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流刑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元流刑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81(2004)05-0045-05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研究领域，流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蒙古汗国政权和元朝，在流刑制度方面更有许多独特之处。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纷呈(注：权威论著诸如《中国法制通史》第六卷：“流刑三等：流三(按：应系“二”之误)千里，比移乡接连；二千五百里，迁徙屯粮；三千里，流远出军。”(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传世的元代民间类书《事林广记》(泰定本)收录的《至元杂令》，其中《笞杖则例》条，下列笞罪三等，杖罪三等，徒罪五等，绞罪至死，共四种刑罚，惟独没有流刑。这可以作为忽必烈统治初期取消流刑的一个证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法制史》：“(流刑)三等仍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等等。经笔者考察，上述记述似有误。)。本文拟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以期达成重新审视蒙元刑制的目的。
蒙元类似流刑的刑罚名目颇多，除流之外，还有放、逐、窜、奔、谪、出军、迁移、迁徙等，其中多为流之异称；惟迁移、迁徙、出军、谪的适用，虽然在一些案例中与流刑相混淆，但迁移、迁徙更多地类同唐宋“杀人移乡”之法(注：(元)《典章新集·刑部·禁奸恶》“迁徙遇革不赦”条：“今之迁徙，即古者移乡之法，给予流囚事理不同。”)；出军、谪则与秦汉以来的谪戍及后世的充军类似，与单纯刑法意义上的流刑有一定的区别。本文取“狭义”流刑作为讨论对象。
一、蒙元初期“循用金律”，对金流刑进行折代变通
流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元人徐元瑞《吏学指南》释之曰：“谓不忍刑杀，宥而窜于边裔，使其离别本乡，若水流远而去也。”[1](卷2《五刑》)蒙古早期习惯法已有流放之刑。《史集》载有成吉思汗的一道训令：“我们的兀鲁黑中若有人违反已确立的札撒，初次违反者，可口头教训；第二次违反者，可按必里克处罚；第三次违反者，即将他流放到巴勒真——古勒术儿的遥远地方去。此后，当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来时，他就觉悟过来了。如果他还是不改，那就判他戴上镣铐送到监狱里。”[2](第1卷，第2分册PP.359～360)
《蒙古秘史》载：乞颜贵族初立铁木真为汗时，其誓词称：“于征战之日也，若乎违汝号令，可离散俺家业妃妻，弃俺黑头于地而去!于太平之日也，若乎坏汝成命，可流散俺人夫妻子，弃俺于无主地而去!”[3](卷3P.88)成吉思汗曾“将拣选怯薛歹之旨，宣告于各千户曰：……俾入俺处为怯薛者，如躲避而不为，若难其近俺而行，则可入以他人。当刑其人，而流于眼不见之远方乎。”[3](卷9P.249)又曾降旨：“若怯薛者有脱，则将彼脱怯薛之怯薛者杖三而训之。该怯薛者再次脱怯薛，则杖七以训之，又该人身躯无病，亦未商于怯薛之官，又该怯薛者，三次脱怯薛，则杖三十七以训之。其难于俺处行也乎!当流之于背乡远方去乎!”[3](卷9P.254)然尚未检索到蒙古早期实施流刑的案例。
元朝流刑之制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制度设计大致仿效宋制，又带有辽金流刑的烙印。
蒙元初期曾沿用金律数十年(注：笔者以为，虽然史无起始时间记载，但至迟应在公元1234年灭金时即开始援用金律。)，此间流罪处罚主要是对金代流刑制度进行折代变通。首先，仿宋金刑制，仍“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列流刑为法定刑之一。其次，《金史》卷四五《刑志》载，金代以“流刑非今所宜”为由，并未实施流刑。蒙元初期司法审判多引金“旧例”为据，亦未实施流刑，而以它刑取代之。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八月，忽必烈颁布《中统权宜条理诏》，其中称：“据五刑之中，流罪一条，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条处置外，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决杖虽多，不过一百七下。著为定律，揭示多方。”[4](卷82《中堂事纪下》)传世的元代民间类书《事林广记》收录的《至元杂令》，其中“笞杖则例”条下列笞罪三等，杖罪三等，徒罪五等，绞罪至死，共四种刑罚，没有列出流刑[5](壬集.卷之1)。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将此作为“忽必烈统治初期取消流刑的一个证据”[6](第8卷P.321)。此说尚待商榷。元初并非取消流刑，只是因流刑不便执行而以其它刑罚代替。考《至元杂令》所记，实为《元典章》卷三九《五刑训义》所揭元初“循用金律”期间，对金代刑制进行的折合变通。其中流罪三等的折代变通关系见下表：
金法定流刑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金流罪折代处罚比徒四年比徒四年半比徒五年
加杖九十加杖九十加杖一百
凶初流罪折代处罚徒四年徒四年半徒五年
钩稽《元典章》等史籍，蒙元初期变通流刑的实例颇多，诸如：
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四月，“济南路归问到韩进状招：因与亲家相争，将棒于在旁冯呵兰右肩上误打一下，因伤身死。法司拟：即系因斗殴而误杀伤论，致死者减一等合徒五年。部拟一百七下；省断七十七下，征烧埋银。”[7](卷42.刑部4.误杀.“因斗误伤旁人致死”案)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正月初二，中都路李三丑于酒后与朋友骑马相逐，不意将行人田快活撞倒身死。“法司拟：三丑所犯，即系于城内街上无故走马，以故杀人情犯。旧例，于城内街巷无故走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其李三丑合徒五年。部拟量决七十七下；省断准拟征钱二百贯，与被死之家”[7](卷42.刑部4.过失杀.“走马撞死人”案)，等等。此类事例均发生在至元初循用金律时期。依金律，斗殴杀人者绞，减死一等的法定刑应为流三千里。蒙元初据金比徒五年杖一百的旧例，分别判处徒五年加决杖一百七或徒五年。值得注意的是，前揭案例显示，刑部及中书省(有时为尚书省)对普通案件的最终裁定，均有大幅度减轻处罚的情况，体现了元初“用刑平恕”的法制思想。
不过，在此期间仍有涉及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秩序犯罪及人命重案而执行流刑的案例。例如至元初，某年冬祀太庙，“有司失黄幔，索得于神庖灶下，已甚污弊。帝闻，大怒曰：‘大不敬，当斩!’(赵)璧曰：‘法止杖断流远。’其人得不死。”[8](卷159《赵璧传》)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正月，济南路民刘全因细故，用棍棒拳脚将女婿孙重二殴伤致死。法司拟，即系斗杀婿事理。旧例，“若尊长殴卑幼折伤者，缌麻减凡人一等，死者绞。”其刘全合行处死，而“部准拟呈省断，将刘全流去迤北鹰房子田地，仍于家属征烧埋银给主”[7](卷42.刑部4.杀亲属)。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三月，“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8](卷6《世祖三》)。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二月八日，德州民司都喜纠合苏瘦儿等共七人，印造伪钞九百五十贯。官府将苏瘦儿等断讫，拟定司都喜合行处死。“都省议得：司都喜所招印造伪钞，未曾使用红印、墨条印，事发到官，罪犯即系伪造未成……拟将司都喜比其余为首印造伪钞已成中使的人，减死一等，流入直北鹰房子种田处住坐。”[7](卷20.户部6.钞法.伪钞.“伪钞不堪行使流远”条)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正月，“管如仁、费正寅以国机事为书，谋遣崔继春、贾靠山、路坤入宋。事觉穷治，正寅、如仁、继春皆正典刑，靠山、坤并流远方。”[8](卷6《世祖三》)
二、至元八年以后流刑考略
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朝，为彰显新朝更始，万象更新，遂诏令：“泰和律令不用，休依著那者。钦此。”[7](卷18.户部4.官民婚.“牧民官娶都民”条)此后，司法审判不再援引金律旧例。而是通过历代皇帝的诏敕、朝廷制定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法规的颁行而逐步形成，流刑亦渐制度化，并开始实施。
在《元史》、《新元史》和《元典章》等文献中，我们检得一组具体适用流刑的案例，兹将至元八年以后发生的部分案件，按年代为序如次：
至元十二年二月，洺磁路总管姜毅捕获农民郝进等四人，造妖言惑众，敕诛进，余减死流远方。十二月，西川沧溪知县赵龙遣间使入宋，敕流远方，籍其家[8](卷8《世祖五》)。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流征占城擅还将帅二十三人于远方[8](卷13《世祖十》)。至元二十八年七月，给还行台监察御史周祚妻子。祚尝劾行尚书省官，桑哥诬以他罪，流祚于憨答孙，妻子家赀入官，及是还之[8](卷16《世祖十三》)。
元贞元年五月，流别阇于江西，从月的迷失讨贼自效[9](卷13《成宗上》)。大德八年三月十六日法司奏称：去年冬间吴马儿等一起贼人，将百姓每的媳妇孩儿，掠卖去做奴婢，业已断讫。今后诸掠诱良人为奴婢者，掠卖一个人断一百七下流远；二人以上处死；为自己妻妾子孙者断一百七下、徒三年[7](卷57.刑部19.诸禁.“掠卖良人新例”)。大德八年六月十七日，陕西行省安西路李保偷盗讫本使钱财，“赃满五百贯，罪该流远”。本部议得，“缘奴盗主财，并本使不曾申官，以此参详，拟合比例免流，依上断决九十七下，分付本使收管。相应都省准拟施行。”[7](《元典章新集》刑部.“拐带”)十月，杖流吴祈、石天补等于安西[9](卷14《成宗下》)。
武宗至大二年十月，杖流洪重喜于潮州[9](卷15《武宗》)。十一月，诸王孛兰奚以私怨杀人，当死。大宗正也可扎鲁忽赤议，孛兰奚贵为国族，乞杖之，流北鄙从军，从之[8](卷23《武宗二》)。至大三年九月，流宁王阔阔出于高丽[9](卷15《武宗》)。至大四年正月，杖流忙哥帖木儿于海南，流平章政事速思不花于高丽[9](卷16《仁宗上》)。
仁宗皇庆二年三月，杖流高丽陪臣事思温、金深于临洮[9](卷16《仁宗上》)。
延祐四年闰正月，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罗，寻移大青岛[9](卷17《仁宗下》)。延祐五年七月，诸王不里牙敦之叛，诸王也舍、失列吉及卫士朵带、伯都坐持两端，不助官军进讨，敕流也舍江西，失列吉湖广，朵带衡州，伯都潭州[8](卷26《仁宗三》)。延祐七年六月，流徽政院使米薛迷干于金刚山[9](卷18《英宗》)。八月，脱思马部宣慰使亦怜真坐违制不发兵，杖流奴儿干之地[8](卷27《英宗一》)。十二月，流前高丽王謜于吐番撒思结之地[9](卷18《英宗》)。
至治元年二月，杖流监察御史成圭、李廉亨于奴儿干。三月，宦者孛罗铁木儿坐罪，流奴儿干地[8](卷27《英宗一》)。至治二年正月，流徽政院使罗源于耽罗。五月，泰符、临邑二县民谋逆，其首王驴儿伏诛，余杖流之。诸王阿马、承童坐擅徙脱列捏王卫士，并杖流海南[8](卷28《英宗二》)。至治三年八月，将作院使哈撒儿不花坐罔上营利，杖流东裔，籍其家[8](卷28《英宗二》)。十二月，流月鲁帖木儿于云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吕不花于奴儿干，孛罗及兀鲁思不花于高丽大青岛[9](卷19《泰定帝》)。
泰定二年十一月，息州民赵丑厕、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郭菩萨伏诛，杖流其党[9](卷103《刑法志下》)。
文宗天历元年，也先捏将兵擅杀官吏，俘掠子女货财。诏刑部鞫之，籍其家，杖一百七，流南宁府[9](卷103《刑法志下》)。九月，流朵朵、王士熙等于远州[9](卷21《文宗上》)。天历三年八月，监察御史劾：“前丞相别不花昔以赃罢，天历初因人成功，遂居相位。既矫制以买驴家赀赐平章速速，又与速速等潜呼日者推测圣算。今奉诏已释其罪，宜窜诸海岛，以杜奸萌。”帝曰：“流窜海岛，朕所不忍，其并妻子置之集庆。”十月，籍四川囊加台家产，其党杨静等皆夺爵，杖一百七，籍其家，流辽东[8](卷33《文宗二》)。
文宗至顺元年二月，流王禅子帖木儿不花于吉阳军[9](卷22《文宗下》)。四月，明宗后八不沙被谗遇害，遂徙(顺)帝于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8](卷38《顺帝一》)。闰七月，行枢密院言：“征戍云南军士二人逃归，捕获，法当死。”诏曰：“如临战阵而逃，死宜也。非接战而逃，辄当以死，何视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8](卷34《文宗三》)至顺二年二月，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彻里帖木儿及速速、班丹俱坐出言怨望，流彻里帖木儿于广东，班丹于广西，速速于海南，并籍其家[9](卷22《文宗下》)。三月，御史台臣劾奏：燕南廉访使卜咱儿，前为闽海廉访使，受赃无算，难遇赦原，迄追夺制命，籍没流窜。诏如所言，仍暴其罪示天下。七月，只儿哈答儿坐罪当流远，以唐其势舅氏故释之。八月，诏刑部鞫内侍撒里不花巫蛊事，凡当死者杖一百七，流广东、西[8](卷35《文宗四》)。七月，监察御史张益等劾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钦察台反复不可信任，流钦察台于广东，同妻孥禁锢[9](卷22《文宗下》)。至顺三年七月，燕铁木儿言：“诸王彻彻秃、沙哥，昔坐罪流南荒，乞赐矜闵，俾还本部。”[8](卷36《文宗五》)从之。
顺帝后至元元年十月，流诸王晃火帖木儿及答里、唐其势子孙于北边。癸亥，流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于岭南(注：《新元史》卷二三《惠宗一》。《元史》卷三八《顺帝一》记为：“后至元元年十月癸亥，流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于广海安置。完者帖木儿乃贼臣也先铁木儿骨肉之亲，监察御史以为言，故斥之。”)。闰十二月，流彻里帖木儿于南安[8](卷138《脱脱传》)。
至正十五年三月，台臣犹以谪轻，列疏其兄弟之罪，于是诏流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刺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簿录入官[8](卷38《顺帝一》)。
综合前揭案例，对蒙元流刑之制作辨析如下。
首先，关于流刑适用对象。由于前揭案例均从官方文献检得，故主要记录的是贵族官僚犯法受处置的事件。由此可见，元代流刑适用的对象，首先是皇亲贵族，且大多并非因刑事犯罪，而是出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有元一代，新君继位后当务之急是打击镇压异己政治势力，尤其是那些虎视眈眈觊觎皇帝宝座的皇亲贵族。而最佳办法当属流放，以某种理由将其赶出京城，远离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以此削弱其政治上的影响；或迫使其远离苦心经营的老巢，使其丧失复辟的实力基础。这样做的结果，避免了手足相残的恶名。在上述40余件案例中，涉及皇室案件10例，约占四分之一，诸王12人。另外，基于流窜远边，“以杜奸萌”的目的，其他贵族官僚非因私罪缘由被处流刑者众，达24例60人。而平民百姓则多因犯刑事罪，特别是犯盗贼、私盐等重罪而处以流刑。
其次，前揭案例所涉及的流放地点，显然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存在差异。《元史》曰：“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流刑：辽阳，湖广，迤北”；“诸流远囚徒，惟女直、高丽二族流湖广，余并流奴儿干及取海青之地。”[8](卷102《刑法一》)延祐六年七月，“命分简奴儿干流囚罪稍轻者，屯田肇州”[8](卷26《仁宗三》)。泰定五年九月，御史言：“广海古流放之地，请以职官赃污者处之，以示惩戒。”[8](卷30《泰定帝二》)从之。《元典章》载：延祐六年八月《盐法通例》规定，“私盐事发，到官取讫招状，合以赦后为坐。其三犯者与再犯一体断罪，蒙古、色目人发付两广、海南，汉人南人发付辽阳屯田。”[7](卷22.户部8.课程.盐课)
延祐七年三月，中书省议得：“各处合流辽阳行省罪囚，无分轻重，一概发付奴儿干地面。缘彼中别无种养生业，岁用衣粮，站赤重加劳费。即目肇州现有屯田，今后若有流囚，照依所犯，分拣重者，发付奴儿干地，轻者于肇州从宜安置，屯种自赡，似为便益。”[7](《元典章新集》刑部.刑制.刑法.“发付流囚轻重地面”条)对比来看，本文前揭案例中有的并未确指流放地，而以流、流远、流远方、流远州、流窜、杖流、流北鄙、流北边、流南荒、流东裔以代之，确指的流放地亦遍及北边、南边、西南、西北地区。
元朝行政区划历经数度变更，最终将全国划分为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和10个比较固定的行中书省。“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籓，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8](卷58《地理一》)流放地就分布在这些地方。按照方位大体可分为：
北边：所谓辽阳迤北之地、辽东，乃是概指辽阳行省属地，辖今东北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奴儿干，今俄罗斯黑龙江口一带，肇州，今黑龙江省肇源县，是元代北方主要流放地。高丽王氏王朝(公元918～1392年)在当时臣属于元朝廷，也是流放之地，即前面提及的高丽、高丽大青岛、金刚山、耽罗。
南边：湖广，泛指湖广行省。辖今湖南、贵州、广西大部、湖北南部。岭南，指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元设有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海南，海北海南道宣慰司，辖地含今海南省；雷州路，辖今雷州半岛，吉阳军，在海南岛，均隶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广海，元设有广海盐课提举司，可能在广西北部湾。广西，指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南宁府，治今南宁市。衡州路，治今衡阳市。潭州，即潭州路总管府，治今长沙市。《元史》卷三四《文宗三》载：至顺元年八月御史台臣劾奏：“前中书平章速速，叨居台鼎，专肆贪淫，两经杖断一百七，方议流窜，幸蒙恩宥，量徙湖广。不复畏法自守，而乃携妻娶妾，滥污百端。况湖广乃屯兵重镇，岂宜居此?乞屏之远裔，以示至公。”诏永窜雷州，湖广行省遣人械送其所。可见“流湖广”者多流南方边远之地。属于江西行省的流放地有：广东，指广东道宣慰司。潮州路，治今潮安。南安路，治今江西大余。集庆，江浙行省之集庆路，治今南京。
西北：肃州路，治今甘肃酒泉，属甘肃行省。临洮府，治今甘肃岷县。兰州，治今甘肃兰州。安西路，治今西安。以上属陕西行省。吐蕃，指宣政院直辖“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河州，即今甘肃临夏。
西南：四川碉门，即雅州碉门安抚使司，应在四川行省雅州，治今雅安。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治今云南盈江，属云南行省。
可见，蒙元流刑大体上遵循了“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的规定，但亦不尽然。至于按民族分别流放地，“诸流远囚徒，惟女直、高丽二族流湖广，余并流奴儿干及取海青之地。”则未必实行。一是有的蒙古亲王被流放高丽、高丽大青岛、奴儿干、“北方”；二是有的蒙古贵族官员、宦者被流放奴儿干、高丽、金刚山、耽罗、西北肃州、兰州、四川碉门等地；三是未见高丽人流南方的实例，反而有前高丽王被流放吐蕃，高丽高官流西北临洮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有的法律史论著引《刑统赋疏通例编年》称：“流刑三等：流二千里，比移乡接连；二千五百里，迁徙屯粮，三千里，流远出军。”[10](第6卷P.387)稽诸《元典章》、《元史》等官修史籍，除元初沿用金律期间，在《五刑训义》中出现刑道里之制外，有元一代，未见任何一例明确道里远近的流刑案例。而前已述及，连元初事实上也是用其他刑罚代替流刑。似可蠡测，《刑统赋疏通例编年》所记，实乃宋金旧制。
综合上述，蒙元流刑制度与唐宋流刑之制比较，具有如下特色。
一是流刑虽然始终是法定刑种之一，但蒙元前期因战乱频仍，局势不稳定而无法实际执行，遂以其他刑罚代替。随着攻宋战事的顺利推进，大元一统天下逐步形成，流刑实施的条件已经具备。远流东西南北，甚至流高丽、流吐藩的事例日渐增多。
二是与唐宋流刑有明确的道里和服役期限不同，蒙元法律条文设定的流刑失于笼统，通常用“流远”、“杖一百七，流远”、“流”表示，虽有流放方向和地点，却并未标明道里远近。迄今亦未检得服役期限的记载，只是遇赦可以放还。亦如《元典章》所载，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有行御史台反映流远贼人“常有逃逸回而再犯”的情况；认为其原因是“缘奏准明文不曾定到里数，并合流去处何他(地)，所是何官司交割，别无所守通例”[7](卷49.刑部11.诸盗.强窃盗.“流远出军地面”条)，这就为当权者适用流刑的随意性留有余地。
三是蒙元流刑适用，因民族、身份居住地及犯罪的轻重不同，而在流放地区或服役种类(有的充军役，有的服劳役，有的从事屯垦等)方面有所差别。
收稿日期：2004-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