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同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冯梦龙“三言”之本来面貌说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要论文,面貌论文,冲突论文,儒家思想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时代思潮和社会发展状况、作家思想面貌和生活经历、作品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多视角地剖析了冯梦龙的“三言”中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同市民意识的冲突与融合：考察了这种冲突与融合产生的原因；剖析了这种冲突与融合在“三言”内容上的具体反映；分析了这种冲突与融合对“三言”艺术形式的制约。文章认为，如何客观、准确地描述和评价这种冲突和融合以及二者给“三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这对全面揭示“三言”的本来面目具有较大的意义。
关键词 “三言”；儒家思想；市民阶层；市民意识；冲突；融合
近年来，学术界对冯梦龙及其整理、加工、改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作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成绩颇大。尤其是冯氏以情反理的“情教”观及“三言”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所洋溢的浓郁的市民情趣和强烈的民主意识，历来得到人们的首肯和重视，受到当今学人的高度评价，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仅限于此，忽视其传统的儒家观念，忽视其儒家思想与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则是不全面的，因之也就不利于全面考察、揭示作品的本来面貌。因为冯梦龙所反对的是程朱理学而不是传统的儒教，相反，传统的儒家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他的创作。同时他又兼采释道二家，以儒释道思想（其中又以儒家思想为主）去限制、消融市民意识中某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可以说，“三言”既蕴含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又散发着新鲜的市民思想情趣的气息。为此本文拟考察一下儒家思想同市民意识的冲突与融合的原因、其冲突与融合在“三言”中的表现及其对“三言”艺术形式的影响。
一
“三言”中所表现的儒家思想和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时代思潮、社会发展的因素，又有作者本人的主观因素及读者的接受因素，总的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和融合 明清之际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思想领域内，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把程朱理学教条化、程式化、绝对化，用以箝制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一批进步思想家代表新兴的市民阶层意识，用民主思想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喊出个性解放的心声。如针对禁欲主义便展开了论争和批判。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①所谓存天理，即是要求人们按照封建等级地位做所谓应做的“仁、智、礼、义、信”诸事；“灭人欲”即是要求人们不去做所谓不应求的美味、声色之事。对此，一批进步思想家纷纷发难，进行批判。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率先批判，后有何心隐、李贽等继之。尤其是李贽力主“童心”说，公开张扬“好货”、“好色”，以欲反理。这种思想上的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学领域：汤显祖提出以情反理，强调情是人的根本；兰陵笑笑生则在《金瓶梅》中大开禁欲主义之闸门，奔涌出金钱和肉欲，并把空灵高雅的士大夫文学转为充实粗俗的市民文学形式；冯梦龙则在作品的内容上，“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②，形式上，在继承和扬弃《金瓶梅》中一些取悦世俗的思想、笔法的基础之上，向高雅的情致发展。
然而，进步的思想家所反对的是伪道学程朱理学，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完全反对；而是有的加以继承，有的加以发展并融进新的内容，因而其进步思想同儒家思想二者有相融合的一面。如王良一方面把陆王心学“心即是理”的抽象的仁义道德之心换成了人的血肉之心，把抽象的仁义道德之道换成了“百姓日用之道”。③但他又说“仁者，爱人”，“不爱人，不仁可知矣”；“爱人则人必爱我”，“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④从此可以看出王艮的仁爱观与孔子的仁爱观的一致性。因而“三言”中便出现了“富贵要仁”、“义利统一”的道德观。这种观点既是对传统儒家仁义思想的发挥，又是市民阶层从自己经济利益出发的致富愿望的写照。
2、冯梦龙所受的教育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二者相融合又相冲突的基础 尽管有关冯氏生平的材料不多，但据现有的材料仍可知他受过系统而完整的传统教育。据载：“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⑤而经学是儒家思想中经典性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又据有关资料载：冯梦龙30岁时曾应邀去湖北麻城讲《春秋》，并写过《春秋衡库》、《四库指书》之类的著作。⑥从中可知，冯梦龙受到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得到了儒家思想的真传，并深解个中三昧。另一方面，由于他一生潦倒屋场，多次失意，落魄奔走，内心抑郁，被目为海内“畸士”，长期往来于青楼酒馆，出入于茶肆书坊，以排遣心迹，从而有机会接触了妓女、商贩、说书艺人等下层市民，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同情他们的遭遇，为“三言”的编辑和创作打下了基础。可见他所受的正统教育使他接受了儒家思想，而与下层市民接触的生活经历则又使他树立了市民意识，这种正统教育和生活经历正是他融合儒家思想和市民意识于一身的前提和契机。
3、冯梦龙复杂的文学观使然 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注重功利主义目的，将审美效应和教化作用结合起来。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⑦这一重教化的美学观后来发展成为更为完善系统的“文以载道”说。冯梦龙自觉地把小说的改编、创作纳入儒家思想的轨道，将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概括为：“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好，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⑧认为小说乃宣扬儒家思想的辅助手段，甚至其效用可超过儒家经典，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⑨他解释“三言”名字之含义曰：“明者，取其可以导愚矣。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⑩其中的“义”即是指小说的教育作用。
另一方面，其文学观又是为市民服务的。为此冯氏在编排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时可谓煞费苦心。他指出了唐人、宋人小说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的特点：“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11)他还揭示了经典国史不能达到教化广大市民的原因：“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矣。”(12)然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辞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13)于是导致“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估经书子传之穷”。(1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在要求文学为大众服务、为广大市民服务，要求文学通俗化的同时，并没有走上另一个极端，而是十分客观地认为应将通俗文学中庸俗、粗劣的部分剔除，他说：“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15)他又说：“若夫淫谈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16)这正是冯氏有别于一般的书会才人之处。
可见冯氏文学观中为市民服务的思想不止体现在形式的通俗化上，更重要的是欲求实现“导愚”、“适俗”的目的，以达到“不谬于圣贤，不害于风化，不戾于《诗》、《书》经史”(17)，从而使为儒家思想服务和为市民服务两种文学观有机地结合起来。
4、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欣赏需要使然 话本的读者无外乎这样两种：统治阶级（包括上层文人）和广大下层市民（含下层知识分子），其中主要是后者。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民主思想的产生，随着城市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市民的地位也在提高，他们迫切要求在各个领域中体现自己的利益和思想意识。当话本和拟话本从经史子集和文言小说的神圣殿堂走向街头茶肆时，广大市民便在这里寻找、寄托自己的理想。同时在市民意识中也有与儒家传统思想相通的部分，因而在市民的欣赏要求中，既能接受反映市民意识的作品，也能接受贯通儒家观念的作品。就统治者和上层文人来说，他们自然乐意运用小说这种形式去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也希望用儒家观念去限制和消融市民意识中的“离经叛道”的思想。因而在“三言”中也就有了圣君贤相君臣相得，知识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理想境界。正是因为包含着儒家思想和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小说才得以使来自上述两部分读者的欣赏要求成为现实。
总括以上内容可知，“三言”中的确存在着值得探讨的儒家思想同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
二
就思想内容来说，“三言”直接宣扬儒家思想的有50余篇，表露市民意识的有10余篇，跟道家思想有关的凡40篇，跟佛家思想有关的凡7篇。其中表现市民意识同儒家思想冲突和融合最为强烈的自然要数前两种。在后两种主题的作品中也无不打上二者冲突和融合的痕迹，表现出多重主题的融合性。“三言”50余篇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作品虽亦带有市民意识，但我们可以看出这时市民意识与儒家思想融合的成份要多些。这里的儒家思想已打上了市民意识的烙印，这里的市民也是身着儒家思想外衣的市民。而在反映市民意识的作品中，则是二者冲突的成份较多，往往表现为代表民主进步力量的市民意识与传统落后的儒家观念的冲突。自然，这里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从大体上加以划分，而实际情况则是十分复杂的，往往同一篇作品既包含着二者的融合，又包含着二者的冲突，而且随着情节的发展，二者的相互消长、相互融合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下面我们试图就“三言”的思想内容描述一下儒家思想与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其融合性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儒家思想的仁义、忠孝与市民意识的重友谊、讲义气的融合 “仁”乃孔子思想的核心，“义”乃孟子思想的核心，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真谛所在。忠孝则是儒家思想明尊卑、别贵贱、分等级度量人伦关系的标尺。然而在“三言”中，这一切经过冯梦龙的加工改造已不完全等同于封建说教，而是具有更为宽泛的外延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中最根本的特点是融进了市民的思想意识和伦理标准。
“仁义”在冯梦龙看来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他在“三言”中多次宣扬“古来仁义包天地”（《羊角哀舍命全交》），“惟有存仁并积善，于我不朽在人心”（《裴晋公义还原配》），“仁义还收仁义报，宦途无梗子孙贤”（《单符郎全州佳偶》），“频频握手未为亲，临难方知义气真”（《吴保安弃家赎友》）。应该注意的是，在这儿冯氏所宣扬的仁义是与市民所最为崇拜的友谊、义气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手工业者、商人等下层市民之间的友谊和义气，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和情操，是市民对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的心中蓝图，而不再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家一户”“同宗同姓”的宗法思想。因而便有了吴保安的舍家赎友（《吴保安弃家赎友》），赵匡胤的义送京娘（《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羊角哀、左伯桃的舍命全交（《羊角哀舍命全交》）。尤其是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写了施复拾到银子后“不以拾银为喜，反以拾银为不安”的行为，就此，作者发了一通议论：“衣冠君子中多有见利忘义的，不意愚夫愚妇倒有这等见识”。作品结尾处作者特意指出施复和朱恩“情分胜如嫡亲”，这表明在作者眼里市民之间的友谊高于同亲同姓的宗法关系。尽管以上所提作品主人公不全是市民，但我们从中仍可看出市民阶层理想中的友谊境界。
“三言”中“忠孝”的概念也扩大了，不再单是忠于国君、孝敬父母、兄弟和睦等封建说教，还包括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爱情等。对于后者本文其他地方有论述，这里着重说一下前者。在“三言”中，市民阶层的“忠君、孝悌”观念仍没有超出传统儒家的封建的孝悌观念，愚忠、愚孝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如忠君思想几乎贯穿整部“三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写秀才赵伯升因一字被皇帝挑剔而名落孙山，却毫无怨上之意，后于茶肆遇仁宗后仍说：“非天子之过也。”被仁宗授以高官后，不仅赵伯升感激涕零，连赵之父母也“愿孩儿忠心补报皇恩”。可见下层知识分子和下层市民的忠君意识。《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起义领袖汪革在忠君的思想指导下自首牺牲。就“孝悌”来说，儒家思想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地溶进了市民的深层意识中。为了满足孝悌的宣传功效和迎合市民的欣赏趣味，冯氏往往在许多作品的结尾让善终的人子孙满堂，且都享有高官厚禄。无疑这是贯穿在“三言”中的消极部分。
2、儒家思想的人性善恶观和市民的劝善弃恶观的融合 儒家思想有人性善恶之说，把人分为忠正、奸邪两大系统。“三言”的人物均可归入这两大系统中，他们或为圣君忠臣、义夫烈妇，或为昏君奸相、逆子淫妇。这无疑是儒家思想给人物打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是儒家观念的对象化和物态化。而市民阶层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劝善弃恶作为评价社会上各种人物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准绳，这也是他们在伦理关系上的理想、愿望和信念的集中而概括的反映。在这两种意识的作用之下，便有了“三言”中的性格单一化、类型化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公正无私、断案如神的包拯，正直刚烈的沈链，正义无邪的宋太祖，肝胆相照的羊角哀、左伯桃……与之相对的则是一批反面人物如负义薄情的李甲，凶残狠毒的严嵩，奸险祸国的贾似道……尽管这种善恶与爱憎来自儒家思想和市民意识两个不同的方面，但从人物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结局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意识的相通之处。
就“三言”内容看，儒家思想和市民意识的冲突性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儒家观念的重农抑商、轻财重义与市民意识的弃农经商、发家致富的冲突 中国是个农业国，适应这一特点，儒家一贯重农轻商，轻财重义，强调“农业为本，工商为末”。而“三言”中不少的作品热情地描写了人们的经商活动，表现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称羡和追逐；描写了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的全过程，形象地体现了王艮等进步思想家的“好货”的思想，富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了与传统的儒家观念不相融的特点。如作品写了汪革办铸铁作坊，开酤坊致富（《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刘奇、刘方开设布店发财（《刘小官雌雄兄弟》），徐阿寄为主妇挣下大家业而发财（《徐老仆义愤成家》）等。可见，新兴市民阶层要求通过致富改变自己的贫贱地位，通过经济地位的提高企图建立新的尊卑贵贱和价值尺度。对此作者是抱着赞赏的态度加以歌颂的。
值得指出的是，冯梦龙所歌颂的致富是通过勤劳实现的，在他看来，是不能违背儒家的仁义思想的。他要求“富贵要仁”，“义利统一”。所以他说“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又说：“万贯钱财如粪土，一分仁义值千金”（《徐老仆义愤成家》）。一旦发财致富蜕变成“金钱万能”和“拜金主义”的狂热追求时，冯梦龙则使用儒家思想这一政治武器去批判、匡正它，从而使作品产生了又一种意义上的冲突。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大盐商孙富片刻之间就用两千两银子买走了布政使公子李甲的爱宠；《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山西马贩子沈洪可用巨金从老鸨手中买走玉堂春；更有甚者，《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下层市民黄老狗的儿子竟为了官府的赏钱而趁醉割下父亲的头颅；《滕大尹鬼断家私》中，连青天大老爷都为了贪图钱财而不惜瞒天过海，以致装神弄鬼……对诸如此类的种种丑行，冯氏固然不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剖析批判，但他拿起了儒家思想这一武器，让形形色色的见利忘义之人或是恶有恶报，或是对之冷嘲热讽。
总之，这儿的冲突有两个层次：一是弃农经商的行动同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的冲击；二是当市民的致富意识走上极端时，儒家思想便对它进行匡正。
2、情与礼的冲突 “三言”中大量描写爱情的作品直承王艮、何心隐、徐渭、李贽等人的“百姓日用之学”，把“好色”和“人欲”写入作品。肯定男女之欲、男女之爱，表现了人们要求满足味、声、色、欲、逸等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思想愿望，从而超越了父母之命，超越了等级观念。其中有一批女性敢于冲破礼教的约束，追求幸福的爱情，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陈玉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她们勇于冲破“三从四德”的羁绊，大胆、主动地委身于心爱的人，其性爱观已具有朦胧的平等意识。此外，这批作品还赞美了女子的才智和胆略，不再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来衡量女子的价值。如《苏小妹三难新郎》塑造了一个才貌出众、智慧过人的苏小妹形象，作者公开赞曰：“若许裙钗遇科举，女儿哪见逊公卿。”《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则写了一个有胆有识，智斗公差，助夫脱险的闻淑女形象。更难能可贵的是还讴歌了一批内心纯洁，外貌美丽，勇于追求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妓女形象，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玉堂春、《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花魁女子等。也正是在这批女性身上更为典型地体现了市民意识中的“情”与“儒家思想”中的“礼”的冲突。
另外，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从女性的贞操观念和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看，还可见出儒家思想的保守的一面与市民意识的局限性是相通的。作品褒扬了一批守节的女子。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书生莫稽读书做官后，嫌妻子是七代团头之女，故将其推入河中，而当金玉奴被救后有人给她提亲时，她竟说：“既与莫郎结发，从一而终。虽然莫郎嫌贫弃贱，忍心害理，奴家恪尽其道，岂肯改嫁，以伤妇节。”可见恪守“妇道”、“妇节”的贞节观念对金玉奴的毒害多么深刻。即便是最被人们乐道的冲破了贞节观念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也安排了一个“妻还作妾”的结局，以示对三巧不贞的小小惩罚。可见，在冯梦龙看来，女人的贞节与人格是等值的，没有了贞操也就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而与此相反，男人则可以一夫多妻，寻花问柳，并以之为荣。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八老则可做个“两头大”，在家有老婆陪伴，在外还有个妻子知冷知热，这种停妻娶妻的现象不仅受不到指责，反而被认为是本份之事。作者还以赞赏的笔调安排了双妻团圆，双子显贵的结局。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夫权思想在明清的世情小说、时事小说、英雄传奇等故事中也都普遍存在，这是儒家礼教的流毒，也是市民意识落后的一面的表现。
据上，我们可粗略地看出儒家思想和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在“三言”内容上的反映。
三
“三言”中儒家思想和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而且还制约着“三言”的艺术形式。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儒家思想的中和之美与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识的融合和冲突 儒家在哲学上讲究“中庸之道”，反映在美学上即是追求“中和之美”，认为“中和”乃美的最高境界。故此儒家诗教要求“温柔敦厚”，要求“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威而不猛，乐而不淫”；乐教要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废，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18)总之一句话，追求中和之美。这一审美意识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深层的审美结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冯梦龙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它。另一方面，市民阶层在悲剧与喜剧的审美趣味上，更喜欢后者，他们喜欢忠奸分明，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喜欢劝善扬恶，喜欢富有刺激性的情节。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和市民审美要求的既相交叉又有其不同，“三言”才呈现出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而不哀，乐而不淫的审美特征。这表现在：
第一，当作品为悲剧时，儒家的审美意识和市民的审美意识有使之趋于喜剧的求同性。当作品以悲剧为主调时，为照顾两种审美意识的要求，作者便力求用喜去稀释悲的成份，使欣赏者在鉴赏过程中心理上不至于过份地悲痛，从而处于哀而不伤的境界。如《玉堂春落难逢夫》本是个悲剧，作者便安排了一个喜剧的结尾，使王景隆科举高中，一举成名，于危难中救出玉堂春。其他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等，或悲中杂以喜的成份，或是结局中善恶有报，或以大团圆结局，从而使悲的成份减弱。
第二，当作品为喜剧时，使讽刺喜剧向幽默喜剧过度。尽管市民阶层喜欢喜剧，偏重于偏激和刺激，但由于儒家的“中和之美”要求“乐而不淫”、“乐而不荒”，因而冯氏在作品中就限制、消融了市民重喜、重刺激的要求，作品中强烈的讽刺和无情的嘲弄往往为轻松幽默的喜剧所代替，形成“谑而不虐”，“婉而多讽”的格调。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其喜剧性在于“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在这个基本的喜剧框架中又揉进了正剧和悲剧的因素，从而使作品不过喜也不过悲。其他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苏小妹三难新郎》、《唐解元一笑姻缘》等，都夹进悲剧和正剧因素，使讽刺性因素转为幽默诙谐性因素。
当市民的审美意识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时，“三言”中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批判性的喜剧。如《滕大尹鬼断家私》，开始滕大尹以正剧人物出现，直到最后装神弄鬼，把一坛子金银抬到衙内受用，才露出得意的笑容。对此，作者的讽刺态度十分严峻，表现了市民阶层强烈的爱憎意识。在《杜员外途穷忏悔》中，作者对桂富吾的恩将仇报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使桂氏之妻及二子变犬，其女为妾，使丑恶得到了惩罚。
第三，“中和之美”和市民的审美意识的相消长给“三言”的内容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当市民的审美意识冲破“中和之美”的制约时，其积极方面的内容则表现为新兴进步的民主力量与旧的封建势力斗争的坚决性和勇敢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灌园叟晚逢仙女》等，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为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三言”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充满了庸俗露骨的色情描写。
“中和之美”使“三言”增强了和谐性，符合广大读者的欣赏习惯，但也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消极意义。如在解决矛盾时，往往采取调和的手法，人为地造成了作品的虚假性。如《陈可常端阳仙化》中，写和尚陈可常被诬与人私通，被押至府衙屈打成招，后真相大白，如按生活逻辑，这时必有一番理论，但在“中和之美”的制约下，作品却安排了陈可常不仅无丝毫的反抗和辩护，反而赋词说：“前生欠他债负”，便坐化圆寂以求得和谐和宁静。另外，《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安排的金玉奴不记前仇，夫妻团圆的结局，及《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汪信之的妥协行为，都是在“中和之美”制约下而产生的不符合生活逻辑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2、雅文学与俗文学的结合 从前面所言冯氏的文学观可知，摆在冯梦龙面前的文学道路有两种：一是坚持为统治阶级、为上层文人服务的文人文学观，它主要产生于儒家文学意识的影响；另一种是坚持为市民阶层服务的市民文学思想。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辨别两种文学观的优劣，但文学只有反映时代精神才具有生命力，在这方面无疑市民文学意识占了上风，这也是人们所乐道的“三言”的市民文学性存在的因由。然而，如果我们过份强调这一方面，而忽视了冯氏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文学观，也就不能解释冯梦龙为何高于一般书会才人，为何“三言”会比宋元话本更“雅”。正是这两种文学观的影响，使“三言”在形式上俗雅结合，高雅而非阳春白雪，通俗而非粗陋庸俗。
要说明“三言”在文人文学观念的影响下“雅”的因素的表现，最好的方法和标准是考察一下“三言”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早期话本相较而言在“雅”的方面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标题趋于雅。在宋元旧话本中，话本小说的标题是不整齐的：有三字为题的，如《菩萨蛮》、《拗相公》等；有四字为题的，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有五字为题的，如《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刎颈鸳鸯会》等。“三言”则从美和雅的角度出发，将标题变成整齐的句子，且多为七字或八字，读来富有节奏感。有的甚至两两形成对偶，尽管内容上没有什么联系：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与《闲云庵阮三偿冤债》；《钝秀才一朝交泰》与《老门生三世报恩》；《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与《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这些回目受章回小说的影响，增强了形式的美感。
其二，语言上趋于雅，说话的痕迹减少了。由于宋元书会才人文学修养有限，一些句子往往似通非通，或失之简陋，词不达意，或“鄙俚浅薄，齿牙弗馨”。在编辑、修改“三言”时，冯氏非常注意这点，对《玩江楼》、《双鱼坠记》诸篇中粗俗拗口的篇章或加工润色，使之文彩焕发，或干脆剔出书外。另外，由于说话需要加强说话人与听众的交流，在宋元旧话本中还存在着说话人的术语，如“话本说彻，权作散场”，“权作个笑耍头回”等。对此，为了增强话本的文学色彩，冯梦龙在“三言”中删去了这样的术语，使说话的痕迹减少了，话本的可读性增强了。
其三，诗词的恰切运用。儒家传统美学对诗的教化作用高度重视，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因而诗词被广泛地运用到小说、戏剧、绘画等其他艺术样式中。诗词的介入不仅有效地点化了作品主题，而且也增强了作品中的高雅氛围。冯梦龙固然不是将诗引入小说的第一人，但他非常重视诗在作品中的作用。“三言”中的诗不仅运用得多，而且较之宋元旧话本，诗的运用也更为严格，作者更强调诗要为作品的内容服务。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错认尸》，被冯梦龙选入《醒世恒言》卷三十八，题为《乔彦杰一妾破家》，原诗中出现诗云14处，只有四处被冯氏照搬，其余十处均经冯氏删改过：如原有诗“雪隐鹭鸶飞起见，柳藏鹦鹉语方知。一毫之恶劝人莫作，衣食随缘自然快乐”，这首诗既不工整又不押韵，且与内容无关，被冯梦龙全部删除了。再如《错认尸》中又有一段诗为“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贤愚蠢出天才，巧厌多能拙厌呆。正是闭门屋里坐，端始祸从天上来”。前四句索然寡味，被全删，后二句则被改为“闭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显得干净利落。“三言”中的诗或点化主题，或渲染气氛，或推动情节，或作人物对话，或写人物心理，贯穿“三言”始终，点缀了“三言”的俗中见雅的风格。
然而，“三言”最基本的特点还是市民文学，是一种通俗的大众文学，冯梦龙注意到了“三言”“雅”的因素，更注意到了“俗”的因素，这种“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作者采用了市民所熟悉的通俗语言。说话人在谈到自己的说话艺术时，首先一条即是：“说话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19)冯梦龙深悟此道之妙，他继承了宋元说话的优秀传统，大量运用了通俗流畅的民间口语和市井口语，以及数以千计的韵语，而摒弃了市井语言的琐碎粗俗，使“三言”的语言通顺流畅，生动自然。如文言小说《裴度》原载于五代王仁裕的《玉堂闲话》中，被冯梦龙编入《古今小说》卷九，改为《裴晋公义还原配》。原小说语言简略、聱牙，写唐璧遇盗后是：“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孑遗”；“三言”中则为“舟中一应行李，尽被劫去，光光剩个身子”，改编后通俗易懂。又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介绍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心理活动、情节的发展，都是用平实通俗的口语写成的。
第二，运用了传统的、市民所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三言”为使市民能更好地接受作品，继承了传统的“讲述”故事的优良传统，不仅语言通俗，而且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并注意让说书人的观点与市民的褒贬一致，以期使说话人、书中主人公和观众的心灵与情感达到默契和交流。此外，如果情节线索为双线或多线的话，往往是放一条说一条，即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从而有条不紊地将故事介绍出来，符合广大市民的阅读欣赏习惯，使他们乐于接受。对于“三言”市民文学的通俗性，已有不少文章论及，这里不再赘述了。
对冯梦龙这种既要照顾到上层文人，又要顾及下层市民，使“三言”亦雅亦俗的良苦用心，凌濛初深得其中三昧，十分折服。他说：“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所辑《喻言》等诸言，颇为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20)这里，凌濛初将“三言”与宋元明末话本相比，认为冯氏之作弥补了前代之不足，既可适俗又存雅道，雅俗结合。凌氏自己虽然在其理论与创作实践上有相当的距离，但他这番话却极有见地。
总之，冯梦龙的“三言”中，儒家思想和市民意识既相冲突，又相融合，二者互相消长，互相制约，既影响了“三言”的思想内容，又制约了“三言”的艺术形式，使“三言”有异彩纷呈的特点。如何客观、准确地描述、评价这种融合与冲突以及由此给“三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意义，这对全面揭示“三言”的本来面目具有较大的意义。
注释：
①《朱子语类》卷13。
②冯梦龙：《序山歌》。
③④《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卷一《勉仁方书壁示诸生》。
⑤《苏州府志》卷十一。
⑥梅之熉：《麟经指月》序。
⑦《论语》。
⑧(12)(14)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
⑨(11)(15)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
⑩(13)(16)(17)陇西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18)《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9)《京本通俗小说》之《冯玉梅团圆》。
(20)凌濛初：《拍案惊奇》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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