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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时期以来，“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越炒越凶。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工具说”似乎越来越接近“荒谬”了。有的同志在这场争论中则走得更远，甚至认为“工具说”导致了语文教学“伪圣化”“技术化”，禁绝个人语言、多元解读，制定一个公共的话语套子让师生使用，程式化、训练化，无视人的精神存在，无视人文涵养、人文积淀，进而对百年来的语文教育大加挞伐。综观这些批判性意见，客观地讲，也的确指出了百年来中国语文教育和“工具说”的一些缺陷，发人深思。但矫枉过正是要有一定限度的，不应脱离和违背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和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今就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谈几点浅见，并非为“工具说”作什么辩护。
一、文化的、精神的并非直接等于语言的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但反过来讲，思想就不可能直接表现为较完美的外显的语言。一个人的思想要想很好地表达出来，成为外显的语言，是必须经过缜密的思维和精心的加工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思维过程、思维方法以及根据语境最终确定下来的最佳语言形式就是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而感悟语言思维过程，学习语言思维方法，掌握最佳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必须通过学习典范的语言材料（即语文教材）来实现的，这也是我们编写语文教材，设置语文课的根本宗旨。这一点，叶圣陶、张志公先生都曾反复强调过，自不须赘言。有了典范的语言材料是否就可以保证学生能获得语言思维能力和驾驭祖国语言文字的方法呢？答曰：有了教材，只是提供了一个保障而已，关键还看执教者的语言素质和教学方法。如果执教者的语言素质不够好，又要设法回避自己的不足，就会不顾当今中学生的实际而从老祖宗那里拣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老办法让学生自己去百回读，千回悟（实际上大多是丢给学生自己去读，根本落实不到位），并美其名曰“文化上吸收，精神上涵养”。之所以这样讲，是有其客观依据的。笔者曾听过不少高层次的观摩课，总的感觉是有点不务正业，仅仅在所谓的精神、文化、审美上兜圈圈，严重缺乏教学生学习、掌握语言的点拨智慧。须知，文化的、精神的并非直接等于语言的。其实，语言的学习是要经过“语言——思想——语言”的无数次反复才会奏效的。而我们的一些观摩课，大多只停留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即仅仅停留在通过语言文字的表述了解课文内容的层面上，在内容的理解、分析、鉴赏、消化、吸收上大作文章，甚至还人为加大课堂容量，进行什么比较阅读，就是不能够教学生在反复的阅读中，在理解、消化内容的基础上再来思考、品味、体悟一下这样的人文内容是靠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现的。一堂课忙忙乎乎，热热闹闹下来了，表面上看像模像样，好像信息量很大，学了不少东西，实则丢掉了中学语文课最根本的东西——踏踏实实地学习并掌握语言运用的规律和方法，从而丧失了中学语文课的实际意义。长此以往，学生终不能在语言学习上获益。中小学阶段，尤其中学阶段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黄金季节。如果这个季节不务正业，将来学生到哪里去补这一课！目前，“弘扬人文”的风刮得很凶，如果像这样一边刮风，一边却把课上成那个样子，与语言学习毫不沾边，恐怕该是误人子弟的。我们反对刮风，但并不反对语文教育要具有人文情怀，要较过去更多地关照学生的人性、个性和人格，更注重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只是强调中学语文就是中学语文，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位置、性质和任务，并不是谁想包装就包装得了的，再包装也得要完成它的根本任务，即让学生掌握驾驭祖国语言文字的本领。我们这样强调，也不是反对“教文育人”，甚至还认为“教文育人”该是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教文育人，教文应是前提。教文，学习、掌握语言是其语文学习的根本宗旨，但学习、掌握语言是要有凭依的，即文章中丰富多彩的人文内容。学生学习、掌握语言，必须首先感受，吸收人文内容，进而悟得语言的表达方法和法律。当然，学生学习语言不仅仅靠课本，还应该学会在生活中学习语言。这是另一话题，这里不想展开。须着重强调的是，学生在阅读、感受人文内容时，不可能不受其感染，不可能不吸收其内蕴的精神之美；教师也不应该不设法让学生感受、吸收这精神之美，这就是语文学科育人的独特方式。但是，如果将语文教学活动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说好听点，可能叫美学课或文学课，就不可能叫中学语文课！目前，争论的焦点，批判“工具说”的关键也就在这里。中学语言教师不应该去凑热闹，我们还是要坚守阵地，在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素质上下功夫，在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上下功夫。只有教师的语言感悟能力和语言思维能力强了，才有可能得心应手地启发、点拨学生，教得活泼，扎实，有效。至于百年来的中国语文教育唯突出“工具性”，导致“伪圣化”“技术化”的说法则更是站不住脚的。说中国的语文教育有漠视“人”的缺陷，有“伪圣化”的倾向应是点准了要害的，但这种教育倾向恐怕不是“工具说”造成的，理应有其更为深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明确点讲，中国历史悠久的封建传统文化是难辞其责的。至于中学语文教育有“技术化”倾向，其原因当归于执教者的语言素质不高以及一切为了高考的功利化语文教学。应是“工具说”被浅薄的教育思想异化了，而绝非“工具说”导致了“技术化”。
二、这样的推导该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认为，“语文是工具”这个判断是个比喻，比喻就该遵循比喻的规则，本体和喻体就该是不同类的事物，且比喻不能用来下定义，因而“语文”不等于“工具”，“语文”与“工具”也就不是一回事了，要么是“语文”，要么是“工具”，二者根本无法统一，故“工具说”谬矣！还有人认为，要么说语言有思想性，要么说语言有工具性，绝不能说语言既有工具性，又有思想性。我认为，对“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句话应这样理解：“工具”绝不是什么喻体，因为“工具”也是概念名词，并不指什么具体工具。句子中的“最重要的交际”这一定语，充分揭示了这个定义的内涵，不可抽掉。所以，这个判断应能成立，且恰好揭示了语文的本质属性。至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我认为，如果仅仅把语言理解为杂乱无章的符号，也许不会有什么思想可言，但如果把抽象的文字符号按一定的意向组合起来，那就一定具备了思想，何况汉字又多是象形表意文字。其实，即使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也是在运用语言来交流思想的，只不过多是在特定的语境里用体态语言或类语言来交流。即使不交流思想，人类也是在运用语言来进行思维或感受外界事物的，只不过用的是内语言。语言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承担了供人们交际的任务，人与人交际，人与自然和社会对话，人与历史和文化对话，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千百年来，人类的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播下来，完全是依靠语言这个工具来承载，传递的。人类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之所以越来越强，其根本原因在于语言越来越发达，语言运用能力越来越强，而绝非什么空洞的精神力量！总之，语言这个工具非常特殊，它既有供人交际的功能，又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是工具性、思想性的统一体。当然，当初的“工具说”的确没有提及人文性，但“思想性”这一提法恐怕应包括今天所提倡的情感、精神、人文等因素，只是当初认识有局限，概念运用不够准确而已，“工具说”所讲的“语言”，自然的确也是今天所讲“言语”，只是当初没有那么讲而已。事实上，“言语”这一概念今天也仅限于语言学界，还远没有为大众所接受；相反，今天谁要讲某人言语能力很强，反倒不自然了。明确语文性质，搞清一些必要的概念是应该的，但若只满足于概念的纠缠，终难免有点无聊，若再误推误导，认定“工具说”如何荒谬，恐怕就不仅仅是无聊了。
三、是人出了问题，而非“工具说”出了问题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工具”也好，“载体”也罢，也只能说明语文是一种工具，一种供人们进行交际，承载人类文化，极富人文精神的工具。人的工作、学习、思维、交流离不开这个工具；人们蓄积文化、修养身心，也离不开这个工具；人性的觉悟，人的发展更离不开这个工具。我认为，这样认定语文的性质没有错，把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确定为培养驾驭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没有错。试想一下，如果学生不能掌握驾驭语言的本领，再美好的物质和人文世界对他们而言又有何用？更无法设想，一个毫无语言思维能力的人，他的内宇宙会如何丰富！至于如何去发现，去创造，去发展自己，去改造自然和社会，也只会是一厢情愿的呓语。然而，反思一下几十年来的中学语文教学，弊端也的确不少，但似乎都与“工具说”本身干系不大。请看以下种种表象：
之一：种种政治因素冲击中学语文教学，使之左右摇摆，人为异化“工具说”。
之二：应试功利思想膨胀，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教学评价全方位应试化。
之三：不少人缺乏上进心，满足于照本宣科，且还有人在不断地为照本宣科者创造方便条件。
之四：一部分人浮躁心理严重，满足于东游西说，甚至另掘江河，还自以为是。
之五：求速求成心切，幻想一模式就能通盘解决语文教育问题，一些人仍在孜孜以求之。
总之，虚的太多，实的太少，对“工具说”的科学内涵本来知之不多或知之甚少，却偏要欲加之罪。一句话，林林种种，纷繁浮躁，距“工具说”之精髓远甚矣！
最后，想用两句话结束这个复杂似又无聊的话题：“工具说”自身该无大过，只是被诸多复杂的因素给异化了。我们不仅要回归“工具说”，还要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工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