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与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发展_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以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与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发展_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以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与歧变——中共“八大”与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中共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1-0111-09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而言,1956年所具有的历史性转折意义已经清晰可辨,而且以后的历史进程也会继续并进而凸现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也许更为宏观的历史可以1956年进行分期”。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为92.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获得了制度性保证。从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规划“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就有更多的可能来争取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③以和平方式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折,虽然没有急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震撼,却仍然充满了实践中的复杂繁难与思想上的竞力和碰撞,它对于中国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历史鉴资,更富于思想启示的深刻性。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党的总书记。这一历史性地位的安排,对于未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既意义非凡,也影响久远!

       “工业化是国家最高利益,也是全体人民、农民的最高利益。工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的思想,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但是面对经年战争创伤和历史累积的沉疴,“建设”并没有立即上升为时代性主题。在百废待兴的50年代前期,中共领导人事实上肩负着两个任务:“一个叫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叫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不够,要建设;一个是私有制,要改造,使之社会化。”④在某种意义上,“改造”仍然是一种革命(社会主义时期的和平方式展开的革命),以改造替代革命,改造,是由革命转向建设的过渡阶段。⑤对此,毛泽东特别提示说,全国解放后的一段时期里,党仍然“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直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⑥因此,“三大改造”的完成,才真正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或者说“建设”才真正凸现为时代性主题。1949~1956年的社会改造确实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结合新体制的形成,可以说,1956年前后的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至少从现有研究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意味着一个新社会的到来。”⑦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⑧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明确昭示了工业化建设的时代使命。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报告。《建议》和《报告》的基本立场“都是既积极又稳妥,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⑨这是又一个历史转折的标志:“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的制度已经建立,尽管会议提示,“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但是建设注定成为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11)

       首先,中共“八大”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通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为国家建设指明方向和提供保障。有关新中国“建设”发展的道路问题和建设内容的相互关系,成为党中央及其领导人集中研究和思考的时代性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12)如何认识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关联和时代转折,怎样把握由革命走向建设的重心转移并建构相应的战略规划、政策方针,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需回答的时代性、战略性课题。作为执政党代表大会的“八大”主题,从根本上是“反映了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它为全国人民展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图及其历史进程是:15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0年到100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13)

       其次,“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完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4)由此开始。从而使得既抓“建设”(国家工业化)又抓“革命”(即“三大改造”)的双重任务凝聚为“以建设为中心”。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党和政府的工作转移为以建设为中心。“八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5)毛泽东在随后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特别强调“八大”后“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十四项,并具体提出抓工业建设和农业建设工作各十四项。(16)

       “八大”标志着一个“全面建设”时代的开端。1956年8月22日,党的七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向党的八大提交的各项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做出决定。这次会议即明确“提出八大议程应突出建设这个主题。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经济建设。报告里面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1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转折进行了极其简练和高度清晰的概括,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18)这必然地决定了新中国的历史性转折,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然,经过历史的实践和理论反思,今天人们不难发现,当时“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但大会突出以建设为重点,强调“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一认识,“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19)“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0)

       更为重要的是,“八大”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1)为新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四化”,勾勒出了最基本的蓝图。

       在“八大”会议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第二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重申了以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22)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共“八大”进一步明确了从革命转向全面建设的历史转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总任务;并且“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决策。(23)从暴烈的战争与革命年代转向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既是百年来人民共同的期盼,也是近代社会历史的必然归宿。即使还在隆隆炮声的岁月里,人们也充满了对于建设的渴望和追求。“战争是破坏的,可是破坏之后,紧跟着而起的事情是建设;革命也是破坏的,在革命情绪之下,继破坏而发生的也就是建设。战争、革命是手段,是因,建设才是目的,是果。”(24)然而,对于一个革命党——经历了凄风苦雨而赢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以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及其历史进程,或许另有一番艰苦与曲折的经历。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经历了失败的教训和胜利的经验,不断的历史总结和反省形成它丰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财富。革命之后的建设却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任务,新中国的建设道路问题是需要进行全面探索的新问题。毛泽东直率地提出过:“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显然,革命的胜利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创获的革命道路的成功,对此毛泽东曾予以高度概括说:”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但是“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因而,获得革命成功的历史和经验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建设成功的保障。“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25)对此,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及党的领导层形成了基本共识。

       首先,以建设为中心,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时代性转折,极其简洁地概括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虽然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早已展开,但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却仍然更多地关注着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三大改造”——和平时期的“革命”仍然是繁难而艰巨的工作。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新中国全面的建设时代才真正开始。因此,毛泽东坦然陈述:“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26)1958年3月,他仍然强调:“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27)中共“八大”明确了进入建设的历史时代,并由此区分出之前的革命时代,尽管挽接其间的还有一个“过渡”历史时期。刘少奇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党的总路线演进历史)提出,就党的总路线而言,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即包括“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28),以此明示革命与建设分属于两个时代。

       因此,中共“八大”所具有的时代性转折不言而喻,它向全党提出“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29)

       其次,对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而言,建设是一个新的时代任务,学习和探索的任务更为迫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30)党的“八大”以后,关于学习和探索建设道路的问题就成为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毛泽东特别指出,虽然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建设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事,没有经验,“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对于建设科学的学习,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31)

       为此,邓小平也再次告诫党的干部:“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面对新中国建设这一时代性任务,“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过去更复杂。”因此,邓小平强调,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因为“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如何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就解决了。”而如何建设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32)

       随后,党和国家的各个重要部门的工作重点也在实际上实现着由革命向建设的转移,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现在,我国革命飞跃发展的时期业已过去。我国已经进入建设时期,即经常发展的时期。”新的国家机构和各种事业机构业已组织起来,以保证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在今后建设时期,不能再像过去革命飞跃发展时期那样大批地迅速地提升干部的职务了”,因为面临的时代不同,任务不同,新的干部应该称职地担负起“建设中的各种繁重任务”。(33)显然,以建设为时代中心的思想已经通过党的“八大”凝练为全党的共识,也首次提出了由革命党向建设党或执政党转折的历史使命。(34)对于新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道路、途径及其规律的探索,成为党和国家领导层必须面对而又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责任。

       “八大”标志着或者说划分了全面建设时代的开始与革命时代胜利结束的历史转向。以建设为中心作为时代主题和指导思想,从不同层面上揭示和体现着党和国家凝聚力量努力实现的宏伟蓝图——“集中精力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35)为此,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谈话时专门阐述了建设与革命的历史关联:“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36)毛泽东甚至以诗人的浪漫描绘着建设时代的壮阔场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37)

       然而,以建设为主题的时代转换也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八大”以后,在实现由革命向建设的时代性转折中,所经历的曲折和“要栽的筋斗”远远超出了曾经的预计(38),尤其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思想的转变。

       面对国际上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反右斗争问题,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重新思考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并逐步提出和强化“不断革命”的思想。在他看来,“三大改造”完成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9)这实际上意味着建设主题要让位于革命主题。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严肃地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40)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必然将革命主题提升到新的高度。他说:“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是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41)

       以建设为中心或者说按毛泽东自己所说的“主要搞建设”(42)的认识,开始有所变化,尽管还不十分明晰。促成这一思想转变的内在原因的揭示,须有更多的档案资料的支撑(目前尚不具备条件),但外在形势的急剧变化或许也是一个重要触因。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所传递的已经是具有严重“革命”的情势了:除了社会上向党进攻的右派外,党内“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党内党外的右派”,“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43)可以说,从反右运动开始,毛泽东更多地关注以“群众运动方式”的革命运动。某种意义上,运动式的革命的急迫性远远超过了建设的主导性,“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44)

       此后,党的最高领导层基本上都开始强调“继续革命”的思想,从不同角度解说和阐释“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结束,建设并不能成为时代中心或党的总任务(45),因为“接着不久,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6)1957年以来的反右和整风运动都是“建国以来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收获,这就是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甚至这种继续“革命的发展虽然很迅速,工农业生产却始终是继续高涨着,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破坏。”(47)在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中,已经将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革命”的推动。(48)由此,不断革命的情势已经出现,并具有逆转以建设为中心的态势,因为“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49)而且,“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50)

       进入60年代后,整个局势的演进更执着地趋向于“革命”,并且借助于批判“修正主义”的铁托,将以建设为主题的思想逐步地趋于弱化。由《红旗》杂志编辑部推出的《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专论提出: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时代”一个特征就是“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并以此来完全抹杀了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51)但是,与此基调有明显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1960年4月22日,仅比《红旗》杂志评论晚出不到一周)的社论,在文中仍然高调指出:“中国人民当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2)《人民日报》社论的立场当然不难理解,因为“八大”以后,当“以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人民日报》始终坚持这一思想导向,直到1960年元旦社论中,它仍然对于建设这一时代性转折予以充分的肯定:“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在过去十年的前一个阶段中,首先致力于按照中国的条件,实现全国范围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直到这两个任务顺利完成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在中国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新的任务上。”并且根据最近的经验,找到了建设新中国的“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53)引导舆论并且也具有指导社会发展走向的重要报刊的声音各有侧重,时人不难从中体察到其中“革命运动”与“建设事业”地位不停摆动的困窘。

       就在《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表达“把注意力集中到”建设“这样一个新的任务上”的同一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报告。报告提出: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我国的情况完全证明了:民主革命愈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展的愈迅速、愈顺利;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彻底,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得愈迅速、愈顺利;所以人类社会的不断革命的过程,不能到此为止。这一报告将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关系和现实地位作了新的解说,并激昂地宣告:“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是这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是这样,只是那时的革命,在性质上和方法上不同罢了。”(54)报告尤其提出了:要不要革命,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的断论。这是否提示着,又一波革命风暴的到来?!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主要代表着,某种意义上也引领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同时也从不同角度传递着政局变化的音讯。中共以“以建设为中心”战略构想在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已经有所宣示:“1956年到来了。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伟大胜利,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的伟大胜利,以及其他工作中的伟大胜利来迎接1956年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1956年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胜利。”(55)虽然社论中也提及“革命”(即改造)任务,却明显地将建设置于首位。尽管来自中央领导层的声音时有波动,并不完全一致,但“八大”以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仍主要地坚持“以建设为中心”的立场,直到1959年的元旦社论中,“建设”仍然成为其主题词。

       进入1960年代后,历史演进的趋向时有变化,时代主题的摆动异乎寻常。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开始将革命话语置于建设主题之前。社论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上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历史上的最伟大胜利之一。”(56)然而,从1961年开始连续几年的元旦社论又有了似乎微焉不察的变化,再度突出了建设主题和现代化内容,只是在提及国际形势时拎出革命话语。1963年的元旦社论仍突出“四化建设”,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史无前例的建设新社会和新世界的伟大事业。”强调要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57)然而,建设与革命的主题摇摆在1964年再次发生。是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提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十分明确地将革命置于建设之前,并突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革命性质。到1965年的元旦社论中,革命话语已经充斥于通篇文字:“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社论显然不能完全回避“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这是一再高扬的时代性主题,但是社论的主旨是革命,因此关于建设论题理所当然地置于革命主题之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革命化的、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58)

       政治晴雨表的细微摆动,预示着革命与建设潮头的变动起落。

       1960年代后,“不断革命”的思想和持续不绝的运动式“革命”此伏彼起,高潮迭涌。(59)党的“八大”所提出的“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60)的根本任务,不时受到“革命运动”的消解。“以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或时代的真正到来,还须假以时日!

       注释:

       ①⑦葛玲:《中国乡村的社会主义之路——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进程研究述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②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③(55)《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5、7页;第9~10页。

       ④邓子恢:《邓子恢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

       ⑤“实现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来说,用不着革命,一方面是建设,一方面是改造,无所谓什么革命了。”《邓子恢自述》,第189、234页。但毛泽东的认识有所不同,他认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⑧(3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7页。

       ⑨《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⑩《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页。

       (11)《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1956年11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60页。

       (12)(13)(15)(17)(19)(6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73、397、373、392、396、395页。

       (14)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1955年3月2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16)《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5页。

       (18)(2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0~341页。

       (21)《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15~316页。

       (22)(29)(32)邓小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4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74~176页。

       (2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48页。

       (24)许寿民:《中国当前的建设途径》,上海:《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25)《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1、104页。

       (26)(31)(42)《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27)《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54页。

       (28)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59年9月1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43页。

       (33)《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1957年2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4~45页。

       (34)在1957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中再次明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集中资金,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削减军政费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2页。

       (3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1958年4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36)《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82页。

       (37)《给黄炎培的信》(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65页。

       (38)毛泽东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1页。

       (39)《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89页。

       (40)(41)《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607、591页。

       (43)《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64、266页。

       (44)《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957年6月8日,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85页。

       (45)刘少奇说,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结束了呢?有人认为是结束了,再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结束,还必须继续进行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基于两个判断,“我国的资本家还拿定息,在经济上作为两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时他们的进攻还会达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因此,革命不局限于经济战线,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59年9月1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53页。

       (46)(47)周恩来:《伟大的十年》(1959年10月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602页;第603、607页。

       (48)《乘风破浪》(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页。

       (49)《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1959年8月1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09页。

       (50)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24页。

       (51)《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1960年4月16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1页。

       (52)《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196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309页。

       (53)(56)《展望六十年代》(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2页。

       (54)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这是陆在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342~343、349~350、346页。

       (57)《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196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58)《争取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保证》(1965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59)“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见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1957年9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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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与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发展_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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