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生命的呼吸——与大学生对话录“节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呼吸论文,生命论文,大学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对话录
为配合当代文学教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烟台师范学院、烟台大学四高校于1993年10月4日—25日，举行了“’93张炜文学周”。文学周期间举办了学术讲座二十余场、四场对话会和作品朗诵会；山东师范大学和烟台师范学院分别授予了作家张炜“名誉教授”。
这里节选张炜与四高校学生的对话录。
……
问：您为什么很少写当代生活的作品，即“直面人生”？
我大致一直写当代生活，但不能说全部作品都作到“直面人生”了。那是一种勇气，同时也是一种深度。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自认为对当代生活作出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而今天您的话对我倒是又一次提醒：读者往往要求一个作者更迅速更直接，要求一种淋漓尽致的效果。我想这不过分。
好的作家大概都有记者的素质。他的文字有时直接就是一次揭破，是关于这个时期的某种证词。
但我反对表面化地理解“勇敢”之类。艺术家的勇敢有时并不直观。要允许一个作家有他自己的艺术选择，有他表现上的独特性——因为不独特就不深刻，不深刻就很难谈得上“直面人生”。
看来作家仍然有别于记者。记者是职业性的。而作家始终具有超职业的意味。
观察一个作家是否能够“直面人生”，主要得看他对灵魂的揭示是否锐利，是否能让人心战栗。
问：您是否感到——独在高处的寂寞？
不太感到。我知道您的“高处”是指精神上的，即平常说的“高处不胜寒”。
如上所说，一个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有了这样的感觉是不祥的。可怕的是不少人最后都走入了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就是过分的成熟，或者说不成熟。物极必反。
一个过惯了精神生活的人，到后来大多走入这样的倾向：越来越专注于一些抽像的东西，而对具体事物缺乏热情。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他就这样地走入了深刻也走入了荒唐。因为生活是具体的，真理也是由具体事物显现罗列的。对真理缺少了质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厌倦。这样就有了所谓的寂寞。
人寂寞是好的，但不是所有的寂寞都好。
有的寂寞是架式十足的寂寞，我没有它。
我认为朴朴实实地生活，为具体的东西而激动，这不但不错，而且很重要。
问：您的《融入野地》开头就写“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是否意味着您拒绝城市文明呢？
我不拒绝。城市文明应该是好的、有意义的、健康的。城市也是“野地”一种。我是说“肆意修饰”不好。我反对的是“肆意”，而不是其他。
现在的城市管理者，其中有的并非懂得深思熟虑。他们在对待城市的过程中，往往带着某种偏见和执拗，更不用说野蛮和愚昧了。一座城市被搞得千疮百孔，就算糟踏了一片好的野地。
人们只看到野地上有林子、有花、有果实，就忽略了野地上还有村落和城市——它们只是人类种植的另一类花与果。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花果都是甘甜鲜美的，而不愿看到生涩或掺了毒素的。
问：您的《融入野地》观，是否是对现代文明的一次反动？
如果人类进程大致是健康的、向前向上的，那么我那篇作品就不是有悖这种精神。
时代和人的精神常常被一种喧嚣所覆盖，而我作品中说的“拒绝”，就是针对这片喧嚣的。有人误把喧嚣当成一个时代的声音，这是大错特错的。喧嚣是不洁的泡沫，是时代水流之上浮起的一层腻苔。
我想提醒人：如何在这样一个时刻里信守、如何更深入地把握命运、如何对纷纭的世界有一个理解？……
当然，它本身也有些复杂……
问：有人说《融入野地》是超越文体的作品，而我认为它是散文……
虽然文体并不重要，但它看上去总应该更像什么。说它是散文的多。而我自己只是想写一写自己的内心，如同一首长长的独白。
它的一部分是在医院里写的，出院后接着写……有很多感想、悟想，一直想写出来。这些年我写《九月寓言》等，在下面——田野——的时间长，与大自然交流多。整个写那部长篇的过程，就是我倾听自然之声的过程。我真的听到了它的一些声音——而这在以往是未曾听到的。我回忆这些，有一种很感动的情绪。我那时想为即将出版的长篇单行本写一篇长长的后记，但要说的话是说不尽的。于是我只得写一下感觉、悟想，由于不是在写具体的事物，因而才是长长的、有余数的、未言尽的。只有这样一篇东西才能配得上那部长篇。
这些年我在基层，在田野的跋涉中获得了一份过去没有的心情。怎样表达这个心情呢？很久了，我守着这样的心情，让它浸染着我……
问：唐诗宋词也衰落了，那么现在纯文学的低潮是否意味着要更新？
形式上更新的前夜的确会有一个品种的衰落。新的形式在孕育，种子在土壤中等待。可是纯文学的消沉却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问题。而且“纯文学”主要也不是形式上的一个界定。我说过，它主要是主题指向的严肃和重大。
如此重大的命题，是任何一种有出息的艺术都要关切的，也是任何一个大时代都要关切的。所以，纯文学的消沉主要问题不在于文学本身，也绝不是处于艺术形式更新前夜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期间，人的精神上的萎缩现像。
物欲如果被倡扬得过分，精神上就必然被忽略。精神侏儒多了，纯粹的艺术就会沉寂。
问：电视机的普及有利有弊，但对纯艺术的影响是明显的……
不是对艺术；而是对思想。电视充斥生活的各个角落，传播消息、画面，不停地播放一些连续剧、武打片言情片、各种专题……我觉得这是一种侵犯。它到处都是，以至于让人无法选择、无法规避。这就构成了侵犯。
无时不在的电视轰炸使人类精神上创伤累累。人变得浮躁了、浅薄了、没有个性没有见解了，但人却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不再关心根本性的问题、本源的问题，不再牵挂全人类的共同出路……电视在微笑着送来精神麻醉。我不想预言，但我总固执地认为，总有一天人类在这方面会来个觉醒，采取行动，限制电视的播映时间和内容；人类总有一天会像对待鸦片一样，对某一部分电视节目表示自己的忧虑。
现在电视台太多了，卫星转播，电视屏幕上天天摇滚，疯狂的喊叫通宵达旦，这不是灾难是什么？黄色录像带也要通过屏幕才能表演，还有无数低劣庸俗的所谓的小品相声之类……省地县厂矿，到处都办起了自己的电视台，合伙搞起了电视轰炸，使人们无暇思索。各种信息像雹子一样普天同降，把人弄得昏头昏脑。
电视如此泛滥不是个吉兆，起码是不尊重人……
问：您面对现实和人性中这么多的丑恶时，是如何看到了希望的？
人类大概就在这种拼搏挣扎中延续……我有时相信，人类长河中，这一代和任何一代的美丑比例都会是差不多的；问题是在有的时代里，丑给收敛起来了，而有的时代里却大部释放出来了。收敛着的丑与释放出来的丑同样可怕，或者说忍而不发的丑在消除上更困难一些。
我们的斗争有了目标，这也是希望产生的原因。
我也担心，因为我害怕丑像河水一样把我们大家漫过来，然后淹死。就为了不淹死，才需要希望的鼓励。有了这一鼓励，有可能斗争到最后一刻。顽强的表现，有时是因为心怀了一个希望啊，而不是盲目的乐观，不是因为侥幸。
问：这一次“文学周”发起的动机是什么？请直言不讳……
“文学周”是大学等部门早想发起的，当时因为我有别的事，才拖到今天。它是个学术活动，但任何学术活动都有超学术的因素同时形成。这很自然。
我来参加“文学周”，觉得心情像进行写作差不多。我必须认真地参与、认真地思索。我们一起思索，对我而言并不轻松。在此，我个人的文学成就大小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个由头。
我曾在一个场合说过：我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但“文学周”的主题却是庄严的。
它的主题是什么？
它实际成了一次对“文学”的反省，成了一场文学的思想的聚会和回顾。我集中地听到了学者的声音、知识分子的声音，更直接地面对了读者。
我参与的这一部分，只是我的文学劳动。我将认真地完成我该完成的工作。动机是什么？这等于问我写作——写每一篇作品的动机是什么一样。
问：您认为当作家，须具备什么非同一般的精神？
这个我可说不准。现在，大概须具备超乎常人的坚定性。在很多人追求的某种很现实的功利失掉之后，在一种相对的沉寂之中，你还在精神之域守护着，不是很难吗？
写作这种事儿永远产生不了“明星”，所有的像“明星”似的作家也都是伪作家。作家首先是个好的劳动者，他从里到外都是朴实的、勤劳的。人们尊敬他，是尊敬他长年累月地思想着，不知疲倦。如果不看重他，卑视甚至嘲笑他，也仍然不能终止他的思想。他是这样的人：不太贪图回报，理解和安慰也可有可无。
人们也常常谈论一个作家的维护真理的勇敢、坚持个性的执拗，等等，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世上带头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的，任何时候都有那么一拨人，而作家往往是首当其冲。这除了因为他们判断力好、有胆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更敏感，即反应比较快。
好的作家从来不跟着起哄。呼喊的声音多起来时，他们就要开始回头想了，想想这种呼喊是否有盲目的跟从。
问：您打算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吗？
我以前也写过几十万字，以后还要写。现在“写什么”并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怎样面对它们，能否表现出一个人的原则、他的永不妥协性……我看到这样的状况：有人在一个题材一个领域里如果没有信誉，跨进另一个领域里也同样如此。
写什么都不会轻松，都会有一种迎上去的感觉。我总觉得在迎上去——像鼓起勇气迎着北风，顶着刺骨的冰凌……换一个题材轻快一下的想法一点也没有。因为写什么都一样。大概人到了中年以后，在理解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人在岁数增长的同时，又不能害怕寒冷，这就艰难了。
问：文学的生命在于拥有读者——这样说对吗？
好像是这样。谁都不读，它大概就死亡了——是这样吗？不过你的“拥有读者”是限定在一个什么时间范围？如果是当代、是一部作品产生的那个时代，就未必对了。
一部书长久地没有读者，等于在忍受干渴。可是像一株草、一棵树，如果一渴渴了三十年、四十年，它还仍然活着，那要有多强的生命力？
还有，衡量一部书生命力强弱的，还不能仅仅看读者的数量。比如说就有那么一类著作，一代一代总在一些特殊的人手中相传、磨擦，而一般民众并不太知道。那些人数量少，可是却拥有深邃的心灵。他们代表的人可能很多。他们有时怀抱着这样的著作一块儿寂寞。怎么评价这样的书呢？
难道写出这样的书与写出众手托起的书，它们的意义不是同样大吗？
还得再想想……
问：我觉得您的作品离现实太遥远，也许我的要求太苛刻……
这种看法我在不同程度上能接受。但这样认为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倒是一直责怪我离得太近——说我因为所谓的责任心、理想主义等等，而没有充分的“艺术化”。我想这是两极的看法，对我各有促进。我更重视您的看法。离现实近一些，再近一些，这绝不会影响一个人的艺术。有人认为它削弱了“艺术”本身，我想这可能是个了不起的误解。什么是“艺术”？它是脱离于一个人的生命血肉胆略气魄、人的忧愤喜悦爱恨困惑等等这一切很具体的东西而存在的神秘之物吗？一个艺术家失去了对于具体事物的热情，他的艺术就会失去生气，就会多质。我当然反对一个艺术家只对具体的事物感兴趣——那样他就会平庸、才情消逝。但是现在貌似对具体的东西缺乏兴趣的人太多了。
关注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让勇敢和正义变得更加具体，这对于一个作家大概是非常重要的。
的确有不少人只关注书本上的“正义”，而对现实中的“正义”漠不关心。这种状态让人难堪。我们如果问一句：书本上的“正义”又来自哪里？这样一问，我们就会发现那种关切多多少少透着一丝虚假。当然，关注现实的、具体的东西更需要勇气。因此这又要考虑到自己心理上的承受能力。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回避的理由……
我常翻看自己的作品和言论，发现作品和议论比较起来，后者更现实更具体一些。也许是因为它们在技术层面上的要求本来就不同吧？一部作品必须消化生活，必须等待经验和感情的成熟、沉淀，它因此而难以再切近？我的作品有很多就是用回忆的笔调写出的，是一种“向后看”。
让人有更切近感的，也许只有纪实文学家的作品？也未可知。
无论如何，希望一个作家更贴近生活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提出这样要求的人，只会是对生活更热爱的人。
问：严肃的著作在失去读者，这个问题很严重……
如果一部著作是真正重要的、优秀的，那么要失去就快些失去吧。满身俗气的家伙抚摸它，未必就是一件好事。那些浑身散发着臭味的家伙远离它吧，这只能是书的幸运。
好书必须排斥低俗的人。
由于不节制生育，人太多了，国家又没有力量普及教育，产生了一大批无望的人，他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比较贫困。而这其中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大多是淳朴而无辜的。有人给他们讲解生活的道理，他们是高兴的。他们是劳动者，有走向真理的本能。严肃的著作在深层上是属于穷人的，属于劳动者的。
但是人太多了，恶人孳生得也多。特别是攫取了财富和地位的那一类坏人，与纯洁的艺术、严肃的思想，都是水火不容的。一部书不拒绝他们行吗？
问：纯文学作品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有多大的作用？
我觉得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纯文学能够提出重要的思路；而我们知道，思路是人们改变生活、改变这个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因为纯文学的消遣功能只是一个部分，它的重要作用还是提供思想。它已经融合了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诸多方面，是思想的综合体。
纯文学不仅陪伴了生活，而且指导了生活。有时它没有政治读物的直接性，却有长久的浸染性，有深深的情感介入。这是它了不起的功能之一。它可以有力地说服人，改变人的立场和观念。它在文化上占居的非同一般的比重，也说明了它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纯文学对生活的反应也很快，它的干预生活的方式是独特的，既不是强制的命令的，又不是生硬的唐突的，它的力量柔和久长，以柔克刚，而且很难消失。
纯文学维持的美好纯洁的声音，是一个时期一个社会的和弦。没有了它，生活的旋律就立刻细弱单调起来……
问：我看《古船》中的隋抱朴是不足取的，因为他背负的东西太多……
是的，都像他那样世界就没有前途；相反，一个民族没有他那样的人，这个民族也很可悲。在一个苦难的时世里，总要有人自觉地背负起来——这样才能使别人轻松一些。让自己负起沉重，就得有了不起的牺牲精神。
我首先是感激生活中的这一类人，虽然他身上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实中远远躲开沉重的人太多了，遇到一点点危险就飞也似逃离的人太多了。人类的不能进步、苦难频至，有时就是我们大家太能遗忘造成的。遗忘是人类的大敌。它使我们重新去犯错误，一遍遍地重尝苦难的滋味。而抱朴这样的人生来就是对付遗忘的，所以他太沉重，沉甸甸的。
从养生角度看，他的活法不足取，但是如果大家都只顾自己养生，那么众多生灵遭受涂炭的一天也就不远了。
他背负，他在忍受牺牲。
问：隋抱朴后来转变了，这种转变是否突兀？他的转变是来自学习吗？
我从《古船》出版到现在，不断听到有人这样问过、评论过。奇怪的是抱朴什么时候“转变”过？他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转变哪！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他自己了。
我从未想过他还会“转变”，也未曾这样写过。
有人这样认为，我想那是在阅读作品中寻找主人公“转变”的一个老习惯。过去的戏剧、小说，据说有个要素，就是要写出“转变中的人物”。这实际上很概念化。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就转变了的？从绝对意义上看，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而过去的艺术中要求的转变，是指“量变引起的质变”，是一次“突变”——为了这一突变，作者往往要煞费心机，结果“人物”还是变得让人生疑。本来嘛，人的世界观要变是非常难的。
带着这样的框子先入为主地看抱朴，就产生了错觉。结果他干点什么、他一动作，就说是“转变了”。其实他那样的人，在那种境况中，能袖手旁观吗？在小说中间部分他不是为了挽救“倒缸”也动作过吗？他那也是“转变”吗？不是，而是他这个人的性格逻辑促使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自愿背负沉重的人，不会一直坐视。
当然他会失败。他的力量有多大，读者心里也有数。
问：有的评论认为，他读《共产党宣言》多少不太真实……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看。好像他只配读读闲书，稍微重要一点的书要留给我们的评论者去读似的。我认为抱朴在责任心、在心灵的广阔度上，并不比某些评论者差。
《共产党宣言》我就好好读过；而抱朴起码比我更懂得读它的重要。一个热心于未来、牵挂着大众的人，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看他灵魂里有没有……
问：我们现在缺少学者型的作家，这是否是文学衰退的原因？
是一个原因。作家的学问大而全面，就会留下更好的作品，就会写得长久。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同时是一个学者。没有渊博的知识能算作家吗？而有了渊博的知识难道没有资格称为学者吗？
我们建国以来产生作家、确立作家名份的路子奇特又荒诞。只要能讲故事、有点经历，甚至仅仅因为是个“革命者”，就可以执掌文权当作家了。弄到最后他不仅不是作家，就连知识分子也不算。这慢慢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毁坏了作家队伍，也让旁观的人误解。
只要不是学者型的，迟早要被淘汰。正是恐惧于此，我在学习和研修方面，才从来不敢松驰。我一直觉得自己根底太浅太浅，一直不敢公然承认我是一个“作家”。
那些从职业的角度谈论“作家”两个字的，我听了害怕。“作家”作为一个指标，包含的条件太多了，它差不多是一个形容词。它包括了心灵的性质、才情、知识、著作等等很多方面。仅仅从职业角度理解“作家”二字，永远停留在不着边际的状态。一个民族是不会有太多的作家的，正像产生不了太多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一样。
现在满街都是“诗人”、“企业家”、“作家”、“艺术家”，满街都是“伟大”、“史诗”、“著名”……时代没有了尺度，没有了矜持，没有了起码的严整性和庄重感。
问：您对于当前的气功热、到处都办气功讲习班怎样看？
人体的特异功能大概会有，我不懂，不敢妄议。生命是充满奥秘的，个体的差异也很大，比如有人吃了凉东西就受不了、粗糙的食物也受不了，而有的人却可以吃铁和塑料——中外都有过例子。
现在的问题是“气功大师”一下子涌现太多，而且有不少四处办班，一趟巡行就挣很多万甚至几十万——这样的“大师”据说功力大到无所不能。但我看他首先是赢利的能力大。可惜这些“大师”增多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在增多，社会上的腐败现像也在增多。他们如果拿出哪怕十分之一的功力来挽救一下生活，给贫困交加的人一点帮助，该有多好！“大师”多了，病房里的人也日益增多。这看起来很矛盾。
实际上一点也不难理解。当一个时期缺少信仰、没有法度没有道德，向上的精神受到压抑时，“怪力乱神”就要风行四起。“大师”的不可思议的涌现，绝不是吉兆。
问：请您谈谈这一段时间流行的著作，一些诗、小说，您的看法……
这一类话题谈得似乎太多。这些作品充斥大学校园也太过份了，我看不是好兆头。那些东西也能算“著作”吗？“著作”两个字使用起来沉甸甸的，太庄重了……
我很少听到你们谈论、提问一些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这很可惜。我们好像只配读一些下三赖、不入流的东西。我们的视野有问题。有人反复提问的所谓“作品”竟是非常粗陋低劣，平时在重要场合，比如说学术会议上都不屑于提起的东西。它们不应该进入我们的讨论。让这一类问题占据我们的话题很可惜。
由此我也看到了当今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危险信号。以前那些献身于文化艺术思想的人士太坐视不顾了……
你们应该关心真正的思想界，关心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有哪些人、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思想？有哪些最严肃重要的艺术家，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为当今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多少警醒的思路、为一个民族的艺术之宫添加了多少砖石？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才是生活的本质。不关心这一切，就是一种自我淹没和取消。
对于那些当代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名字，你们能再熟悉一点就好了。不能津津乐道于三四位写色情写通俗小说的作者，也请允许我不再谈他们……
问：有的人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先解决生存问题，即有起码的物质条件再写，您同意吗？
一个人连活下去的条件都没有了，全部心思都在创作上，这当然有些荒唐。这其实是个不必探讨的问题。
但实际上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有人在饥寒交迫中写作，这样的人是微乎其微的。他认为他正写的东西比生命还重要，而且是不可以再拖延的、非常紧迫的。一些革命者在流放中、在死亡线上挣扎时，都曾有过这种情况。这完全是准备为理想牺牲掉一切的殉道者。像大哲学家斯宾诺莎，为了完成自己的著作，就靠为人磨制镜片糊口，最后也因为粉尘吸到肺里英年早逝。他为了手头正探索的真理，早把生死的威胁扔到了一边。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打着“先解决生存”的旗号不择手段地搞钱。这种人根本不爱艺术，不爱与钱无关的东西。他们实际上早已生活得比大多数劳动者好了，但还是口口声声“生存”。不知道他们的“生存条件”需要多高。其实一个献身于崇高的事业的人，生活条件与大多数人差不多正是良好的状态。比大多数人差一些或好一些，都不值得大惊小怪。总以为自己要家资百万才能很好地展开思想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些精神侏儒。他们最后会一事无成。
问：您能给“通俗文学”下个定义吗？
这比较难，只能泛泛地说说。它们一般而言都好读，有悬念，情节曲折、有趣。大致都是通过一个通俗的故事劝善惩恶，宣传有意义的、但比较浅近的主题。
严格讲它们不属于文学的范畴，而属于故事的大类、曲艺作品的大类。
“小说”这个概念就来自通俗文学。所以现在在纯文学中使用这个概念一直有些别扭。我不大主张这样使用，而主张留给通俗文学作品专用。现代小说已经是非常靠近散文的一种体裁，长中短篇可以直接称为“文学”，散文和诗、戏剧则可以沿用旧称；这样“小说”这个概念就明朗清晰起来了。文学的本质是诗，而小说（通俗文学）的本质与曲艺相同。
当然，雅与俗的界限有时也难以分明。
问：人们担心严肃文学一味坚持它的纯洁性，就会失去最后一个读者。您看呢？
严肃文学总是深深地介入它所处的时代，常被称为时代的号角和声音，怎么会被时代抛弃？它是一个时代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的心声，它与读者——特别是那些最重要的读者永远站在一起。有人将严肃文学虚化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而教条的某种东西，是完全的误解。
没有比那些真挚的艺术家更能与时代、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了。他们的作品纯粹是为它和他们所写的。当然，具体到一部严肃作品，也很可能由于艺术个性、思想的超前性以及晦涩的形式问题而不被时代所理解和接受，但作为一个时期纯文学的整体，却永远是活鲜诱人的。它应该有这样的本质。它的“严肃”和“纯洁”同时也指它深深地关注人生的特质。它是人和时代的。
当然影视艺术和通俗作品也会冲击它的读者群，在某一阶段甚至会冲击得异常厉害。但它们最终还是取代不了严肃的文学作品。书籍总是有独特的深邃性。
问：您写作中常常想到那些高层的读者吗？
不，写作时只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自己的这个世界中。至于读者的层次高低，那还是由作品的层次决定的。
有的作者层次不低，但有时也满邪的。作者跟在读者后面走，这并不聪明。无论读者的身影有多么高大，都不能跟从。以前有的作家就宣告他是为哪些读者而写作的，结果一场下来，他自己没有了着落，读者也无影无踪了……
问：您在《问答录精选》这本书中说鲁迅、福克纳、哈代、托尔斯泰等人都是“古怪”的，能就此谈谈吗？
我是从作品、从有关他们的记述中感到的。反正他们与常人相去甚远。他们的强烈个性、他们的极为质朴，这二者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生命的自然而然的流露才能显示一种真实；而真实的又最凸出最有意义。
这些伟大的人自主性特别强，没有什么外界的东西能够移动他们的根性。他们不仅在作品中，即便在生活的细微末节中也从不模仿他人。所以他们的一切都是自己的。
冷静想一想，我们大家身上的一切大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学来的、不自觉地学来的。周围对我们的感染太大，我们没有一种主观的强力来拒斥。
有人在诠释伟大人物时，很乐于从自己的臆想、观念、愿望等出发，结果将活生生的伟人弄得与他、与他周围的人差不多了。像有人大谈学习鲁迅时，对鲁迅的描叙和概括就可笑得很。因为这已经与真实的鲁迅、与原来的鲁迅没有多少关系了。好像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与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一致，只差没有谈谈“特区”和“开放”了……
要用心地去体味历史人物的特征，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个性、趣味，包括他们的怪癖和缺点。他们丰富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们可绝不简单明了。
问：我发现，您对“古怪”的东西总是特别偏爱的，也喜欢这个词……
我喜欢有趣的、有内容的事物，喜欢个性。生活中消解人的个性的事太多了，太普遍了，生活有时就是要排斥个性。大家必须大致一样，不然就不被通融。
人小时候是放松自然的，所以大家都喜欢孩子。大了，还像个孩子的，就活不顺利，就得吃亏。因为什么？因为他居然还敢保持自己的那一份。
千人一面，万人一腔，都在学习一种语言方式，表述方式，现代社会就愈是这样。在这种状况下，就太无趣太刻板太无生气了。所以只要看一看勇于保持自己个性的人，就觉得耳目一新，也受到了鼓舞，受到了生命的激励。
但也有假“古怪”，即装出来的“个性”。这像纸老虎，一戳就破。我们看平常所说的“假天真”、“假道学”、“玩深沉”等等，都是纸老虎。我所喜欢的“古怪”，是指一份真实的人生，是人真实的不加修饰的流露，是最自然最朴素的东西。
问：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您的创作影响大吗？
它们写实的精神对中国作家有启发，但“魔幻”本身的移植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因为太技术化，太特色太表面了。中国作家偶尔一学尚可，但也往往学不好，做不到水乳交融。如果一个劲地学，非搞得十分可笑不行。我是避免学它们的，也尽可能地避开这个侧面的影响。
有人说我的作品借鉴了“魔幻”，不准确。主要是说的人文化视野狭窄，只读流行书，所以缺乏大的参照，因而也找不准话题。我借鉴的东西也许更多，“魔幻”已不足道。不能把中国的作品硬往上边套。拉美的“魔幻”作品写到生活的大部分，内容与世界各地生活都有重复，像村庄的搬迁、人的生死梦呓、恍惚印像、怀念仇恨、性……这些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撇开它们。问题是要看他作品骨子里是什么、用什么音韵去表现。
问：您的很多作品都写了田野、树林，您对大自然非常爱的……
这些作品在不少当地人——我是指在半岛这儿——的人看来，多少有些虚幻。他们所熟悉的这块土地与我所描叙的自然风貌竟然相去如此之远，于是就怀疑不仅仅是艺术处理造成的。其实绝不是。我写的那个环境是二十多年前的，今天的风水早已改变了。谈论这个的主要是青年人，他们对过去印像较淡；而有些中老年人或淡忘，或干脆就不愿从头回忆。
尽可能逼真地记叙，这是我的信念。这样做的目的是留个记忆，心上有个保存。不然的话，再过十年几十年，有关心这个地方的人问一句它当年的情况，就更加渺渺无迹了。我记下的大多是我童年少年时期的印像，也有的是根据当时老人的述说记下来的，反正都极其可靠。
当时胶东西北部的沿海平原林木繁茂，到处遮天蔽日，动物也非常多。那里是地地道道的林海。而且由于是杂树林子，就不像东北大原始森林——那里树木品种大致单一，主要是松与桦。而这里几乎囊括了大多数华东树种，乔灌间杂，果树花树参在其中，真是变化万端，处处神奇。听老人讲更早一点的印像，简直是听蛮荒之地的传奇。那时候谁敢独身一人深入林海？除非是大队人马。
当时能够保持那样的环境，主要原因是人口少。那时海边的村落不仅数量少，而且每个村子的规模也少。随着时间的延续，迁居来的人不断地砍伐树木，往海上推进，由二三户十几户发展成百十户，加上子孙繁衍，盖起新的街巷房屋。很早以前是人挤进树林，而现在是树挤进人群。树比人少得多了。
过去的林子里各种动物都有，有大型动物。现在连一只狐狸也看不见——我小时候狐狸在当地常常出现。如今在海滩上走一天见不到一只兔子，而过去它纵横驰骋。蘑菇多得很，做饭之前出去采一些就行了，就像到菜园割菜样。现在那里的人要吃蘼菇，只能到大街上买人工培植的。
我十几岁时，记得当地的水很旺，水渠很多很清，并且有水就有鱼。下雨之后，青蛙的吵闹让人难以入睡。现在那种群蛙齐鸣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
问：有人说这是通向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只是自我安慰。这客观上又为丑恶的泛滥找到了理论根据，让大多数人忍受和宽容。在战争中，多少战士牺牲了，我们说这是胜利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战争不能重新再打一遍，没有比较，于是你就永远也没法搞明白一场战争到底该付出多少战士的生命才是“必须的”。
我们如果只承认“必须”，那么就得面对进逼无所作为。不是这样的“必须”，而是对一切污浊的包围必须回击。现在可怕的“想过来”的低劣“哲学家”太多，他们实际上做了恶的帮手，在让人忍受恶的袭击和侵犯。
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缺乏坚定的战士，而只依靠一帮唯利是图的家伙，那个“现代化”真的能够来到、又真的那么可爱吗？
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阻……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那一天，“现代化”来了也白来，我可不愿这样等待。
现在到处都挂起了过街牌牌，上面写了：“万众一心奔小康”。如果不能更负责地对待生活、对待我们的精神环境和自然环境，奔到哪也没有希望、没有幸福。有些浅薄的诗歌作者立刻不失时机地配合宣传，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寄到编辑部，题目是《待到小康时》——到了“小康”时他又能怎么样？真是牙碜。
问：如果暴露人性中恶的部分，就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以便消灭它……
是的。所以有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暴露的作品。以前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暴露？由于这句设问常被一些粗糙的武断者所引用，所以不那么受重视，但这种设问是成立的。一个作家艺术家总要有个立场，总要站在善和美的立场上、站在人的人民的立场上去暴露，这样的暴露只能让丑恶难堪，不能立足，结果使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反过来与丑恶混在一起，或者是立场不清晰，那么所谓的暴露只会是丑恶对美和善的一次大示威。
这是个不难分辨的问题。只有那些非常糊涂的人、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混淆。我们对于一个写作者的操守和倾向不会不敏感，有时轻轻一瞥就可以明白它有时并不像有人夸张得那么复杂。有人强调它的复杂、强调所谓的“一分为二”，无非为了给自己的妥协找个借口。
问：您认为您自己对丑和恶的暴露多，还是对美和善的赞颂多？
它们在我的作品中是共存的。我想大概是对美和善的赞颂多吧。暴露的深度和力度，是因为对丑和恶恨的程度——会仇恨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我一直认为，很多人所以没有力量、没有劲儿，主要是不会仇恨。他们会抽像地恨、一般地恨，而不会铭心刻骨地恨。不这样，也就没有了对于善和美的真正的爱，没有大爱，没有原则。在一种不利的境况下，有人所以会令人吃惊地表现出背叛或苟且，原因就是不会仇恨，不会深爱。
这样人一般都是对苦难体察得浅淡造成的。
我总是在赞颂善和美的时候，怀着深深的感激。我赞扬它们时心中充满了幸福……
问：在艺术欣赏上的苛刻标准，是否会脱离大众？
不会的。在这方面越苛刻，就越是贴近了大众。大众的根本利益，与那些低劣的极尽所能的通俗读物所代表的利益恰好相反。大众希望你们传播和解释精美的艺术。也期望听到真理。他们总的要求是这样。大众是母亲，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了大学，还一天到晚捧读武打言情之类，而愿他们的孩子懂得更高深、更体面的东西。他们太忙，顶多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如果你们回家时捎回一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片子，并给他们讲一讲——深入浅出更好——他们就会受到双重的安慰。一方面他们觉得孩子进步了，另一方面一个新的世界正向他们打开。
我们不为母亲大众做这些，谁来做？如果母亲在精神食物上凑合了一辈子，那么我们更有责任让她们享受一个好的晚年。
大众的朴素纯洁性，在深层上与高雅艺术的质地是非常一致的。而我们之所以一般而言不过分地提倡那些通俗艺术，要害问题就是嫌它们不真实、不朴实，玄得很……
让我们为了大众，苛刻、再苛刻地要求自己吧，让我们手里做的、眼睛看的，都有利于大众所寄托希望的明天……
问：不少人认为《古船》和《九月寓言》是您的代表作，认为您要超越是很难的……
我只是认为自己前一段的创作倾尽了我的全力而已。但力量只要有源泉，就还会积蓄和产生，因而我完全可以写出新的作品，并有可能超越——我既然明白它们的弱点，就一定在设法弥补；而弥补本身就是一种超越。
对于一部具体的作品，一个作家在构思完成的过程中要全神贯注。这样的结果是作品的严谨、它所现出的真挚和激动。但是它留下的余音在心中保留得过长，并不利于新的作品产生；即便下一部作品写得好，也往往在韵致、知结构手法上与前一部作品太接近。
要经常面对全新的生活和感觉，要准备认识和感受正在泛起的全新的激情。它会推动一个作家走向新的高度，拿出真正新鲜的艺术品。
问：您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全面关注，是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您谈一下好吗？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都关心。有人表述得多，有人表述得少。不要一般化地、世俗地理解政治。有人热衷于政治，但从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出政治的意味。他们只理解世俗意义上的政治，不能从文化和民生的角度去进入。
作家如果对政治、历史，对社会生活的宽阔领域表现得稚嫩无知或缺乏热情，这个作家一定是没有希望的。通俗文学作家有时为了使作品通俗化，就得回避哲学和历史观，而进入世俗的层面去制造故事性、悬念等等。
有人误认为善长于议论眼前现像的就一定是社会意味强，实际上可不一定。要从关心事物深部、从文化的角度去看问题。政治也只是文化的衍生物。很多东西是从文化土壤中长出来的。所以一些好的学人、知识分子，平时更专注于一些大事业，即注意一砖一石的文化建设，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对文化建设的实绩性供献，往往正好说明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关切。
问：请谈一下艺术家的特别素质，比喻天赋等等……
我想自己称为“艺术家”尚不够格。因为他们的确是一些独特的生命。他们天生就敏悟多情，是极其放松又极其勇敢的生命。
但我有时又想，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只是因为现实的生活之丝把我们裹得太结实了，使我们永远也咬不破这个茧。外面的世界是如此鲜亮，生机盎然！
你如果稍微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如果能再一次好好地观察你的四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遍布奇迹，不可思议！多么美丽而奇怪的夜空，一天星星在闪亮！还有，浓香四溢的玫瑰、彤红的浆果……它为什么出现在我们身边？这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存在、怎样的一场遭遇！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他们的漆黑的头发、眼睛，无可挑剔的五官……多么美妙，多么让人感激的一切、让人赞叹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到处有奇异，有激情，有生命的美，有冲动，有温柔的眸子……你爱艺术，你就试着去理解身边的这个世界吧！你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只要你不沉睡……
（1993年10月7日～18日，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