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与宏观经济学思潮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最新变化紧密相关，每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事件都会引起一次重大的经济学思潮转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作为现代经济史上少有的重大经济事件，已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引起很多争论和思考。本文主要目的是梳理金融危机前后西方宏观经济学思潮的转变，并对这场大争论的初步结论和借鉴意义进行总结。 一、危机前“新共识”宏观经济学的形成及其评价 (一)“新共识”的产生背景和形成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性普遍下降，宏观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显著提高，这一现象被称为宏观经济“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该现象与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上的转变相关，同时也与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年的发展有密切联系。 在这一宏观经济大背景下，现代宏观经济学这个曾被视为具有深刻裂痕、缺乏共同观点的学科，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现象。主流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在研究方法、主要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上逐渐趋同，形成了所谓的“新共识”宏观经济学。尤其是曾经存在很大差异的新凯恩斯和新古典主义两大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乃至观点逐步趋向一致。[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不管是研究者，还是决策者，都越来越自信，认为在一些曾经看起来很棘手的争论上，宏观经济学已取得重要进展，使得今天宏观经济学家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远少于过去的年代。[2] 关于这一现代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间的趋同现象，学界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如“新兴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3]，“宏观经济学收敛”(Convergence in Macroeconomics)[2]和“新共识宏观经济学”(New Consensus Macroeconomics)[4]。不管是哪个说法，其背后含义一样，即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共同内核，而不再是一门缺乏共识的学科。在本文中，我们统一以“新共识”来代表这一思潮。 (二)“新共识”的主要内容 “新共识”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可以总结如下。 1.研究方法的趋同，体现在理论和实证分析框架两方面。(1)理论研究中，使用同一个核心分析框架，即跨期一般均衡模型来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即DSGE模型)；这一分析框架具有时间一致性，因此可同时分析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改变了原来宏观经济学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割裂的局面。(2)实证研究中，定量政策分析使用经过计量经济学验证的结构模型而非约简式模型。[2] 2.主要学术观点的趋同，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需要把预期内生化，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不同政策下预期的差异。(2)承认实际扰动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源头，因此货币政策是有用的，尤其是作为通胀控制手段。(3)通胀目标制是一项有效的货币政策，在一个相当宽泛的设定下可以证明，货币当局通过稳定价格水平就可以使总产出接近潜在产出，即货币政策单独实施就可以降低宏观经济波动。[2] [5] 3.宏观经济政策建议的趋同①，体现为如下四点：(1)以灵活的通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基石。(2)采用政策利率作为唯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因为在有效的金融市场中，所有利率和资产价格都可以通过套利机制相互影响，因此只要按照一个透明且可预期的规则(如泰勒规则)来改变政策利率，就可以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3)财政政策作用有限，应抛弃较难把握时机的相机决策财政政策。(4)金融监管并不是一个宏观经济工具，很多金融监管手段只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对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并没有好处。[6][7] (三)“新共识”的影响 “新共识”除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外，也深刻影响了各国的宏观经济决策。 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正朝“新共识“所建议的方向演变。理论进展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包括：中央银行独立性增强，采用通胀目标制和其他规则来指导货币政策制定，更多依靠消费，更多转为对劳动收入而非资本所得课税，等等。[8] 其次，很多央行的决策方法也受到了“新共识”的巨大影响。如目前美联储用于经济预测的FRB/US模型，尽管是在大量“新共识”模型兴起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发的，但依然吸收了很多七八十年代的新学术观点，强调了预期的内生性和符合一般均衡特性的长期动态特征。而更近期发展起来的央行预测模型，包括瑞典央行、挪威央行、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所使用的经济模型，很多已经是标准的“新共识”模型。[2] (四)危机前的质疑声音 虽然“新共识”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政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在金融危机前就已有不少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声音。 首先是来自主流宏观经济学界的内部反思。这些反思主要是提醒主流学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远没到可以满足的地步。这些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虽然“新共识”让主流宏观经济研究的“科学性”大大加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宏观经济波动；但这些理论缺乏得到公认的、能用于协助实际政策制定的证据，即“新共识”对宏观经济“工程学”的贡献并不大。对那些从事繁杂的实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作的决策者来说，最近20多年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对他们的日常决策几乎没有影响。[1] (2)即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使得货币政策制定中包含越来越多的科学原则，但现实约束因素(如无法在模型中反映的高频经济数据、无法量化的信息、经济本身不断发生的变化、决策者的良好判断力，等等)使得货币政策实际制定过程中肯定会伴有艺术成分，使其区别于自然科学实验。[9] (3)即使是“新共识”的一些主要政策框架，也依然存在很多弱点，很多重要现象没得到很好的解释。如当一个经济体出现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情况时，泰勒规则就不再有效；当一个经济体的工资刚性很强时，严格的通胀目标制并不是最优的。[10]事实上，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正好可以在稳定通胀的同时降低实体经济波动，只是一种“奇妙的巧合”(Divine Coincidence)，即只是“新共识”宏观经济模型的一些特定属性带来的；如果改变模型的一些基本设定，这个“巧合”就不再成立。[11] 总之，即使在金融危机前，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内部也不断有人提醒，不能盲从于“新共识”所推导出的很多规则。部分经济学家担心宏观经济学的“成功”只是学者们的自我哄骗。[10] 除了主流宏观学界内部，包括索洛(Solow)、克鲁格曼(Krugman)等一批其他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也对“新共识”有很多批评。如克鲁格曼(2000)认为，尽管拥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在方法上更为先进，但这些模型在宏观经济预测上并不比那些使用特设假定(ad hoc assumptions)的简单模型更加准确。一定程度上，这些模型追求一种过于抽象和现实性不足的研究，但在实务工作中却不比简单模型更有用，因此对于很多实务工作者来说是没有必要的。[12] 二、金融危机与“新共识”的表现 (一)新的经济现象和应对政策的无力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宏观经济学思潮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主流宏观学界在危机中显得无所适从，其政策建议也无力应对危机。 危机前，随着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性的下降，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本身也在发生其他蜕变。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来自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使金融部门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也使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和脆弱性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在危机前和危机中，“新共识”都没能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足够的指引。 一些国际组织在2006年左右已意识到资产泡沫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如国际清算银行的博利奥(Borio)等认为，在长时间经济扩张和低通胀后，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通胀，而是不断累积的金融杠杆，单纯关注通胀的货币政策将面临巨大风险。[13]但面对日益高涨的银行信贷泡沫，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央行直到2008年依然采取不主动刺破泡沫的应对措施。[14]事实上，美联储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成功应对了好几次较小规模的金融危机，这些成功经验使美联储对解决这次潜在危机依然充满信心。 到2008年年初，随着金融体系问题逐渐浮现，美国经济已出现困难，但美联储主要官员到2008年春季依然认为当时采取的货币政策足以缓解这些困境。[15]到2008年6月，尽管事后看离危机全面爆发更近了，但美联储官员对经济的预测甚至比两个月前还乐观。[16]面对日益逼近的危机，主流宏观学界和政策界看起来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尽管大家都意识到资产泡沫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但由于“新共识”模型对危机如何产生、应对和防止都无法进行解释，于是在危机应对政策上产生了激烈争论，同时也引发了对现有宏观经济学主流思潮，即“新共识”的重新评估。 (二)对“新共识”的强烈批评 “新共识”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招来了各方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既有危机前就存在而危机后被放大的声音，也有在危机后涌现出来的新观点。这些批评影响了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首先是来自主流媒体的批评。《经济学人》在2009年探讨了危机中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无力性。主流宏观学界关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忽视了资产的价格，中央银行过分沉迷于控制通胀而忽视了资产价格泡沫。这部分是由于他们过于信任金融市场，部分则由于他们对金融系统的内部运作毫无兴趣。因为加入了金融系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会非常复杂，而忽略金融系统则可以给分析带来便利，这种便利性使主流学界不可自拔，并自我愚弄说这种遗漏无关紧要。上述原因使危机前的宏观理论对金融部门和资产价格关注很少，因此当与资产泡沫有紧密关联的危机到来时，主流宏观理论就束手无策了。[17] 其次是其他领域学者的批评。和危机前一样，克鲁格曼依然是对“新共识”批评最为激烈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发展并没有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真正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整个宏观经济学正处于一个“黑暗时代”[18]。他还认为宏观经济学界之所以迷失是因为宏观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理想主义理论当做真理和现实。由于对数学和模型的迷信，他们甚至得出一些如“大萧条是大放假”之类的极端结论。危机以后，宏观经济学家将不得不承认一些不可预知行为的重要性，正视各种市场摩擦和不完美，并更加谨慎地提出政策建议。[19]经济思想史学者柯南德尔(Colander)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其研究的科学性不足，而在于对这些模型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强调不足。他认为对“新共识”模型的部分改良不足以解决该问题。[20]另一位一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经济学家科兹(Kotz)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一次系统性危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学共识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并不足以解决这样的危机。他认为，除政府救助和财政刺激外，必须引入更多的重构措施，如重新采用二战后使用过的政府管制资本主义。[21] 三、危机后主流宏观内部的争论和发展 面对“新共识”在金融危机中无能为力的现实，以及来自外界的各种批评声音，宏观经济学界进行了激烈的反思和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基本研究结论和主要政策应用等多个层面。在这些争论议题中，部分已经取得了初步结论，而部分依然在探索之中。下面将对其中几个最重要的争论议题进行归纳。 (一)关于“新共识”框架的科学性 危机前，主流学界对其基础研究框架的科学性充满信心，而危机的到来使人们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卡瓦耶罗(Caballero)认为，宏观经济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系统内部个体间的交互作用是难以预测的，因此个体行为的加总过程也难以预测。宏观经济学的现状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其研究对象的巨大复杂性和研究中追求的类似微观理论的精确性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22]柯南德尔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一个复杂系统中存在各种交互作用，如只考虑孤立个体的微观行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预测结果。一些模拟运算结果发现，宏观经济体系确实符合一个复杂系统的特征，即相似的微观个体行为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没有考虑到个体交互作用复杂性的“新共识”模型，其微观基础其实也只能算是一个特设(ad hoc)的微观基础。[23]给定上述观点，豪伊特(Howitt)建议将以个体行为模拟为基础的计算经济学引入宏观经济分析。[24] 除对“新共识”基础框架科学性的质疑外，很多不满还来自对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单一的担忧。佩奇(Page)认为对于宏观经济这样的复杂系统，不能用一个单一模型，而应该用多个多元化的模型来描述。[25]科兹奇(Kozicki)和法尔(Fair)也都认为应该鼓励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26][27] 面对上述质疑，“新共识”的拥护者也进行了辩护。如柯克伦(Cochrane)认为，上述质疑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新共识基准模型所依赖的假设条件确实不能反映现实，但正是这些基准模型使我们能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抽象出各种因素的具体影响和相互因果关系，从而加深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解。[28]伍德福德(Woodford)则坚持认为目前新凯恩斯主义者在基础DSGE模型上进行改进得到的“新共识”模型已经足够帮助进行宏观经济决策。[2] 关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在危机中的表现，同时身兼学者和决策者的伯南克(Bernanke)评价可能更为客观。在曼昆把宏观经济研究划分为科学和工程学两个层次的基础上，伯南克进一步将其划分为科学、工程学和管理学三个层次，后两个层次指的是不仅要根据现有宏观经济科学设计出更好的运行机制，而且还要有保证这一机制良好运行的管理方法。他认为，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在科学层面没有问题，但是在工程学和管理学这两个层次上都出现了问题，因此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科学性的成果更好地应用到经济实践之中。[29] (二)关于DSGE模型的适用性 从“新共识”研究框架的科学性开始，争论逐渐扩散到“新共识”中一些具体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上来。这其中的第一个争议就是来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下简称“DSGE模型”)。作为“新共识”的核心方法，在危机以后对该方法在现实研究中的适用性产生了激烈争论。 索洛一直以来对DSGE模型的过分应用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认为，尽管现有方法在基础模型上已加入很多改进，但该方法的核心假设依然是经济个体会在给定条件下最优化其行为，因此由这些个体加总而成的宏观经济也只追求一个恒定的目标。基于这一逻辑，当经济陷入困境时，个体及整体经济都已经根据理性预期做出了最优反应，那么经济干预政策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这一研究方法难以提出好的抗衰退政策建议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索洛认为上述逻辑跟现实经济中个体和经济整体的行为显然是不一致的，所以DSGE模型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方法的逻辑基础通不过直觉测试(smell test)。[30]对于这种激烈的批评，查里(Chari)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认为，最近20年现代宏观经济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的主流模型通过引入多种新要素，已部分解决了索洛提到的前述问题。[31] 相比索洛的严厉批判，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对温和，他们更多从技术层面指出了现有DSGE模型的局限性。如布兰查德(Blanchard)认为，问题并不在于DSGE模型本身，而在于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掌握好这个方法，或者说是目前的DSGE模型已超前于我们的使用能力。这体现在如下两方面：(1)当前宏观数据的信息量难以适用于这一方法。因为从系统方程参数到约简方程参数的映射是高度非线性的，使得利用现有数据很多方程无法识别；如贝叶斯估计之类的新方法引入虽然能改善这一问题，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这些模型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还会使用跟发达经济体相似甚至相同的模型来研究新兴经济体，而不理会两者间在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冲击上的巨大差异，这就会得出非常不准确的分析结果。(2)现有经济理论难以适用于这一方法。DSGE模型中所有动态变化必须来自最优化决策的调整。但在研究中经常会发现，现实经济中数量对于冲击的调整会慢于标准模型的预测。为解决该问题，通常会在模型中引入一些奇怪假定，使得模型构建变成一个逆向工程。而且一旦这些奇怪假定被引入，就会广泛应用于其他模型，而根本不考虑其是否符合现实。[32]持类似看法的还包括法尔。[27]他认为，随着变量的增加，DSGE模型的最优化问题会变得非常复杂。当需要设定的参数个数增加后，参数选择的随意性就大大增加，模型估计中的误差也随之增大。他把这些问题归根于这一方法给自己所设定的过多限制。 (三)关于局部均衡模型应用 与DSGE模型的发展相伴随，“新共识”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完全摒弃局部均衡模型，只认可把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分析基础的研究。而且在危机前，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和复杂技巧的普及，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从小型模型转向大规模模型的普遍发展趋势。 毋庸置疑，一般均衡方法极大提高了研究的严谨性，但这样的发展方向也是有代价的。随着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一般均衡模型越来越复杂；而且在考虑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很多因素是以特定方式被研究者添加进模型中的，这些添加往往没有经过严谨的验证(validation)，使得模型结论可能偏离现实。[32]因此，在危机后，部分学者呼吁应该重新重视更具实用性的局部均衡模型。如布兰查德认为，利用简单模型来渐进刻画复杂关系有助于形成直觉并便利沟通。他还认为，因为今天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完备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简单模型的局部均衡分析，所以我们有能力检验出简单模型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会表现出跟完整模型接近的性质，从而既简化了方法，又能避免过去局部均衡分析的弊端。[32]索洛也提出了同样的愿景，希望那些小而美的局部均衡模型能得到重新使用。[33] (四)关于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稳定 金融危机使学者们意识到金融市场摩擦已成为宏观经济分析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所以危机后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把金融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比恩(Bean)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演进过程意味着我们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应更多考虑金融中介机构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关注金融中介机构的代理人问题。[34]布鲁纳米尔(Brunnermeier)则认为，中央银行所使用的那些忽略金融摩擦存在的模型是导致“流动性螺旋”乃至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35]伍德福德进一步指出，当前金融中介机构跟传统商业银行的行为已有很大不同。在西方国家的金融系统中，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在竞争性市场上出售证券而非存款来为自身融资，这使我们只有在模型中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并以此出发，把金融中介机构和信贷摩擦等因素整合到宏观经济分析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的宏观经济状况。[36] 事实上，目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正有大量工作尝试把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市场结构结合在一起来刻画这场危机，已经被包含进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因素包括流动性蒸发、抵押品短缺、恐慌、低价抛售、金融风险转嫁等等，这些模型尤其强调了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的核心地位。对于金融摩擦在危机中的作用，还需要解释为什么金融摩擦所带来的冲击可能是持久且高度非线性的。布鲁纳米尔和桑尼科夫(Sannikov)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存在金融摩擦的经济中，因为存在高度非线性的放大效应，经济很容易就会变得不稳定，并会时而进入动荡的危机时期。在危机时期，由资产缺乏流动性而导致的内生风险，即使在外部风险很低的情况下也会持续较长时间。[37] 关于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研究是危机后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但是这一领域目前也仍存在争议。如在理解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的时候，其中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危机前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到底是体现了债务人对政府在危机中必须救援他们的理性认识，[31]还是有限理性和“动物精神”呢？[38]不同的答案将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可以想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将继续成为一个热门研究方向。 (五)关于如何借鉴历史经验 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时，数据可获得性也是制约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关于危机的数据和历史经验的缺乏，被认为是“新共识”在危机中无所适从的重要原因。如查里就认为，“新共识”模型无法预测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依赖的数据基础。美国战后宏观经济表现相对平稳，未曾发生大规模危机，这使得“新共识”模型在建立的过程中把危机当成了例外而非常态，因此难以预测危机。[31]雷恩-刘易斯(Wren-Lewis)也指出，“新共识”理论形成于宏观经济大缓和时期，还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危机的洗礼和考验。于是在危机到来时，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对于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就形成了很大分歧。[39] 为了让宏观理论适用于危机分析，主流学者需要从战后美国这一小段特定样本中跳出来，到其他地方寻找危机样本。寻找样本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方向是到更长的历史时间段中去寻找，如雷因哈特(Reinhart)和罗格夫(Rogoff)认为，对于金融危机这样的低频事件，必须基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分析。[40]另一个方向是到近年来发生过危机的其他经济体中寻找。在这个过程中，英语世界的主流学者更加重视美国以外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其中，20世纪90年代遇到类似危机的日本就成为很重要的分析样本。星岳雄(Takeo Hoshi)等学者对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处理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41][42]这些分析对后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完善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让宏观分析框架不再把危机当成例外，查里认为以后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应不仅能解释美国，而且也能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表现。[31] (六)关于财政政策的角色 宏观思潮的转变不但涉及研究方法的转变，还涉及具体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转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两大手段。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这两者被认为是宏观调控中两个地位均等的工具。但在过去20年“新共识”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正逐步退位于货币政策。原因包括：(1)财政政策的真实效果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质疑，财政乘数比原先预计的小；(2)金融市场发展使人们相信货币政策单独作用就足以稳定产出缺口，财政政策变得不再必要；(3)财政政策实施往往受政治条件约束，滞后性较强。[6]总体来看，在危机前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工具库中，财政政策的角色越来越有限。 金融危机前后，财政政策的角色经历了比较戏剧性的变化。在危机刚爆发时，理论界和政策界纷纷重新拥抱财政政策，比如一向并不支持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对抗衰退的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就认为，给定这次危机的一些特定条件，包括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国债增加不会带来利率明显上升，以及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因而不用担心公共支出项目的滞后性给经济波动带来负面影响，政府应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43]在理论界和政策界对于财政政策的拥抱中，各国都推出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但情况在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以后发生了较大转折。在部分发达经济体中，财政刺激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问题使国债市场失去信心。随着2011年和2012年，美国和法国分别被主要评级机构调低主权信用评级，对于发达经济体财政刺激计划的看法发生了逆转。同时，一些有影响力的金融危机史研究显示，金融危机经常会导向财政危机，[40]经济学家纷纷担心在发达经济体中也会出现政府预算赤字超出控制的所谓“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现象，于是大家转而关注财政主导性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44]学术界的转向，加上西方现实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大家对财政政策应对危机作用的看法又开始变得谨慎起来。 (七)关于金融监管和央行职责 在“新共识”中，基于对金融市场有效性的信任，理论界认为金融监管很大程度上是在宏观调节框架以外的。尽管政策届对这一观点持更为慎重的态度，但理论界的观点已逐渐影响到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中对于金融监管的定位。[6]在“新共识”理论框架影响下，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更多地指向了维持价格稳定。 金融危机迅速改变了这一切。这次危机与金融系统崩溃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大家在危机后深入反思金融监管的作用，以及央行在维持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责。在政策界，2010年7月，美国政府通过了名为《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即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金融改革法案，设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同时还加强了美联储等原有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在学术界，包括米什金(Mishkin)、拉詹(Rajan)、希勒(Shiller)等在内，15位美国金融领域的著名学者出版了阐述学术界对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一系列重要观点的“斯夸姆湖报告”(Squam Lake Report)。[45]这一报告代表了主流学界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思考。报告中强调了以下两个要点：(1)需要成立一个监控金融系统整体健康程度的监管者，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2)监管者需要强制金融机构承担他们倒闭所带来的成本，而不是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纳税人。 显然，金融危机后，不管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强调了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的重要意义。跟危机前“新共识”认为央行应该只关注价格稳定目标，采用政策利率作为唯一货币政策工具不同，危机后央行的另一项重要传统职能——保持金融稳定——重新得到了强调。[7]伯南克指出，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成为应付金融不平衡的手段，因此需要结合其他政策手段，如目标指向更明确的微观和宏观审慎工具来应对金融风险。一个正逐渐形成的共识是，央行应使用不同的工具组合来分别达到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稳定这两个目标。[7]通过金融监管能获得更为准确的信贷信息，并进而加强货币政策的效力，因此米什金(Mishkin)认为，在新的金融环境下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将更为紧密。[46]法伊(Farhi)和梯若尔(Tirole)也认同央行对金融系统的宏观审慎监管是必要的。他们甚至认为，在私营部门可能会策略性选择杠杆率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也应该随时间变化，这跟“新共识”认为应严格保持货币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47] 四、总结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西方宏观经济学思潮转变总结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发达经济体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学术界，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危机前，在西方经济体宏观经济“大缓和”的背景下，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都出现了趋同，形成了所谓的“新共识”宏观经济学，并对决策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新共识”理论却在危机应对中显得无所适从，使其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很多批评。尽管不少批评并不是在危机后才产生的，但是危机却实实在在地让这些声音迅速放大。这些批评促进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内部更深刻的反思和改革，带来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大量争论，也催生了大批新研究；大量在危机前认为不可撼动的宏观经济共识正受到挑战，宏观经济学界正进入一个创造性毁灭的重要时期。 这些争论涉及基础研究方法、基本研究结论和主要政策应用等多个层面。这些争论中的部分议题，包括金融摩擦对经济波动的意义，货币政策需与金融监管紧密结合，应在现有研究中更多借鉴历史和国际经验等，虽然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但学术界已初步达成了共识。但在其他议题上，尤其是在DSGE模型的适用性、简单模型在宏观研究中的角色、财政政策在宏观政策工具库中的角色等方面，不同学者的观点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尽管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依然认为，DSGE模型框架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那些建议让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以及让宏观经济科学研究与经济实践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 正如索洛所说，我们不应该抛弃已经积累起来的经济学理论财富，宏观经济学并不需要从头重建。[30]那么前进的方向在何处呢？卡瓦耶罗的观点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指引。他认为“新共识”最需要改进的是其对于模型本身的过度信任，如果主流宏观经济学继续对自己的内部逻辑过度沉迷，混淆了这一方法论在模型世界中的准确性和真实经济中的适用性，那么目前的这些改进最终都将是无效的，只会带来新的未预期到的危机。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找到那些即使在宏观经济这样一个真实世界的复杂系统中也依然稳健的方法和政策建议。[22] (二)对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西方宏观经济学思潮在危机前后的转变，对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是研究方法上，对于一个像宏观经济这样的复杂系统而言，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不应该让某个研究方法垄断，而应该支持研究方法的百花齐放。通过多种方法的比较和结合，更有利于得到稳健的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 其次是研究结论层面，我们既需要重视不同经济体的差异性，也要学会借鉴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即需要同时做到以下两点：(1)在借鉴其他国家理论研究成果时，必须注意到本国的特点。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结果很多都是基于特定国家的经济特征而得到的；即使从同一个模型出发，不同的假设条件也会使得预测结果大相径庭，因此要重视不同经济体之间差异性所带来的影响。(2)在强调差异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共性的存在。即使金融危机在本国有限的历史数据范围内没有发生过(或者没有大规模发生过)，但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已经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也可能以类似的机制发生在我们身上。因此要更多借鉴其他经济体的历史发展经验，加强跨国研究。 最后是实践层面。一方面要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结合。西方主要经济体吸取了金融危机中监管分割的教训，正在建立健全其宏观审慎框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日益复杂，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经济决策者借鉴。另一方面，应该让不同的政策工具用得其所，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来实现特定目标，并根据现实情况使用不同的政策组合来解决宏观调控难题。 ①这里所说的趋同主要指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深受这些理论影响的新兴经济体。标签：宏观经济学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金融论文; 经济论文; 央行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