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与反思：西方左翼视域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危机
苏 娜
内容提要： 近年来，新威权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思潮复兴，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上世纪末广受推崇的新自由主义面临新的多重挑战。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所秉持的“完全自由”市场受到威权主义的威胁、普世主义遭到国家主义的对抗，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被劳动者的“关怀危机”所否定，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地位正在迅速弱化。西方左翼学者们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日益式微的态势，但是，由于他们未能从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上进行思考，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依然停留在形式上。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 西方左翼
西方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与政策已然失效，意识形态层面的新自由主义虽仍在发挥作用，但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威胁。为了理解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的矛盾、冲突，重塑社会力量，西方左翼学者基于现阶段极右翼势力抬头、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回潮等现象对“自由市场”、普世主义以及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否定，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相悖的现实。批判地考察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境遇的分析、厘清西方左翼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逻辑，成为我们客观、全面了解和掌握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必要之举。
第六，学霸寝室浓厚的学习氛围具有外溢效应。学霸们的集体优异表现会受到老师同学的更多关注。一些学校往往会组织学霸寝室介绍经验，让其他同学从中受益。也有一些上进心强的学生会主动向学霸寝室靠拢，融入学霸团队，逐渐成为团队的一员，虽然他们不是学霸寝室的编内成员，却能受到学霸寝室氛围的感染。总体而言，学霸寝室的外溢效应在有组织的宣传中能让更多学生受益，受益者虽是非特定的、但可能数量更多，对建设优良学风的效应能体现得更为充分。
一、经济范式的对峙：“完全自由”市场与“威权自由主义”的博弈
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以来，一直以“自由市场”的经济范式存在，“完全的市场化”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首要理论要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逻辑完全统摄着生产的逻辑。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西方左翼学者逐渐意识到经济自由终究受到私有制的约束、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始终受制于资本的权力逻辑。(1) 西方左翼学者大卫·哈维把“资本—帝国主义”看作是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矛盾统一体：矛盾的一方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另一方是“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分子化过程”；对这一矛盾，哈维给出了更为严谨的说明：“我们应将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功能性或片面性的关系”。〔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新自由主义未能完全否定私有制的政治化。现阶段，西方社会呈现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势力相融合的趋势，新自由主义被当作一种新的市场拜物教意识形态，其重塑日渐衰落的自由秩序的合理性日渐消解。在左翼学者看来，新自由主义会走向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市场监管或某种形式的有限社会民主，从而回归更为理性的资本主义。
首先，完全的市场化与政府力量的介入。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并不排斥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而是政府参与的市场化。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提出：“新自由主义政治是跨越大西洋的，但是其核心却只是一个经济主张，即对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市场的推崇。”但他也承认：所谓“纵容的社会”的拒斥与新自由主义实现政治目标有着必然联系。(2) 〔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贾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年，第 20 页。 从现阶段西方世界发展的现实来看，欧美国家日渐展现出一种“施密特式”的倾向。在施密特的逻辑中，自由主义追求普遍的利益是不现实的，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正是所有人在所有不确定性和分歧中达成稳定的协议的方法。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否认有任何“不确定性”，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创造更多的价值，但市场的自由竞争却未能离开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干预主义相比，政府权力普遍减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意旨就在于重塑政府权力以设计特定的社会结果，政府在确保市场统治的主导地位、集体所有资产的私有化和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四是热带气旋登陆多强度大，影响区域集中。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全年共生成31个热带气旋，较常年偏多5.9个，有9个登陆我国，较常年偏多2.1个，其中5个登陆时达台风以上量级，登陆地点集中在福建及其以南沿海。台风登陆之多、风力之强、降雨之大、影响区域之集中为近年罕见。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引发对劳动者的“关怀危机”。威廉·罗宾逊从人性危机的角度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后果，即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大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却无法被雇佣的成千上万的人口。(15) William I.Robinson,Global Capitalism and its Aiiti-"Hmnan Face":Organic Intellectual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risis,Globalizations ,Taylor &Franci ,2013,Vol.10,No.5,p.665.在他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本。本·法因、阿尔弗雷多·萨德·费略则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剥夺了公民的集体能力、集体代理和集体文化……并表明，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社会供给和社会交往进一步的个人化和金融化”(16) 〔英〕本·法因、阿尔弗雷多·萨德·费略：《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十三个问题》，金梦迪等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5期。 。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人类的行为是由有用的单位交换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动机在于互惠，而且因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从简单的机构中演绎出复杂的结构，所以整个社会被看作是一个成员之间相互利用的体系。为了维护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脱离市场经济规律的公平，以具体化的新自由主义尊重个人利益的“虚伪性”。N.弗雷泽从区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再度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女性的压迫以及所导致的关怀危机。她认为，当前的关怀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们的社会生产能力受到不断挤压，而这些能力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要克服当今的关怀危机，不能指望具体的经济政策，因此需要重新发明生产与再生产的区分并且重新想象性别秩序。(17) Marling,Raili,Koobak,Redi,Intersections of Feminisms and Neoliberalism,Frontiers ,Lincoln Vol.38,Iss.3,2017,p.14.但是，她并未对这种构想的现实性作进一步解释。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当前的重要发展战略，其沿线共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9%，在经济贸易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2015年9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纺织业的发展计划，提出需通过“一带一路”的机遇来完成产业的筹划和结构的完善。新疆政府以丝绸之路中心区的身份颁布了很多关于纺织业发展进步的政策。由此可知，“一带一路”的有关规定很大地影响了纺织业的良好发展，对更快推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维护个人主义有产者的个人利益。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指出，新自由主义“表达了资本家阶级与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财务经理人联合起来，试图强化自身的霸权地位并将该霸权地位扩展至全球的战略”(12) 〔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页。 。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制度实践中，通过强大的私有财产权、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体制下的制度框架内解放个人与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可以更好地推进人的生活方式。对资本家而言，拥有效率标准的新经典理论以及拥有强大操控力的凯恩斯主义都不是合适的理论，这也反过来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形成。艾斯林·奥唐奈以社会批判的研究视角指出，个人是具有改变当前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潜力的有力代理人。意识形态一直在压迫和操纵可能挑战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的社会过程，而且制度已经设法使那些接受知识的人合法化。(13) Aisling O'Donnell,Neoliberalism,Ambiguity and the Rise of Populist Movemen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45,No.7,2018,p.1032.批判理论的前提是社会现实，是一种有意识的人类行动的结构，个人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特征密切相关。杜尔森则认为：“现代个人化的晚期并不一定要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用新自由主义模式来解释个人化就是新自由主义对政治社会学思维支配的一个例子。”(14) Dursun,Nurbanu,Late Modernity,Individualization and Socialism:An Associational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Insight Turkey ,Winter,2016,Vol.18,Issue 1,p.249.他以解释学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现实性作出了佐证。当前，众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使用他们的社交媒体——Twitter、Facebook，等等——不是为了发动革命，而是为了推销他们的图书、演讲和思想，以提升他们的市场价值。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明显带有个人主义色彩。
二、视角的转换：从普世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转向
在对新自由主义的考察中，西方左翼学者惯于对其“普世主义”霸权性的批判。事实上，新帝国主义早已成为西方左翼学者批判西方“普世主义”的习惯用语。西方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16年以来，世界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的争论成为新焦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地位发生动摇，国家的主权性受到重视，西方左翼学者更加积极地关注国家主义的发展。
最后，“特朗普现象”不会改变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实质上依然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效率”在较大程度上损害的是“公平”。特朗普试图通过使用民粹主义幻想和言论捍卫美国社会中日益边缘化和贫困的群体。但是，丹尼尔·罗杰森指出：“在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承诺背后，更快的资本积累或许一开始就是他的最终目标。”(5) 〔美〕丹尼尔·罗杰森：《新自由主义辨析与批判》，吴万伟译，《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6期。 在他看来，特朗普作为地产大亨出身的总统，资本积累才是他的真正目的。“特朗普主义”带来的不是非精英主义的人民政治，而是直接统治和支配政治的资产阶级的崛起。赫尔曼·戴利基于对“特朗普经济学”的考察指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降低税率、增加军费开支等政策都只是为了“盈利”，这种增长理论并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囹圄。(6) Herman Daly,Trump's Growthism:Its Roots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Real World Economics Review ,Issue No.78,22 March,2017,p.86.尽管“特朗普经济学”尚未形成确定的轮廓，但从特朗普政府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中可管窥其意旨，“特朗普经济学”事实上蕴含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新保守主义的论调。“特朗普主义”代表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演变，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激烈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因素相结合，从而使新自由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的新自由主义。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演进激化了“普世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争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广，国家发展模式的个性色彩则不断弱化。西方左翼学者认为，由于新自由主义宣扬的“普世主义”带有鲜明的霸权性，因此，在它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势必受到国家主权性的制约。迈克菲指出：“一种文化的主导要素是那些表达当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要素，因此往往是霸权的、普遍的，并被视为毫无疑问的真理。”(8) No⊇lle McAfee,Neo -liberalism and Other Political Imaginaries ,p.925,p.925.这种观点类似于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成为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威廉·姆斯则提出：“变化不会以单一的方式发生，即使在主流文化中，除了表达基础的元素之外，还有以前遗留下来的元素，以及其他预示着新元素的元素。”(9) No⊇lle McAfee,Neo -liberalism and Other Political Imaginaries ,p.925,p.925.主权国家正在丧失固有的控制力，与此同时，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能够推动解决现代世界共同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新观念受到推崇。在他们看来，这种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由资本跨境的自由流动威胁或承诺主导，政府权力则一直致力于放松管制以及建立和维持超国家契约，而这种契约反映的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机制设计和解决方案；理解这种设计方案的实质应该是认识契约的双方，尤其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在这一意义上，格兰特·邓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指出：“大型寡头垄断和跨国企业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公司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以及新自由主义模糊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界限的倾向，破坏了民主进程(‘裙带资本主义’)，并被认为巩固了新的未经选举产生的精英阶层”(10) Grant Duncan,After Neo-Liberalism,What Could Be Worse?New Zealand Sociology ,Vol.29,Issue 1,2014,p.19.。在他看来，大型跨国垄断企业正在破坏国家主权性的实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这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就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强势文化影响下的全球化，这一过程必然引发弱势一方的反抗。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性充分暴露。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作为斯蒂格利茨口中的“智力型教义”，实际上是美国精英向其他国家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十项宏观经济政策。瓦西利斯·卡夫斯卡亚斯指出，英国脱欧现象和欧元区危机是德奥自由主义的危机，但未能使欧元区不受新自由主义(英美)全球化危机的影响。(7) Vassilis K.Fouskas,Neo-liberalism and Ordoliberalism:A Critique of Two Forms of Imperi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Critique ,2018,Vol.46,No.3,p.398.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脱胎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奉行以欧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试图实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它无法忽视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反而因受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矛盾运动作用，个别国家或地区会在竞争中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化”与自身发展模式突围的矛盾中。世界各国遵从新自由主义措施，将其作为技术理论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这种“治理理性”的逻辑带有不可避免的非正义性。欧洲领导人坚持采取紧缩措施以应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经济危机，事实上，紧缩措施只会加剧问题的恶化，而且这些问题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这些决定并非以欧洲联盟提供的民主进程来完成。也就是说，一种决议的形成不是通过欧洲议会，而是被少数几位国家元首关起门来随意“讨论”完成；他们不是由民主进程中形成的公众意愿领导，而是援引世界范围内技术官僚的市场解决方案产生的“利益代表”。
三、个体的冲突：个人主义与劳动者的“关怀危机”
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中，引导个人行动的原则是服从以及从经济上理性地权衡机会，即一切人的一切活动以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依据。但是，他们也同意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私有化，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 。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被肯定，然而，这种不平等必然会引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机制在金融危机之后进入调整期。在左翼学者看来，尽管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的融合部分消解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下的“自由市场”，重构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秩序。但是，“特朗普现象”不仅不会缓解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危机，还会加固原有的“决定经济不平衡和社会动荡”的模式。“特朗普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传统政治精英合法化危机的民粹主义资本化，是对国际贸易关系的经济民族主义观点和加强国内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特朗普现象”并未挽救新自由主义危机，反而可能加剧和加速现阶段的多重危机。西方左翼学者意识到了单纯以完全市场化下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并不能完成对新自由主义的彻底批判，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存在与发展还需要对其理论要旨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
其次，政府干预对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作用。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应该是一种威权自由主义。(3) “威权自由主义”一词是由德国法学家赫尔曼·海勒在1933年出版的关于右派冯·帕彭政府的著作中提出的，他将卡尔·施米特的“强大的国家和健全的经济”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威权转向的理论表现。参见：Werner Bonefeld,Authoritarian Liberalism:From Schmitt Via Ordoliberalism to the Euro,Critical Sociology ,2017,Vol.43(4-5),p.748。这种自由主义不会完全排斥政府的干预，相反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温迪·布朗指出：“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市场应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但在实践中，市场失灵，政府伸出援手——与其说是为了拯救公民，不如说是为了拯救银行家和商界领袖。”(4) No⊇lle McAfee,Neo-liberalism and Other Political Imaginar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7,Vol.43(9),p.921.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者在萧条时期之后的监管时代宣扬要放松管制和放开市场是不合理的；他引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话说，正是这些管制条例实现了社会经济稳定，没有这些条例，世界性的危机会周期性地发生。也就是说，经济的平稳运行并非任由市场自由发展，而是需要政府管制。但是，他们所讲的“管制”也并非完全限制市场的竞争自由。在左翼学者看来，尽管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但它一直在自己的土地上运作着一种“军事凯恩斯主义”，这给美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绝对的竞争优势；更确切地说，这突出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2018年11月22日，京东物流配送机器人智能配送站启用仪式在长沙举行，随着载有用户包裹的配送机器人编队从站内依次发出，全球首个由机器人完成配送任务的智能配送站正式投入使用。首个京东配送机器人智能配送站位于长沙市科技新城，占地面积600平米，设有自动化分拣区，配送机器人停靠区、充电区、装载区等多个区域，可同时容纳20台配送机器人，完成货物分拣、机器人停靠、充电等一系列环节。当包裹从物流仓储中心运输至配送站后，在物流分拣线按照配送地点对货物进行分发，分发完成后，站内装载人员按照地址将包裹装入配送机器人，再由配送机器人配送至消费者手中。
四、如何认识西方左翼学者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理路
首先，理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在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考察中，西方左翼学者大致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马丁·雅克指出，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西方经济已经破产，但是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它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18) 〔英〕马丁·雅克：《新自由主义的死亡与西方政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还很旺盛，且严重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大卫·科茨也指出，新自由主义已经转化为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并不会只因其在经济领域的失效而宣告失败；阿尔伯斯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活生生的，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已经失败，对危机的大多数政策反应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精神。(19) Manuel B.Aalbers,Debate on Neoliberalism in and after the Neoliberal Cri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37,3 May,2013,p.1055,p.1055.他认为，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这场危机中遭受的诸多打击，它应该已经死了，但就像一种潜藏的癌症，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能够以新的和意想不到的、旧的和可预测的方式重新出现。(20) Manuel B.Aalbers,Debate on Neoliberalism in and after the Neoliberal Cri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37,3 May,2013,p.1055,p.1055.西方左翼学者们阐明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性面临挑战的事实，但是忽视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我们考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应深入资本积累机制的实质。
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考察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再次证实新自由主义的内在合理性开始消解，西方社会需要寻找新的“治理理性”。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就他们自身来讲，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一些问题还存在不同看法。当然，值得肯定的是，西方左翼学者对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性的研究对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
取出生48 h的乳鼠分离提取腹股沟脂肪进行培养，贴壁生长后为P0代，然后消化传代为P1代以备后面实验使用。
其次，甄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和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生产往往是并存的。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所蕴含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世界主义及极端个人化与对西方社会的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他们以新自由主义宣扬的完全市场竞争正在自我否定、普世主义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主义的抵抗、“个人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共性，不仅在东方世界、在西方社会也开始丧失民众的信任。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严重滞后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奇迹”还会加深系统性的社会危机。西方左翼学者一方面剖析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性，揭示了现阶段西方社会种种危机否定新自由主义的事实；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们忽视了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如果简单地以社会—历史学的学理性视角考察，难免有失偏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表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0、3页。 要实现意识形态的变革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正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有了坚实的物质力量。另外，马克思还对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了说明，即“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0、3页。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会以单一的形式出现，它会依托多种载体嵌入社会有机体中。我们在认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应注意既要能区分其不同的文化载体、更要能识别它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最后，科学剖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逻辑。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它的产生一样需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衰亡，但它并不会自动消解。新自由主义尽管给西方带来了70多年里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但在政治和思想上却成为西方唯一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在西方社会左、中、右各个党派都完全认同这套思想体系，同时否定、排斥其他一切形式的思想方法或行为方法：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霸权。对于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是否会在短期内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也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正如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意识形态时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4)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西方左翼学者认同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终将被取代，也看到了它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消亡；但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剖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残存的合理性，因此，也未能找到加速新自由主义消解的出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要不断克服种种内在限制，但“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8页。 。资本周期的价值减少时，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所依存的关系会被扰乱，生产过程也会因此而停滞。我们要把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演变的逻辑，还是应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中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矛盾运动关系。
另外，在研究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时，应结合他们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其他视角的认识。文化批判一直是西方左翼学者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特色，我们在理解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时，应该了解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只是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否定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渗透，而是既吸收文化霸权思想的精髓、也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全方位批判的理论图景；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批判并非是孤立的，他们始终站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
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始终反映一定的社会存在，西方左翼学者考察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正是为了通过剖析西方社会的现实，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事实上，对于认识和理解新自由主义来说，空间批判也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视角。这种观点以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辨证关系说明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严重威胁国际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领土的直接掠夺失去现实可能性时，文化霸权便成为实现霸权的可能的重要路径。因此，我们要理解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科学性及其不足，必须要对他们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展开进一步全面的深入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4-0074-07
作者简介： 苏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刘 欣
标签：新自由主义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西方左翼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