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毛泽东党内民主思想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民主论文,思想论文,陈云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5)02-0032-05
党内民主，就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管理党 内事务的制度[1]。发展党内民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陈云与 毛泽东一道依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条件，将马列主义的民主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 结合，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党内民主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内 民主理论。
陈云、毛泽东党内民主思想的共同点
(一)推进党内民主必须反对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中国共产党成长与发展的土壤极度缺 乏民主传统。由于民主观念和封建主义的势不两立，所以，和封建主义下盛行的个人崇 拜、家长制、一言堂等陋风陋习作斗争贯穿着中共革命、执政的整个过程。早在江西苏 区时期，毛泽东便对根据地原来的政治生态极为不满意，认为当地的社会组织“是普遍 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 为一种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 建设，真是难得很”[2]。当时，在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深植着封建时代独裁 专制的痼习，民主制度很难推行，必须进行广泛的党内民主的教育。毛泽东要求：“必 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 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3](P529)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毛泽东都是反对 个人崇拜的。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 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 止歌功颂德现象。”[4](P1443)直到1956年，他还批评了斯大林个人专断、严重破坏民 主集中制、破坏民主、破坏法制的错误作风。
由于曾长期担任中共组织部长，亲历党内斗争，陈云对家长制给党内造成的危害有着 非常直观的感受，这也是他长期以来坚持反对家长制的重要原因。大跃进时期，党内生 活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家长作风，造成各地干部和群众不敢讲真话，假话、大话、空话满 天飞。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尖锐地指出：“一个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是危险的。我 们提倡讲老实话，但要有讲老实话的条件。现在除了第一书记、组织部长还可以讲一点 干部的真实情况外，其他人都不敢讲，这是党内一种不正常的现象。”[5](P50)1962年 2月8日，在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的一次会议上，陈云专门提及民主问题，再次强调当时 党内盛行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现象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样下去， “我们的革命事业肯定是要失败的”[5](P106)。在陈云看来，只要有个人崇拜，党内 民主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难以实现和发展，所以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 是对毛泽东晚年“两种个人崇拜”观点的否定，具有深远的意义。陈云认为：“要求革 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 志本人的意见。”[6]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坚决反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与邓小平、叶剑英一起将党重新拉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彻底扫除了党内 的个人崇拜之风。
(二)推进党内民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 导下的民主相结合”[7]，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坚持民主 集中制。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对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 步的论述：“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 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 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 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 主集中制。”[8]毛泽东认为，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扩大党内民主的正确途径，有利于“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9]的政治局面。
陈云对民主集中制理论的论述既侧重于经验总结，又不缺少理论阐述，现实性和可操 作性更强，对党内民主的扩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陈云将坚持民主集中制视为党 内生活的基本准则，1980年11月上旬，陈云同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时就曾 指出：“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 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5](P260)他举例说：“‘ 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泽东来了一个反‘反冒进’，结果 鸦雀无声了。”[10]在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陈云通过反思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深化 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民主始终是集中的基础，“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 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而“民主又必须通过集中”才能发挥作用[11](P242-24 3)。把民主和集中的这一对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结合起来，充分注意并发挥他们之间 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作用。另外，陈云还从如何正确处理党员个人与党组织、党内上 级与下级、领袖与党三类关系入手，强调在实行民主集中时，“四个服从”(注：1938 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 提出“四个服从”的观点，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 中央。“四个服从”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最基本的党内组织原则。)一个也不能少 。在这一点上，陈云被认为是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模范执行者”，正如有的研究者 所说，陈云“在行动上谨慎，在不公开的会议上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同意也 会坚决遵守党的决议，从不搞试图改变党的决定的非法活动”[12]。
(三)推进党内民主既要发挥党员的个性，又要坚持党性原则。发展党内民主要处理好 党员个性和党性关系。不充分发挥党员的个性，党内就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相反，发挥党员个性，如果不注意保持党员党性，便会走入极端民主化、泛自由主义的 歧途。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陈云都特别强调党员保持党性和个性的统一。毛 泽东认为，全党的领导机关、党员和干部都要高度地发挥其个性，这种个性具体表现在 “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 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3]( P529)。党性原则主要表现在承认党章、党纲，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坚持 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做坚决斗争，不做和事佬，不当 老好人”[13](P279)。毛泽东曾经提倡“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 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大无畏气概，其实就是党性原则的一种生动表达。作为延 安时期的组织部长，陈云把党性原则作为衡量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他认为，“没有党 就没有个人，只有在党性建立之后，个性才能有可能建立与发展”，“每个党员必须具 有随时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13](P154)。同时又强调，党员干部不要曲解党性为脱离 社会的“纯洁”，不能为了追求“洁身自好”的最高党性而排斥正常的人际交往，使自 己变得战战兢兢，不近人情，这样只会在“党与非党干部之间隔起人造的墙壁”[13](P 136)，丧失社会基础。
陈云对毛泽东党内民主思想的发展与超越
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民主传统、民主作风、民主方法等党内民主 的具体形式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相结合，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中国共 产党党内民主理论的本土渊源。陈云不但继承了毛泽东党内民主理论的精髓，而且反思 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将党内民主的制度和监督形式付诸实践，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 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理论。
(一)关于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陈云和毛泽东都反对照搬西方式的“议会自由”、“ 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提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但对于民主的具体实现形 式，两位领导人却有着不同的设计。毛泽东提倡“大民主”：“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 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一万年以后 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14]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这种民主 形式推波助澜，并用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它进行了经典概括，“ 大民主”变成国家和党内民主生活的主要形式。很明显，毛泽东的“大民主”就是发动 群众，群众通过大搞运动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义务，表面上是一种最 彻底的民主形式，实际上违背了民主精神，是一种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依靠理想主义 支撑的过激行为。在和平年代，由于这种“大民主”缺乏制度的约束，无组织、无纪律 ，很容易失控，往往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就是一个 明证。
陈云坚决反对“大民主”，提倡在党纪国法约束之下的“小民主”。这种“小民主” 既能保证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又能规范人民在行使这些权利 时的行为，自觉履行各项义务。将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与党纪国法联系起来，是陈云党 内民主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 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11](P131)，党强调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权 利。否定或不尊重这些权利，也是党纪所不允许的。在晚年，陈云多次讲到纪律问题， 时刻提醒党内要保持警惕，谨防“五种人”(注：“五种人”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 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 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参阅陈云“在党的第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陈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第276—277页。)混进干部队伍，破坏党内正常的民主气氛。陈云主张，当党内有意见 分歧时，要和风细雨地摊开来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切不能用“四大”的方法，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 成为罪状，给人戴帽子，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他曾经风趣地说：“ 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11](P51)
(二)关于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制度建党是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民主精神能否在 实践中真正贯彻，制度安排相当重要。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非常注意党内民主的制 度建设，有不少闪光的思想，比如集体领导制、党委制、党代表常任制等等，都离不开 他的贡献。毛泽东强调：“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专断。”所以，“ 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 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对于复 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 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4](P1340-1341)。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正确的思 想更倾向于靠一种命令强制的方式来贯彻，没有形成具体、科学的常规机制。执政以后 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核心领导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党内开始滋 生居功自傲的情绪，把党的意志甚至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党的主要领导人、 与家长制和个人崇拜做了一辈子斗争的毛泽东，在晚年竟然发动“文化大革命”，陷入 了实践与理论相悖的误区。这些无疑都是党内民主的制度缺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陈云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总结历史教训，针对当时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 已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状况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首先，为了恢复和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 度，倡导建立中央书记处。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应该采取集体办公方 式，要办的事立即办，不要拖延，像现在这样传阅画圈的办法是要误事的”[5](P256-2 57)。其次，“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 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 ”[13](P307)。陈云还和邓小平等领导人一起继续完善和发展了党委制、党代表常任制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等中国共产党的好传统，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通 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集体领导、党性 党纪、党内选举、党员干部监督等与党内民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制度安排。最后，陈云 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身体力行地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常规的退休制度，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晚年，他多次强调接班人和青年干部培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注：例如：《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1981年5月8日)、《在党的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82年9月6日)、《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1 981年7月2日)、《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1983年2月 25日)、《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1983年6月30日)等。参见《陈云文选》(一 九五六——一九八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陈云和邓小平的推动下， 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新人占到211名，其中包括后来的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为党的领导层输入了新鲜血 液。
(三)关于党内民主的监督机制。监督是保证党内民主正确实施和发挥最大效益的基本 措施，所以，扩大党内民主离不开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正如邓小平所说：“宪法上规 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 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 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5]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整 党来实现党内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党员中的错误思想，使党内达到空前的统一。 这种通过政治运动开展自我清淤的方式一直被沿用到建国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像“三反”运动、“四清”运动等等。陈云认识到，作为一个执政党，再用搞运动的方 式来实行党内监督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开始加深对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监督机制的思考。 陈云对党内民主监督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是恢复健全了党内专门的监察机构——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并形成了一整套纪律检查机制，以纪律来监督和保证党内的民主秩序。 另外，陈云还非常重视群众对党内民主的监督，提出要有一个群众监督机制，让群众和 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应该把群众“善意 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益武器”，欢迎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3](P13 9)。
思考与启示
陈云、毛泽东党内民主思想所形成的不同特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
(一)两人所理解的民主地位存在差异。在毛泽东看来：“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 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16]这种对民主含义的理解，使得毛泽东在晚 年的政治实践中，把民主仅仅当作建立党内生活高度集中的一种手段，地位被贬低。陈 云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从多方面强调发扬民主，要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不仅是手段， 更是目的。
(二)两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存在差异。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立 志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任何经验 可资借鉴，加上当时全球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阵营分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路径和政 治模式的选择始终未能摆脱苏联的影响。中苏决裂之后，毛泽东对形势产生误判，将阶 级斗争视为世界和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对如何克服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实行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进行了艰苦 的探索，留下了一大批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成果。但是，曲折复杂的历史决定了毛泽东 党内民主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陈云总结了历史教训，同时吸收了改革开放中党的民主建设经 验，提出了许多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新的理论见解。
(三)两人所具有的思维风格存在差异。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革命者，毛泽东的政 治思维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风格，乐观、张扬、超前、斗争等构成了这种风格的主要特 色，这种浪漫主义的倾向在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实践中尤其突出。所以，毛泽东的一些民 主理念往往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飞向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一个远离事实的层次。陈云 在中央长期担任组织、经济和纪检战线的领导者，具体、实际的工作性质决定其思维形 成“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3](P314)的务实风格。与毛泽东 不加试验地勇往直前不同，陈云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更注意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正是 这种思维模式保证了陈云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纠正毛泽东某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党内 民主设计。
通过比较陈云和毛泽东的党内民主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两条基本启示：其一，民主理 论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理想化，一定要符合现实。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要推进 党内民主建设，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运用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党内民主 思想的精华，将发展党内民主与如何改进党的作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结合起来，积极 通过健全党内民主来改进党风，提高党的形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其二，党内民主一 定要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近年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今后必须 依据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新思路，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 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 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 意见制度，继续推动党内民主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