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新贸易模式的形成与转型——基于中国地位及作用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贸易转型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东亚经济从“奇迹”到“复苏”，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垂直专业化的分工模式推动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形成了有别于“雁行模式”的区域生产网络（Gaulier et al.，2007a和2007b；Athukorala，2003；郑京淑等，2007；唐海燕等，2008），由此先后出现了“三角贸易”和“新三角贸易”的区域贸易模式（李晓等，2005）。然而，从“三角贸易”到“新三角贸易”仅是出口平台的变化，即多个东亚经济体共同组成的最终产品出口平台转变为以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为枢纽、中国加工制造并出口最终产品的平台（Ando，2006；郑昭阳，周昕，2007），对区域外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
诚然，当前的贸易模式增强了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但东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为其发展埋下了脆弱的种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内各经济体产生的冲击便是最好的证明。换言之，当前的东亚贸易模式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平稳增长的不利因素，且不符合东亚各经济体的长期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之间形成了规模显著的贸易失衡，中国积累了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恐怖的金融均衡”。东亚经济发展已经面临诸多困境，步履蹒跚，转型已成必然选择，是东亚未来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这也正是本文即将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相关研究综述
自1993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报告中提出“东亚奇迹”以来，东亚经济和贸易模式的发展与演变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旨在梳理出新贸易模式的形成对东亚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影响，以此引出本文研究的主旨。
在本文中，新贸易模式是指“新三角贸易”模式，这源于李晓等（2005）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东亚原有的“三角贸易”格局，逐步形成了东亚各经济体向中国出口资本品、中国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最终制成品的新“三角”，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并认为中国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产业结构的主要推动者。Haddad（2007）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模式、区域内显著的工资差异、贸易成本的降低等因素导致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并带动东亚经济增长，中国则是这一模式的核心。陈静等（2009）和郑昭阳、周昕（2007）通过对东亚区域内零部件贸易的考察，也揭示出中国对东亚生产网络的贡献。Gaulier et al.（2007b）从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割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在东亚区域贸易重构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影响力已经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对区域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仍没有显著影响，并指出这一新的贸易结构对区域外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导致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仍缺少内在动力。简言之，东亚新贸易模式的发展受区域外最终产品市场规模的约束。同时，这也是东亚经济发展脆弱的根源。彭志伟、佟家栋和白雪飞（2010）将这一新贸易模式称为“两头倚重”的生产贸易格局，认为这一格局预示着东亚经济体在外部冲击下的脆弱性，并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构建出两阶段生产和贸易的三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结论表明，在当前贸易格局下推进的东亚区域市场整合并不能够使各经济体稳健地增强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Ikuo和Hiroshi（2010）在利用最新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东亚的传播机制后发现，新贸易模式是此次危机在东亚传播的媒介，对各经济体或产业的冲击影响与其融入区域生产网络的程度成正比。新贸易模式的脆弱性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得一览无余。高程（2008）在对东亚增长模式回顾总结时指出，与北美和欧盟业已形成的比较独立的市场链条相比，东亚生产链是单向对美，缺少区域内完整的产业循环，东亚经济整体依赖于美国市场而非自身内部的需求，这必然导致其自身发展的脆弱。
从以上研究可知，危机后的东亚贸易转型已刻不容缓，培育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也已迫在眉睫。一国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能力的培养并非朝夕之功，李晓和张建平（2010）基于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IOT）的IRIO模型的研究结论表明，美国仍是区域内最重要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美国市场巨大的最终需求是东亚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最终需求和供给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最终需求对东亚增加值的引致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不降反升，中国在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能力仍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但是，李晓和张建平（2010）的研究结论是基于2000年数据所得，其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或会受到数据滞后的约束。2000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及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东亚产业与贸易发展中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其在东亚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能力自然也会随之有所改变。韩民春和袁秀林（2007）认为，在区域货币合作背景下，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稳定性越高，对外资吸引力就越大，同区域内其他成员之间的产业和贸易关联度就越高，成为本地区的市场提供者可能性就越大，还认为中国的区域“市场提供者”地位日益增强，并将改变东亚贸易格局。依据Feenstra（2012）基于修正后真实GDP的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2年或2013年超过美国。尽管这一预测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它至少可反映出中国具有成为区域市场提供者的潜力。李晓和付竞卉（2010）的研究表明，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成为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但这将是一个艰巨且长期的过程。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东亚新贸易模式形成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关于新贸易模式转型的研究尚不多，针对中国在东亚区域内市场提供能力的研究仍不够深入，特别是针对中国在这一转型中的地位及作用的相关研究仍较少，相关实证分析也缺乏。因此，本文拟从探讨东亚新贸易模式的形成出发①，对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危机后的东亚贸易转型展开研究。
三、中国的崛起与东亚新贸易模式的发展与转型
1.区域贸易模式的演变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复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大约每四年一次对东亚经济增长进行一项主题研究，从《东亚奇迹》到《东亚复兴》，东亚在这十余年间历经繁荣、阵痛和复苏，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产生的影响令人震惊，但令人惊讶的还有危机后东亚经济复苏的速度②。从图1中可看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成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在较高的经济增速水平上平稳地实现了“U”型过渡；而除中国外的其他东亚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后便走出低谷，实现经济复苏，呈现出显著的“V”型反弹态势。可以说，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亚奇迹”仍在延续，不同的是推动奇迹出现的动力。
正如艾肯格林所言，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经济体仅在边际上进行了调整，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的根基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艾肯格林，2009）。只是，中国的崛起促使东亚贸易模式进行了内部调整，从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手中接过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后一棒，成为区域内的出口平台，并逐步发展演变为“世界工厂”。本文以“三角贸易”规模的变化考察东亚贸易模式的量的扩张，以中国和东盟在“三角贸易”中各自比重的变化考察东亚贸易模式自身的调整。“三角贸易”的规模等于：中国、东盟从日本和NIEs进口中间品总额与中国、东盟向美国和欧盟出口最终品总额的和。若分别用中国或东盟的中间品、最终品贸易额计算，可分别得出中国和东盟的“三角贸易”规模，进而除以之前所得之总的“三角贸易”规模，便得出中国和东盟在“三角贸易”中的比重③。由图1和图2（见下页）可知，中国和东盟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快便完成了东亚贸易格局调整的传接，区域贸易模式从原有的“三角贸易”演变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三角贸易”。“新三角贸易”规模④呈现出跳跃式的增长，东亚经济也伴随这一贸易模式的发展实现了复苏，并使得“奇迹”得以延续。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和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相比，东亚经济增长对区域贸易模式的依赖更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未能改变东亚的这一增长模式。
2.对东亚贸易模式转型的思考
“新三角贸易”的基础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即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区域内的中间品贸易和对区域外的最终品贸易为枢纽，其发展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加深了东亚各经济体相互间的经济依赖程度。
显然，这一贸易模式的发展有赖于汇率的稳定，特别是区域内重要经济体中国和日本汇率的稳定。同时，这一贸易模式对区域外最终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得区域内经济体对美元名义汇率的稳定成为一种自发的需求，进而导致各经济体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形成了对“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美国通过充当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俘获”了东亚，使得东亚经济体成为“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也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这反映出，东亚经济体在当前的“美元体制”下面临诸多困境。东亚若要解决当前的困境，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区域贸易模式转型，培育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摆脱对美国最终市场的过度依赖，实现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以此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平稳性，中国则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李晓、付竞卉，2010）。
然而，在认识到东亚贸易模式转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的同时，对此次转型的本质及其与“东亚奇迹”和“东亚复苏”之间的联系的思考也是必不可少的。“三角贸易”创造了“东亚奇迹”，日本作为东亚的领头雁引领东亚各经济体依次起飞，同时也带领东亚各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新三角贸易”使得东亚经济迅速实现了复苏，中国的融入推动了区域生产网络的深化，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说，每一次东亚贸易模式的形成都伴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然而，一体化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而言是把“双刃剑”，东亚的每一次贸易转型正是为了弥补一体化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东亚奇迹”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这也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东亚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弥补了东亚经济体融入全球化的不足，但却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在区域内传播的通道，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贸易转型的目的则是为了解决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种脆弱性。吉尔和卡拉斯将这次转型称为第三次一体化，即国家层面的一体化，是指东亚各经济体内部的一体化发展⑤，以此来实现对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补充。吉尔和卡拉斯认为，当东亚各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全球一体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会给各经济体带来城市贫困、环境污染、不平等以及腐败等一系列负面效应，这意味着当东亚在全球一体化的基础上加上区域一体化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它们还面临着国内一体化的挑战，只有将国内一体化做得更好，才能确保增长和转型覆盖到所有国民⑥。
那么，无论是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培育还是向“内需主导”模式的转变都表明一个问题，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贸易转型是国家层面的转型，以此来解决前两次转型或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推动东亚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现平稳增长。显然，东亚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东亚贸易模式的调整与转型，从全球层面到区域层面再到国家层面，东亚贸易转型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
结合前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在当前东亚贸易模式转型中起着主导作用，且已经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其经济规模的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都使其成为此次东亚贸易转型的核心力量。换言之，此次国家层面的东亚贸易转型的核心即为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转型。接下来，本文将要考察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进口贸易，以此分析中国在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
四、中国在东亚贸易转型中的地位及作用的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结合Eichengreen et al.（2007）模型并进行简化，结合所要考察的对象分别构建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并通过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中做出选择⑦。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方程（1）中左边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中国从东亚经济体i进口贸易指标，反映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右边
表示东亚经济体i的经济规模，
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反映中国最终需求规模的变量，也即影响中国区域市场提供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选择中国的GDP和人均GDP、中国国内投资和最终消费规模以及由二者的和所表示的内需规模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
本文以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9个东亚经济体为研究样本，样本区间为1990—2010年，从分产品视角考察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模型具体形式与变量选择以及数据选取的说明参见81页附表1。
2.实证结果分析
表1中给出的是按产品分类考察中国区域市场提供能力的估计结果。从表1中的结果可知，在样本区间I内，中国在区域内零部件产品和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能力的系数估计值大于其他产品，这其中最终消费规模对零部件产品和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国最终消费规模每增加10%，其区域零部件产品和最终资本品的市场提供能力分别提升31.73%和27.53 %。这一结论也验证了中国在东亚的“新三角贸易”模式中作为区域出口平台的地位及作用；同时，中国在这一时期内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的系数估计值最小，中国投资规模对其影响的弹性小于1，每增加10%，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提升8.29 %，其他变量影响的弹性也只是略微大于1。这表明，和最终消费规模相比，中国投资规模的增加不是最有利于其区域市场提供能力提升的因素，反而可能会影响其区域最终消费品的市场提供能力，而中国最终消费规模的增加显然更有利于其区域最终资本品的市场提供能力。然而，一国最终资本品的吸收能力不会无限地增长或提升，决定东亚贸易转型能否顺利实现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发挥主导作用的将是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比较样本区间Ⅰ和Ⅱ的估计结果可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后，除零部件产品外，中国最终消费规模对其他产品的区域市场提供能力的影响均有所增强，特别是对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的影响增强较为明显，从1.161增加为1.615；同时还应注意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全部解释变量对中国区域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的影响均有所提升，这其中，最终消费规模的影响力最强，投资规模的影响最小且缺乏弹性，其影响系数为0.953，而对零部件市场提供能力的影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当前的贸易模式下，中国在区域内市场提供能力的提升要归功于其对零部件产品和最终资本品吸收能力的提升。亚洲金融危机后，与其他产品相比，中国在区域内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随着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显著的变化，但仍小于零部件和最终资本品的市场提供能力，而未来中国区域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提升的关键则是中国最终消费规模的变化。
上述分析揭示了以下一些事实：当前，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随着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显著提升，这是中国在“新三角贸易”格局下作为地区出口平台的结果；中国提供的最终产品市场以资本品市场为主，最终消费品的吸收能力仍较弱；未来，中国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能力的提升将有赖于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的提升，而这又取决于中国国内最终消费规模的扩大。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东亚经济发展的脆弱性暴露得一览无余，亚洲金融危机后，支撑东亚经济复苏的区域生产网络成为此次危机在区域内的传播通道，同时也反映了东亚在当前“美元体制”下所面临的困境。改变东亚当前的贸易模式或成为该地区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培育区域内市场提供者则是此次贸易转型的关键。基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规模及其在区域贸易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有潜力成为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者，特别是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
本文运用简化的引力模型，从分产品视角考察，分别选取GDP、人均GDP、投资总量和最终消费支出总量及二者之和所表示的内需总量作为5个影响中国最终需求规模的变量，对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进行实证分析。由实证模型结论可知，当前中国在东亚内的市场提供能力主要以最终资本品和零部件市场为主，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仍较弱，但未来中国区域市场提供能力提升的关键将取决于其最终消费品的吸收能力，国内最终消费规模将是这一能力提升的关键，而国内投资规模的增加则不利于这一能力的提升。
在分析当前东亚贸易模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发现，每一次危机的发生和危机后的经济复苏都伴随着东亚贸易模式的转变，东亚贸易转型历经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转型，是一个连续动态变化的过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贸易转型是国家层面上的转型，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经济转型，通过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发展成为东亚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的主要提供者，特别是最终消费品市场的提供。当前，中国虽已超过日本成为东亚区域内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但与美国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能力相比差距仍较大，特别是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上的差距，这表明此次东亚贸易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①本文的东亚是指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
②1993年的《东亚奇迹》，1997年的《东亚的教训》，2001年的《东亚奇迹的反思》和2007年的《东亚复兴》。参见吉尔和卡拉斯（2008），第46页。
③计算公式参考METI（日本经济产业省）《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2005》,Chapter Ⅱ《Indications of self-supporting,sustainable growth in East Asia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in East Asia》，section3 “Trade structure underlying East Asian growth:Advancement of Triangular Trade”。
④即中国的“三角贸易规模”。
⑤吉尔和卡拉斯（2008），第35-38页。
⑥吉尔和卡拉斯（2008），第4和38页。
⑦传统引力模型中含有距离变量，但在考察中国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进口贸易时，距离变量在模型中的解释力很弱。详细解释可参见Eichengreen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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