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兼反观汉语的述补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汉语论文,藏缅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4)04-0119-07
述补结构是汉藏语系语言（简称汉藏语）的句法结构之一。汉语和藏缅语族语言（简称藏缅语）是亲属语言，都有述补结构。二者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少相异点。过去对藏缅语述补结构的研究甚少，特别是汉语和藏缅语的对比研究实属空白。本文在分析、描写藏缅语述补结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反观汉语述补结构的特点，以期有助于亲属语言关系和类型学的研究。
一 藏缅语述补结构的基本特点
藏缅语诸多语言中，除处于北部地区的部分语言无述补结构外，大多数语言都有述补结构。藏缅语述补结构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不同的层次类型
藏缅语的述补结构根据其发展程度，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
1、零状态述补结构：指句法中无述补结构。如嘉戎语、独龙语、羌语等（注：在《汉藏语概论》（马学良主编，2003年10月民族出版社再版）一书关于羌语支的论述中，作者未提及羌语有述补结构。但在《羌语简志》（孙宏开著，1981年7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中，作者列出补充词组，列举“好得很”：
）
。其他语言的述补结构在这类语言里都是的语法结构（状中结构、加词缀等）表示。以嘉戎语为例：
与(1)式相比，(2)式不多见。(1)和(2)式在有关的语法著作中一般当作连动式来看待（注：金鹏，1983，《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述补结构。它们与述补结构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里，如何界定它们的结构类型，还有待探索。
3、发达的述补结构：指述补结构的类型多种多样，表义丰富。如景颇语及彝缅语支语言。以景颇语为例：能充当补语的主要是助动词、动词，其次是形容词。例如：
从语义特点上看，补语给谓语增添各种附加意义。补语有表示动作行为结果的，有表示动作行为的势态的，有表示动作行为的过程的，有表示动作行为属性的，等等。例如：
（二）结构方式有粘着式（无标记）和分析式（有标记）两种，二者比例因不同的语言而不同。如：哈尼语两种形式都有，二者发展程度相当。彝语、仙岛等语言的分析式比粘着式丰富。景颇语比较特殊，只有粘着式，无分析式。例如：
（三）补语不同程度地出现语法化趋势
藏缅语的述补结构，补语的位置都固定在动词之后，这种固定的语序位置久而久之必然会出现补语的虚化。但补语的虚化不是齐头并进的，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差异是由补语类别的不同决定的。景颇语是藏缅语中补语语法化最明显的一种语言。在补语中，助动词语法化的程度最高。在景颇语里，助动词均由意义实在的动词语法化而来，使用频率很高，表示体貌和其他语法意义。这种词介于实词和虚词之间。例如：
景颇语有使动范畴，使动词通过加前缀或变音表示。为了强调谓语的使役义，动词当补语时多使用使动词。使动词与原形动词相比，增加了范畴意义，也是语法化的一种表现。例如：
二 藏缅语的述补结构与汉语对比
汉语述补结构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进展。但对汉语述补结构的范围及分类，不同学者不尽相同。我们以陆俭明的分类[1]为基础，将汉语述补结构的类型归纳为7类：①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洗干净）；②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拿来）；③带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好极了，好得很）；④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洗得干净）；⑤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洗得很干净）；⑥由介词结构充任补语的述补结构（走到王府井）；⑦由数量词充任补语的述补结构（摁三下）。我们将这7类与藏缅语比较，从中观察二者之间的异同。汉语的述补结构与藏缅语相比，类别上的对应主要有：
1、汉语的述补结构在缺乏述补结构的藏缅语里，均用状中结构、加词缀、含述补语义的单个谓词等方式表示。以独龙语为例：
2、汉语的①②③类在有述补结构的藏缅语里大都有相同形式的对应，但并不完全等同。③类中的分析式在藏缅语多数语言里仍然用粘着式表示。例如：
3、汉语的④类是分析式，在藏缅语里大都用粘着式对应。有的是分析式和粘着式两种形式都用，有的则用状中结构对应。如“看得懂”：
4、汉语的⑤类是分析式，在藏缅语里大都用分析式对应，但有的语言改为主谓结构。如“洗得很干净”：
5、汉语的⑥⑦类在藏缅语里都不用述补结构表达，而用状中结构。如“坐在门口”和“看过两次”：
从以上对比中看到，汉语和藏缅语的述补结构虽有一些共同点，但差异还相当大。比较突出的是，汉语中以介词短语和数量词作补语的述补结构形式，在藏缅语里几乎都不使用述补形式对应，而用状中或其他形式对应。其次，从能产性上看，由短语（包括主谓短语、述宾短语、述补短语、状中短语等）充当的补语在汉语里比较开放，能产性强；而藏缅语相对比较贫乏，即使是动词、形容词作补语，藏缅语的数量也远远不及汉语，有许多常用的动词、形容词都不能作补语。例如：
汉语的动词作补语时都使用原形，不区分自动、使动，而在藏缅语有使动屈折变化的语言（如景颇语）动词作补语多用使动词。例如：
至于补语的语法化，藏缅语语法化的程度要比汉语高。汉语的动词当补语用时，语法化程度高的只限于少量动词，如趋向动词。而藏缅语有的语言如景颇语，除了趋向动词外，还有不少动词出现程度较高的语法化，构成一大类意义虚化的体貌化补语，是汉语所没有的。这大约与汉语分析性强有关。
三 从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反观汉语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能够从藏缅语述补结构的特点上看到汉语述补结构的一些特点，并能窥见汉语述补结构历史演变的某些线索。
1、通过藏缅语与汉语述补结构的比较，我们看到汉语的7类补语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的层次。①－③是一个层次，⑥－⑦是另一个层次。汉语能以介词短语、数量词等作为补语，而藏缅语不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按照类型学的观点，句子的基本语序与句法结构特点及其演变存在着蕴含关系。Dik认为，类型学上的联系项(relators)居中原则中的联系项指的是介词、连词、比较标记等，它们的理想位置是介于所联系的两个单位之间。因而，当一个动词短语(VP)、一个名词短语(NP)和一个介词(P)组合时，SOV型语言多倾向于采用“NP+P+VP”语序，而SVO型语言则倾向于采用“VP+P+NP”语序[2]。根据这条原则，我们可以解释为何汉语有位于动词之后的介词短语，而藏缅语里与动词组合的介词短语都位于动词之前。
石毓智对量词型语言的统计结果表明，名词性数量短语和动词性数量短语的语序之间具有对立关系，即如果一个语言采用了“数量＋名”语序，那么它就有“动＋数量”语序；反之，如果一个语言采用了“名＋数量”的语序，那么它就有“数量＋动”的语序（注：石毓智：《量词型语言的一个类型学特征——汉藏语系的名词和动词数量格式的语序对立的动因》，2003年。）。汉语是采用“数量＋名”语序的语言，所以有“动＋数量”的语序；而藏缅语是采用“名＋数量”语序的语言，所以是“数量＋动”语序，而不是“动＋数量”的语序。汉藏语述补结构在各语族的构成情况都能够证明这一统计结果。
2、述补结构的形成和演变特点是受具体语言的语言机制特点制约的。相对而言，汉语的述补结构比藏缅语种类多，发展得较充分。这是为什么？通过汉语和藏缅语的比较可以看到，凡分析性强的语言，述补结构都比较发达，反之亦然。藏缅语有些语言形态比较发达，多使用附加成分和内部屈折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在语言类型上粘着和屈折的特征比较明显；属于这类的语言述补结构都不发达甚至尚未产生。如嘉戎语、独龙语、羌语等。而有些语言形态比较简单，多使用语序和虚词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分析特征比较明显。这类语言述补结构比较发达，使用频率高。如彝语、哈尼语、纳西语、傈僳语等。景颇语属于中间状态。它虽是一种以分析性为主的语言，但粘着特点比上述后一种类型丰富，如，有大量通过屈折变化来表示的人称、数、体等范畴，还有大量句尾词表示人称、数、体、式等范畴。这种居中的特点也使得它的述补结构也处于藏缅语的中间地位。
构词的特点对述补结构是否充分发展也存在制约关系。因为述补结构的结构方式是词的组合，本质上与词的构成一致。分析性强的语言，多以词根的组合表示各种意义，容有较大的构词空间，不同于附加成分的构词法；而粘着性强的语言，谓词多不能以词根形式出现在句法中，其前后往往要附加大量表示各种词汇、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词的结构，而且可以不需要通过多个词根的组合表示述补结构的意义。这就说明粘着型语言或粘着特点强的语言为什么不易发展述补结构。
3、藏缅语与汉语的述补结构在原始汉语阶段有无共同来源？从共时的特点看，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述补结构在藏缅语有些语言里至今尚未产生；有些语言还处于萌芽状态；有些语言还不甚发达，这说明述补结构在藏缅语里是一种后起的语法结构。述补结构的层次性，反映了藏缅语述补结构从无到有、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变过程。与汉语相比，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在使用频率上不及汉语高，在使用范围上不及汉语广，在充当补语成份的词语上也不及汉语多。汉语一部分用述补结构表达的意义在藏缅语里已分派到其他结构上，让其他结构来共同承担。由此可见，在汉语与藏缅语尚未分化之前，原始汉藏语还没有形成述补结构。汉语和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其主干是后来各自发展出来的。但藏缅语述补结构的产生比汉语晚，在表意功能上与汉语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从藏缅语反观汉语，也能证明学术界关于汉语述补结构是后起的（秦汉）结论。
藏缅语有些语言述补结构的特点与古汉语有相似之处。余健萍、梅祖麟、志村良治、袁毓林等人都分别对汉语动结式的起源作过探究[3-5]。余健萍认为，汉语动结式在萌芽时期在语法构造上具有多样性，有以下4种：第一，“副·动结构”，如：“其犹可扑灭”（《尚书》）是指用“扑”的方法来“灭”，是前偏后正的；第二，“连动结构”，如 “病死’、“射中”之类；第三，“并列结构”，如“杀戮”、“休息”之类；第四，“主谓结构”，如：“战胜而守固”（《管子·五辅》），其中“战胜”意为“战争胜利了”。余为动结式的产生总结了甲乙两个公式，并认为动结式主要是从乙式发展而来的[3]
甲式：A→A而B→AB。如：饿→饿而死→饿死。
乙式：B→A而B→AB。如：死→饥而死→饥死。
藏语中的
这两个结构中前后两个动词在结构成分以及语义关系上均与汉语中的动结式相当。但
在结构形式上是分析式的，汉语的动结式却是粘着式的，二者在这点上不吻合。假如考虑到汉语动结式的历史来源和演变形式，我们把它与动结式联系在一起就不无道理了。以“饿死”为例，甲式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原有的说法只用“饿”，这是最经济的表达方法，如：“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论语·季氏》）；2，表明结果时用“饿而死”，这是为求语义的表达更加明显，如：“夷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庄子·让王》）；3，简化形式用“饿死”，这是语言的经济表达的需要，如：“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传》）。以“饥死”为例，乙式的发展演变也经历了三个阶段：1，最经济的表达只用“死”，如：“伯夷死于首阳兮，卒夭隐而不荣”（《楚辞·哀时命》）；2，强调原因时用“饥而死”，这也是为求语义的表达更加明显，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3，简化的形式用“饥死”，这仍然是语言的经济表达的需要，如：“伯夷委国饥死”（《论衡·书虚》）。
［附注］此文为中国语言学会年会(2004)提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