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笛卡尔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们生活在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对扑面而来的意想不到的各种信息，面对高科技时代依然存在的迷信和愚昧，面对漫天而来的挥之不去的广告宣传，作为用大脑支配行动的现代人，如何仅凭人皆拥有的思维的判断力明智地处理日常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各种信息，或许，笛卡尔当年普遍怀疑的方法，今天依然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笛卡尔被誉为欧洲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近代哲学的创始人（英国的培根被视为欧州近代哲学的预示者）。笛卡尔享有如此殊荣，固然由于他确立了近代哲学无可置疑的认识论起点——“我思故我在”，这一原则以后成为理性主义的基石、主体论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后继者们虽然把他的体系的结论奉为既定之真理，却丧失了作为起点的怀疑的活力”[1]。作为笛卡尔哲学基本和首要方法的普遍怀疑，是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前，对人的思想的认知能力的系统检查，是对人们已然养成的既定成见的系统批判，它告诫人们切勿把可疑的东西当作真实可靠的东西来接受，而要接受一项事实，必须达到清晰、明确的理解程度。
因此，对于方法论的怀疑主义而言，怀疑的运用既是否定的，又是肯定的；既是批判的，又是扬弃的。怀疑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一切，而是为了排除成见，发现错误的原因，寻找知识的可靠基础。
一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个沉思是针对可怀疑的事物展开的，并通过三个依次递进的步骤而完成。(1)将一切由感官得来的东西都视为不可靠。这一点既是依据日常的经验，又显然沿袭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将感觉和意见的领域视为可变的，不真实的世界；(2)将身体的器官如头、手、脚视为不真实，如同在做梦一样，都是幻觉。早在柏拉图的时代，就流行着梦幻与清醒可能混淆的假说，所谓“浮生若梦”，而在更早的中国古代，也有庄周梦蝶之说。由此可见，对于梦的解析，直到笛卡尔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以至笛卡尔用梦境作为怀疑的一项理由；(3)对物体的性质、广延、形状、数量、地点、时间以及算术和几何学等不因具体对象存在与否而具有普遍性的共相和学科产生怀疑，这是基于一种邪恶妖怪存在的假定，以此说明人们平时计算出错以及在其他简单事情上出错都是这个妖怪在作祟。
上帝和妖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的伟力，前者以其自身的完善性吸引人们向善，而后者则因其恶的本性使人为恶。另外，笛卡尔还认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意志的不适当运用，也是导致人犯错误的原因。[2]在没有证明上帝存在之前，为了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排除一切成见，笛卡尔假定邪恶妖魔使他在各种简单事情上出错；在证明了上帝存在之后，上帝就战胜了妖魔，它被看成一切知识和真实性的保证。这说明把“清晰明确”作为接受事实的尺度不能成为终极的标准。人们怎么知道他们清晰明确地接受来的东西是真实的？或许此时是明确的，彼时就不明确了；在一人是明确的，在他人可能是不明确的。只有人们心中完满的上帝观念以及由此证明上帝的存在才是一切真实性的保证。因为上帝是至善全能的，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欺骗人，上帝用它的完善性和全能性保证了人们所接受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人和世上万事万物在根源上都要归结到上帝那里。[3]由此可以看出，上帝概念在笛卡尔的哲学里，不是宗教信仰的最终归宿，而是知识真实性的最后保证。有人认为，笛卡尔的哲学体系在证明了上帝存在之后，上帝就被置于一旁，无所事事了。其实，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概念在本质上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高概念“上帝”是一致的，上帝被看成无穷因果系列中最后的根源，它满足了人们的理性追根问底的形而上学要求，上帝是人们在追溯终极原因时不得不使用的一个逻辑假定。
由此可以知道，上帝概念在西方哲学的出现和使用，具有不同的层次和含义。笛卡尔把上帝看成人的理性能够认识事物真实性的最终保证；莱布尼兹认为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具有源于上帝的“前定和谐”，它是人的认识能够与所认识的对象吻合一致的保证：当斯宾诺莎把上帝看成整个“自然”时，那个上帝指世界成其为本身的非人力可及的自然原因或自然造化。在这些意义上使用的上帝概念都没有道德的含义。康德哲学区分了“现象”与“物自体”，认为人仅凭理性就能产生对各种“现象”的可靠认识，而无须上帝的辅助；但在道德领域，上帝被视为人为了行善而行善、不为任何功利目的所左右的最充分、最纯粹的理由。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他是对道德和神学含义的上帝进行批判和否定。
我思故我在——对存在物的任何认识，都离不开思维主体的至上性——再加上清晰明确的原则和上帝存在的保证，笛卡尔消除了一切怀疑。（注：“不管我使用什么证明和论据也必须回到这一点上来：只有我领会得清楚、分明的东西才有力量使我完全相信。”（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2.））感觉、物体的广延、性质、人身体的各个部位以及算术和几何学，笛卡尔通过连续持久的沉思，不仅确认了它们的真实性，而且确定无疑地认识到要获得有关它们的认识，那怕是错误的认识，也离不开认识着的主体存在的在先性。而获得真实知识的有效途径和可靠原则，就应像感知“我思故我在”那样，清晰明确地理解和接受关于事物的知识。
笛卡尔三个迂回曲折、逐级深入的怀疑步骤，常常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有些人因此提出了诘难，伽森狄就是其中的代表。伽森狄虽然看出笛卡尔普遍怀疑的目的是排除成见，他对此表示赞同，但他对笛卡尔不径直提出问题不能理解，认为这是故弄玄虚，不符合追求真理的坦率精神。[4]
笛卡尔对伽森狄反驳的答辩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小心谨慎以避免成见，既不能简单草率地否定过去的一切，也不能盲目自信地认为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正确；(2)一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家的任何结论，必须经过论证，对于不能加以怀疑的事物，要说明理由；如果说不出这样的理由，就不能匆忙得出结论。可见，在笛卡尔普遍怀疑的策略里，已经蕴涵了后来在胡塞尔现象学还原里作为首要步骤的“加括号法”，或称“中止判断”的方法。笛卡尔怀疑一切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排除一切成见、寻找知识的可靠基础，但在没有得出牢靠结论以前，既不能轻易相信过去已经接受的知识，也不能轻易对事件做出否定性的判断。而是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力图考察在一个清澈没有偏见的意识里，能认识到什么，或者认识不到什么。[5]所以，《主体性的黄昏》的作者在叙述胡塞尔哲学时，说胡塞尔在某种程度上更像笛卡尔的复活，这是有道理的。
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最终目的是探寻一切知识的可靠基础，但必须首先破除人脑中根深蒂固的成见。这就好比为了建一座新楼，必须把原来的旧楼拆毁一样。（注：“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尽管普遍怀疑的好处在开始时还不显著，不过，由于它可以让我们排除各种各样的成见，给我们准备好一条非常容易遵循的道路，让我们的精神逐渐习惯脱离感官，并且最后让我们对后来发现是真的东西决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笛卡尔充分考虑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他也为此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注：“这个工作的规模对我来说好像是太大了。因此我一直等待我达到一个十分成熟的年纪，成熟到我不能再希望在这以后还会有更合适于执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为止，这就使我拖延了如此之久，直到我认为如果再把我的余生不去用来行动，光是考虑来、考虑去的话，那我就铸成大错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笛卡尔之所以采取一种迂回曲折的怀疑方法，是因为在他看来，根深蒂固的成见不用此法不足以消除。[6]因此，用怀疑清除成见，首先要拿出敢于怀疑一切的勇气，同时，对于一个对象，并不能随意发动怀疑，怀疑本身要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合理化。我们由此可以体会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结论，是在清除了头脑中一切原有成见之后，在内心无比清澈透明的情况下，自然呈现出来的一种明晰性。斯宾诺莎认为“我怀疑，我思想，因此我存在”这一论断并不是省略大前提的三段推理，[7]这是有道理的。但他紧接着认为这一论断也不可能是可靠的结论，而是一个单一的判断，它完全与“我是能思想者”等值，却有些让人难于理解。实际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结论是在内心做出极大努力之后呈现出来的自明性。自明性或明晰性是自我显现、自我证明的，当然不会是推理的结论。在笛卡尔那里，自明性被看成是未来一切知识的可靠前提，是一切知识的可靠支点，也是获取和接受其他知识的尺度。
普遍怀疑虽然对一切成见和不可靠的知识存疑，但它与哲学史上的极端怀疑主义有根本区别。普遍怀疑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而且不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它必然会终于某一个止点，普遍怀疑的结果实际上阻止了各种怀疑论的反复侵袭。而哲学史上的极端怀疑主义，如皮浪的怀疑主义，是为了怀疑而怀疑，始终保持一种怀疑的状态，不做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判断。罗素认为这样的怀疑主义是“懒人的哲学”[8]。
二
既然笛卡尔试图通过怀疑建立知识的可靠基础，那么我们追问一下笛卡尔所理解的知识是指什么。
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里，提出两种获得知识的方法，即直观和演绎。笛卡尔认为，对于要考察的对象，应该追求的不是别人的看法，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臆测，而是我们能够从内心清楚而明显地直观出什么，或者说，从中确定无疑地演绎出什么；要获得真知，舍此别无它途。（注：“应该仅仅考察凭我们的心灵似乎就足以获得确定无疑的认识的那些对象”，“我们排斥的是仅仅知其或然的一切知识，主张仅仅相信已经充分知晓的、无可置疑的事物。”（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5.））从这里进一步证明，“我思故我在”的确立，是普遍怀疑后内心所呈现的自明性公理，它不是推论，也不是判断。依照这样的要求，只有算术和几何学符合知识的原则。但是笛卡尔认为，算术和几何只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两门可靠知识，它还不是所追求的理想科学，我们倒是可以借鉴算术和几何的方法，即直观（不证自明的公理）和演绎（依据公理而进行的推论）的方法，来建立可靠的科学。笛卡尔说：“现在该从上述一切得出结论了。这个结论当然不是：除了算术和几何，别的都不必研究；而只是：探求真理正道的人，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能获得相当于算术和几何那样的确信，就不要去考虑它。”[9]
在笛卡尔看来，各门学科虽有划分，但一切学科只不过是人类的智慧，而人类智慧不管施用于怎样的对象，从来都保持自身的完整，它不在乎对象之间的任何差异，犹如阳光普照万物；所以，大可不必把我们的心灵限制于任何界限之内。“我们必须相信，一切科学彼此密切联系，把它们统统完整地学到手，比把它们互相割裂开来，更为方便的多；因此，谁要是决心认真探求事物的真理，他就必须不选择某一特殊科学：因为，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彼此依存的，他必须仅仅着眼于如何发扬理性的天然光芒，——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或那个学派纷争，而是为了在人生各个场合，让悟性指引意志何去何从。”[10]笛卡尔所向往的科学，关涉的是人的良知，或者说，人皆有之的智慧。在他看来，人们还有必要研究各门不同的具体学科，不过是因为它们对此良知或智慧多少有所增益。因此，笛卡尔是把智慧看作能够像算术和几何那样清晰明确的构建的科学去追求的，这就是他“第一哲学”的“第一原则”。笛卡尔曾以赞叹的口气叙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经常看见有些人，虽然从来不注意研究学术，碰到什么事情，判断起来，竟比一辈子进学堂的人，确凿有据。清楚明确的多。”[11]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笛卡尔所追求的科学，是指人的智慧，即心灵的明智决断能力，它甚至较少包含道德的含义，因为道德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传统里可能不尽相同。
笛卡尔试图以算术和几何为样板，建立关于人类智慧的科学，这种科学在笛卡尔最初的构想里，既有直观的明晰性，又有可演绎的确定性，但又不是纯粹的计算和证明，而是关于心灵的清晰明确的科学。
现在有一些学者在研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如果他们关注一下笛卡尔哲学的话，会发现在近代哲学的开创者那里，追求明晰可靠知识的科学精神与追求人性智慧的人文精神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结合在一起。倒是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一下，笛卡尔之后，关涉心灵的智慧科学是否建立起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何种意义上发生了分离？
从笛卡尔的时代（17世纪）到如今，悠悠数百年过去了，笛卡尔所要求的以算术和几何为样板的智慧科学或心灵科学似乎还在襁褓之中，倒是数学本身以及数量化的趋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广泛的渗透。正在来临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在其本质上都与数字化相关，电脑网络虽然提供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它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其诱人之处并不亚于真实世界。笛卡尔当年绝对没有想到，后来学术发展的方向，是把他的模板当作了正板。笛卡尔关于智慧的设想，在几百年间似乎都没有大的进展，反而被淡漠了。现在流行的是“知识的权力”以至于成为“知识的霸权”，知识的海洋淹没了智慧的小舟。现在的知识门类划分非常细致，人们似乎在各方面都依赖于专家的意见，外来的诱惑、宣传和信息常常使我们心绪不宁，再加上时间对现代人显得异常宝贵，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认真地思考思考，像笛卡尔那样持久地去沉思一件事情、一个道理。现代人宁愿让一些懂行的人或用某些客观因素为自己做决定，而不愿自己用生来即有的思维去把一件事情想得清晰明确。弗罗姆虽然写的是《逃避自由》，其实人们也在“逃避智慧”。由于过分追求知识，现在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个学者或教授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似乎应该是戴着眼镜、弱不禁风、不谙世事的样子。知识的增加与智慧的增长不成比例。现代人来去匆匆，好像有做不完的事；忙来忙去，当然有些人获得了成功，相当一部分人往往是多有耕耘少有收获。笛卡尔和康德当年都把数十年的时间用于沉思，直到非写不可的那一天。现在，厚积而薄发，十年磨一剑似乎已成为过去，而时代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精品和货真价实的东西。
知识的分类、学科的分化越来越深刻，说明人类整体掌握的知识增加了，但个人掌握的知识却相对减少了，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门外汉，缺乏专门的知识。但是，面对膨胀的知识和爆炸的信息，个人需要的不是充塞更多令人窒息的知识，而是掌握一定的基本知识和正确恰当的方法。最高的方法莫过于时刻保持心灵的空旷和头脑的清晰，让智慧的火花随时迸发出来。激发智慧的途径，完全可以借鉴笛卡尔当年的怀疑精神，把内心的杂念、偏见、不确定的东西以及功利性的诱惑彻底清除去，让智慧在一个清晰透亮的心灵里自己显现出来。明明白白做人，清清楚楚做事。这就是笛卡尔普遍怀疑给予我们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0-04-30