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牌与诗歌题写及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Ⅰ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6-0123-06 自古以来，文学书写媒介与传播媒介的变化，不仅具有技术史上的革新意义，同时更能体现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续承变迁。如纸张的应用对于汉魏晋初文学的影响、雕版印刷对于宋代古文运动的影响，等等，早已为学者所揭示①。而作为专属于诗歌题写与传播媒介的诗牌，则兴盛于诗歌繁荣的唐宋时期，并对诗歌创作与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诗牌又称诗板、诗版，是一种木制薄板，用以题写、传抄诗歌。虽然古人有把文字写在竹木简牍上的古老传统，但随着纸张的流行，这一传统便逐渐成为陈迹。但到了唐宋，诗牌又开始兴起且被广泛应用，并与雕印、题壁、石刻一起，成为诗歌传播的重要媒介。学者对后面三种媒介的讨论较多，而对诗牌的关注较少。本文从诗牌的产生背景、题写方式、功能与作用四个方面出发，讨论相关问题。 一、诗牌的产生背景 诗牌产生于诗歌的黄金时代唐宋。唐宋以诗赋取士，诗歌繁荣，诗人名家辈出，社会爱诗重诗，蔚为风气。因而作为一种诗歌书写与传播的媒介，诗牌便应运而生。明代胡震亨指出： 或问：“诗板始何时？”余曰：“名贤题咏，人爱重，为设板。如道林寺宋杜两公诗，初只题壁，后却易为板是也。”[1](P305) 胡震亨这段评论，揭示了诗牌产生的社会基础，并举了宋之问与杜甫题壁道林寺的例子：宋、杜二诗本来只题在壁上，因被世人爱重，故被制成诗牌。不独唯是，后人还专门在道林寺修建了“四绝堂”，将宋之问与杜甫的诗牌，连同唐代著名书法家沈传师与裴休所留的笔札一齐供奉展览，以吸引游客。因而后代文人墨客每至道林寺，观“四绝”，多有感发题咏，如晚唐诗人韦蟾《岳麓道林寺》诗云：“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②齐己《游道林寺四绝亭，观宋杜诗版》诗云：“宋杜诗题在，风骚到此真。” 以上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诗人诗牌被人贵重，并且景借诗传、诗因景益的社会文化风气。一方面，唐宋诗歌繁荣、诗人辈出，催生了一股赏诗爱诗、读诗评诗的热潮。另一方面，唐宋漫游宦游之风盛行。诗人名流来到某一胜地，兴之所致，题下诗篇，景点主管人员、地方郡守或乡贤邑人得而宝之，根据诗篇制成诗牌，置于景点某处展览，使景借诗传、邑里增辉。这是诗牌产生的社会背景。因而在唐宋，凡僧寺道观、亭台楼阁等游览胜地，多有诗牌。且看如下材料： 白居易除忠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书此诗，居易睹之怅然，邀知一至，曰：“历山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诗板千余首，但留沈佺期、王无竞、皇甫冉、李端四章而已。”[2](P5267) 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篇。[3](P447) 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4](P141) (周)煇顷随侍赴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5](P109) 予(方回)淳佑中，偶至灵隐冷泉。时京尹尽去楣间诗板，仅存其二。[6] “诗板百余篇”、“诗板留题、莫知其数”，可见上述地方的诗牌之多。而巫山神女祠，竟有“诗板千余首”，这使我们不能对诗牌的存在价值视而不见。又根据材料中“亭中诗板百余篇”、“尽去楣间诗板”等提示，可知很大一部分诗板，是以悬挂于栋梁或墙壁这种方式向世人公开展示的。 除了上述这些游览胜地，像旅店、酒务这些人来客往的商业场所亦有诗牌： 夜宿客馆，读天复四年孙偓、李侗、宋齐丘、沈彬、孟宾于、徐铉、陶渊诗牌。[7](P225) 酒务在云阳桥西，嘉定中令朱天锡重建，诗牌云：“百里欢声歌扇底，万家和气酒杯中。”[8] 上述诗牌，地点不同，其功能与创制目的亦略有不同。如果僧寺道观等游览胜地的诗牌还具有文化景观的功能外，那么像位于旅店这样商业场所的诗牌，当是诗人留题后，店主为向世人夸耀，以吸引顾客所制，带有颇浓的商业意味。但两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流量大，故而能使诗牌之诗得到广泛的阅读与传播。不管如何，在唐宋，诗牌实是诗歌的一种重要的保存与传播媒介。扩而言之，诗牌的大量存在，势必使诗歌脱离纸媒的封闭阅读与传播限制，而成为一种广泛的公共阅读。如同今日街头的各种广告牌体现着社会浓厚的商业文化一样，诗牌的大量存在，则体现了唐宋浓郁的诗歌文化气息，是唐宋诗歌繁荣的器物与文化印记。 二、诗牌的题写方式 上文例举了位于不同的地方的各种诗牌，诗牌既多，因而其产生方式，自然不可能全是像胡震亨说的“名贤题咏，人爱重，为设板”这种他人为诗人打制而成的。事实上，很多诗牌，都是在他人主动向诗人请谒的情况下，诗人直接题诗于其上的，就像今人索要名人签名一样。如“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9](P13)、“郑仁表经沧浪峡，憩于长亭，亭吏持牌乞诗”[10](P178)，均是这种情况。又据《麈史》载： 鼎州武陵县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谒焉。寇莱公往雷州，凡题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诗板视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记年月”。[11](P47) “僧以诗板视予”，当然是僧人希望寇准在诗牌上留下墨宝。不过寇准此时正在贬往雷州的路上，也许真是征途寥落，不暇吟咏，但又不好拒绝，于是以记代诗，敷衍了僧人的请求，从中又稍可见寇准独树一帜的行事风格。 既然是世人向诗人请谒求诗，那么就涉及诗人的“资格准入”问题：哪些诗人是世人请谒的对象呢？答案自然是名流大腕。上引李白等人，或为一流诗人，或为名公大臣，因此世人争相请谒墨宝，自然不在话下。但如果是一些小诗人，受到的待遇恐怕就另当别论了。北宋诗人强至的一段记载，颇为有趣地说明了这一情况： 西距渭南二十里，有佛祠曰梁田。其主僧守遂者，引予登阁。久之，欲题名屋壁，守遂遽阻曰：“有榜谕，恐得罪于邑大夫，愿勿题。”又阁有韩玉汝赴洋州日留题诗板，而书字犹新。询于守，遂曰：“前日韩将漕本道，亦邑宰令写之诗也。”因感世态而作：“洋州太守驻双轮，佳句曾留渭水春。一纪却题关右节，二篇才出屋间尘。濡毫忽听山僧语，题柱须防县令嗔。只道衣冠专世态，炎凉也属不毛人。”[12](P7001) 强至由住持陪同游览佛祠，诗兴大发，遂想题壁，但遭到了住持的阻拦。理由是住持怕强至污染了粉壁而使自己遭到乡贤士绅的责怪。不料一抬头，却看见了时任漕帅的韩缜的诗牌，上面的墨迹还很新。深感世态炎凉，于是强至遂写诗发了一通牢骚。小诗人连题壁都不行，可大人物却有书诸诗牌的待遇，诗人因身份与名气的不同，所遭受的待遇有别，在这条材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如果是一些小诗人，就反过来要请求别人将自己的作品制成诗牌，以广传播： 仆(周彦臣)以绍熙壬子中夏二十有五日始跻风篁，讨龙井，遂至广福谒三贤像、阅旧碑，追观一代风流，为赋此诗。适月林依公留设茗供，因书以遗之。他日能为我揭诗板于壁间，使示来者，亦山中之一助也。[13](P34) “他日能为我揭诗板于壁间，使示来者”，把诗人的目的体现得非常清楚。因制成诗牌后，诗歌的传播更为广泛，从而能令自己打出知名度。因此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在那些无主楼亭，必然会有一些诗人主动去悬挂诗牌，以作自我推销吧？ 而有些诗牌，因某些原因被损毁的话，后人则会不断增补重制。如宋末诗人方回《孟浩然雪驴图》诗云： 往年一上岳阳楼，西风倏忽四十秋。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有诗谁敢留。其一孟浩然，解道“气吞云梦泽”；其一杜子美，解道“吴楚东南坼”…… 岳阳楼为天下名楼，游客南来北往，自然会造成物理损耗，需要后人不断加以整修新葺。典型如庆历五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14](P120)。而方回见到的孟浩然与杜甫的诗牌，跨越几百年，自然是后人不断增补重制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可得知，所谓“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是滕子京等人把前人的诗歌刻在诗牌上，并置于岳阳楼中公开向世人展示的。 三、诗牌的功能 (一)观赏与阅读功能 诗牌因多悬挂于僧寺道观、亭台楼阁等游览胜地，因此诗牌首先便具有观赏功能。僧寺道观环境清幽、亭台楼阁开阔胸襟自不必说，同时，在观赏自然山川带给人们的舒适惬意之时，还有诗牌可观可读，这又增加了游览活动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因而文人墨客们去某地游览时，寻诗牌、读诗牌常常成一项重要活动： 余(楼钥)顷岁游云岩，有诗牌挂壁上，拂尘读之，云“朝见云从岩上飞，暮见云归岩下宿。朝朝暮暮云来去，屋老僧移几翻覆。夕阳流水空乱山，岩前芳草年年绿。”爱其清甚。[15](P232) 京口浪花迎棹白，海门山色入楼寒。茅君仙洞披图见，张祜诗牌拂藓看。(王禹偁《送牛学士知润州》) 作为一种诗歌的题写与传播媒介，自然而然地，诗牌有时还起到了拔擢人才的作用： 晏元献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读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终篇者无几。又俾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陈迹，鸣蛙秪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矣。[16](P112) 晏殊从大明寺的诗牌当中得知了王琪此人，召以同饭，王琪果然不负晏殊所望，与晏殊共同完成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千古名对，最后还因此跻身大官。于此可见诗牌对于拔擢人才的作用之一斑。 把诗牌悬挂起来，展示于众，作为诗人来讲，是为了推销自己；作为悬挂者来讲，是为了宣传或展示，因而无论哪一方，宣传目的还是第一位的。因诗牌多题于一些公共场所，故而其诗歌中的内容自然要契合实地，所以诗牌反过来也为这些地方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是岁四月二日庚子，王君与客舟行达九里，薄天柱峰下。侧入支径三里，游凤凰山，谒文清曾公墓。所谓松月庵者，有可玩三焉：曰梨屏，昔仙人范氏画梨折枝于壁，垂实三四，及春郁然而香，今徙置屏间，神品也。曰子瞻题诗板，刻系岁月。曰苦竹泉，鲁直书字径尺，今刻石上。[17] 作者描写松月庵，突出“有可玩三焉”，其中就有苏轼的诗牌。于是松月庵的人文格调，自然就不同凡响了。又如宋代诗人梁白《题徐氏金湖书院》云： 烟霞缥缈锁仙乡，万卷诗书一草堂。孝义声华辉北阙，门闾煊赫照南方。千寻瀑布侵肌冷，四季闲花扑鼻香。正是人间无敌处，王公诗版砌虹梁。 有王公权贵的诗牌揄扬，金湖书院肯定是“人间无敌”，蜚声在外。这就像今天的旅游景点或者高等院校，喜欢请著名书法家或领导人来题名一样。 因诗牌具有观赏功能，又能对景点起到宣传作用，故而人所爱重。特别是一些诗牌，所题的如果是名流大腕的亲笔墨宝的话，那么诗牌除了诗歌文本的观赏价值外，同时还兼具书法价值与收藏价值，因此自然就是镇室之宝： 长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传师有《道林诗》，大字犹掌，书于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阁贮之。米老元章为微官时，游宦过其下，舣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观。一夕张帆，携之遁寺。僧亟讼于官，官为遣健步追取还。世以为口实也。政和中，上命取诗牌而内诸禁中，亦效道林而刻之石，遍赐群臣，然终不若道林旧牌要不失真。[18](P218) 沈传师(769-827)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材料中沈之《道林诗》，为《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员外游道林岳麓寺题示》一诗。上文提到沈传师的墨宝，连同裴休的笔札与宋之问、杜甫的诗牌被专门建堂收藏，而沈传师的诗牌，到了公元11世纪米芾的时代还在，自然被人视为至宝、护惜备至。而同样作为书法家的“米癫”，居然一夜之间把诗牌偷了出来。僧人上诉到衙门，派健卒一路追赶，才得以完璧归赵。最后此事闻于天听，宋徽宗以皇帝的名义派人索取，最后在宫廷里掀起了一股沈传师书法的模仿热潮。 (二)文献保存与传播功能 作为一种诗歌题写传抄的载体，诗牌又具有文献保存功能。像上文提到的诗人主动题诗于诗牌上的例子，可知诗牌有时还是诗歌的一手文献。特别是一些题于诗牌上的诗歌，因为某些原因未及雕印刊行的话，那么诗牌就成了重要的文献来源： 黄山旧名黟山……至京二千余里，陆海不通，舟车隔绝，故罕为士大夫所游赏，而遂泯灭于无闻……元符三年，雁荡周君来尉歙邑，因按验至山，遍赏诸景，于祥符寺得图经及古今贤哲题咏以观，乃叹曰：“有如是之奇，而不闻于世者，何也？是非文字失传之过欤？亦居山者有罪焉。”遂镂图经及诗板，行于世。[19](P189) 黄山今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胜地，很难想象在宋代元符以前却是人迹罕至、泯灭无闻。今检《全唐诗》，以“黄山”为题的诗才9首，与当今黄山的名气极不相称。其原因恐怕真如作者说，是“文字失传之过”。而周姓长官来歙县作县令时，于祥符寺搜罗关于黄山的图经与诗牌，雕印传世。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黄山的游人越来越多。笔者以“黄山”为题，检索北大版“全宋诗检索系统”，得到元符以后宋人关于黄山的题咏将近百首。诗牌对于诗歌文献的保存作用以及对风景名胜的传播作用，可见一斑。同时，诗牌虽然是木质薄板，但有些诗牌的保存时限也很长。上引沈传师的诗牌保存了500年之久，这个例子或许是个案。但诗牌保存少则几十年，多则一二百年的例子，则屡见不鲜，如王禹偁曾在京口见到晚唐诗人张祜的诗牌③、韩琦曾在禅智寺见到杜牧的诗牌④，都体现出诗牌较长的保存时限。当然，这些诗牌或许是后人不断增补修刻的结果，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是诗人亲笔墨宝的可能，如黄震《跋李参政三峰楼诗》载： 咸淳己巳冬，携客登楼，相与诵公之诗，三叹遗迹之莫睹。俄有报尘壤间朽木者，视之，公亲笔诗板也。字之可辨尚十七八，默计甲子，已百三十有八年。[20](P210) 南宋初宰相李光的亲笔诗牌，经过时光荏苒，掉落在尘壤间，故而字有漫漶，但还是保存了138年之久，可见诗牌具有相对较长的保存时限。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在唐宋诗歌总集中，有些存诗仅有几首的小诗人，却往往有一些名胜题咏的诗篇留存下来，这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诗牌的文献保存作用。如晚宋的刘克庄就记载了一首宋初诗人潘阆的逸诗：“信州道旁，有泉一泓，甚清，溉田极广。旧有诗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六月骑驴来到此，几乎渴杀老参军。’潘逍遥诗也，而集乃不收。”[21]刘克庄与潘阆，相隔已两百多年，而潘阆集中未收的诗歌在诗牌上得以见到，可见诗牌的文献保存作用。 与保存相对的便是损毁。当然，诗牌肯定免不了虫蠹火灾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不过对诗牌最构成破坏作用的，则是“打诗牌”的风气。 上文所引用的刘禹锡打诗牌的故事，即是一个清楚的例证。又如上引“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篇”的后文是“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飞泉亭的诗牌，也被薛能去得只剩下一篇而已。 打诗牌的情况主要分两种原因，其一，客观上，大概是由于景点里的诗牌太多，影响了观赏视野，特别像亭台楼阁这种登临送目、开阔胸襟的地方，过多的诗牌就尤为碍眼，因此不得不打去一些。清人金甡留下了这方面的感受：金甡登上太白楼，见“诗版鳞攒，殊褊迫”[22]，造成观赏视野的狭促，所以有条件的人，肯定会打去一些。 其二，主观上，则是出于某些人的艺术好尚。有些人认为自己执诗坛牛耳，有义务令好诗传世而令劣诗消失。比如材料中的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篇，“然非作者所为”，都是二道转制，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不高，故而薛能要打去许多。但不管怎样，打诗牌的行为，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损耗，如果有些诗篇还未及雕印刊行的话，那么其损失就更大了。 除了诗人的诗牌被他人打去之外，诗人自己也有打诗牌的情况，如《唐摭言》卷十三“惜名”条载： 李建州尝游明州慈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23](P149) 李建州曾在慈溪县西湖题诗，后来在京城做官，托友人把自己的诗牌打去，随纲运的船队托运回京。之所以要打去自己的诗牌，其原因，大概是“悔其少作”，珍惜自己的名声。 李建州打诗牌的例子，从反面证明了诗牌的传播功能。由于大多数诗牌悬挂于僧寺道观、亭台楼阁等公共场所，因而其传播作用不言而喻。李建州认识到了诗牌的传播功能，因而主动打去了自己的诗牌，在“悔其少作”的同时马上想到“毁其少作”，可谓惜名之甚。小诗人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是大诗人，其诗牌一出，天下传诵，想“毁其少作”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荆公《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宾客每对公称颂此句，公辄颦蹙不乐。晚年与平甫坐亭上，视诗牌曰：“少时作此，题榜一传，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题诗，可以为戒。”[24](P29) 王安石的《题金陵此君亭》为少时所作，虽人所称颂，但时过境迁之后，自己却并不满意。想打去诗牌，但此诗又人尽皆知，于是只能作罢。诗牌的传播作用，可见一斑。因诗牌既出，人所皆知，即便作者想刻意修改毁去，也常常效果不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遇到文字狱的情况时，诗牌则常常成为重要物证，使诗人惹祸上身。如北宋的“车盖亭诗案”即是一例。 北宋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逝世，哲宗冲龄即位，次年改元元祐，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陆续起复，开始着手废除神宗时期新党所制定的新法。由于旧党在废黜新法过程中，遭到以左相蔡确为首的新党人员的抵制，故而其受到旧党的交章弹劾。元祐元年初，蔡确出知陈州，次年又徙安州。在安州安陆，蔡确作《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元祐四年，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到蔡确的诗篇，笺而上奏，言其有不臣之心，台谏煽风点火，遂罗织成狱，以致四年后蔡确被贬死新州。在台谏的交章弹劾中，其中右正言刘安世在一篇奏章中说： 臣近四具状，论列蔡确指斥乘舆、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陛下圣德寬厚，体貌大臣，不欲轻信人言，遽行窜殛。遂降睿旨，令确开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日近窃闻确及安州皆有回奏，讪上之迹，尽如臣章。虽文过饰非、妄意幸免，而情状明著，可以无疑。臣闻确昨移南阳，既离安陆，复遣亲吏取回诗牌，洗涤刮劘，靡有存者。使确之诗意别无诋斥，虽刻之金石，固自可信。惟其内怀怨望、志在谤讪，有歉于心，惧或流播，故令毁撤，欲以灭口。推此言之，则确之罪恶何可掩也。[25](P10305) 从这篇弹文可知，蔡确的车盖亭十绝，因写于诗牌而被广为传播，因而才被吴处厚读到。这关乎到诗歌如何传播、特别是诗案中如何举证的问题，诗牌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细节的认识。而蔡确在被政敌弹劾后，暗中派人取回诗牌，“洗涤刮劘”，企图毁板灭迹。后人对蔡确在车盖亭十绝中到底有无讪谤之意，颇有争议，但从蔡确自毁诗牌这一举动中，我们或可得出一些过去被忽略的细节。 四、诗牌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由于诗牌在唐宋触处可见，故而诗牌自然就作为一个常用意象而进入诗歌，从而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如蔡襄的《和子发》“空梁诗板岁年多，唯有秋虫占作窠”，借诗牌抒发幽古之思；赵师秀的《送倪道士之庐山》“道房随处借，诗板逐时开”，借诗牌传达闲情雅致，等等，不一而足。而有些诗歌，则以诗牌为题进行专门吟咏，如林逋的《诗牌》。这样的诗歌还有很多。 有时候，一些诗牌本身就有极不平凡的来历与故事，因而能引发后人的诸多感慨，形诸诗篇。如上文所引的僧人向寇准请题诗牌的故事，后面还有一段文字： 后丁晋公谪朱崖，过寺题云：“翠影踈踈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壶水。晓钵浸星汲，宵厨向月澄。岂惟蠲肺渴，灌顶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赋咏，如殿中丞范讽诗云：“平仲酌泉曾顿辔，谓之礼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转使高僧薄宠荣。”又刑部郎中崔峄诗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记名留咏在精庐。甘泉不洗天涯恨，留与行人鉴覆车。” 寇准与丁谓曾在北宋真宗朝先后入相，但由于寇准晚年牵涉到宫中的政变而被丁谓告发，最后被贬到雷州。不过，与寇准一样，丁谓晚年也被贬谪。毫无疑问，寇准上面三十字的记录，也被当成诗牌向世人展览，从而被丁谓读到。故而相比寇准在贬途中的意兴阑珊，丁谓这首诗，将贬谪戏比为礼佛，还颇有点意气风发。而关于寇准与丁谓的这一段恩怨故事，自然又引起了后人的诸多感慨。 另外，诗牌对诗歌创作也有巨大影响。古人有登高能赋、临流赋诗的传统，因自然景观或人文古迹的感发而吟咏，是一种常见的创作心理机制。而在那些登高临流之地，多有亭台楼阁，这即是说，在这些地方，诗人们看到他人诗牌的几率非常大。因而诗人们在这些地方进行创作时，往往会受到诗牌之诗的影响。最为直接的，则是诗牌之诗作为一个触媒，刺激后人的创作欲望，从而丰富了古代诗歌库的诗篇。这从一些诗篇题目中就可以直接管见。如李纲《次韵鉴空阁》、范成大《宿妙庭观次东坡旧韵》、徐大受《入万年谒简庵、清老，追和曾使君诗板韵》、程公许《六和塔寺馆三宿，和秀江亭诗牌韵》、冯山《和后唐王仁裕舍人留题自然观》，等等，所次韵的诗歌，其实都是诗牌上的诗⑤。同时，诗牌对诗歌的取材也有极大影响。如上引后人题咏寇准与丁谓的恩怨故事，则颇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情况：诗人们来到甘泉寺，并不是以寺庙本身为题材进行诗歌创作，反而从诗牌的故事出发，把焦点集中于寇准与丁谓的恩恩怨怨上。而后人对苏轼《富阳妙庭观，董双成故宅。发地得丹鼎，覆以铜盘，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为人争夺持去，今独盘鼎在耳，二首》一组诗歌的唱和，更能管窥问题。 苏轼此诗，是两首七绝，分别以“坛”、“安”；“悲”、“支”收韵，押“四十寒”与“四支”韵。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苏轼此诗得到了后人的多次唱和，如次韵之作，有范成大《宿妙庭观次东坡旧韵》、王铚《宿妙庭观次东坡旧韵》、程秘《题妙庭观》等；追和之作，则有谢伋《妙庭观二首》、麋师旦《妙庭观》、徐安国《妙庭观》等。苏轼这组并不怎么有名的诗歌，却引发了后人多次唱和，这显然不是因为这些诗人随身携带着一部苏轼的诗集或者把这组诗默记于心了，而是因为苏轼这组诗也被揭诸诗牌，从而能够被来妙庭观游览的诗人们读到，并由此引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因而这些关于妙庭观的诗歌，均出现了与苏诗不同程度的互文性。苏轼此诗以董双成成仙的传奇故事为题材，抒发“人去山空鹤不归，丹亡鼎在世徒悲”的异代之思，并批判世俗“时有世人来舐鼎，俗随鸡犬事刘安”的不劳而获的妄念。而此诗的次韵唱和之作，也大多从这一题材着眼，并对苏诗的思想有正面反面的引申发挥。如范成大的诗以“世人舐鼎何须笑，犹胜先生梦石芝”自嘲，抒发连行动都不采取的荒诞妄想；王铚的诗，则反用其意，抒发“祗今山下传遗姓，应守琼田旧玉芝”的后人对董双成的想念；谢伋的诗，则抒发“承露仙人辞汉后，几重深杳隔瑶池”的仙人远去、萧条异代之感，等等，这些主题与思想，均与苏诗相近或相反。总而言之，诗牌之诗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或为心理触媒，刺激观者的创作欲望以及对前人时贤一较高下的创作心理；或为文化语码，丰富观者对所在地的典故与文化联想；或反过来限制观者思维指向与创作思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登览游览类的诗歌，是一个重要门类，数量甚巨。而从笔者对诗牌的揭示中可以看出，这类诗歌，其产生机制，除了传统的外物感发的创作心理外，也极有可能是受到诗牌之诗的影响。关于这点，笔者拟另行撰文探讨。 上文简单探讨了诗牌产生的社会背景、题写方式、功能与作用，以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诗牌是一种诗歌保存与传播的媒介，同时也是一种诗歌的阅读载体，不唯唐宋独有，至明清犹存。诗牌既是诗歌文化盛行下的器物印记，同时又折射了方方面面的文化现象。但较为遗憾的是，现在难以得见诗牌的实物或影像，在考古报告中，也未见提及。当下在一些名楼古刹中，多藏有经过装裱的名人诗词题咏以及楣檩廊梁间的楹联，这或许是古代的诗牌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延续吧。 ①可详见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苏勇强：《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本文所引唐人诗歌均出自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宋人诗歌均自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数量较多，为省减篇幅，仅在正文中点明诗人诗题，不再一一出注。 ③从上引王禹偁《送牛学士知润州》诗中“茅君仙洞披图见，张祜诗牌拂藓看”可证。 ④韩琦《答袁陟节推游禅智寺》诗中有“小杜诗板暗，乐石未曾刊”之句，可证。 ⑤上引六诗，除李纲之诗外，其余五诗都可以从诗题中直接看出为次韵诗牌之诗的作品。而李纲一诗，所次韵的是苏轼的《和黄秀才鉴空阁》。从李纲诗歌中“东坡谪仙人，游此江海境。赋诗凿空阁，如以镜写影……读翁阁上诗，宛若相像镜”等字句可以看出，苏轼此诗，也被制成诗牌，故而李纲一诗是次韵苏轼诗牌之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