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记得他吗？——纪念中国现代大学之父蔡元培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中国论文,之父论文,他吗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6年6月1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 带着他83天的皇帝梦，郁郁而死。此时，前教育总长蔡元培因报国无门，正在法国游学。国会内的一些浙江籍议员发电报给他，清他速速回国，就任浙江督军。蔡元培说他回国可以，但决不做官。
9月1日，蔡元培接到其旧部时任教育部总长的范源濂发来的电报，敦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蔡元培接电后，心情久久未能平静，那个多年来一直萦绕心怀的教育强国之梦，又重在心中激荡。
10月2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11月8日抵达阔别3年的上海。在上海，他受到朋友们热烈的欢迎。 但大家对他是否应该去北大作校长，看法颇异，多数人认为北大太腐败，只怕整顿不了，反把自己名誉毁掉。也有人说腐败也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一试。
正值孙中山亦在上海。举棋不定的蔡元培请教孙中山。孙中山很主张他去，认为北京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应马上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蔡元培深切理解了孙中山对他的厚望与嘱托，终于下定决心，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毅然去北大上任。他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改革旧式的大学教育，遂成为我国新式大学的奠基人。
革除旧弊：就职演说，三点要求如空谷足音
1916年12月26日，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那时的北京大学，一如既往地像一座旧式衙门，教学质量很低，几次都差点被停办。学校一直沿袭下来的习气之一是学生到校上课，常有跟班听差。学生对专任的教员皆不太欢迎，稍为认真的教员便要遭学生反对。而对于行政司法界的官吏到校兼课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学生却不觉得他们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方可引为奥援。学生既然抱着这等心机，所以除了对付一下考试，对于学术，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学生中另一个不好的风气，是寻找一些不正当的消遣。民国初年，社会上流行着“两院一堂”的说法，指的是北京出入妓院“八大胡同”的人中，以国会参众两院和京师大学堂（北大）师生为最多。风气之劣，可见一斑。
1917年元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蔡元培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针对学校风气不正问题，他着重强调三点。一曰抱定宗旨。他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因此他要求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二曰“砥砺德行”。他指出，“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为此，他勉励学生：“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三曰敬爱师友。他希望学生尊重教员，学生间相亲相爱，互助互勉。
蔡元培的就职演说犹如空谷足音，这是他给全校师生发出的第一声改革动员令。
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广延积学成就了北大异彩纷呈的教师队伍
根据多年实践经验，蔡元培深知办教育需要有一批热心教育，有真才实学的教员。他写信给老朋友吴稚晖，要他来任学监，信中说：
“大约大学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蔡元培在引进人才上有不少特色，但其重点在整顿文科，大量引进新派人物，因为不如此便不能改造陈腐之旧北。他所引进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不仅对改造北大，就是对中国的革命和历史也都曾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蔡元培在聘请他们时，表现出一种求贤若渴的精神。
他三顾茅庐探访陈独秀就是其中一则佳话。
在第一天造访热情相邀受到婉拒之后，蔡元培仍然天天一早就去拜访陈独秀。房门未开，照旧坐在门口等候，比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还要虔诚。几次下来，弄得陈独秀很过意不去，深为蔡元培的诚意打动。终于，陈独秀答应了蔡元培的请求：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这一决定对陈独秀来说是重要的，对北京大学则更为重要。蔡元培也不会想到，他请来的这个人竟会是尔后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而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文科学长。蔡元培引进的这些提倡新文化的进步人物，帮助他一道扭转了北大颓败的风气，使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当然，北大的教员无论在政治倾向还是在学术派别上都不是清一色的，而呈现着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盛态势。按照蔡元培“唯才是举”的标准，一些思想保守但不乏学术造诣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也相继进入北大。他任用辜鸿铭，是因为辜鸿铭精通英国文学，故让他讲授英诗；他延聘刘师培，是因为刘师培精于国学，故让他讲六朝文学……他的这些做法，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功用。他以为，作为大学校长，就要有凌乎大学者之上的气度。
有容乃大：在思想自由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思潮撑起一片希望的蓝天
蔡元培执掌北大10年，贯穿在各项工作中的指导思想为兼容并包，“有容乃大”，他说：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也。”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北京大学为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的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研究、讨论之风日渐盛行。尤其是五四前后，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专家学者各显神通，讲堂里学术交流生动活泼。提倡白话文的与维护文言文的大唱对台戏，宣扬唯物论与主张唯心论的亦争执不休。比如，在北大三院礼堂里是留美博士胡适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是旧学渊源深厚的孔教派教员梁漱溟在大发宏论，让学生自由去选择。在文字学上，黄侃是旧国粹派，钱玄同是新白话派，两人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那场景确实生动有趣。
在中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是李大钊。李大钊之所以能在北大乃至全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有赖于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李大钊不仅在刊物上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在课堂上对学生讲授。我国大学中将马克思学说正式列为课程，始自李大钊。他在史学、经济、法律和政治诸系，先后正式讲授过《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
1918年，在李大钊带动下，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思想。同时北大青年中也出现了一批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等。其中还有经蔡元培推荐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发表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其他刊物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原著的节译，并且讨论有关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问题。
数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们是从北京大学这个舞台走向全国的。这一切无不与蔡元培息息相关。一个静谧的学府成了再造中华的策源地，这是蔡元培所始料未及的。他当然并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他也只是以一种纯学术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之所以未因不受统治者青睐而遭扼杀，未因不合某些人的口味而受阻碍，应该说完全得益于他所提倡和贯彻始终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教育也不应再是禁闭于书斋中的“子曰诗云”的仕途准备，更不应再是游离于社会大潮之外“数十年一贯制”的小楼低吟。将“革命”注入教育程序，将“教育”纳入革命系列，这是蔡元培的博大与睿智。
鼓励学术：各类刊物与学会如雨后春笋出现于北大，学生观念日新，北大面貌日新
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曾经花费了很大精力，鼓励全校师生创办刊物，组织各类学术研究团体，将学生的心思与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
在蔡元培的亲自带头示范和热心帮助扶持下，北大校园中办起了许多刊物，各类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社团活动的蓬勃开展，打破了过去校园里的沉闷空气。
当时，北大影响较大的刊物和社团主要有如下一些：
《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这两个刊物皆由蔡元培直接领导，宗旨在于及时传播学校的法令法规，交流全校教学情况，活跃学术空气。《日刊》创办于1917年11月，它对新文化运动在北京方方面面的情况报道甚多，对北大各个社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报道甚多。《月刊》于1918年9月创刊，它与目前各高校的学报性质相似， 可以说是我国大学学报之鼻祖。它是当时北大全校性的学术刊物，专门刊载全校师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论文。蔡元培说“办学报利益有三，一可以提起学理的研究心，二可以提起求新的思想，三可以提起公德心。”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该会于1918年9月21日由蔡元培、 邵飘萍等发起成立，是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研究团体，为我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蔡元培为会长，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兼任导师。1919年10月16日，新闻研究会举行第一期满式大会，陈公博、谭鸣谦等23人获一年期证书，毛泽东、罗章龙等32人获“听讲半年证书”。研究会在成立后约半年出版了会刊《新闻周刊》，它是当时中国唯一一家传播新闻学知识的刊物……
进德会。成立于1918年5月28日，发起人和会长都是蔡元培。 此会为蔡元培针对旧北大风气不好、校内一些无聊文人搞什么“采艳团”之类下流组织而发起，旨在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哲学研究会。该会是1919年1月25日由杨昌济、梁漱溟、 胡适等发起成立，其宗旨为“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该会在介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派学说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毛泽东也曾参加该会，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其中包括18世纪的唯物主义论著。
北京大学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该会成立于1920年3月， 发起人有邓中厦、罗章龙等。研究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培养和造就革命人才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蔡元培对该会十分支持，不仅同意在《日刊》上刊登他们的启事和通告，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还给了一间办公室，一间图书室……
《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冬，由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发起，其特色是紧密联系现实，干预政治，针砭时弊，是五四时期影响仅次于《新青年》的刊物。
国故月刊社。成立于1919年1月26日，发起人刘师培、黄侃、 梁漱溟等，这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组建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社团。《国故》月刊只出了4期，因不受欢迎，缺少读者，五四以后难以为继而终刊。
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7人于1918年6月30日联名发起，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提出4个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 蔡元培对该会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除了上述宗旨比较明确的学术社团外，还有许多生气勃勃的社团，如画法研究会、音乐会、雄辩会等。蔡元培也积极给予了支持。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蔡元培所高扬的学术精神和他所积极倡导的社团活动，对改变学校风气以及推动北京大学从旧大学堂向新高等学府的转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体制：教授治校、学科改革、男女同校……最终奠定了中国新式大学教育制度
在中国，蔡元培是提倡并实施“教授治校”的第一人。
1917年，蔡元培就力主成立了北大最高立法机构：教授评议会。举凡校内各项制度的兴废、各学科的创设、各门课程的增减以及教员的聘退，皆须由评议会集体讨论，审核通过，才能付诸实行。后来又成立了各学科的教授会。
五四运动起，蔡元培于5月9日被迫离校出走，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暂署校务。13日晚，温宗禹召集校评议会和教授会主任联席会议，决定推举法科学长王建组以及胡适、沈尹默等组成一个临时性委员会以“襄同温学长代行校务”。可见当时教授治校的建制已初具规模，初见成效。
1919年秋，蔡元培回校，他向师生宣布了进一步整改、健全学校体制的计划，并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有蒋梦麟、胡适、顾孟余、马叙伦等组成。12月组委会起草并经评议会讨论通过，确定了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及教务处、总务处等全校性的4个机构。这样， 北京大学就基本上确立并完善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从而使北京大学不断向近代化的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朝气蓬勃的新型大学迈进。
对学科的改革，蔡元培倾尽心力。他认为学科的设置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性质与质量。他首先扩充了文理科。文科增设了中国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系。理科增设地质学一门。另外，他还调整了法科，并将毫无实力的商科归并于法科，工科则归并北洋大学。
通过以上调整改革，北京大学过去办得较差或条件不够成熟的学科基本被裁撤、合并掉了，文、理、法三科相对集中优势，尤其文、理科力量更强，规模更大，质量进一步提高。
1920年，蔡元培首开在大学招收女生的风范。但教育部却给北大掷去一纸公函，言虽含蓄，然实为不满之辞、呵责之声。继之，封建余孽们对蔡元培公然招收女生的作法更为不满，不仅咬牙切齿地痛恨有加，诬蔑、诽谤，甚至想对他下毒手。
尽管如此，男女同校之制自从北大蔡元培开风范之后，则不仅不能禁绝，反而在各地推广开来。短短几年，即成为全国普遍采取之通制，其在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推动社会走向现代化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蔡元培对于北京大学体制、学制诸方面的改造，除上述荦荦大端外，还有不少举措，如组织学生军训、开办平民教育等等。概而言之，蔡元培对于北京大学的改造，使北京大学基本上实现了从封建学府到近代综合性新型大学的转变，成为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的楷模，并为高等教育最终走向现代化铺平了道路。蔡元培也由此成为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奠基人。
1940年3月5日9时45分，蔡元培病逝于香港。他的姓名， 他的功绩，从此融入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年轮：浩浩正气，充盈八极；经天纬地，历久弥新！
标签：北京大学论文; 北大论文; 大学论文; 蔡元培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陈独秀论文; 李大钊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