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化”性质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儿化”是现化北京语音系统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广大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之一。关于它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已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这就使得我们有条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现象的性质。
赵元任(1979:117)认为，“儿”是唯一的不成音节的后缀。吕叔湘(1984:165)说：“[后缀]加在名词性成分或其他成分后面，构成名词。读时与前面合成一个音节，叫做‘儿化’，书面上有时不写出来。”这是当今语言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几乎所有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都持这种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既然认为“儿化”中的“儿”是一个后缀语素，那么它就应该具有一定的语音形式，即是一个音节或音素，并且具有一个一致的构词能力，但是回答是否定的；第二，把“儿化”中的“儿”看作是后缀语素，大都是由于历史的或方言的影响而造成的，不考虑时地因素就违背了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汉语史上，从“儿尾”到“儿化”是一个本质的变化，而这种质变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在北方话中完成了。在现代方言中，“儿尾”与“儿化”并存，应当区别对待。如果说现代北京话中仍有部分证据说明“儿”是一个后缀语素，那也只能算是一些特殊情况，不足以概括“儿化”的性质。
一
首先从汉语史的角度说起。赵元任(1979∶79)指出：“虽然从描写的观点讲应该是以一定时期的一个方言为依据，别的方言如何，别的时期如何不应该在词的异同上成为决定的因素，虽然如此，可是事实上它们常常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感觉有影响。”现在许多学者把“儿化”中的“儿”看作是后缀语素，正是受到了历史的和方言的影响，连赵本人也未能避免，他曾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现代北京话的“儿”有三个来源。朱德熙(1984∶31)也提到了“儿”的来源。我们认为，汉语史上的“儿尾”跟现代的“儿化”是不同性质的现象，尽管它们有种种联系，但是决不应该混为一谈。
王力(1980)、潘允中(1982)等人曾描述过“儿尾”的发展变化情况。“儿”的本义是指男孩。《说文》：“儿，孺子也。从儿，象小儿头囟未合。”段注：“儿孺双声、引申为幼小之称。”秦汉以前，“儿”主要用作单音词。汉代以后，“儿”开始用作合成词中的后置语素，但意思没有多少发展，例如“待儿”（《史记》）、“庐儿”（《汉书》）、“黄口儿”（乐府）、“田舍儿”（《世说新语》）、“黄须儿”（《三国志》）、“宁馨儿”（《晋书》）等。“儿”也可以用在表示动物幼小者的合成词中，这是一种 明显的引申用法。例如“凤凰儿”（庾信诗）、“鹅儿”（杜甫诗）、“鹤儿”（李洞诗）、“鹁鸽儿”（花蕊夫人诗）、“蚕儿”（苏舜钦诗）、“鸭儿”（孙光宪词）等。“儿”用作后缀语素是从“男孩”的意思发展来的，先是在南北朝时开始用作小字（小名）的后缀。例如“龙儿”（《南齐书》）、“练儿”、“罗儿”、“敬儿”、“狗儿”、“猪儿”、“恭儿”（《南史》）、“袁宝儿”（《隋遗录》）等。再进一步，“儿”用在表示动物的词中作为后缀语素，但是并不表示它们的幼小者，这说明“儿”更加虚化了。例如“雁儿”（王维诗）、“
儿”（高启诗）、“黄莺儿”（金昌绪诗）、“水鸭儿”（李群玉诗）、“虾蟆儿”（梅尧臣诗）、“蜂儿”（韩琦词）等。更进一步，“儿”用在表示无生命事物的词中作为后缀语素，这说明它已经完全虚化了。例如“小车儿”（邵雍诗）、“船儿”（梅尧臣诗）、“唇儿”（苏轼诗）、“葫芦儿”（《东京梦华录》）等。金元以后，“儿”还可以用在量词后，这是名词后缀的引申用法。例如“一壶儿酒”、“一枝儿花”、“几扇儿纸屏风”、“几轴儿水墨画”（《董西厢》）、“侧一会儿身”、“吃一口儿食”（关汉卿《西蜀梦》）、“一班儿闲汉”、“不曾有半些儿差池”（《水浒传》）等。
王力(1980:229)认为：“如果作一个比较谨慎的说法，应该说词尾‘儿’字是从唐代才开始产生的。”潘允中(1982:37)则提前了，他说：“‘儿’在南北朝的时候部分半虚化，部分完全虚化，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开始作为动词名物化的形态了。”到了宋代以后，“儿”作为名词后缀在一些口语化的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使用。例如南宋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的儿尾词就不计其数。什么架儿、冠儿、衫儿、裙儿、鼓儿、珠儿、盒儿、枣儿、伞儿、弹儿、花儿、笠儿、牌儿、贴儿、帽儿、船儿、笼儿、豆儿、担儿、罐儿、碟儿、板儿、锣儿、刀儿、旗儿、桥儿、梨儿、蹄儿、茧儿、家事儿、背心儿、笑靥儿、八歌儿、千层儿、糖小儿、银字儿、石榴子儿、油酥饼儿等等，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有些儿尾词用作状语，开始脱离名词的范畴。例如：
开怀的饮数杯、尽心儿笑一夜。 《单刀会》四
元吉那厮一灵儿正诉冤。《三夺槊》四
被我连珠儿饮了三两盏。《贬夜郎》三
交他早些儿扶策我这病身躯。《魔合罗》一
到了《金瓶梅》中，“儿”可以直接用在叠音动词或形容词后面作状语或谓语，这种用法完全改变了它的名词后缀的性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例如：
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的来。 （11回）
可可儿的来。（15回）
你若顺顺儿，他倒罢了。 （20回）
请他爹和大姐坐坐儿。（21回）
爹娘正睡得甜甜儿的。（30回）
我心里要抱哥儿要耍儿。 （43回）
下面探讨“儿”从后缀变成“儿化”的过程。可以假设，“儿”变成后缀语素之后，语音上的第一步变化是失去原来的声调变为轻声；第二步变化是由轻声变成一个卷舌动作，不再是一个独立音节。头一个假设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后一个假设则有许多学者探索过。太田辰夫(1987:90)指出，“儿化”现象最晚在清初就已存在。在记录清初北京话的《鞑靼漂流记》中，“今日”译写作“キウルカ”，就是“今儿个”，这表明当时“儿”已经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音节了。鲁允中(1985∶416)提供的资料证明，“儿化”的出现不晚于明末清初。清人王延绍（嘉庆己未进士）编订的《霓裳续谱》卷七《七月十五到了》杂曲：“才然要走，猛然听见一个蛐蛐儿得得的叫，教我找也是找不找。“原注：“得字用得儿两字连呼之其音便是。”可见当时儿化韵已经存在，但是书面上未必都用“儿”标出；而另一方面，书面上标出“儿”的，也未必都读儿化韵。这种情况增加了我们确定“儿化”的困难。李思敬(1984∶98—99)从《金瓶梅》中发现了两条谚语和其他一些资料，并据此把“儿化”现象提前到明代中期。这两条谚语一条是“奴才不可逞，小孩儿不宜哄。”（58回）另一条是“生有地儿，死有处。”元剧《后庭花》第三折作“生有地，死有处”。李思敬指出，中国的谚语如果是上下两句的话，通常总是音节相等的。这两条谚语中的“儿”只有与词根语素拼读为一个“儿化”音节，说起来才顺口，听起来才和谐。所以处在这种条件下的“儿”肯定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而只能是“儿化”的代表符号。还有其他一些资料证明《金瓶梅》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儿化”现象。由此看来，《金瓶梅》时代显然不能说就是“儿化”的源头。但是由于文献不足，再往上探寻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推测，“儿化”现象应当是在元明之际成熟的。“儿尾”构词是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律，但是“儿化”却是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长期生活在北方并多次统治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把他们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带给了汉语，“儿尾”在这种卷舌韵尾的影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儿”失去独立的语音地位而变成为一个卷舌动作，“儿化”现象就产生了。“儿”的性质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从那时以后，一直到现在，“儿尾”并没有消失，只是不再具有能产性了。下面我们没法证明上面这个推测。
北宋沈括《乙卯入国奏请》：“南朝并无许多言语，鸿和尔大山只八个字，曰：‘鸿和尔大山脚下为界。’”（刘坚1985:94）这里大概是没把“尔”算一个字。“和尔”合成一个音节（字）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儿化”。困难的是，这里用的是“尔”而不是“儿”，而且按宋代语音，“尔”或“儿”似乎还不具备构成“儿化”的语音条件。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例子还是值得重视的，如果它的可靠性是可以信赖的话。“鸿和尔”显然是一个音译词，原语言显然是阿尔泰语系的一支。也许由于汉语中的“儿”是一个构词后缀，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所以选用了一个几乎已经死亡的“尔”字来翻译。这个例子至少可以说明，汉语正在吸收其他民族语言的卷舌韵尾。
元代蒙古族人名的翻译也反映了汉语曾经大量吸收过蒙古语的卷舌的韵尾。我们以《元史》中同一人名的不同翻译来说明这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翻译同一人名时，有时用“儿”，有时用别的字。例如：
用“儿”用别的字
塔儿赤（世祖纪十八年）塔刺赤（世祖纪二十一年）
铁木儿（显宗传） 铁穆耳（成宗纪卷首）
火儿灰（泰定帝纪四年）火鲁灰（英守纪三年）
朵儿只班（泰定帝纪卷首） 朵尔只班（许有壬传）
脱脱木儿（诸王表怀王）图帖睦尔（文宗纪卷首）
苟儿（顺帝纪正正十四年） 苟尔（顺帝纪正正七年）
察儿台（宗室世系表定王） 察里台（诸王表）
睹儿赤（世祖纪中统元年） 睹尔赤（宗室表合丹大王位）
塔失帖木儿（宰相年表一） 达识贴睦迩（乌古孙良桢传）
帖里帖木儿（宰相年表二） 贴里贴木尔（宰相年表二）
拔都儿（世祖纪卷首） 霸都鲁（孛鲁传）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种翻译用“儿”，一种翻译不用“儿”。例如：
用“儿”不用“儿”
折别儿（也罕的斤传） 哲别（太祖纪卷首）
阿儿厮兰（顺帝纪卷首）阿思兰（世祖纪至元七年）
哈儿鲁（土土哈传）哈鲁（暗伯传）
忽都鲁都儿迷失（仁宗纪卷首） 忽都鲁笃弥实（虞集传）
刺真八都儿（畏答儿传）剌真八都（木赤台传）
声刺哈儿（忽怜传）胜剌哈（土土哈传）
嗒察儿（宗室世系表） 塔察（宪宗纪八年）
太答儿（纽璘传） 大答（忽都传）
也速带儿（世祖纪至元十九年） 也速带（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
昂吉儿（昂吉儿传）昂吉（世祖纪中统二年）
也先帖木儿（朴不花传）也先帖木（太平传）
脱欢察儿（陈孚传）脱欢察（儒学二胡长孺传）
马札儿（雪不台传）马札（同传）
塔塔儿（太祖纪） 塔塔（兵志马政）
畏兀儿（地理志六）畏兀（塔塔统阿传）
札剌儿（木华黎传）扎剌（崔彧传）
这些情况说明：第一，“儿”所代表的音在蒙古语中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而是一个卷舌韵尾；第二，汉语中用不同声调的字来翻译它，说明它在汉语音译词中的读音也是模糊不清的，至少可以算作轻声音节，甚至有时已经读成了“儿化”；第三，至于不用“儿”来译写，并不是说这个音不重要，很大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其他的字已经“儿化”，跟原词的读音十分吻合，没有必要再赘上一个“儿”了。这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阿蓝答儿”（宪宗纪元年）又译作“阿蓝带儿”（世祖纪中统元年）、“阿蓝答”（艾貌传）。“答儿”和“带儿”只有在“儿化”的情况下才是同音的（不计声调），“答”也只有“儿化”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原词的实际读音。这样看来，由于民族语言之间的影响，到了元明之际，“儿化”的产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了。
上面提到，从元代开始，“儿”已经不限于用在名司中了，这种新兴用法也只有用外来因素的影响来解释才能顺理成章。副词、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加上“儿”字构成的却不是名词，这跟“儿尾”的构词规则相矛盾，不可能由汉语自身自然而然地发展产生。而这时统治中原地区的蒙古族人的语言中恰好是在各类词中都存在着这种卷舌韵尾的。我们以《蒙古秘史》中的材料来看：
词类汉字对音 释义 节次
动词合儿忽出21
动词古儿抽到着 24
动词失鲁儿被伤 145
形容词 忽儿敦快55
形容词 别儿客艰难 73
形容词 额儿帖早100
名词合卜儿春19
名词把阿秃儿 勇士 45
名词兀都儿白日 85
数词豁牙儿两个 3
数词忽儿班三4
数词朵儿边四11
可以设想，蒙古语中这种普遍存在的卷舌韵尾和汉语固有的“儿尾”构词法由于语音上的相近而产生了联系，进而由于联系的密切而使“儿尾”变成了“儿化”，并且扩展到了各类词中。因此，元代以后书面上的“儿尾”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传统的“儿尾”属于构词范畴，新兴的“儿化”则属于语音节律范畴。前者逐渐失去能产性，后者则蓬勃发展。满族人入关以后，满语的卷舌韵尾为汉语儿化韵的发展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儿尾”和“儿化”的性质和功能截然不同，但是由于它们后来统一在“儿化”的名目之下，因而使人们在说明“儿化”的性质时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二
下面简单讨论一下现代汉语方言中“儿尾”或“儿化”的分布和构造情况。詹伯慧(1985∶67)指出，“儿尾”（按：实际是儿化）主要分布在北方言区。在南方方言中，唯有属于吴方言的浙江省有一些地方存在“儿尾”，其他各大方言大都缺乏这种附加成分。这里所说的“儿尾”兼指“儿尾”和“儿化”。在有“儿尾”或“儿化”的方言中，这种现象在语音构造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根据“儿音”和它前面音节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种现象分为四种类型：
Ⅰ.分离型
这种类型主要分布在吴方言中，其特点是“儿音”自成音节，对它前面的音节毫无影响。这个“儿”是名词后缀。杭州、温州、兰溪、衢州等地属于这种类型。例如：
Ⅱ韵尾型
这种类型也出现于吴方言区的一些地方。其特点是“儿音”不独立构成音节，而是作为前一音节的韵尾出现。它对前面音节的影响往往是使元音变长。这种类型也仅限于名词。义乌话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方松熹1986:442—446）。例如：
Ⅲ.韵化型
这种类型可以以北京话的“儿化”现象为代表。这里所谓的“儿音”不属于音段成分，而是一种上加成素。它主要影响前面音节的韵母，使之发生变化。绝大部分北方话的“儿化”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现象不限于用在名词中。举例从略。
Ⅳ.声化型
这种类型的“儿化”不仅影响到前一个音节的韵母，使之发生变化，而且有时还影响到部分声母，使之也发生变化。有报道说山东金乡话（马凤如1984:278）、阳谷话（董绍克1985:273）存在着这种现象。例如：
Ⅰ型、Ⅱ型中的“儿”都具有一定的音段特征，可以看作是构词的后缀语素；Ⅲ型、Ⅳ型中的“儿”都没有一定的音段特征，无法凭借“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参与构词活动，它不是一种语素。
再从“儿尾”或“儿化”在词类上分布情况来看，Ⅰ型、Ⅱ型中的“儿”都是名词的标志（袁家骅（1983:97；方松熹1986:445），有一个一致的构词功能，它显然是一个构成名词的后缀语素，是古代汉语中“儿尾”的后身。但是，Ⅲ型、Ⅳ型的“儿化”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单纯了。毛敬修(1984:84)指出，北京话中的“儿化”词分布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拟声词和拟态词等多种词类中。侯精一(1985:33)指出，在山西长治方言里，“儿化”多用于名词和量词，有时也有于副词和形容词。总之，北方话中的“儿化词”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古代汉语的儿尾词；一个是辽金元时期从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吸收了卷舌韵尾后新产生的词。后者在语音上同化了前者，就产生了所谓的“儿化”。由于来源不一，因而在词类分布上呈现出复杂局面。吴方言由于地理因素，再加上语言类型本身的差别，几首没有受到阿尔泰系诸语言的影响，所以它只有构词后缀这一个来源，在词类构成上也就比较单纯。
三
回过头来再说说北京话的“儿化”问题。
“儿化”中的“儿”是不是一个语素？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必须具备独立的语音形式和一定的意义。但是，现代北京话“儿化”音节的“儿”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以一部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为例看看“儿化”的实际情况。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81:137)指出：“儿化韵里的‘儿’不是一个单独的音节，而是在一个音节末尾音上附加的卷舌动作，使那个音节因儿化而发生音变。”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这个说法，但是它说“儿”是发音过程中的一个“卷舌动作”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觉得需要修正的是，上述定义中的“末尾音”应当改为“韵母”，或者干脆去掉，也就是说，这个卷舌动作是附加在韵母或整个音节上面的（王理嘉贺宁基1985:27）。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儿化”所带来的音质变化现象。卷舌动作有一个过程，一般从一个音节的韵头开始，舌头逐渐卷起，经过韵腹，到音节末尾完成整个卷舌动作。韵母中有些音素跟这个卷舌动作相矛盾，就会造成“儿化”时某些音素的脱落、改变或增加；有些音素跟这个卷舌动作不矛盾，就会保留下来，并在发这些音的同时把舌头卷起。如果韵母中的元音不止一个，那么这个卷舌动作就分别作用于各个元音。用较严的音标表示，
。
由此看来，所谓“儿化”的卷舌动作实际上跟声调、长短音、轻重音以及停顿、语调、速度、噪音等相类似，属于一种“上加成素”(Suprasegmental elements)，而不属于像元音、辅音那样的“音段成分”(Segmental elements )，因为我们无法把它从线性序列中切分出来。国际音标中的[-r]和汉语拼音中的-r仅仅是“儿化”时卷舌动作的标志，并不代表任何音素。由于有些“儿化词”和“非儿化词”之间有意义上的区别，例如“头：头儿”、“单：单儿”、“盖：盖儿”、“尖：尖儿”等，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能够区别意义的“儿化”看作是一种“超音段音位”(Suprasegmental phonemes )。
但是，现代北京话里的“儿化”并不都是为了区别意义的。毛敬修(1984:84)指出，北京口语里的“儿化”，一般可分为“儿化”不“儿化”两可的和一定要“儿化”的两类。后者再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带小儿化”，一是自然儿化”。“带小儿化”是一些名词与“小”结合以后出现的“儿化”，这些名词与“大”结合则不“儿化”。例如：
小猫儿：*大猫儿：大猫
小刀儿：*大刀儿：大刀
这种“儿化”都属于超音段音位。“自然儿化”不需要和“小”结合，而且不限于名词，它分布在许多词类中。它们的最大特征是，如果不“儿化”就没法说出口来，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北方方言中（温端政1985∶30）。例如口语中只有“儿化”的“大褂儿、人缘儿、纳闷儿、玩儿”等，而没有不“儿化”的“大褂、人缘、纳闷、玩”等。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儿化”叫作“口语的韵律特征”(Prosodic feature of colloquial speech)。“超音段音位”的“儿化”和“口语的韵律特征”的“儿化”都是“上加成素”，前者也包含着“口语的韵律特征”，后者也有区别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的“超音段音位”作用。不过，就它们在实际语言中的主要功能来看，前者可以在口语中区别一定的意义，而后者只是用来给口语词做标词而已。
讨论“儿化”性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它到底是一种词汇现象还是一种语音现象？要想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严格划清时地界限，排除影响，抓住问题的本质。很显然，从历史上看，元代以前的“儿”都是自成音节的，儿尾词几乎都是名词。“儿尾”是一种词汇现象。但是明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作为构词后缀的“儿尾”仍然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大量使用，当然其中一部分可能已经发生了“儿化”；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儿化”成为北方话口语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韵律特征，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逐步把原来的“儿尾”词变成了“儿化”词。现在“儿尾”词虽然还能在某些特殊场合中使用，如儿歌等，但是可以肯定，它的使用范围会越来越小，而且“儿尾”构词早已失去了能产性。从方言来看，北方话的“儿化”和吴方言的“儿尾”来源不同，时代层次也不相同，它们的性质自然也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排除了历史的和方言的因素，“儿化”就只剩下“口语的韵律特征”这一项功能了。因此，从现代北京话的角度看，“儿化”纯粹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把“儿”看作是唯一的不成音节的构词后缀语素当然也就不恰当了。
1988年初稿于山东大学
1992年修订于杭州大学
本文在写作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本师殷焕先先生和蒋礼鸿先生的指导，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