史记载，“我们能够得一种似神的十分完备的历史知识，比自古以来所有的历史还完备。那么，我们对于世界就可以得一种似神的了解，而且对于人类的苦痛和种种补救的方法，亦可得一种似神的洞察”[②h]。
新史学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因为只有充分发挥了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史学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就是杜威所说的史学所以存在的学理上的依据。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是通过史学对人的影响来实现的。因为只有通过历史对人的教育这一环节，使人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具有各种知识和能力，最终才能达到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进化的目的。可见史学于人生的作用是史学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所在。
探讨史学在人生方面的作用和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是以往重政治的史学所忽视的。五四时期的学者认为，传统史学重记述，史书往往是前事的堆积，给人的感觉常常是“繁重固滞”，从中很难看出与社会、与人生有何联系。五四时期的学者从学术角度入手，对史学与社会、与人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们指出：“史之范围与价值，断不仅前事之记载；其在学术上之地位，与对于社会之关系，且远过其他社会科学也。”[③h]历史可以助成人类完全之知识；可以影响人类之心理；可以作人类进化之指导；可以促进人类共同之了解。五四时期学者是把史学作为一门积累人类知识和活动经验的学问，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认识史学在社会和人生方面的作用的。
首先，他们肯定了史学在人类社会及文化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知识和经验积累的作用。他们认为，历史是一种知识的载体。这里的知识不仅限于学术文化方面，实际上它包括一切关于人类进化的知识。通过历史的记述，可以使这些知识不断地留传给后人。“万事万物皆有其源流，历史之价值，即在供给此源流之说明，以实吾人之知识，而促文化之进步也。”[①i]蔡元培早在1916年就从知识和经验延续的角度论述了史学的功能。他说：“历史者，记载以往历史之现象，以垂示将来者。吾人读历史而得古人之知识，据以为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类知识之所以进步也。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之所以进步也。历史之益也。”[②i]蔡元培曾在德国新史学代表人郎普勒希特主持的研究所中学习和工作，直接感受到了新史学的精神。这段论述是他为在法国的华工所写教材中的一部分，1920年收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在国内发表。蔡元培接受了文化史观的影响，把史学作为一门记载前人思想、行为的知识来看待。他对史学功能的论述显然已超出了旧史家的认识范围，阐明了史学在文明进化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他认识到，人类知识、道德与事业之进步都得益于历史所记载并传留下来的知识。史学把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传给后人，后人则通过历史记载的知识来了解前人，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
其次，五四时期的学者强调了历史对人生的教育作用。传统史学的“垂训”功能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往日那种高高在上、规范人心的意义，转变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历史教育功能。他们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为人们树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史学作用于人生是通过历史观的建立而实现的。史学可以使人们了解人类历史进化的历程，这种进化的过程可以给人们一种进化的历史观，使人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其前因后果，不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历史观又使人们对人生、对世界有一种明确的了解，具有一种广博的历史胸怀，从而建立起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正确的历史观的形成，使人们认识到“黄金时代总是在我们的面前，不会在我们背后”，由此激励人们建立一种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的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第二，他们认为“历史之效用在辅助人类实际生活，造就个人评判能力”[③i]，因而史学能够应付人生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史学所教给人们的知识不是一种死的知识，不是用来做装饰的，而是能用在应付人生中的“长经验远眼界之学”；它能够给人们提供“观察世务的方法”，“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五四时期的学者所主张的新史学，就是具有培养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能力，以及适应社会需要功能的新史学。第三，不能忽视史学在伦理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他们认为，史学可以“辅助人生伦理的观摹”，“此点从前道德史家笃主之，言之太过。但前事观摹，足以助吾人之节操，其功效未可全没”[④i]。因为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存在有助于进化的因素和阻碍进化的因素，也存在有善与恶。而史学则可以帮助人们区别是非与善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取其有助于进化的方面，摒弃那阻碍进化的方面。当然，新史学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衡量标准与传统史学不尽相同，它是以是否有助于人类社会进化为标准的。第四，要正确看待史学在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方面的作用。他们认为，后人通过历史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过去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就会被自己的先人的业绩所感动，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增强人们的历史责任感。“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兴奋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①j]史学的这种功能是不容抹杀的，但这一功能也容易被政治家所利用，导致偏狭的民族感和狭隘的爱国心。五四时期的学者特别强调史家不能以这种功能来刺激狭隘的爱国心和民族情感，尤其是在世界交通日繁、文化沟通日著的五四时代。新史学所激发起人们的当是促使人们超出种族和国界、相互沟通的情感。对此，五四时期的学者颇有信心，他们认为：“历史既于国家主义证明其有效，当不难于大同前途显其同等之成绩，是则大同之实现，唯历史堪任其先驱也。”[②j]
史学在社会和人生方面的功能，经五四时期学者的阐发，更加明确了。值得指出的是：民国以降，民主共和制的受挫，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培养“健全国民”对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的重要性。造成健全的具有新知的国民需要教育，而史学无疑是能胜任此一任务的重要学科之一。通过历史教育，提高人们的工作和实际生活能力，造就一代有知识、有理想和具有良好素质的新型国民，进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这大概是五四时期学者热衷于发掘史学在人生方面功能的原因吧！
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大体上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从近代早期学者所积极倡导的为挽救民族危机、改良政治服务的新史学，到五四时期学者所提倡的走向百姓、走向社会生活，为民众、为社会服务的新史学，既体现了时代发展对史学的影响，也体现了学者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全面和深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的逐渐成熟。
五四时期的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一方面从理论上回答了近代史学如何充分发挥其功能为现实社会需要服务的问题，完成了对传统史学功能的检讨和认识，为史学由旧向新转变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在实践上为史学在新时代的坐标上找到了适当的位置，确定了史学新的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因而，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不仅增强了他们对新史学的信心，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新史学的建设。
注释：
①a②a 鲁滨逊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6页。
③a 杜威：《历史和地理之意义》，吴相如摘译自《民主主义与教育》，《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
①b 李大钊：《今与古》，1922年1月8日《晨报副刊》。
①c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6月。
②c 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年9月。
③c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165页。
①d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7—280页。
①e 鲁滨逊：《新史学》，第136—137页。
②e 杜威夫人：《历史学之研究》，邬翰芬笔记，《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
①f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李大钊文集》上，第107、108页。
②f 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第10卷第1期。
①g 董寖滋：《研究历史应当注意的三点》，《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
②g 杜威：《历史和地理之意义》，吴相如译，《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
③g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期。
①h 巴恩斯：《史之过去与将来》，陈训慈译，《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②h 鲁滨逊：《新史学》，第19页。
③h 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①i 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②i 蔡元培：《历史》，《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2页。
③i 顾泰来：《蓝盖氏论历史的政治价值》，《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
④i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期。
①j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页。
②j 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