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念有效性示范体系建设及其当代意义探析
李季鸽1，潘俊杰2
（1.成都理工大学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9；2.北部湾大学 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 广西 钦州 535000）
摘 要：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成熟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完整的价值观念示范体系。以“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配合以古代教育系统、官僚系统、文艺娱乐系统的示范与传播，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发挥了深入而又持久的社会规范功能。中国当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建设可以借鉴古代核心价值示范体系建构的经验，建立和健全完备有效的核心价值示范体系。
关键词： 核心价值观念；示范体系；当代建设
任何文化传统都必然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通过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伦理等观念而展示出来，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形成并传承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仁义，作为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早在先秦儒家那里即已提出，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形成了孝与忠、智而有勇、诚信奉法、廉而明耻、勤俭戒奢等基本价值，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体系，[1]而孝与忠更是其渊源古久，影响深远的根本核心。
智慧交通包括两个部分：静态交通和动态交通。在智慧吉首PPP项目中，静态交通以“智慧路边停车”名义单独设置，包括业务管理系统、呼叫服务系统、路边停车检测系统和停车告示系统，动态交通以“智慧交通”名义单独设置，包括交通诱导系统、智慧公交系统、路况监控系统、电子警察系统、信号控制系统和雷达卡口测速系统等[1]。
“孝”的观念起源甚早，我国现今所见的最早文字——殷商甲骨卜辞之中已有“孝”字，《说文解字》解释说：“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多有言孝者，其《小雅·蓼莪》即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意谓子女须予报答的父母之恩，比天还高。“孝”是基本的伦理准则，也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其核心精神直接贯穿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伦理之中。忠，作为道德概念，是孝的进一步扩展，两者是相互维系的伦理价值规范，也是爱国、爱家的伦理基础。“爱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倡导的另一重要价值观念，也是封建社会时期重要的道德准则。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不同参数化方案的模拟结果各有不同,为充分发挥不同方案的各自优势,降低模式预报的不确定性,对12次过程的24 h、6 h、3 h累积降水的结果采用简单集合平均的方法开展集成预报试验,并对其结果采用距平相关系数、均方根误差、TS评分3种方法进行评估,本次多方案集成的成员由上文的CAM-KF、Morr-KF、CAM-GD、CAM-SAS、CAM-Tied五组较优方案组成。
围绕着核心价值观念，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效性示范体系，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发挥了深入而又持久的社会规范功能，在当今无疑仍具可资借鉴的重要意义。
一、 古代教育系统对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实践是示范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文艺娱乐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是非常成功的。通过文学故事、演戏、说书等方式传播礼义廉耻等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褒善抑恶，深入人心，即使在穷乡僻壤，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太也都将封建社会所树立和创作出来的文化英雄和道德英雄如数家珍般传述。
[4]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
“德教”对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与示范的教育对象数量庞大。西汉中期以后“经学”形成，国家和私立的教育机构开始大规模“传经”后，“经师”们围绕着“家法”和“师法”的传承形成一个庞大的教育教学群体。根据清代皮锡瑞对这个群体所作数量统计表明：“大师众至千余人，前汉末已称盛；而《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余人，比前汉为尤盛”。[4]88两汉时国家教育机构也蓬勃发展。自西汉在国都设立太学之后，其生源数量逐渐呈直线上升趋势，至后汉安帝、顺帝时期，“顺帝更修黉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古来太学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4]74隋唐以后科举制兴起并在后世盛行，古代核心价值观念通过教育系统的广大教育对象的传播与示范成为社会价值体系构成的重要部分。
宋代以后，《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等“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不仅对于学术学派的传承流变有详明的记载，而且对于本门中优秀弟子的思想学行尤其是“德行”有较多记载，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德教”的对象群体在中国古代教育系统中对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与示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建筑层面来看，盖尔达耶的房屋和街道对于灼热的阳光和高温天气做了很多针对性的设计。这些建筑群完好地保留了中世纪时期的风貌，城内建筑被沙子、黏土和石头严实地包裹起来，以隔绝外界环境，内部采光全靠屋内的中庭。外立面颜色常常采用白色、粉红色和黄色，以反射高辐射的阳光，立面开窗较少且窗洞较小，但每家窗户都可以看到山顶的清真寺宣礼塔。高密度的建筑之间留出的巷道具有很好的避暑和挡风作用。
二、古代官僚系统的价值评判是示范体系建设的重要导向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有文官治国的传统，因而也就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官僚群体，他们排在古代社会阶层划分——“士农工商”的第一位。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都要通过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代理人来治理国家、推行教化，中国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明主治吏不治民”[5]的思想，此思想后形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而影响深远；另外一个方面，官僚阶层的政治道德行为作为规范社会的行为典范通过“以吏为师”而影响社会下层。
严格项目能评、环评审查，从源头控制能耗、污染，杜绝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落地。集中力量对“散乱污”企业全面进行综合治理工作，共整治“散乱污”企业4121家，关停2294家。
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僚群体涌现出许多具有封建道德价值观念的英雄人物，他们不仅名垂青史而且成为后世的楷模。苏武、范仲淹、文天祥、林则徐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卓越代表。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苏武出使匈奴被扣而在北海牧羊受尽凌辱，历经19载归返汉朝。班固的《汉书·苏武传》记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7]，坚毅的民族气节令人感慨，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矢志不渝的忠贞情操彪炳史册。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反映出古代文人爱国的操守，也激发了后世民族的爱国情怀。文天祥是另一个被传颂具有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断头诗句传唱古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8]也倡导了一种个人应该对国家承担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古代文艺娱乐系统的价值熏陶是示范体系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方式与途径
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有重视“德教”的传统。“德教”不仅仅是对教育对象进行道德伦理的知识性教育，而且在教育的过程中贯穿着系统的价值观念的传播和实践，从而使教育成为古代核心价值观念有效性示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艺术等方式以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到民间社会对社会大众进行核心价值观念的熏陶。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汉代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南北朝民歌《木兰辞》，唐代以杜甫为代表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范仲淹、辛弃疾等的宋词以及元曲、明清戏曲、小说的《西厢记》、《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中对真纯爱情的颂扬，对爱国主义的宣扬，对英雄主义和高尚道德的歌颂，成为封建道德传播的重要途径。例如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千古忠义战神的化身关羽、道德与智慧完美集于一身的诸葛亮、不让须眉的巾帼女英雄花木兰、刚正执法的护国良相狄仁杰、忠烈满门的杨家将、先天下之忧的改革家范仲淹、公正不阿的包青天、壮志未酬的爱国英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文天祥、廉洁无私的模范官吏海瑞、“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义丐武训等典范人物，都有通过说书、戏曲评弹说唱等形式在老百姓日常活动的社会空间如勾栏、酒肆上演，在满足古代社会老百姓精神需要的同时受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熏陶和教育。宋元时期杂剧兴起，作为城市阶层和下层民众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之一，此期产生了许多传唱后世的作品，这些戏曲作品的演出在传播封建主流价值观念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明清时期，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兴盛。《说岳全传》、《杨家将》、《水浒》、《三国演义》、“三言二拍”等古典小说名著，甚至是《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经典改编的曲艺等形式都被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其中宣扬的爱国、褒扬的真善美、礼仪道德等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内化成为老百姓言行的公共守则。例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有精辟而深刻的认识：“有国者不可以不读， 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9]109，这些作品多种文艺形式在社会中的传播对于下层老百姓具有更大的社会作用，正如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 谈及刘季起丰沛、 项羽不渡乌江……无不能悉数颠末 ……及举 《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10]184可见，在封建社会时期文艺娱乐等形式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及价值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是普遍的、巨大的。
四、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念的有效性示范体系建设的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以“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虽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是赋予新的内涵的“孝”以及“仁、义、礼、智、信”、“忠”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超越时空的现代价值。“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把传统价值观念作为基本的价值资源，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新诠释，在具体表述上也要尽可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烙上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展示出浑厚深沉历史韵味和中国气派。”[11]255近些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坚持不懈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一种融合了传统价值观念精粹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创新，完全适应并适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构成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提供了光明的前景与希望。无论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都需要相应的有效性示范体系来予以提倡弘扬、传播与推行，只有真正地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所广泛接受并化入大众的思想与言行之中，核心价值观念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从借鉴古代核心价值观念有效性示范体系的角度出发，中国当前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与推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第一，继续发挥并加强中国教育系统各个层级的教育、示范作用。中国有着全球规模最大、完善的从幼儿园、小学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且在教育中一直非常强调德育，中国古代的教育讲“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往往比“授业”和“解惑”更重要。当代的中国，在传授知识的“授业”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传道”方面却很欠缺，我们教育系统培育出来的人最大的缺陷在于心理性格不健全、道德品质不够优良，这些都与我们教育系统的“示范性”教育有关。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身体力行的“范”之上，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需要加强。首先是教师的示范与言传身教，其次是学生的学习与践行，二者作为有效性示范体系的主体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文艺娱乐系统的价值观熏陶要运用潜移默化的方式，避免说教的方式以及在作品中进行反社会价值观念的宣扬。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号召唱响“主旋律”，近年来确实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但还远远不够。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包含有为封建王朝和帝王歌功颂德、暴力与性交织的警匪大战、宣扬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内容，在这些作品长期熏陶下不仅会让我们年轻一代迷茫并过早接受不健康思想的毒害，而且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小视的。中国有着数量巨大、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有着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多种艺术形式和伟大作品库，这些蕴含丰富的宝库需要我们去挖掘，许多已经名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种类需要我们去开发利用，从而为满足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示范体系所用。
铜离子使溶液呈弱酸性，使锌在溶液中被置换为硫酸锌，同时形成铜和氧化铜沉淀，其过程同样不产生有害气体。与传统蚀刻剂比较，硫酸铜溶液腐蚀速度很快，效果也较细腻。但产生的沉淀物会附着在版面，需经常用毛刷清除；其腐蚀力度也较大，防腐层需要涂刷均匀并确保没有砂眼和杂质。
第二，政府官员和公务员队伍的有效性示范建设。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队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方面他们履行着管理国家社会并为国家社会和广大民众服务的职责，另一个方面他们掌握一定公权力成为公众关注和监督的对象，因此他们的言行不仅代表了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引导社会舆论和价值取向的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古代社会“旌表”式的做法，政府或群、团组织对于那些见义勇为的社会英雄可以建立相应的基金在物质和精神上予以奖励和表彰，以此弘扬社会正气；对于那些清正廉洁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可以在城市和乡村为他们“树碑立传”，给予他们高度的社会荣誉和社会地位；对于那些为国家、社会、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可以在政府的各个层级、领域予以宣传和奖励，等等。
注 释：
[1] 张生：《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论略》，《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7日。
[2]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62年。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群体深受儒家思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6]的影响，有利于在社会群体中示范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从汉代察举制选拔官吏到隋唐以下各朝科举制选拔人才的发展与完善，官僚群体成为一个稳定而且兼具多种社会职能的特殊群体。以皇帝为首的中央统治集团通过庞大官僚阶层实现治国理政的目标，因此中央统治集团对官僚群体有特殊的伦理道德标准和要求，叫做“官德”。“官德”一个方面与封建社会“德教”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核心价值观念相一致，要求封建官僚们自己必须严格遵守以求“自正”，通过维护封建官僚队伍廉政高效和忠诚来达到更好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为此，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王朝的官僚提出各种为官的“官德”规范，清正廉明、奉公爱民等只是基本的要求。宋真宗为了整顿吏治，向百官颁发“戒谕”七条，包括清心、奉公、修德、贵实、明察、劝课、革弊等，其中的奉公、贵实、劝课就包含对官员道德价值观念选择和政事经济社会价值选择标准的丰富内涵；另一个方面是要求封建官僚们身体力行并在辖区内通过教育予以宣扬和推行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从而对社会的道德选择、价值判断产生积极的导向。“官德”的提倡有着较为深刻的儒家思想原理，《论语·颜渊》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西汉大儒董仲舒对此也有着形象的比喻和论述：“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7]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的地方行政长官多兼有教化乡民的职责。西汉的韩延寿为颍川太守时，“上礼义，好古教化。 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乡射之事。” [7]后世也是如此，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在江西为官时，不仅建立书院传播理学和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十分留意社会的道德教化，对于民风民俗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饬。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提出带有悬念性的问题或者是本节课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导入新课，波动学生探求知识的心理，形成认知冲突，点燃学生的好奇之心，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从而形成学习的动力。这种导入方式使学生由“要我学”转为“我要学”，使学生的思维活动与教师的授课内容融为一体，让师生之间产生了共鸣。
[3]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
青辰努力从树冠底下爬出来，正看到唐飞霄倒地的一幕。他望向天葬院的门口，那里，一个绿色的身影，正将剩余的两枚竹叶镖安插回头顶的头饰中。
“德教”对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与示范起源很早。孔子兴办私学，即致力积极培养君子人格的人才。孔子在教育教学中除了对弟子们进行《诗》、《书》、《礼》、《乐》、《易》、《春秋》所谓“六经”的教育，还对学生们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教育，而“六艺”之中的“礼”、“乐”是直接关系到道德伦理及其观念实践的课程。孔子经常召集学生们练习各种社会礼仪并要求学生们在社会活动中予以践履，从而使负载有核心价值观念的“礼乐”以有形的方式通过士人群体而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虽然，这招致了当时晏婴的批判：“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2]，但是也间接承认了孔子儒家之“礼”及其包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对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孔子之后儒家学派“一分为八”[3]，孔子的弟子们在不同的地域收徒传播儒学，像子夏、曾参、以及子思、孟子虽无确切的弟子数目可考，但作为孔子式的“德教”对儒家思想及其核心价值观念进行广泛传播的社会群体的历史地位是无法否定的。西汉中期“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德教”模式衍化成为封建国家的教育形式，“德教”所包含的儒家思想及其核心价值观念上升为“德治”的主要内容和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及其儒学群体无疑成为中国古代最早也是最为成功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者和示范群体。
[5]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
[6]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7]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8]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杨国桢、林智栋、傅德露主编：《林则徐大典》，海风出版社，2015年。
[9] 李贽：《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年。
[10]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 王晓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编著：《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
俗话说：“养儿防老。”寡妇有儿子的话，以后的生活和在家里的地位就有了保障；没有儿子而守寡，未来的生活则没有任何保障。况且，家里的两个至亲都是单身。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332（2019）04-0097-04
基金项目： 北部湾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030505）资助项目“地方‘应用型’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研究与实践”（19CGPY01）。
作者简介： 李季鸽（1998-），女，陕西延安人，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现代设计系研究助理，研究方向：艺术设计思想与古代思想文化；潘俊杰（1976-），男，陕西汉中人，博士，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责任编辑： 王作新
文字校对： 夏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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