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创新的三个主要层次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启示论文,层次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曾预言的不同，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都没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无一例外地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革命顺序的这一颠倒，给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一个“历史难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应该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20世纪近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充斥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有辉煌也有曲折。与20世纪末遭遇时代性严重挫折的苏东剧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究其根源，是因为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历史难题的探索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大胆创新，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创立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正确解决了历史难题。
一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乘胜前进，就在于它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这一创新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层次。
层次一：从发展生产力的新思路提出社会主义观念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革命顺序发生颠倒以后，这一点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大都忽视了本民族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仅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大做文章，颠倒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解决政权和生产资料归属的所谓“革命手段”代替解决生产力发展的建设手段，使社会主义国家在赶超资本主义经济水平的激烈竞争中，出现了尴尬的局面。
邓小平深刻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认真审视社会主义的现实及其本质，指出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和根本问题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落后。从国内看，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及整个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从国际上看，是社会主义国家落后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的严峻挑战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就是最好的证明。实践表明，发展生产力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首要的根本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这“三个有利于”标准，实质上还是生产力标准，因为要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为前提。邓小平在界定社会主义本质时，仍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始终围绕着发展生产力展开，彻底结束了以往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的时代，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他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观。
层次二：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新观念
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那么通过什么路径来完成这一任务？邓小平指出，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改革过程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长期以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对市场经济持批判态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们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这种观点源于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及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跳不出这种既定的思维模式，没有认识到革命顺序颠倒后，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之上，不具备马克思所设想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物质前提。他们除了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寻找解决历史难题的出路，没有将市场经济纳入解决这个难题的议程之中。当这一难题摆在邓小平的面前时，邓小平从实践出发，在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及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时，跳出了传统思维的框架，不以传统的所谓姓“社”姓“资”为标准，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标准即生产力的客观标准为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大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是现代化大生产运行方式的一般属性，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个必经阶段，提出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大胆利用市场这一被历史证明了的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配置资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这就极大地拓宽了社会主义的活动空间。正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前进，不仅使当代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事实证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解决了通向“历史难题”的路径问题，使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更具生机与活力。
层次三：以实践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新观念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指导，而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没有新的实践，就没有理论的重大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给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提供了强劲的实践上的生长点，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全新的社会主义观。
20世纪70年代，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试验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进入80年代，我国改革初步展开，与此相对应，理论上也取得了两大成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出发，纠正了以往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树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又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出发，大胆确认我国还处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来实现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这样，在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两大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是推进我国全面改革的两大理论基石。
进入90年代后，在新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领导我们又取得了两个重大的新的理论突破，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国际上，出现苏东雪崩式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国内，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80年代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留下许多问题，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久攻不下、效益下降、腐败蔓延、通货膨胀、市场秩序混乱等，理论界也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现实的困境再次提出理论飞跃的要求。针对有的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1992年初，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P373)邓小平这一论断清楚明白地回答了长期困扰着我们搞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姓“资”的问题，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根据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和邓小平的多次谈话，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的确立，使我们从根本上突破了教条主义的、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我国改革攻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正是在回答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同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改革攻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种理论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理论对实际问题的真理性预见和正确指导之上。总结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每一理论的提出，无一不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基础上。也正是因为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大胆探索，勇于突破，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难题。
二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他的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时强劲地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引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前进。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的成功经验和苏联模式失败的沉痛教训，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给予我们的启示：
启示一：社会主义实践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
社会主义的价值是什么？从一般层面上讲，社会主义的价值就是为多数人谋福利、使多数人幸福，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福利、让少数人幸福。马克思将这一思想提炼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强烈反差从正反两方面印证，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实践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作用。
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经济搞上去，生产力发展不快甚至下降。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在其绝大多数年份里都是以搞阶级斗争为主，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50年代以前，除了苏德战争外，苏共工作的重心很大程度上是放在搞“国内阶级斗争”上，包括多次大清洗；50年代以后，则是放在“国际阶级斗争”，即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上。正是由于苏联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上，苏联模式体制上的积极作用在促进经济短期发展以后，逐步丧失了最初的光彩，生产力下降。50年代苏联经济年增长率接近10%，60年代降为约8%，70年代约5%，80年代不到3%。[2](P58)也就是说，到了80年代，苏联整个经济已趋于停滞状态，到了1991年，苏联经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四症并发”，即生产下降、物价上涨、商品奇缺、失业率上升。生产力这种长期低水平的发展甚至倒退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使群众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产生怀疑。这样经济问题就成为引发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的导火索。基于此，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说：对执政的共产党而言，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2](P8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及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发展生产力的新思路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之时，仍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改革开放的巨浪中奋勇前进。实践证明，只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21世纪的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开拓前进。
启示二：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苏联不但经济发展水平逐渐下降，而且也没能够做到始终代表人民利益，最终失去了人心。一方面，苏共领导者们以平民的身份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在经济发展很低时要求人民做出牺牲；另一方面，这些“公仆”随意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毫无节制地挥霍和享受社会财富，1991年上半年，在苏联经济形势非常恶劣的危急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们更是忙于争权夺利。苏共领导者的这种双重人格导致他们的平民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抵触。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人民对领导层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念。所以当苏联领导人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时候，苏共从中央到基层，没有组织过一次有规模的抗议活动，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基层支部，走上街头，去保卫党的中央委员会，去保卫社会主义政权，苏联人民也平静地接受这一剧变。这一幕平静而凄凉。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主要看党是否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是否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在深刻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决策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说，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到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所以我们必须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苏联人民当初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也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使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实现人民的利益与需要理应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离开这一点社会主义就不能称作社会主义。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的核心思想就是体现这一点。
启示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时俱进的问题，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观念创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要发展，首先理论要发展，观念要创新。接受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社会主义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一飞跃带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观念，使社会主义学说自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以来经过300多年的徘徊后，终于走出了乌托邦的荒原。从此，社会主义不再被看成为理性的表现和某一天才人物头脑中的偶然发展，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崭新认识使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的世界观，有了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主义面目从此焕然一新。20世纪初，列宁又根据当时形势的新发展，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和“薄弱环节首先突破论”的新观念，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飞跃。列宁最初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把社会主义历史难题放在应有的认识高度，而是打算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点体现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经过实践的检验后，列宁最终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3](P176)1923年1月，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由于对合作社性质和作用的看法改变而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正是由于这一改变，列宁提出以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系列的成绩，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但教条主义的影响最终使苏联模式僵化。在中国，毛泽东开始领导中国初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探索中出现左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原苏东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但从整体上没有突破苏联模式。进入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使苏联改革逐步改向，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从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时俱进，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等。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层层深入，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找到了打开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这把金钥匙，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只有坚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时俱进，社会主义才能在宽阔的大道上高歌猛进！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