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非洲形势发展的特点与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非洲大陆最重大的事件是扎伊尔和刚果政权的更迭。
从某种意义上说，1997年堪称以1991年“贝宁模式”发端的多党风潮兴起以来黑非洲形势发展的转折点。
所谓“多党风潮”，一种是通过召开全国会议全民公决、多党选举，完成政体转换和政权更迭，有时被称为“文人政变”；另一种是原执政党因势利导，主动转变政体，组织多党选举，结果往往形成一党主政局面。
1997年的转折意义在于：一、这种趋势似已成强弩之末，没有继续发展（政体转换已基本完成，选举中也没发生政权更迭，有的反对党抵制）。二、多党风潮久攻不下的扎伊尔形势突变，卡比拉以风卷残云之势，几个月便取得政权；利苏巴临近选举，寻衅生事，反被萨苏和安哥拉军队联手打垮，造成武装更迭政权的又一实例。
实际上，武装夺权至少近十年来一直是股“潜流”。1986年穆塞韦尼打出天下，90年代初在“风潮”中我行我素，西方拿他没有办法，也只好默认。乌干达几乎是公开坚决抵制“多党民主”的唯一突出例证。然而不那么突出的例子还有厄立特里亚（实际上是一党制）和埃塞俄比亚。这两家也是打下来的。此外，还有卢旺达和布隆迪。1997年的另一个“明星”国家是安哥拉。在两刚政权更迭的激变中它是相当重要的角色，自然靠的也是武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武装夺权的实例同以往的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事政变有本质区别。乌干达之所以引人注目，倒不在于“抵抗军”打下天下，而在于执政十年，创建了有助于发展“基层民主”的“运动体制”，在这个长期动荡、惨剧迭生的国家实现了和平与稳定，经济有明显恢复。因此，乌干达大有成为一种“模式”的趋势。至少，它的成功已在卢旺达、布隆迪、刚果（民）产生了影响。
这股“潜流”之所以有发展成潮流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党民主”并未带来预期的成功，至少在相当一批国家是如此。不说“多党运动”从未得手的扎伊尔，即使在一度得手的刚果、尼日尔、马达加斯加、布隆迪，带来的也多是麻烦。还有一批国家，如加蓬、多哥、喀麦隆、乍得，“多党运动”取得了多大成就也很难讲。“多党运动”取得了多大成就也很难讲。“多党运动”发展最为平稳的是贝宁，它的情况怎么样？笔者1997年下半年到那里走访了一次，印象似乎不容乐观。当然，贝宁于1996年顺利地举行了第二次多党选举，克雷库重掌权柄，被有些学者视为“多党民主”趋于成熟的标志。笔者起初认为，这是索格洛执政失败的表现。然而细一分析，这中间偶然因素太大，谁能上台，最终取决于温贝吉的立场取向，就连他自己，恐怕也是最后一分钟才下的决心。另外，据说法国也是个重要因素：索格洛亲美倾向突出，法国人不乐意，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刚果（布）政权更迭中也有这一因素。总之，大国态度所占分量有时恐怕超过选民意旨。笔者在贝宁考察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多党代议制对贝宁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到底怎么样？实际上，这也是笔者感到不容乐观的主要原因。贝宁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位哲学教授，曾在多党运动中相当活跃，作为家乡的骄子也曾投入竞选，然而当某大党的候选人来到该选区，撒了大把的法郎之后，他明确感到获胜无望。在游览冈维埃这个“非洲威尼斯”时，笔者试图将它作为一个“基层政治”的麻雀来解剖。全区 2.5万人，是一个选区， 只有一名议员候选人，因为当地人不接受“ 竞选”原则，谁来参选，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私下商定的。在总统选举中，大家都投索格洛的票，因为他为接待法国总统来访，曾在当地修过一间小旅馆。《公民报》主编告诉我们，为了当选，政客们自然要利用部族因素，用部族利益取代民族利益。主编认为，贝宁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是法国的好学生。政体与实际差距很大，那么多党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领导人目标不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体制，分歧是政客们私下里讨价还价解决的。政府、政党、学校都不重视培养民族意识。前外长、律师多苏归纳起来说，没有经济独立，很难有政治独立，非洲依赖性太强，个人依赖部族，农村依赖城市，国家依赖国际货币基金，非洲的“解放”才刚刚开始。尽管克雷库再度上台后很快即召开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会议，但实际效果不得而知。
相反，在这次访问的卢旺达、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笔者倒有一些乐观的理由。卢旺达的大屠杀过去仅三年，形势仍未完全稳定，但我们至少遇到了一批朝气蓬勃、受过良好教育、决心干一番事业的人。乌干达的基础设施有明显改善。尽管工业多由印度人控制，但至少在恢复、发展之中。埃塞俄比亚是黑非洲唯一未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几千年文明史的深厚沃土滋润出更强的自主意识，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战略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创性，我们参观的几家企业已开工和在建的项目更使人印象深刻，耳目一新。笔者坚信，非洲问题的解决，要靠非洲人自己找到办法，因此，对照搬的模式表示怀疑，而对创造，即使再稚嫩也感到由衷的欣喜。
此次非洲之行还去了刚果（民），突出的印象是任重道远。这个大国情况远较乌干达、卢旺达复杂得多，而解盟上台又太快，没有埃塞俄比亚、乌干达那样的长期准备。但在金沙萨，我们也看到似曾相识的场景：解盟军队的士兵在帮助打扫街道和清除河道中的淤泥。但愿这是有别于穆塞韦尼称之为“新殖民主义武装”的非洲旧军队的“人民军队”的雏型。
为什么武装夺权在非洲仍有客观必然性？因为建立适合非洲国情的政治体制，在当前条件下，仅靠“投票”还往往难以做到。现在的选举制度往往是抄西方的。非洲社会大多还是“前工业社会”，是农业社会。在“市民社会”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式多党制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非洲要有自己的创造。当然，非洲又处在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里人往往有更强的政治意识和民主要求，对这种发展趋势应有何种对策？对此，穆塞韦尼总统似乎并不特别担心：必要时可进行全民公决，如果大家都要求实行多党制，改过来就是了，不行，就再退回去。民主是必然趋势，但其实现方式要从实际出发。
怎样概括非洲形势发展的趋向？笔者赞同埃塞俄比亚执政党一位高级领导人的看法：观察非洲形势，一要看几个大国，二要看到非洲的形象在改变。以前一提到非洲，第一个形象是埃塞俄比亚的饥民。1996年埃塞俄比亚开始出口粮食。而第二个形象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现在那里建立了非种族民主制度。以前非洲的第三个形象是以蒙博托为代表的贪官污吏，现在他们失去了西方的支持，感到本国老百姓的压力。在该领导人看来，非洲的大国中问题较大的是尼日利亚，然而笔者倒从尼日利亚军政权不为外界制裁所动、坚持自己的“还政于民”程序和时间表中看到某种希望。非洲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大陆，但却不是没有希望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