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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44(2016)02—0068—07 “推类”问题的研究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可以说，近年来，几乎所有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者均或多或少研究过此问题，也有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专著虽然不多，但涉及这个问题的专著以及学术论文却很多。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向和学术深度。然而，对于这一问题还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与研究的空间。 一、“推类”概念 关于什么是“推类”，学者们主要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推类”就是“类推” “推类”一词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几乎和“类推”的意思相同。刘培育指出：“中国古代逻辑讨论‘类推’或‘推类’者很多。‘类推’或‘推类’是一种内容相当宽泛的推理论证形式，并不就等于类比推理。”[1]255-268“‘推类’一词在沈有鼎那里与‘类推’异名而同谓，可交替使用。据沈氏：‘辞以类行’是说一切推论最后总是要从‘类推’出发。‘类推’的根据在于事物间的‘类同’。孟子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就是这个意思。归纳推论和类比推论都是用‘类推’的方式进行的。”[2]刘明明一方面说“推类与类推可视为等同的概念”，“据孙中原先生考证，‘推类’，由后世学者多变通地说成‘类推’”，另一方面又说“可知，‘推类’比‘类推’相对宽泛些”[3]20。 (二)“推类”就是类比推理 崔清田在《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摘要》中认为：“推类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是以类同为依据的推理，有类比推理的逻辑性质，有重内容、轻形式的特征。推类成为中国逻辑主导的推理类型，是先秦文化制约的结果。”[4]吴克峰指出：“《周易》中的逻辑思想又是中国古代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逻辑称为推类逻辑。推类逻辑是将要推出的结论与推论的前提看成是同类，如前提A与结论B是同类，A如具有a、b、c、d的性质，结论B具有a、b、c的性质，那么就可以推类出B也会具有d的性质。这种推理方法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典籍《墨经·小取》中也被定义为‘以类取，以类予’的方式。”[5]黄朝阳认为：“一种观点认为，推类是归纳和类比的总称。另一种观点更进一步，认为推类除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之外，还包括演绎推理……对此我们难以苟同……中国古代的推类是并且只能是类比”[6]。 (三)“推类”不是类比推理 晋荣东的《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全文通过对前人关于推类的种种见仁见智的界定进行梳理，他认为：“首先，我将考察崔清田、黄朝阳等对于推类即类比推理的论证，然后简要讨论伍非百、汪奠基、沈有鼎、刘培育、孙中原等学者对推类的逻辑本质所做出的一种不同的解读。最后，我将立足于对推类实践的分析，阐明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从经验层面上进一步确认类同原则对于演绎、归纳和类比推理的普遍意义，最终证明推类与类比推理并不等同”[2]60-78。 (四)“推类”就是“推故”，就是“类推”，也是“推理” 刘明明在《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中指出：“从《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推类’‘类推’和‘推理’2000多次用例可知，其内涵一直相通。……‘辞以故生’，即‘推故’。‘辞以理长’，即‘推理’。‘辞以类行’，即‘推类’。‘故理类’相联，‘推故'‘推理’和推类互通。‘故、理、类’三范畴的必然联系，决定‘推故'‘推理’和‘推类’三术语的互通一致。”[3]21由此，刘明明给出了“推类”的定义：“‘推类’宜定义为：推类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理’)把握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的典型推理类型”[3]24。 (五)“推类”概念的界定 笔者认为，“推类”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着深邃的文化背景的，是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适应的，特别是和中国古代的所谓“关联性思维”①相联系的。因此，“推类”的界定，要能够揭示出“推类”的特征来。笔者认为，“推类”的界定应该是：可以把推类理解成“推类是建立在对事物(包括现象)类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把握基础之上的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大及小、由小及大、由远及近、由抽象及具体、由具体及抽象的推理过程”，这种推理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推理的“关联性思维”特征。这个界定就是要强调“关联性思维”的概念。 二、“推类”形式的历史考察 “推类”是中国古代传统推理中的主导类型，尽管这种推理的性质会因为语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但“由此及彼”的特征一直贯穿整个过程。 (一)“比”“兴”等常见的“推类”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毛公判断兴体的依据是既看声色状貌的感觉联系，也有事物的性质事理等思理的联系，还考虑到句法间的逻辑关系。从以上几个较典型的诗例来看，比的原理即诗人要说明一种义理或形容一种感觉，然后以比象的某一点特征来将它具象化，从这一点来说，刘勰用“附”和“切”来说明比象，对于比义力求比附切合的关系，是很恰当的。此处不妨举《诗经》中体现感觉的几类常见的兴句取象来考察此观点： 其一，与青春繁盛之感照应的兴句取象，以花类为主。如《周南·桃夭》《召南·何彼矣》都是以花之浓丽鲜艳，兴起新娘盛年宜嫁的美好之感；《摽有梅》以梅之渐落，兴起女子盛年将过之紧迫感；《卫风·氓》中的“桑之沃若”[17]79及《小雅·隰桑》中的“桑叶有阿”[17]356都令人联想到嫩桑般青春的鲜美之感；《陈风·泽陂》中由“有蒲与荷”[17]192兴起对美人的思念；《桧风·隰有苌楚》中猗傩的“苌楚”兴少女的天真无知，都是由花之繁茂比盛年之女子。 其二，与情绪、性情相照应的兴体。此类多取象于风。如《邶风·终风》中风的“暴”“霾”、和天色的“曀”“阴”固然是每章押韵的需要，但也可使人联想到所思之人谑浪放荡的脾气、不眠者疑云密布的阴沉心情。《邶风·谷风》中带来阴雨的谷风，虽然有“和舒”(毛解)和“暴烈”(姚解)的不同解释，但均为兴起夫妇相处的气氛；《邶风·凯风》中和煦的南风使人感受到母爱的温暖；《邶风·北风》中夹杂着雨雪的北风则烘托人们相携逃亡的凄凉；《小雅·谷风》更逐层写出风由小到大，摧折草木的暴戾，及情绪由不安到恐惧再到怨愤的递进相呼应。从《小雅·出车》第五章搬用此诗同样是兴“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来看，恐怕在标明时节以外，还可由草虫的鸣叫跳跃联想到将要见君子时跃动不安的心情。 其三，连绵和依附的状态引起的联想。如《小雅·南有嘉鱼》中以甘瓠缠绕蓼木的情状兴宾主依附，《大雅·绵》中以瓜瓞连绵的情状兴宗族传代绵延不绝。各例兴句取象和应句兴义虽然不同，但性质类似。 其四，兴起孤独无依之感的取象。《唐风·杕杜》和《唐风·有杕之杜》兴句取象均为棠梨树，前者兴独行者无兄弟之叹，后者则希望所思君子来游，《小雅·杕杜》也以茂盛的棠梨起兴，但所叹的是征夫在外不归。三首诗取象一致，兴义却各有不同，可见兴之取象并没有确定的喻义，但三者的孤独感却类同，由此也可见同类取象的兴可以引起对象不同的同类感觉。 兴体中还有一类，是主要凭借日常生活经验而产生的联想。这类联想与生活环境、习俗观念密切有关。其中有不少常见的取象被当代学者解释为隐语(或“庾语”)。如鱼、薪、狐、雉、雁、乃至瓠匏、风雨、茅葛，等等，几乎都与婚姻生殖有关。隐语在民间确实存在，当代农村仍可偶见以隐语喻两性关系的习俗。隐语说也是由解释鱼对于性的象征义开始形成一家学说的。鱼和婚姻的关系，毛传早就点到，其释《卫风·竹竿》说：“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室家。”[17]82 (二)连珠体的二支式、三支式 陆机的二段连珠： 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 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17]46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风在早晨吹拂，萧、艾都受到它的温暖；秋霜在晚上降落，芝、蕙都受到它的寒凉。所以，明君施威、济德，只有对所有臣民一视同仁，才是肃严、弘大的。这则二段连珠是采用了类比的方式来进行说理陈述论说的。“是故”之前的话是前提，包括春风朝拂和秋霜夜降两种自然现象。用春风、秋霜与明君的济德、施威作比，并进而从这两种自然现象归纳出一般性知识，即自然界里无厚此薄彼之分。由于这个道理很明显，所以这个一般道理就被省略了。“是故”以后的话是结论，它是通过与前提事件的类比得到的，即寒暖之于萧艾，芝蕙同厚薄，则明君施威济德于百姓应齐一。在这则二段连珠中，陆机以自然之理比人间之理，形象生动，简洁通俗地阐明所要论说的君臣之理。 以陆机的三段式连珠为例，可以全面地分析连珠体的逻辑推理特征。 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 是以众听所倾，非假百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 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15]46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音乐以适应于耳闻为动听，容颜以悦目为姣好。因此众人爱听的不限于百里奚演奏的音乐；大家爱慕的也非仅为西施的容貌。所以，圣人能随时世的变迁而识拔贤才，英明的君主能根据当代需要而任命官吏。 这是一首以“臣闻”，“是以”和“故”连接起来的三段连珠。第一、二段之间为演绎性的推导，省略了“不同人的耳目各珠”的前提。虽为演绎，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演绎法。首先各自是一种演绎法，然后又以一二段合为前提，类比出另一组演绎推理来。好似不同演绎方法之间的转换和应用。这个是陆机三段式的第一种形式。以两段演绎推理为基础，类比出一组具有普遍性的推理结论或者观点。 (三)连珠体的复杂式 在结构上除了二段式和三段式的连珠之外，还有一种复杂的连珠形式。二段式和三段式连珠虽然简洁，结构清晰，推理思维严密，但其论证性的力度有限，因此对于复杂的说理论证的情况，简单的二段连珠或者三段连珠既不能也不具备说服力与论证力的。因此，在实际的连珠使用中，往往将多段连珠混在一起，从而避免了长篇累牍的繁琐论述，同时也保留了二段式或者三段式连珠简明，直接推理，说服力强的特点。因此被许多的连珠制作者，甚至被很多的哲学家论证自己的学说体系而采用。复杂式的连珠体在韩非的连珠体例中比较常见，这是因为韩非初创连珠这种论理的格式，多数情况下格式还不是很严格，仍处于朴素的发端。因此，韩非不太拘泥于格式的严格要求，但由于韩非是基于其自身的丰富的逻辑，以及他独特的二难论说式的论辩推理结构形式之上而开创的连珠，因此，在早期的韩非的连珠形式里，更多注重于其论说结果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对于严格的形式并不是过度追求。因此，韩非的连珠虽然是萌芽式的连珠，但其所包含的逻辑思想却异常丰富，后世的扬雄、陆机、葛洪等均未超越。此处以韩非子的连珠体为例，来论证连珠体复杂逻辑结构及其在论说中的作用。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假言前提) 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正面例证，列举四则故事) 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反面例证，列举三则故事) 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18]148(比喻性质的结论，包含两则故事) 整个推论的大概意思是：人君观行听言如不参稽于众人，则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人君听言如偏信一人，则言路堵塞。然后从正面列举了侏儒讽喻卫灵公勿专宠弥子瑕的故事，孔子劝谏鲁哀公勿偏听权臣季氏一家之言的故事，齐人以鱼充为黄河之神来欺蒙齐王的故事，以及惠施谏魏王勿只听一面之词“亡其半”的故事。又从反面列举叔孙因宠信竖牛儿先后诛杀自己的两个儿子，最后自己竟饿死在竖牛手里。江乙指出楚国姑息养奸酿成白公之乱，以及卫嗣君欲治国而不知治国之术，反而培植了一些蒙蔽自己的臣下的教训。这就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假言前提的真实性。最后，从假言前提推出结论：明君要像聚铁做屏障来防备飞矢那样，从多方面来制服臣下，使其不能生奸；要像辨察三人皆言室内有虎而盲目信从之弊那样，来辨察众人之言而勿轻信。 这一则复杂的连珠推论的前提由两个假言命题组成，接着用一系列历史故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归纳，最后以两则故事作结。整个推理过程列举九则故事，虽每则故事都是独立的，但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其说在……”中的四个故事和“其患在……”中的三个故事是用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概括性前提的，用的是归纳法，是概括性前提得以成立的根据；而从每一则故事与结论的关系来看，又具有类比的性质；再从结论与假言前提的关系来看，又显然是演绎的关系。由此可知，韩非这里的复杂连珠中有融归纳、类比和演绎于一体的错综的逻辑关系，它把许多事例用逻辑方法串联起来，在语言形式上又“若珠之结排”，形成了架构性非常强的逻辑推理方式，称之为连珠极为贴切。复杂的连珠在韩非的著作中应用的非常广泛，特别是在论证或者论说时这种应用极为常见。比如，论证“祸兮福之所倚”时就使用了一个很复杂的连珠，但又不失简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性。 三、“推类”的内在机制 从逻辑发展的三大源流的逻辑发展历史来看，推类的推理机制和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机制不同，也和因明的推理机制不同，对此，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尽管先贤们的看法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精准的理解，本文还是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推类”的逻辑性质 1.演绎性 晋荣东在《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一文中举出如下实例认为，推类具有演绎性，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必然性： 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19]42 孔子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但从孔子自己承认的“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出发，子贡经过一个复杂的推类，最终得出了他所期待的结论：“孔子是圣人”。这一推类之所以可能，关键就在于子贡根据类同关系，对“孔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归类：“孔子”真包含于“学不厌而教不倦”之类：“学不厌而教不倦”真包含于“仁且智”之类：“仁且智”真包含于“圣人”之类：于是“孔子”亦真包含于“圣人”同类。这里，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就表现为：推理者根据类同关系，对某个对象进行(一次或多次的)归类，以确认该对象具有一种新的类同属性。究其实质，这个推类是一个后退式的复合三段论，其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必然联系。 再来看王充《论衡·道虚》中的一个推类： 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20]106 “性不异于物”明确表述了“人”与“物”之间具有的类同关系。以此为基础，王充援引同类之理——“物无不死”——来推类，从“夫人，物也”推出“人安能仙？”这里，类同原则对推类过程的引导就表现为：以类同关系为基础，推理者援引同类之理来确认某类对象中的个别对象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很明显，这个推类使用的是三段论第一格的Barbara式，这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形式[2]60-78。 除此以外，沈剑英在《论连珠体》一文中对陆机的《演连珠》“臣闻寻烟染芬，熏息犹芳；征音录响，操终则绝。何则？垂于世者可继，止乎身者难结。是以玄晏之风恒存，动神之化已灭”[15]461进行研究，认为“这种三段的连珠主要用演绎法”，在对“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是以众昕所倾，非假北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评论道：“这个三段的连珠用的推理论方法比较特殊。第一、二段是演绎关系……这种演绎确实很奇特的，它决不同于一般的演绎法”[7]250-261。 2.归纳性 晋荣东在《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一文中举出如下实例认为，推类具有归纳性，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或然性：《墨子·天志下》中记录了如下一个推类： 苟兼而食焉，必兼而爱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于楚之四境之内，故爱楚之人：越王食于越，故爱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21]85 墨子首先根据“楚王”与“越王”皆有“食于某地且爱某地之人”的属性而将其归于同类，进而概括出它们所属之类共同具有属性“苟兼而食焉，必兼而爱之”。“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同类事物总有相同之处，总受到相同的规律或道理的制约，于是墨子又援引那个共同属性来确认与“楚王”“越王”具有类同关系的“天”——三者均有“食于某地”的属性——也具有“爱某地之人”的属性，由此就证成了“天兼天下而食焉，必兼爱天下之人”。在此，类同原则对推类过程的引导具体表现为：根据类同关系，推理者从前提所涉对象具有的某种属性出发，贯通其类，概括出某种同类之理，然后援引同类之理来确认同类的其他对象也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这个推类的过程颇为复杂，推理者先进行了一个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然后从归纳所得之普遍概括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对个别对象进行推断[2]60-78。 沈剑英在《论连珠体》一文中对陆机的《演连珠》进行研究，认为“这种三段的连珠主要用演绎法，只是在第三段列举例证时用的是归纳法，因此很像印度的因明三支推论”。“前提首先归纳……由此可以看到，这首连珠虽然只有前提和结论两段，但其前提具有归纳的性质，其结论则具有演绎的性质，前提与结论并不具有直接的推导关系，其间还隐含着一个类比的过程，类比的前提原来就是从归纳得来的结论，类比的结论又作了演绎的前提”[7]250-261。 3.类比性 崔清田在《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中指出：“墨家的辞‘以类行’和‘以类取，以类予’的推类准则，以及推类的实例都显示：推类是以两个或两种事物共同具有某些类同属性为依据，推出它们共有其它属性的推理；推类是由个别或特殊进到个别或特殊的推理；推类没有也无法确证前提中类同属性与结论中推出属性之间有必然性联系，前提与结论的联系只具或然性，属或然性推理。这些都说明推类有类比推理的性质”[4]136-141。 4.深入归纳法 罗马尼亚逻辑学家安东·杜米特留的《逻辑史》指出：“刘家惠认为，欧洲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所说的类比推理，实际上是深入归纳。这种深入归纳不是从特殊到特殊的过程，而是包含从特殊开始，建立一般原理。下面就是作者给这种归纳下的定义：‘深入归纳是一个由类比进行的推理，它在推演之下产生。推理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关于特殊族类的规律。但是，它不是建立于S.穆勒归纳法基础上的从一个特殊到另一特殊的过程’。刘家惠强调，虽然深入归纳法是中国一切推理的钥匙……”[8]2-38 我们认为，推类的性质要针对具体的用例来探讨，不能一概而论，就墨家逻辑所说的譬、侔、援、推等推理而言，其性质是类比推理，往往具有“比类合谊”的性质；而墨家逻辑所说的止、连珠体以及部分的诸如《墨子·非攻》所言：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21]53-62 这里既具有归纳也具有类比的性质；而连珠体的所谓演绎性质其实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其本质还是类比。至于晋荣东所举的具有演绎性质的推理例子是不是合适的推类的例子还需商榷，最起码不是狭义的推类意义上的用例。 因此，推类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推类是泛指中国古代所有的推理，既包含演绎、归纳，也包含类比。而狭义意义上的推类则是专指类比推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崔清田指出推类是中国逻辑推理的主导类型。 (二)“关联性思维”的概念 很多学者在对中国古代的推类性质进行研究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类同原则”。孙中原在解读《墨辩》时也指出，《大取》所说的辞“以类行”，讲的是推论中所涉及的事物类别，应该前后一致，而不应该出现矛盾；《小取》说的“以类取，以类予”，旨在强调取例证明和予例反驳，都应遵守同类相推的原则，不然会引起矛盾[2]60-78。崔清田认为：辞“以类行”和“以类取，以类予”，不仅指明了墨家推类的依据是类同，同时也说明了推类的一般程序。这就是以类同为依据选取理由，再以类同为据从理由推出结论，成立所要论证的命题[4]136-141。其实，研究中国古代的推类问题更应该关注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关联性思维”。究其实，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一方面对“同异”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同”“异”没有固定的界限，所谓“毕同毕异”，另一方面在古代典籍中“异类相推”例子也是比比皆是。《诗经·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17]69《淮南子·说山训》：“物固有似然似不然者。……类不可必推”。《论衡·实知》：“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墨家虽然强调“异类不比”，但没有说“异类不推”，正是基于这些也同时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经说上》)。所以，我们更主张“关联性思维”是中国古代推类的原则或者规则。 “关联性思维”这个概念来源于西方，这种思维的表现形式更倾向于联想、比喻和类推等。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已经有所论述，刘明明认为“推类是关联性思维的一种模式”[3]332。张晓芒认为：“我们在运用‘譬’的推导方法时，就要对这些‘譬’提出以下批判性的评价：第一……第二，类比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9]77-80不管推类的性质是什么，关联性一定是第一要素，没有了关联性就不可能进行推类。 (三)“推类”的推演程式 推类的推演过程也会因为具体的用例不同而不同，主要有比肩式、辐射式、鱼贯式和复杂式。 比肩式是推类的主导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基于两个或两类事物如果类同，就可以推出它们在某个性质也相同，体现了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远及近、由大及小、由小及大、由抽象及具体、由具体及抽象的推理过程。诸如陆机《演连珠》：“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是以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这就是从自然推类人事。崔清田认为这种推理形式可以表述为：“乙(墨家命题)与甲(世人命题)均有属性丙(‘不是而然’)，乙与甲类同(‘此与彼同类’)；甲有属性丁(‘世相与共是之’)；所以，乙也有属性丁(‘世相与共是之’‘无难也’)”，我们的看法和此有些不同，其形式应该是： A和B类同，A具有X性质 所以，B也具有X性质 这种推类和传统逻辑的类比推理有所不同，传统逻辑的类比推理的形式是： A具有性质a、b、c、d B具有性质a、b、c 所以，B可能具有性质d 所谓辐射式就是从某个事物的原点出发，向四周辐射推类，古代汉语语义的发展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形式：“曲”的本来意义是一种与方器相对的圆曲形的器具，以这个本意为原点，可直接放射引申出如下词义：一是用于树木，指弯曲；二是用于头发，指蜷曲；三是用于宫室，深邃；四是用于街巷，指偏僻；五是用于言论，指片面；六是用于见识，指寡陋；七是用于音乐，指乐调；八是用于歌唱，指唱词；九是用于笔法，指曲笔；十是用于动作，指曲成[10]181-182。 所谓鱼贯式就是以某个事物为源点引申出甲义，再由甲义引申出乙义，再由乙义引申出丙义，一个接着一个引申出新的词义。例如：“兵”的词义引申过程就是：兵(兵器)→士兵→军队→战争→杀伤；朝(早晨)→朝见→朝廷→朝代。 所谓复杂式就是包含有演绎性质、归纳性质和类比性质的复杂推理过程，这正如沈剑英在《论连珠体》中研究《韩非子·内储说上》“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假言前提)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正面论证，列举了四则故事)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乞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反面例证，列举了三则故事)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结论，包含了两则故事)”所说的那样：“这一推论的前提由两个假言命题组成，接着用一系列历史故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归纳，最后一两则故事作结。……用的是归纳法，是概括性前提得以成立的根据；而从每一则故事与结论的关系来看，又是类比的性质；再从结论与假言前提的关系来看，又显然是演绎的关系。这种融归纳、类比和演绎于一体的错综的逻辑关系，用‘互相发明’四字来概括，真是再确切不过的了”[7]252-253。 综上所述，推类的形式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