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坚持:近几年几部军事电影的文化分析_娱乐论文

突破与坚持:近几年几部军事电影的文化分析_娱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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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题材电影创作一直是中国电影中充满政治激情与艺术才华的领域,无论是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对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歌颂,还是90年代对中国革命的史诗性再现,军 事题材电影在这些主流文化的表述中都充当了重要角色。对新中国电影艺术特性的形成 上,电影艺术家们也把自己的才华倾注到了军事题材电影的创作中。《南征北战》里纪 实性的场面调度,《小兵张嘎》造型上中国风格的探索等等,使军事题材电影成为了新 中国电影史上华丽的篇章。

但是,从上世纪末开始,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变,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断裂性改 变,这使中国电影面临深层的文化蜕变。新的语境要求中国电影必须以多样式、多题材 、多类型来满足不同的文化需要,电影也以它的文化大突围回应着这种需要。军事题材 电影在意识形态中的特殊位置,使得它在这次突破中的步履更加艰难。但是,创作者们 仍然以他们的艺术激情和文化参与意识积极投入到了这一文化变革之中。在这一总的文 化语境中,近年来几部较有影响的军事题材电影作品呈现出“突围”的态势,表现出了 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趋势。

一、寻找“敌人”:主流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对话与共谋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冲出亚马逊》是这一突围行动中的排头兵,这个“排头” 并不是指这部电影在时空位置上的在先,而是它告别以往军事题材电影模式的决断性。 它是一部坚决将军事题材电影类型化、娱乐化的作品,题材的选择、人物关系的设置、 情节的模式化、影像的冲击力都统一在这种类型化、娱乐性的风格之下,力图拍成一部 英雄类型片。

人们在谈到该片时,往往提及的是它的造型效果,包括影片的市场宣传也着重强调了 这一点。在造型上,《冲出亚马逊》也确实在有限的条件下,很不容易地作到了既有细 节真实感、又有冲击力的效果,但是,在被好莱坞大片锉顿了视听器官的灵敏度以后, 《冲》片在“感官刺激”方面只能算是小儿科。作为一部探寻当代军人题材类型化的影 片的意义并不在这里,对“敌人”的寻找才是它的关键之处。

“寻找敌人”,指的是要在当代军事题材中成功发掘出一种“英雄类型片”,就必须 给主人公找到一个合适的敌人。一类题材是否能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类型,根本的不是 在于作者的才华,而是在这类题材中是否隐藏着大众某种心理期待。这种心理期待是历 史文化积淀在大众心中的深层情感模式,一些基本的道德好恶和价值判断,它通过英雄 /敌人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在层层推进的戏剧性冲突中完成一个封闭的情节,在这些 相对简单、公式化的故事中,通过细腻的情感表现和人物性格刻画,使人们能很容易地 在其中找到心理认同的英雄和被惩罚的坏人,从而支撑日常的道德价值体系。

当代军事题材“英雄类型片”的探索遭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中 国军人的“敌人”失落了。没有了传统战争题材像《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 《林海雪原》中的日寇、土匪和国民党军队那样能负载负面价值观念并且满足社会各个 阶层心理的敌人;更进一步地说,在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 三足鼎立的态势中,类型电影隐藏在娱乐之下的文化功能应该是能在各阶层的文化中找 到共同点并加以“再现”。所以,这个当代“敌人”的寻找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 化中的价值观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过程。如果在现今社会中能成功地设定一个两者都 认同的“英雄/敌人”的对立关系,那将是中国军事题材类型电影对中国审美文化进程 的贡献。

在《冲出亚马逊》中,给两位中国英雄们找到的“敌人”就是影片中的毒品贩。拉美 这块远离我们的神秘大陆在新闻媒体中被建构起来的遥远、混乱、热情、性感等特征使 得丛林中的毒品贩这个敌人的设定有了社会心理的真实,符合了人们对拉美的基本想像 ,并且也适合“很酷的坏人形象”这个要求。“很酷的坏人形象”似乎成了近年来包括 警匪片、英雄片、科幻片、心理惊悚片在内的很多类型中“坏人”形象的统一编码方式 。在这种形象中,一些受到正统社会规范排斥,却又很时尚的文化符码能在其身上得到 再现,使观众们在憎恶的同时也能欣赏,满足求新求奇却又不愿与社会规范正面冲突的 潜意识心理。在这种“借力打力”的策略下,两位参训的中国特种兵作为正面的英雄形 象就极大地增加了观众的认同感。

国际猎人学校训练的艰苦,学员们骄健的身手,包括护国旗、玉米饼事件、摔倒大块 头外国兵等真实事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部抒写当代军人的爱国情怀和崇高责任感的正 剧。这种样式当然也会有它自己的价值,但从观众对英雄的认同感这个角度说,这样的 正剧故事与现实政治拉得太近,人物没有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对英雄的想像之间 保持一个富有弹性的关系,使得观众的认同感会有相当的障碍。而在现在这样的英雄类 型编码中,英雄们身上凝聚了观众移情的目光,主流意识形态符码就在不经意间溶入到 了英雄们的文化身份之中,与大众心理完成了一次新的组合。

如上所述,《冲出亚马逊》作为一部英雄类型片的探路之作,它的成功与否就不应纠 缠于某些具体的故事和艺术处理细节上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类型化的艺术模式之中,观 众是否能认同影片中的两位英雄。影片通过对“敌人”的成功寻找,整部影片成功地搭 成了一个英雄类型片的框架,使这个传奇性的题材成为一部英雄类型片,在当代军事题 材电影的类型化、娱乐化方向上作出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二 科技与美学:艺术形式隐藏下的文化政治

从艺术风格的统一这个角度看,反映98年抗洪的故事片《惊涛骇浪》是一部矛盾犹豫 的作品,这些矛盾和犹豫表现出了在艺术手段、样式、风格这些艺术形式元素后面隐形 的文化政治。

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以革命的激进形式谱写着社会的巨变,战争、军人成了历史的 主角,即使在和平时期,象’98抗洪、东北森林大火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军人也履行着 他们保一方平安的神圣职责。对这些宏大的场面和重大事件的再现使得中国电影在军事 题材的史诗样式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南征北战》、《西安事变》、《大决战》这 些代表性的作品中,重大历史事件得到了鸟瞰式、写实性的影像展现,客观事件的丰富 性、立体感被转化为参与事件的社会各阶层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影响历史方向的动力 在人物性格的冲突中真实而具体地得到了体现。确立了以影像纪实性和人物性格刻画为 核心和散点透视为结构特点的史诗片美学标准,在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对军事题材史诗片 的创作中独树一帜。

《惊涛骇浪》作为力求立体、全面表现’98抗洪的影片,人物众多,场面宏大,故事 的覆盖面广,不畏艰险、众志成诚的主题也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再现这类重大历史事件 的诉求。这些都决定了《惊涛骇浪》是一部正面表现重大主题的史诗片,而不是一部以 抗洪为背景的通俗传奇故事。但是,看完影片,感觉到《惊涛骇浪》的创作者们在这个 总体的风格把握上有很多犹豫和不足,在虚拟成像技术和好莱坞编剧法则的支配下,影 片极力追求“视觉奇观”和冲突集中线索清晰的叙事效果,满怀善意地想在一部本应是 严肃的史诗片中“娱乐”观众,摇摆于军民联合抗洪的全景式史诗展现与通俗剧情片之 间,使影片有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

虽然上世纪末流行起来的“虚拟成像”技术从本质上说与电影机器天然的纪录特性相 矛盾,但由于它在大场面的营造,不可再现的历史场景的搬演上弥补了以前的电影手段 的不足,所以《惊涛骇浪》利用其来再现大洪水的场面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用什么样 的美学动机来使用它,在本片中导演的思路显然是“视觉奇观”而不是历史真实的再现 。这在“大堤缺口”一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段落中,在明显合成的画面内,导演 没有注意造型上整体风格的把握,而只是关注新的电影技术在营造奇观上的潜力,我们 从电脑虚拟影像的奇观里欣赏到了“洪水滔天”、“排山倒海”之奇,却没有了“风吹 树叶”、“纤毫毕见”的自然的真实性,从造型上削弱了军人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舍 身救人的悲壮感。本片在造型上另外一方面的总体失误在于内景的影像风格的掌握。在 “前线指挥部”、“跑马场”、“团长家”等主要内景中,人工痕迹重的光线设计、接 近原色的冷暖对比、没有主体运动依据的移动摄影,勾勒出了一种人工化的、唯美的画 面效果,这些段落与整个影片在造型上所力求传达的以自然光效、以纪录事件为目的的 场面调度的纪实性风格格格不入,而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正是这些纪实性的外景中平实 的街道和喧闹的大堤上那些真实的细节和场景。

影片叙事上的矛盾也体现在这种纪实风格与通俗娱乐情节剧之间的犹豫不决。本片中 有名有姓的人物共有十五、六个,从集团军的军长、团长、士兵,科学院的院士、水文 站的技术员,到普通的商人、教授、学生、村民,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在普通 故事片一个多小时的篇幅里,要对每一个人都详细表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这样丰富 的人物就不能表达全体社会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不畏艰险、无私奉献 的含义。这种内容内在地决定了本片应该采取散点式、全景式的结构方式。可是,编导 们在“娱乐性”、“可看性”的驱动下,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信心把上述的纪实性风格 贯彻到作品之中,而是想搭建一个人物关系集中、冲突清晰的戏剧性情节结构。可是, 影片中身份各异、趣味悬殊的众多人物,在面对大洪水的灾难时,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 的职责,不太可能在一件事情上发生纠葛。影片采取了中国电影中传统悠远的集中冲突 的方法,以亲属、朋友的方法让剧中人发生联系。影片大量的篇幅展现了儿女情长、家 庭俗务(在大洪水面前,不但团长与妻子几次设计精巧的被打断的“好事”显得娇情, 就是与儿子的冲突也显得苍白无力),从而,把一个在大自然的巨大灾难面前,中华民 族迎难而上的悲剧性主题转换成了轻飘的都市生活肥皂剧,这不能不说是本片在艺术上 的重大失误。

《惊》片作为一部史诗样式的影片,本应遵循史诗样式的基本规范和特点。只有在这 些艺术规范中,《惊涛骇浪》才能真正挖掘出这个题材中隐藏的审美内涵。影片中这些 与整体风格不和谐的唯美的造型与通俗情节剧元素传达出了大众文化中追求“感性欢乐 ”的倾向在电影界的强势地位。近年以来,“市场”、“突围”、“转换”成了中国电 影的关键词,而其中,“市场”起着基础性的制衡作用,在它的制衡之下,这里所谓的 “突围”、“转换”就并不是单纯美学上的探索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而更是一种文化姿 态上的变化,一种从象牙塔中、从宫阙之上走向市井,走向民间的文化行军,以期加入 到大众的感性狂欢之中,从而占领市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种以类型片创作为 标志的电影文化上的转变就已经开始,这不仅是电影作为一个产业对市场发现和培育的 需要,也是电影作为最具大众性的艺术能否参与文化建构的前提。但是,在市场的压力 下,电影文化“突围”日益显出了它不容忽视的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在对“娱乐性”、 “可看性”的正当要求中,渐生出一种以此为惟一标准用一种近乎独断的眼光审视、评 判电影作品的趋向,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推动下,不但催生了大量生编硬造的所谓“娱乐 片”,也在一些本不是类型片、娱乐片的作品中看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究其根源, 《惊涛骇浪》的失误正在于这种文化态度。

三 突围中的陷落:被俘的爱情

峨眉电影制片厂和电影频道联合出品,根据裘山山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改编的 《我的格桑梅朵》则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爱情故事。转战南北的先遣团团长欧战军在 带领部队进军西藏的途中,发现自己多了一个满身学生气的女部下,文工团员白雪梅。 在以后的接触中,欧团长逐渐被这个南方女子所吸引,她身上柔弱、敏感的气质和对自 己权威的挑战是从生死硝烟战场上走过来的欧团长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开启了他心中尘 封已久的爱恋之情。导演熊郁明确地追求一种诗性的电影风格,在以白雪梅的内心独白 所建立起来的第一人称视角下,影片淡化事件的表面冲突,在节奏舒缓的叙述中,把川 西藏区天然浑成的静穆与旷远的自然景色与人物美好的心灵世界相照应,抒写了一曲银 幕恋歌。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突围”。以往的军事题材电影把重心放在了革命历史进程的客观 描述和英雄伟人们的雄才大略的展现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宏观的历史画卷和富有牺 牲、奉献精神的人物画廊,成为中国历史形象的教科书。但是,普通军人的内心世界, 他们个人化的情感却在银幕上失落了。而《我的格桑梅朵》则浓墨重彩地正面表现了革 命军人内心的情感世界,这在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中是罕见的,使军事题材电影从一种对 军人世界既有的文化想像和文化建构中突破出来。这种既有的想像和建构当然是军人世 界的主流,是军人之所以为军人的标志。但是,《我的格桑梅朵》之所以让人们欣喜, 不仅是因为军人也是常人,军队也是常人组成的世界,他们的日常情感也需要表达,更 主要的是,在军事题材中写爱情,重要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能构成一个另外的视角, 与已然成型的奉献、牺牲型的伦理人格类型拉开距离,写出不同的人情、人性内容,从 而丰富主流话语的内涵。所以,《我的格桑梅朵》虽然在艺术上稚嫩之处不少,人们还 是对之行以赞赏的注目礼。

无庸讳言,这种突围之中又有陷落。在影片“救虎子”、“送棉被”、“做手枪”、 “石头事件”这些主要段落中,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上级对下级的关怀,一个士兵对出 生入死的首长的尊重。他们之间真正个人化的,深入心灵的情感需要没有表现出来,“ 爱”的火花没有闪现。换句话说,欧团长身上凝聚的还是一个经典的军人形象,而白雪 梅被称“小鬼”,弱不禁风,也从旁支撑着这样一个“父”的形象,他们的爱情故事终 于成为宏大叙事的俘虏。

艺术创作与批评都不是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自娱自乐,而是他们参与主体心灵和社会文 化建构的方式。创作与批评都要应对这种挑战,坚守那些护卫人类心灵的智慧,突破那 些已成牢笼的观念,在当代艺术大众化的语境下,融人们的现实文化经验于丰富多彩的 艺术活动中,将中国当代文化建构中的核心理念带进人们的感性层面。电影的大众性, 它的直观形象所具有的巨大感染力,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它“寓教于乐”功能的强调, 使得它在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进程中,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这就要求 中国电影在能拥有市场保持产业再生产的前提下,保持电影文化的多样性,以不同类型 、不同风格的作品回应时代的要求。我们对近年来几部较有影响的军事题材电影作文化 分析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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