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转型的三大宏观问题——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转型论文,三大论文,国家论文,中东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无一例外受到停滞、通胀和财政赤字的挑战，如何解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这些宏观经济难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各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本文作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认为中国走的是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但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和其解决上述宏观经济难题的做法，仍是他山之石。
关键词：中东欧国家 经济转型 滞胀 财政赤字 货币政策
一、前言
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开展体制改革已经六七年了。在转型过程中它们无一例外地面临三大宏观经济难题的挑战：停滞（或衰退）、通胀、财政赤字。这些难题原是市场经济下国内宏观经济全面失衡的表现，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然而，由于这些难题在经济转型过程的特定背景下产生，它们同70～80年代西方发生的经济痼疾滞胀、双赤症产生的条件迥然不同，因而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危害以及治理的政策措施也就相异。作者趁近年访欧之便，走访一些转型学学者，收集资料，现试就这些问题予以评论。
由中央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各国[①]一般都采用稳定经济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其中主要包括遏制通胀；废除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建立不受各级政府约束的企业活动基础，即政企分开；逐步开展企业私有化过程。改革虽有激进与渐进之分，然而就在这个过程的启动当中，经济衰退、停滞在各国相继发生，以波、匈、捷等被IMF列为先进的转型国家为例，在转型开始的头3年，GDP下降11%～16%；货币国内贬值达35%～586%[②]。财政赤字头几年因开支骤然紧缩曾出现短期盈余，但不久（1991年后）相继出现持久性的赤字。
对于头几年宏观经济失衡现象的成因如何解释？采取什么对策？一些学者认为，衰退主要是因转型过程中，“用市场规律施加于一个受原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扭曲了的经济结构之上，从而产生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它反映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低效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骤然停止运转。因此，其复苏只能是一个重建经济结构过程的新结果。它只有靠发展私有经济部门和有前途的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推动才能出现。”[③]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领导改革的政府推行过多的自由化政策，并伴之以宏观经济管制，因而带来破坏性的衰退。”因此要求政府施行更多的积极政策干预经济，使经济走出衰退。[④]
以上是两种对立的看法与主张。前者要用更多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后者则用更多的政策干预推动改革。两者都是转型初期学者的看法，分析比较笼统。在政策取向上，多数国家则采用前者的政策主张。诚然，经过六七年经济转型的实践，一些率先改革的国家如波、匈、捷、波罗的海三国，宏观经济已经初露曙光。GDP开始由负增长向正增长转变，通胀率由4位数降至2位数，甚至1位数。然而接踵而来的问题是：
——经济衰退虽已遏止，但复苏总是缓慢，而且受其它宏观经济问题牵制而劲头不足。
——一些转型国家通胀已由恶性降为中度，但由中度向低度转移总是那么缓慢，甚至要付高昂代价，而且反弹比预期更甚。
——当宏观经济初步稳定、经济自由化体制刚建立，又冒出新的财政危机问题，直接影响治理滞胀的宏观政策。
为弄清转型经济过程中三大宏观经济问题的产生、发展与对策，就有探根溯源的必要。
二、衰退成因，众说纷纭
先从经济转型过程产生衰退的成因谈起。转型国家的决策层和众多学者当中，对衰退成因有着不同的认识。总的来说，无非都认为是由供应和需求两方失衡引起的，不过有些强调需求方失衡为主，另一些则强调供应方失衡为主；然而引发两方失衡的原因则各各不同。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5种。
第一种是从供应方冲击进行论证。此派认为产出的骤然下降是由于相对价格的突然转变引发的。转型之初，价格自由化政策的推行，导致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严格控制的商品价格急剧上升，如燃料、能源、某些主要生产投入因素，还有食品等等，从而使一些行业成本大量增加；加之，由于本币也在此时对外急剧贬值，助长国内价格上升更猛，由此也提高了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的变化使许多生产活动变得无利可图，这些行业只有停产。有些行业在新的价格结构下本有利可图，但由于资金与技术原因不可能很快发展起来，“新建”与“停产”行业的消长转变总落在总产出的后面，因而造成衰退。
此派对衰退前途的看法是：其一，相对价格的冲击意味着价格自由化后一些行业生产必然好转或下降不多；资料也表明，生产下降的比率是呈扇形的，一般为15%～40%（波兰）。其二，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新制度下产生的“效率收益”应当可以缓解产出的下降；其三，产出的下降基于前面所谈原因，必然是暂时性的，因此对经济复苏持乐观看法。
第二种也是从供应方冲击作论证。认为衰退是由于信用紧缩引起的。转型之初，各国一般都采用偏紧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而价格自由化又导致物价猛升，从而引起实际货币与信用的收缩程度比计划数更大。企业面临信用紧缩，无以应付流动资金的需求，纷纷减产，造成GDP急剧下降。
此派认为治理衰退应放松银根，刺激生产。他们是根据波兰实证资料提出此观点的。波兰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短期内信用对销售额之比确实急剧下降；但从1990年2季后信用存量开始上升，并持续两年，但产出并未因此增加，所以实证资料也未支持此说法。其次，经济大变革后，信用是否紧缩也难于判断；按西方传统衡量银根松紧的标志应为利率的高低，但改革之初，利率市场化的体系远未建立，也难于看出银根实际变化。此说是东欧学者卡尔伏（Calvo）和柯利雪利（Coricelli）二人于1992年提出；后来对其商榷的意见较多。
第三种是从需求方冲击进行论证。此派称总需求冲击论。认为改革后，有效总需求急剧下降，带来衰退。有效需求下降来自4方面：其一，价格自由化导致物价陡升，从而使实际工资急剧下降；加之，各种新所得税种的开征也引起一般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其二，政府开支也同时下降，特别是政府投资和军事开支两项；其三，由于利率攀升，促使一些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需求也下降；其四，原欧洲经互会和前苏联的解体使出口品的需求下降。此派认为经济复苏只能经过一个经济结构重组的过程才能出现。
第四种也是从需求方冲击作论证。此派称需求综合冲击论，认为改革之初某些政府需求项目急剧下降，于是产生倍数收缩效应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预期一些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很快将增长起来。两种趋势终究会平衡，以至后者超过前者。这是一些学者如埃克斯（Lckes）和路特曼（Ryterman）等提出的论证。然而实践证明，后一种预期长期未出现。如果把需求预期增长的假说去掉，就类似第三种论证了。
第五种还是从需求方冲击作论证。此派称库存调整论。认为价格自由化与商品市场改革后，各行业的库存会突然下降，带来收缩性的效果，导致经济衰退。但这只是暂时性的效果，无法解释长期的持续衰退原因。
从上各派论证可以看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衰退根源于需求与供应两方同时受到综合性的冲击，至于冲击的成因，各派看法有所不同，其中一、三两种看法较符合各国普遍情况，而二、四、五三种看法似更符合个别国家特定时期的情况。既然衰退主要来自需求与供应两方的萎缩，因此，刺激需求与供应以谋求复苏，就成为当前各转型国家的一般政策取向。
三、促进经济复苏的货币政策
中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一般都采用激进式，所谓“休克疗法”。因此，在转型启动后一段时间内，私人和政府的消费都不能持久地成为推动复苏的引力，只有采用投资扩张与出口扩张才能刺激需求与供应。投资需要扩张主要基于转型中投资比消费受到更大的压抑，现在该扩张了；同时还因为经济转型必须经过一个基本经济结构的重建过程，而结构重建若无大量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注入是不能实现的。出口扩张则不只为了刺激需求与供应，也为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求得对外的均衡；同时也为了保证投资的有效配置，保证规模经济的生产和保证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
在转型比较成功的中东欧诸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如何运用货币政策以促进投资与出口，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对利率与汇率管理进行诱导。由于各转型国家一直面临通胀的危险，甚或仍处在恶性通胀之中，因此，在改革初期出现稳定阶段或复苏阶段时，一般在1993年后，就特别强调货币政策要求达到所谓“无通胀的加速复苏”。这样的货币政策在注意偏松的同时，一定要以不致于恶化通胀为限，它体现在这些国家的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中。
（1）利率政策
由于转型国现有的企业过去积累无多，财务状况极其脆弱，缺乏内部融资能力；加之，金融市场尚未形成或初步形成而并不完善；这样，商业银行的信贷就成为投资与出口扩张的主要融资来源，同时强调利率的作用也是十分正确的。
在转型较顺利的诸国，中央银行一般采用实际利率为正利率的政策，要求央行的名义利率不低于预期通胀率。在实践上，由于经济统计的滞后，而央行的名义利率是根据过去通胀率预期引导的。但转型到了近年阶段，通胀逐步下降，实际利率就偏于上升，使许多可行的投资项目受到罚息的损失；与此同时，又因工业品价格上升一般落后于劳务价格，或者工业品价格下降快于劳务价格的下降，这样消胀指数便因劳务的通胀价格而受到扭曲，以这一指数制定的利率，就使一些行业蒙受损失。因此，目前中央银行采取谨慎的偏松利率政策，逐步降低信贷利率。它能对投资产生刺激，且不至于引发通胀。
利率的下降是否会产生资本外流？根据波、匈、捷诸国的资料，资金外流并不明显，但俄罗斯确实已发生外流，因此必须另行施加管制。
（2）汇率政策
汇率政策牵涉到对外均衡和对内均衡（物价稳定）双重目标，它往往使决策者两难抉择。因为当一国发生经常项目逆差，又同时发生国内通胀，要恢复对外均衡，扩大出口，就要贬值本币；这就加剧国内的通胀。货币当局必须审时度势，判断哪种失衡更为严重，优先治理。转型各国大都同时面临两种失衡，如何对付？他们普遍采用所谓“两阶段模式”。
第一阶段是经济转型初期，普遍对本币实行过度贬值。目的一在于消除计划经济下价格存在的广泛扭曲现象；二在于重建相对价格体系，使之与国际价格体系接轨；三在于为实行本币可兑换奠定基础。而三者的最终目的又在于治理对外经济失衡，促进出口与对外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贬值调整完成后，贬值开始放慢，甚至使汇率固定下来，目的为了遏制通胀，即为了求得国内的经济均衡。
两阶段模式的汇率政策先后被各国采纳。在第一阶段，急剧的本币贬值导致这些国家的本币对美元汇价下降了3～9倍；个别国家可能更多，如俄罗斯的“贬值休克”，达到62倍。
中东欧转型各国都曾经历恶性通胀，且至今仍面临通胀的危险，因此，在本币贬值到一定程度后，就应不失时机转向稳住汇率，以缓解通胀压力。这是两阶段模式立论的基础。同时也说明扩张出口的汇率政策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各国实践表明，第一阶段对本币贬值，以矫枉过正为好，即所谓“过头做法”（overshooting）。诚然，过度贬值会使通胀率更走高，这是代价；但过少贬值可能更加危险，因为它将大规模地破坏出口品工业的生产，1990～1991年原东德就是前鉴。
究竟目前中东欧诸国货币的汇率是高估或低估？从各国本币的购买力平价来看，到1992年中官方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之比普遍超过1，可以说，各国本币汇率仍然是低估了，即在第一阶段贬值过度了。1992年上述比率在匈、波为1.6～1.7；在保、捷、罗为2.4～2.6。但另一方面目前各国的贸易余额仍然很低，外汇储备也很低。看来汇率促进出口，能量有限。
不管怎样，低利率、低汇率仍然是当前被普遍接受的促进经济复苏与出口的政策。至于，转型各国的复苏至今仍然徘徊不前，究其原因主要有：
（1）转型以来，各国普遍出现衰退、通胀、财政赤字三者交织的综合性失衡，而治理这些宏观难题的政策效应往往是相互矛盾、彼此抵销的，所以促复苏的措施就受到制约。
（2）转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受现有体制所左右，而后者离标准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体制改革又主要决定于政治的而非纯经济的因素，它难于加快进行，特别是私有化改革和金融部门的改革更是如此。
四、治理通胀，步履艰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因需求不足引起衰退，一般不可能发生通胀，特别是恶性的通胀。因为需求下降，商品卖不出去，怎么会引起物价上升？然而，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发生的滞胀并发症却是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这里，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例如：价格开放后，在计划经济时期那种隐性通胀一下子显性化了；作为改革重要措施之一的相对价格调整又一再把物价拉上；有些国家还进行币制改革；在政治巨变中产生的动荡，使人们对经济前途捉摸不定；汇率贬值政策加重了本币对内贬值；等等，都构成了转型头几年价格陡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那些政治社会动荡、难以进行改革的诸国外，改革比较顺利的如波、匈、捷等，由于执行稳定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计划，通胀率已下降，但其反通胀的任务却远未终结。这里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把中度的通胀降到低度总是比预计更艰巨、更漫长？为什么通胀在这些国家的反弹性比预期严重？
转型国家抑制通胀之所以步履艰难主要在于相对价格调整的长期性和体制改革的复杂性。
1.相对价格的调整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用价格机制取代中央计划手段配置资源的。在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的调整是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主观随意决定的价格体系受到大量因素严重扭曲，市场机制不可能在此扭曲的价格基础上产生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从理论上讲，相对价格的调整本身并不会改变物价的总水平。只要价格是有弹性的，某一部门物价的上涨会被其它一些部门物价下降所抵消，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与紧就可决定物价的总水平。然而实践起来并非如此简单。首先，一些行业的成本与价格变化有关，当其中的生产因素价格上升，其产品价格也只有随之上升；货币政策若要抑制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只有压低这些部门产品价格才有可能，这样做，将导致这些行业的衰退。其次，一些原来不合理的价格不好调整。能源价格就是一例。原来中东欧各国的能源价格补贴是构成社会安全体系的一项重要措施。能源价格继续补贴鼓励人们对能源产品的过度消费，目前他们同70年代石油危机前西方国家的消费情形相似，可见其价格改革是必需的；然而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加剧社会紧张，波兰的能源价格小幅调整了5年多，至今在价格上涨的同时还是用现金或购物券对家庭进行补贴。还有，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等，实行完全指数化的经济，在相对价格调整过程中，某部门产品价格的上涨效应会被放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使用波兰的一个小型工资价格模型进行分析，证明4年之后，即使波币汇率保持不变，这部门涨价的冲击的最初效应将放大4倍。[⑤]部门的涨价压力和高度指数化经济的结合也是使通胀总水平走高的原因。
相对价格调整终究是依赖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引导的，它不可能一次性了结。尽管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转型经济中的价格结构，包括工资结构，仍然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结构相距甚远，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价格调整和通胀压力。
2.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著作中惯用结构改革一词，其核心也是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转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初步稳定之后，多采用偏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胀（这与促进投资的偏松货币政策相矛盾，必须因时而异，兼顾两者），也取得一定成效。尽管如此，紧缩的货币政策必须以结构改革的成功为基础。不进行富有成效的结构重组，不实行企业财务预算的硬约束，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会给新兴的私营部门以及效率高又有盈利的国有企业带来沉重负担。
结构改革决非易事。首先，转型国家许多企业因迅速适应市场经济而引起就业问题，它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有拖延改革的可能性。这些国家的企业分为3类：一类是在90年代早期相对价格调整的突变中获利的企业；另一类是因价格调整而受损的老工业部门；还有一类采取观望态度进行结构改革，实际上是推迟改革。后两类都促使专业水平较高的员工流失，以至更无法盈利。只有头一类能朝着实现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标准发展下去。其次，由于历史原因，一些行业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很大亏损，也迫使它们拖延改革。波兰煤炭业就是一例。再有，转型过程一般都依赖银行注入资金推动结构改革；但因众多亏损企业无力偿债，呆帐占了银行资产很大比重，引致金融部门的脆弱性，难于运用杠杆手段去推动企业的结构改革。结果，银行倾向于对亏损企业的贷款实行展期偿还，以保住自身，也保住困难企业，让大家都过得去。这在中国也深有体会。
1996年初，一位西方学者对波兰当前的通胀风险作如下判断：“如果不进行持续的结构改革，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会代价高昂；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推行预算的硬约束，意味着紧缩货币政策的负担分摊不公；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落后的指数化程度，将会增加紧缩货币政策下的产出成本；如果不能完成相对价格调整则预示着严重的通胀压力依然存在。”[⑥]这一判断对转型诸国同样是适合的。
五、结构性的财政赤字
转型过程中，各国的财政预算普遍走过一个独特的马鞍形轨迹：赤字到盈余，盈余再到赤字。第二次赤字是一种财政严重失衡现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宏观经济稳定后，它具有结构性的特点。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东欧国家普遍缺乏宏观经济的约束机制，财政纪律松驰；低效的政府投资，大量的税收豁免；等等，都使财政负债累累。转型之初各国正是由此走过来的。
转型开始后，财政收支发生变化。就支出方看，价格自由化使物价补贴大量削减；其次，中央政府投资、军事支出、一般行政开支都同时削减。当然，某些支出也可能增加，如为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产生大量的社会转移开支。但从各国的平衡表上看，财政支出实际下降了。从收入看，各国税收有增有减，并以增加者为多；就波、捷而言，税收增加了。因为改革之初，一些企业的盈利性急剧提高。由于价格开放后，企业可以从积累资产中获取资本收益（如原材料和成品均为积累资产）；同时由于劳工工资在改革初期一般不准增加过多，增幅落后于通胀之后，使企业劳工实际成本下降，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盈利性。这样，就出现转型初期的财政黑字。
财政好转很快消失，接着就产生财政赤字。首先，预算收入的下降是以下因素构成的。第一，企业一旦通过现有产品销售被吸收后，其盈利性很快回归到价格自由化前的水平，继而下降到低于此水平。当总需求减缩迫使企业去挤压其利润边际，这些生产收缩单位的产品成本便增加了。此时税收便下降。其二，原有的财政基础具有不合理的结构，它过份依靠国有部门的税收，后者在衰退期的收缩比私营部门收缩更快；同时它还过份依赖对利润所课的直接税，少依赖销售税和消费税，后二者对生产周期性不那么敏感。所以衰退来临，收入骤然猛降。其三，转型国财政税收纪律一般都很差，企业可以轻易逃税或拖延。同时，由于税收机关所监管的企业数目大量增加，由几千个企业增加到百万个以上。新生的私营部门在逃税中“办法”最多，表现在私营部门纳税份额与总产出份额不成比例上。税收机关难于监管众多企业，同时还易产生贪污腐败等弊端。其次，预算支出的上升主要由于社会福利逐渐从国有企业转为国家预算，政府要担负的福利开支系统地增加，如物价补贴、养老金开支等等。
转型国家的资料表明，1992年后，各国都同时发生财政赤字，捷克该年赤字为GDP的1.8%，匈牙利为6%～8%，波兰为6%，其它一些国家竟达20%～25%。[⑦]如前所述，此时预算收入减少来自结构性的原因，支出增加是新体制下的必然产物，因而不可能指望在短期内恢复财政平衡。只有经过长期努力，待到经济全面复苏，综合财政改革已到成功阶段才能求得平衡。
六、财政赤字与通胀的恶性循环
如所周知，财政赤字只有政府获得融资渠道才能形成；而政府融资渠道不外4种：
——向非银行社会大众出售公债；
——向商业银行出售公债；
——向中央银行借债；
——向国外举债。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由于国际信誉不高，且已负债累累，难于指望有更多的外国借款。政府融资渠道的选择只有面向国内。如果国内金融市场容量还很小，或者尚未建立，此时大规模融资唯有依靠向中央银行借款。从现有资料看，俄罗斯与其它独联体各国，以及罗马尼亚都依靠向央行举债；而波、匈、保诸国则从新兴金融市场融资。
国内融资三渠道的宏观经济效应是很不相同的。向社会大众举债，并不改变银行准备金的数量，因而不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除了货币政策特别宽松外，政府只是参加争夺有限的资金，并提供较高的国债利率，这样便足以挤掉其它投资者，导致高利率，带来收缩性（停滞性）效应。
向商业银行出售公债，一般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削减了非政府部门现有的投资量，即减少企业和家庭两部分信用量；这种挤出效应带来的高利率也具有收缩性效应。以上两渠道的融资少有通胀效应，因为政府债务在一定时期内并未货币化。
向中央银行借债意味着公债卖给中央银行，换取存款。这种存款继而分布到各商业银行当中，从而增加后者的准备金数量。财政赤字立刻货币化。货币供应量增加，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需求增量与之相匹对，其超额的流动性便会转化为高消费支出，最后形成通胀的趋势。所以这一渠道具有近期的扩张性效应。
应当看到，尽管前两融资渠道具有近期的紧缩效应，但当利率上升过度，导致衰退加深时，中央银行唯有通过公开市场收购公债。公债货币化后，政府融资的宏观效应便从收缩性转化为扩张性。所以，中东欧一些转型国家年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已到达15%～30%之高度，将会形成财政赤字与通胀的恶性循环。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正为此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难于自拔。
幸而，多数转型国家过去财政赤字一般不高，所以对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还不很高的国家来说，融资渠道的选择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高赤字导致过度向央行借款，从而恶化了通胀。另一对立意见认为，高赤字导致过度向商业银行举债带来收缩性效应可以抑制通胀。这里关键问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规模应有多大的问题。它取决于社会总需求随着经济复苏可能吸纳的货币供应量的多少。而这一问题因国而异，各国货币当局只能擅自掌握。
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年度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达4%已算很高的了。转型国家经济底子薄弱，不应达到如此高度。至于一些独联体国家出于政治社会形势的需要使财政赤字居高难下，肯定导致财政赤字与通胀的恶性循环，这也是转型各国治理通胀步履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
目前转型国家要在短期内改善财政收支的可能性有限，他们只能积极采取措施逐步改善：
其一，政府承诺一定程度的预算赤字，只要求在中期内达到财政平衡，不要求年度平衡；并按此规划出一个年度变化轨迹，使赤字逐步缩小，最后到零。
其二，加强财政体制改革，旨在加强税收基础和征税纪律。
其三，努力促使经济早日复苏，并使之持久下去，以便增加税收力量。
七、结语
中东欧国家经受转型过程出现的宏观问题困扰已六七年了，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及其带来问题是没完没了的。他们把转型过程划分成3阶段，3阶段走完了，转型就算走到终点。
第一阶段是实现狭义的转型，包括完成以下任务：宏观经济的稳定，价格自由化，开放外贸与外汇管制，开展体制的、体系的（如金融、财政体系的）和法制的改革，以适应确立一个市场经济的架构，这个架构特别要以开展私有化规划作基础。
第二阶段是调整与巩固阶段。一旦新体制和体系的规章制度建立后，新创立的市场体系与机构必须开展一个调整巩固的过程。以后资源的配置、收入的再分配都通过发展中的市场去媒介，特别是劳工、货币、资本和外汇市场更是如此。
第三阶段是所谓“规范化”阶段。此时转型经济已经符合了“规范化”的欧洲市场经济的特点，以后的经济趋势和政策问题主要是由“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进程引发，而与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机制无关。
瞻望前程，各国进展步伐不一。改革先进国不出几年可能进入第三阶段，改革后进国则还在险阻艰难的第一阶段中蹒跚前进。到转型第三阶段，各国还会出现上述宏观难题，但已同计划经济转型的背景无关了。
中国也是一个转型国家，但与中东欧诸国不同。中国走的是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然而他们的经验教训和具体政策措施仍有他山之石的价值，对我们应有启发，值得深入研究。
附表 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
＊消费物价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6世界发展报告》
注释：
①1995年IMF执行董事康达萨斯对中东欧25国转型经济进展作了估价。认为它们可分三类，第一类转型进展顺利，自1992年后GDP逐渐出现正增长的有波兰、捷克、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斯洛凡尼亚、阿尔巴尼亚等10国；第二类经济稳定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恶性通胀，且缺乏坚定的财金秩序的有俄罗斯、保加利亚、哈萨克、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吉尔吉斯等7国；第三类宏观稳定未取得多大进展，甚或政治并不稳定，通胀率有4位数左右的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8国。（见《IMF Survey》，1995年1月23日出版，第21～24页。）本文主要根据第一类国家资料写成。
②世界银行《经济评论》1994年7月附表。
③ ④《转型中的宏观经济问题》，1994年英文版，第58页。
⑤《IMF Survey》1996年2月5日出版，第47页。
⑥《IMF Survey》1996年2月5日出版，第48页。
⑦参看《转型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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