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问题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历经20多年的建设、发展，现已进入讨论构建宏观理论、孕育各种学派的新阶段，突出表现在国内讨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研讨会增多，有关理论建设主题的学术论文也呈现上升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成绩，并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方向、路径选择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前瞻性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最近讨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三篇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为基础（注：这三篇论文分别是：俞正梁，陈玉刚：《全球共治理论初探》、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试图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概况和研究成果做一简单总结，并对未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
一、研究现状的概述
自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代际上划分大致呈现三个特征：
第一，一批国际关系学界的年轻学者利用自身较好的语言条件，积极研究和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自觉地把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分析中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新问题。近几年，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崛起的建构主义，在中国都有一批执着的“信徒”。这说明，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派意识开始萌生，学派的自觉性开始增强，这是好现象。但同时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也暴露了一定的问题。由于年轻学者大部分相对缺乏西方深厚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积淀，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如王缉思教授所指出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脱胎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割断历史来学显然不通，而在国内从头系统学，时间又不允许，更何况缺乏合格的师资和教材。”[1]（P307）这就导致了年轻学者的很多理论成果只是停留在对西方理论评述、归纳上，理论创新明显不足，尤其是对探求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在思想、方法和研究兴趣上，都准备不足。
另一方面的不足是，由于年轻学者成长经历的特殊性——从学校到学校或各种研究部门，同时由于他们在社会和政府决策咨询部门地位的有限性，结果导致他们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尤其是对中国自己面临的外交问题，他们偏好从西方理论到西方理论的逻辑推演，食洋不化的痕迹一定程度存在，并且有越来越泛滥的趋势。这一点已经引起老一辈学者忧虑，认为“青年人可能在摆脱了曾经束缚老一代学者的教条的同时，不知不觉被另一种教条——当代西方理论模式所困扰。[1]（P306）
第二，一批活跃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中年学者，他们大多有在西方学习（短期或长期）的经历，并且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保持比较密切的互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跟踪比较紧密。同时，与年轻学者不同的是，由于这批学者在决策层和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与国内政治和社会层面互动频繁，再加上他们的成长经历丰富（很多人有下放的经历），他们比较关注现实存在的问题，问题意识强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特色。这些学者能够自觉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回答、解释国际上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热点，包括中国外交需要直面的问题。由于他们大都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在问题的提出、基本假设的设定、逻辑或实证检验以及结论的得出等社会科学研究程序方面，他们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以及与国际接轨方面、对话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学界、社会和国际上都享有比较高的声誉，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团队的中坚力量。但同时，正由于这批学者过于关注现实问题，也由于中国国内学术评估机制本身的问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选题多是讨论现实问题），导致他们没有精力、时间和资源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对如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宏大问题进行足够的、宏观的、系统的思考；也正是由于他们中很多人与决策层接触较多，在学术思维和政治思维发生冲突时，他们思维方式的保守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美国这一年龄段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相比，这方面的不足就可以看得更明显。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遗憾。
第三，一批年龄相对偏大的学者，由于语言（他们大多学俄语）、历史、知识结构的因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执着的研究兴趣；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持一种保留甚至批判的态度。例如，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所谓‘现实主义’和‘行为主义’出发，采取简单枯燥的历史叙述方式，从事鼓吹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国家利益等等，甚至提倡‘一个国家只有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总的来说，它是为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利益服务的。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但是在维护帝国主义利益这一根本点上并无任何变化”。[2] 这些学者坚持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马克思、列宁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学说同中国外交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结合的成果。他们也关注现实问题，但这些问题更多涉及的是宏观问题，如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由于这些理论成果是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存在或者相联系，所以其权威性往往不容挑战，不容争论。正如此，他们与西方学者、甚至与前述两代学者的平等对话经常缺少一个公共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
二、研究成果的评估
系统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成果是一项浩瀚的工程，本文将以上面提到的三篇论文为基础，从理论建构的路径出发希冀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做一简单的总结和评估。笔者认为，这三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们目前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遵循的三条路径，即政治学的路径、文化的路径和综合的路径。
1.政治学的路径。这一路径从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出发，演绎、推导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梁守德先生的论文《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的研究路径。梁先生认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应在世情和国情的统一上铸造国家特色和学者特色，探索理论的新主题和新主线，以权利政治为新视角，研究国际政治产生和演变的规律及其在当代的新表现、新特征。在这篇论文中，梁先生提出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争取和维护权利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内容多么复杂，权利总是它的主题和核心。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如何界定，权利总是它的直接目标。”[3] 在确立了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权利政治”的主题后，梁先生对权利政治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包括“以人为本”、“以法为准”、“以力为基”。最后，梁先生提出权利政治和权力政治的较量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始终贯穿国际政治的一条红线。总体来看，梁先生借鉴了西方政治学中“权利政治”的视角，揭示了中国作为东方的、发展中的国家，在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进程中，确立权利政治而非权力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能否从政治学的框架和路径中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梁先生的论述与其说给我们提供了结论，不如说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的空间。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如果说“权利政治”是所有国际政治的主题，那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确立“权利政治”的主题就不是创新，不具有民族和国家特色，而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某一学派或某几个学派的综合，诚如梁先生自己所阐述的“权利政治是理想和现实的综合”。[3] 第二，中国学者根据自我界定的权利政治内涵，能否在国际学术界取得认同？特别是在推演方法上，如从“以人为本”的个体要求推及到“民族自决权、主权、球权”的集体要求，这在国际社会本来就已经是极富争议并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问题。第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否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同或者关联，本来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学派争议很大的问题。现实主义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存在着质的差异，国内政治等级制的有序状态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在逻辑上不可通约；而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要国际社会建立类似于国内社会那样成熟的制度，国际社会同样可以建立类似于国内社会的秩序。第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当我们借鉴政治学中的一些概念（即在国内政治研究中形成）、框架、理论模式，去探索建立国际政治中的理论问题时，我们需要一个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利益的因素必然成为我们的重要考量。而一旦我们加入了这些考量因素，一种科学的、能够取得学界认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建立就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立场。
2.文化的路径。这一路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俞正梁、陈玉刚合作撰写的《全球共治理论初探》一文，尽管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共治理论，但两位作者认为这一理论植根于中国“和文化”，“全球共治理论的精髓是中国的‘和文化’。‘和为贵’是全球共存进而共治的基本保障。”[4]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文化寻根”现象流行于冷战结束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某种“文化回归”的现象，像“软权力理论”、“文明冲突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理论，都体现了对文化的关怀，尽管这些理论对文化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界定。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寻求文化作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在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教条束缚后，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最理想、最具中国特色的剩余变量当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中国学者，包括一些国外学者也对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表现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注：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即是其中一位代表。他在《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对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那么，到底能否从文化的路径出发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理论建构都有文化作为其支持背景，尽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甚至社会科学理论）一再强调其理论的科学性、普世性，但实际上各种理论流派背后都有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子，例如，关于人性和国家性的假设、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等等。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具有普世性，根本原因是与它们在国际社会取得的巨大权力有关。也就是说，他们建立在自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描述、解释、甚至预测他们利用权力建构的世界。这对热衷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路径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界，不能不是个警示。因为如果我们建立的在“和”文化（或“大同”文化）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根本解释不了中国面对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对外政策时（注：国外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对外政策中往往坚持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思维。），那么我们如何在实证研究中检验这些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属性，在中西方学者以及西方学者内部，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差异（注：例如，美国学者 Alastair Iain Johnston 就提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包含有现实主义思想。）。
3.综合的路径。这种路径是对现有西方国际关系宏观大理论、也就是体系理论在阐释国际体系属性中存在的不足进行系统总结，认为由于国际体系本身就具有多元属性，因此完全有可能进行多元的解释，也就是说建立综合解释模式是可能的。在综合解释模式中，每一种理论都是有用的工具，把不同的理论工具综合起来，就可以求得对现实问题比较全面的理解。这就是李少军先生的论文《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的主要思想。
应该说，就求得对某一问题的多视角理解方面，李先生的综合解释模式确实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的问题解释模式，还应该在体系变量之外，考虑到国内政治的变量，甚至包括个人的变量。但如果就创建一个理论流派而言，“综合解释模式”还不能构成一个理论学说或流派，因为理论具有排他性和不可通约性的特征，综合解释模式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逻辑问题。这一点李先生自己也承认，“把解释不同规律的不同性质的假定糅合在一起是很难建立起严谨的逻辑联系的，结果只能成为一个大杂烩。”
李先生承认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分”与“合”两种趋势，而且“分”的趋势可能更容易催生新的理论产生。但是，“在把理论运用于现实时，却应考虑采取不同的综合模式，即兼收并蓄，用不同的理论组合解决不同的问题。”他把“解释模式”的功能定位为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桥梁。[5]
必须承认，“综合解释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传统思维模式的特征，不只是国际关系学者，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时，更多偏好用一种综合模式、而不是西方学者近代以来倡导的分析模式。从这点看，综合解释模式体现了一定的中国国家特色和民族特色。但是，从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宏伟目标观之，“综合解释模式”显然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它没有提出新的变量，也没有对变量的内涵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界定，它基本还是沿袭了西方三大主流理论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的功能来看，不同的理论不仅能够对事物的发展做出不同的解释，还可以直接影响事物发展的不同进程和结果。当决策者倾向于用现实主义方法去理解、指导本国的对外政策时，肯定会得出与自由主义不同的结论，这个国家也许会面临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理论本身也参与了国际体系的建构和国家间关系的互动进程，而“综合解释模式”显然实现不了这样的功能。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逻辑的还是利益的？
关于理论的不同含义，中外学界（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界）几近形成共识，都承认理论有不同的内涵和类型，包括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阐释性理论和本质上属于思想“主张”的理论。[6] 汤普森则把国际政治理论划分为三类：源于政治哲学的规范和价值理论；一般理论，即“经验主义的”或“因果的理论”；作为行动基础的理论，即“政策科学”。王缉思先生在对中西理论概念的对比中也发现，西方理论着眼于试图解释社会现实的一个或一组命题，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未必需要为外交政策提供理论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但在中国，对于一切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都提出了同一个要求，即为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1]（P297）
通过对上述三大理论路径的简单评估，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过程中，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笔者在前面国内外学者划分的基础上，提出逻辑的和利益的两种理论划分，即是从逻辑出发，建构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从利益出发，建立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我们最终建立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的，那么这里的“特色”是学科意义上的特色还是国家意义上的特色。逻辑的还是利益的，学科特色还是国家特色，我们到底如何选择？
选择是必要的，它关系到我们理论建构的进程和目标，即如何构建的问题？最终建构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针对不同的选择，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以下两个小问题：
1.理论的供应者是谁？即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应该由谁提供？理论的供应者当然是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人。问题是，这些人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个人还是作为领袖？在中国，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理论的创立与意识形态的发展问题关联密切，往往都是由个别领袖或者政治家群体创立的，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理论总体上有三大特征，一是综合性，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问题、外交战略等，国际关系理论显然就是包括在这样的综合理论之中。二是强调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例，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并结合时代特征加以发展；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发展。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作为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其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对领袖创立的理论加以学理化、系统化，并向国内外社会阐释和传播。三是强调这些理论的指导功能，即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内外实践。作为这些理论体系一部分而存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其综合性、宏观性的特征，使得它们在把握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相互依赖、中国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国际社会宏观的历史走向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是，正由于这些理论过于宏观、研究问题过于综合，使得它们在解释某一具体时期、具体的国际关系问题时，呈现出某种难以避免的捉襟见肘的局面。
因此，在当代中国，建立“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相当大的必要性，甚至在目前形势下有相当大急迫性。建立这样的国际关系理论，主体当然应该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共同体。这就需要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在对政治领袖的理论进行系统化整理的同时，转换、确立新的角色，提高建构科学的、逻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自觉性。
2.理论的消费者应该是谁？由中国政治家或者学者创立的国际关系理论，到底仅仅为中国人自己认识世界、观察国际问题、制定中国的对外战略提供服务，还是可以把这一理论成果运用到整个世界。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人往往认为自己掌握了对国际问题认识的“真理”。例如，关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关于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都是如此。对理论的消费应该是一个消费者自觉接受的过程，理论上霸权，无论是基于民族的、国家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都是不可取的。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中国学者创立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仅仅由我们自己消费，没有在国际学界取得广泛认同，那也未必正常。要取得国际学界的认同，这一理论首先必须是科学的，以解释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演变、发展，而不是仅仅解释中国自己的对外政策实践。根据拉美学派和英国学派的创立经验——它们首先在解释地区问题（拉美和欧洲）上有相当大的说服力，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在解释中国及东亚地区事务上有独特的解释力。其次，这一理论必须是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结合。其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国的，同时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问题与中国价值必须兼顾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意识。”[6] 这应当是未来中国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价值观。
从理论创立的主体和消费的主体观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创立的“逻辑的”理论更强调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性”，当然与西方相比，理论的“科学性”并不排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渗透作用，理论“解释性”更侧重于解释国内与地区事务。而中国政治领导领袖创立的“利益的理论”，更强调理论的“国家性”和“指导性”。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近代以来学界一直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事实与价值、学术与政治能否真正做到的二元分离？[7] 韦伯的“科学观”强调可以也必须做到二元分离，在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以后，这样的观点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占据统治地位。但最近至少在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辩中，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越来越关注所谓“科学理论”背后的价值、国家、甚至个体的性别因素，对理论的科学性提出反思。这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应该有所启示。我们能否尽可能把“逻辑的”和“利益的”理论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使得维护国际利益的理论更显示科学性，体现人类共同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同时也使得科学的理论更带有民族的、国家的特色。倘能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路径必将更加开阔，其最终的成果也许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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